作者：王晓阳
原题：地主变迁的悲情历史与乡绅文化的崩溃
很多年前，在老家听来的真实的故事，就让我很震惊：一位地主被批判，地点在他出钱捐助的小学的操场上，时间是1960年代。他当地主时盖的房子，依然是这个村最好的建筑；他盖的学校，依然是方圆几十里最好的学校；再往外走，即便有更好的学校，那一般也是其他地主修建的。同样的命运是：这些地主纷纷在自己修建的学校操场被批判。
这个地主是怎么死的？被批斗后，他走出学校，走到一座小桥，这桥也是他出资修建的。他抬起那颗刚刚被按在地上踩得青肿的头颅，睁开模糊的双眼，看到夕阳西下，残阳如血。一口真正的鲜血从他胸口涌出，大叫一声，栽倒水中。我脑海总是幻想着这样一副图景。与真实相比，能有多大差距吗？
任何一个群体中都有好有坏，地主也不例外。而几十年前中国主流文化对地主的妖魔化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地富反坏右"中，地主不仅语序上排名第一，其被妖魔化的程度，也是绝无仅有的。对此，我不想举太多著名例子了，大家可以看文章后附的那篇文章。
我想说的是：当年地主中的坏分子，即所谓恶霸，远远比农民中的坏分子，即所谓无赖贫农，要少得多。在那样的年代，多数地主都是有文化的，都是勤劳致富，多数贫农都是游手好闲所致。一位朋友跟我讲过，他们家当年是地主，雇着很多长工。吃饭的时候，地主和长工先吃，然后才是地主家的女人和孩子吃。因为在那样的年代，劳动力是需要被尊重的。每到过年过节，不认字的农民会来地主家讨要对联，地主要自己贡献纸张笔墨，写好了送给农民……
一种蛊惑性极强的口号从欧洲传到了中国，即西方那一套。于是，煽动农民，抢劫地主。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如果大家从此过上平等的生活，也就算了。权当80年前的地主被牺牲了一次，换来众生平等。（此处的平等，指的是财富结果平等，不是机会平等。80年前，机会是平等的。）
可惜，历史不是那样演绎的。80年后，我们又看到了新的地主。几个月前，我去北京某地，当我看到一位村支书指着一块又一块土地说"这是我的，那是我的"之时，我无语；当看到这位新地主的豪宅类似欧洲领主的庄园时，我更加无语。类似的情况，这些年已经听到、看到了很多。
我始终不反对地主的出现，因为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告诉我们，如果追求财富的机会相同，那么，每个人的结果必定不同。那么，80年来地主的变迁，仅仅是浪费了80年时间，现在我们又回到从前了吗？
可惜不是，从80年前旧地主到今天的新地主，其出现的原因、过程、结果是完全不同的——旧地主大多勤劳致富，新地主几乎全部是依靠与权力的勾结来攫取财富；旧地主造福乡里，新地主横行乡里，只是偶尔趾高气扬地施舍一下……
如果仅仅是财富的不公平转移，倒也罢了。问题在于：新旧地主两重天，导致了中国乡村文化的破产，这才是要命的。
几千年来，中国总有一些野心家打着奉天为民旗号，争夺天下，导致战乱，民不聊生。但是，中国几千年能够顺利延续，其中，乡绅文化是个重要原因。无论怎么战乱，以乡绅为主体的那部分当时的精英，他们始终勉力维持着各自所在地区的生态。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基本以乡村文化为主题；乡村文化基本以乡绅文化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当乡绅文化被彻底批倒批臭以后，中国的文化就彻底被官府垄断了，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终于堕落到了一个表面最强大、实际最脆弱的境地。新地主既然是与权力勾结所致，那么，缺乏文化底蕴的他们，仅仅是一群暴发户，他们对乡村生态非但没有任何有益的建设，反倒是无尽的破坏与摧残。
新旧地主的变迁，意味着生态彻底恶化，我们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承载实体，失去了祖先的佑护。
我们失去了乡村。 在我们失去的众多事物中，这仅仅是一小部分。
附录：
乡绅消失后的乡村命运
作者：刘毓庆（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传统中国乡村，在当代人的眼里，可能是与贫穷、饥饿联系在一起的地方，然而无论是在古代文人的笔下，还是在乡村耆旧的心中，乡村更多的是充满温情和诗意的祥和。我们只要从晋南村落今幸存的老宅走过，看看那残留的"耕读传家""地接芳邻""稼穑为宝""职思其居""居易俟命""君子攸宁"之类的门楣题字，从这些连今天的大学生都不能完全理解的古典语汇中，我们感受到了村落中曾经飘荡着的诗雅风韵和那背后深藏着的意蕴。这里没有豪言半语，而充溢着的是内在的道德修束。回头看看"新农村"随处可见的用现代化手段制作出的"福星高照""鹏程万里""家兴财源旺""家和万事兴"之类的精美匾额，虽说是传统的延续，而却没有了传统的风雅。如果从读书人的数量来说，当代中国农村绝对是古代农村的几倍乃至几十倍，然而为什么却没有从前的典雅，而且也失去了传统农民的道德坚守与精神追求？由此我们想到了传统中国农村的乡绅。
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即士大夫居乡者。这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此即所谓的"绅"或"大夫"；一部分是未曾出仕的读书人，此即所谓的"士"。由乡间士大夫组成的"乡绅"群体，他们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在官场有一定的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地了解。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因而"身为一乡之望，而为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绅衿论》，同治壬申五月一日《申报》）。他们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同时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的发展。他们可以说是乡村的灵魂，代表着一方的风气和文化。故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说："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页）
"乡绅"的核心是"绅"，即退居官员，他们在这个群体中起着主导作用。乡绅群体形成的基础是"农业文明"。自周代始，即把村落称作"里"。"里"字从田从土，即反映了"恃田而食，恃土而居"的农业型经济生活特征。从事农业的人群，不像游牧民族或商业人群那样四处行走，而是世世代代守护在土地上，他们像庄稼一样，把根深扎在了乡土里，对乡土充满了感情。虽说"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免要宦游他乡，但"叶落归根"则成了农业文明滋养的人群颠扑不破的信念。这种传统在周代就已出现。《仪礼·士冠礼》中提到有"乡先生"，郑玄注说："乡先生，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也就是退休乡居的卿大夫。之所以叫"先生"，是因为他们兼任着乡间的教育，所以郑玄说"先生"是"老人教学者"。从"二十五史"到各地方志，以及通俗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官僚告老还乡后，与当地"士"一同教授乡里，行化一方的故事。像汉代以力谏皇帝折断殿槛而闻名于世的朱云，退居乡里后，即教授诸生，"择诸生，然后为弟子"，培养出了两个著名的博士（《后汉书·朱云传》）。蜀中司马胜之，辞官不做，"训化乡闾，以恭敬为先"（《华阳国志》卷十一）。曾作过武威太守的冯豹，"以《诗传》教授乡里"（《东观汉记》卷十四）。宋之理学大家如二程、陆九渊、朱熹等，无一不是休官后还乡讲学，培育后进者。宋吕大防兄弟四人，大防曾为尚书右丞，大钓嘉佑进士，大忠曾为河北转运判官，大临曾为秘书省正字，都是"国家干部"，但中国乡村的第一份民规却出自他们之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蓝田《吕氏乡约》。南宋朱熹又对这《乡约》作了增损，由此而传播开来，对明清乡村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地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更详细的关于乡绅作为的记述。如《洪洞县志·人物志》记清之人物，靳之隆，曾为解州学正、阳城县教谕，"解任归，筑读书精舍，数百里负笈从游者，不下百数，各因其才，多所成就。处乡党以中正和平为一邑表率"。刘我礼，"考授州同，赠资政大夫"，"于里中建乡塾，捐资延师，寒畯多赖成就"。刘镇，刑部福建司郞中。致仕归，"所得俸尽赡三族。捐学田四十亩，助寒士膏火"。刘勷，直隶河督。致仕归，"督修学宫、城垣，并城南涧河石堤"。刘大悫，曾任贵西监司，以疾足乞假归，设墨庄家塾，"成就四方士甚多"。
19世纪的中国乡绅
修齐治平，是每一个士子的理想。这些乡绅，他们怀着四方之志，在青壮年时期通过科举、铨选，离开家乡，为国家效力。晚年归乡，则带着一身的荣耀相见于乡亲父老。他们的成就、德望为一乡民众所瞻仰，他们的学问知识为一乡学子所钦慕，他们作为成功的榜样，激励着后辈学子奋发向上。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回归故里，换来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才俊走出乡土。如此而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大循环，使中国乡土变成了人才生长的沃壤。有人对明代初期百年间的城乡中举人数作过统计，发现乡村多于城市。这反映了在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乡村比城市有更旺盛的造就人才功能。再说，在与六畜、五谷相互依赖、关爱中成长起来的人群，是否比城市叫卖喧嚣中的生命，更具有"仁人而爱物"的情怀呢？
然而，近百年商业经济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打破了中国社会城乡平衡格局。城市的经济收入、教育资源配制以及高知识含量的工作性质等等，使乡村中的优秀人才开始流向城市。"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在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诱惑下开始动摇，部分退休官员开始失去还乡的热情，在城市安置家眷。这种单向流动，在民国时期曾使一批有志之士深为担忧，而为乡村重建作过呼吁。到上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高潮，乡村的命运便急剧直下。原本应属"乡绅"群体可以引领乡村社会的人群，统统都变成了城市人。先是城市工作的革命离休老干部，他们安居于为革命功臣建起的休干院、疗养院而再不"思蜀"。其次是工职人员中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第一代人，因农村失去土地，完全没有了"归根"的念想，安居城市。再其次是基层官员，工作在乡，退居则入城。再其次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农村大学生，一批毕业于名校，留居城市工作；还一批毕业于不入流的学校，在三十年前原本应属于初中生是可以留居农村的知识人，现在也有了大学生身份，漂于城市而不思归。
乡绅群体的消失，使乡村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乡村的凝聚力也随之消失。加之城乡教育资源配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速度与规模，使农村开始变成文化沙漠。村落中的暴发户和农民中的精明能干者，或在大城市购买豪宅，安置子女户籍入城，享受京沪人口升学的优惠政策；或靠经商或其它谋生手段，定居城市，虽无城市人的合法身份，而为了子女接受良好教育，也艰难地过起了城市生活。还有一批农民工，望子成龙的切切之心迫使自己蜗居城市，为孩子离乡上学赚取费用。于是大批"空心村"出现了。中国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根在乡村。植根于乡土的中国文化之树，"叶"不归根，根上的"水土"又大量流失，这棵大树面临的不仅仅是凋败，而是枯死！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乡村失去"灵魂"之后，八亿农民开始离开土地，变为流民，游荡入城。城乡人口的单向流动，违背了"天道循环"的自然法则，其结果会如何呢？
当然，对于乡绅的消失，可以归咎于社会近代化变革中"工业文明"的冲击，但更重要的是这场变革对传统价值观的摧毁。虽然近代出现的新型知识群体和有理想的革命者，其初皆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但面临自己最后归宿选择时，在城市良好的医疗条件保障下安享晚年，成了他们最合理的生活选择。"叶落归根"的传统价值观被彻底抛弃，长期的城市生活，使他们失了"根"的记忆；工业文明追求效益与利益的观念，冲刷了传统学人曾有的文化使命与社会担当精神；安坐电视机前关注"养生堂"栏目，变成了他们的新常态。而殊不知他们的选择，比之自己曾经批判过的"封建士大夫"，显得是多么卑微！于此，我不得不礼敬中国传统的乡绅，磬折于他们"归根"的壮举与高尚精神！"叶落归根"，归根则成肥料，不归根则成垃圾。他们不愿意作不归之叶，被人作为垃圾扫掉，而是要化为肥料，让生养自己的大树长得更茂盛。他们明白，自己尽管到垂暮之年，不能再有大为，但只要身影出现在乡土上，那曾经有过的荣誉就会发出光芒，激励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他们的价值已不在职所，而在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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