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就是最后"罗马人"不可逃避的悲剧，虽有拯救文明的雄心，但文明却已丧失了保卫自己的意志；空有鲁阳挥戈的勇气，却只能迎接时穷节现的宿命。 
特朗普白宫办公室的总统画像，选择的是19世纪初极富有争议的美国元勋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后者是坚定的爱国者、清教徒和白人至上主义者，杰克逊在英美战争中击败英军，并清洗了大批印第安人，在部分左翼美国政客和知识界眼里，他无异于恶棍——这位总统留给自己子孙配剑上的誓词是："兹以此长保我壮丽联邦"（that he will always use it in defence of our glorious Union.）
特朗普是什么样的总统，我想现实已经呈现得很明白了。
不得不承认，尽管备受诟病，但这位新总统的总体政策思路其实还算清晰。一如他选前的自称，其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上确保美国的真正核心利益，而这些恰恰是历来被美国多界政府所忽视的。
特朗普深刻地意识到，对于美国来说，她最大的威胁并非中俄，而在于族群结构变异之后引发的国家分裂风险——这关乎美国国家形态赖以存在的根本，是每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美国政治家都必须捍卫的底线。
"如果（拉丁）移民同化的努力归于失败，那么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塞缪尔 亨廷顿《我们是谁？》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入主白宫，白宫官网当天撤掉了西班牙语简介，这显示出新总统力主英语文化的决心；2月2日，特朗普宣布将废除《约翰逊修正案》，以恢复基督教的政治影响；8月2日，特朗普宣布将改革移民法，以限制移民亲属进入美国；而且，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严控边境，并开始大量遣返非法移民。
这些政策皆是美国为了确保国家形态完整，而亟需施行的措施。提升英语的主流地位，打压西班牙语，乃是强化美国文化认同，消弭潜在分裂风险的必然措施；废除《约翰逊修正案》，重塑基督教主导地位，实际上是为了尽可能赋予美国不同族群的民众以统一的认同身份；而改革移民法、严控边境和遣返非法移民，更是防范族群结构进一步变异的必要手段。
与此同时，特朗普同样感受到，西方文明面对的真正威胁并非病态蹒跚的基督教兄弟俄罗斯，而是人口急速增长，并不断向欧洲腹地迁徙的穆斯林移民；况且，亚洲的实力均衡和旧秩序，也越来越受到来自中国日益强势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为了国家生存或者国际地位，美国亟须将西方的注意力扭转过来，并与俄罗斯化敌为友。
2017年7月，特朗普在波兰发表针对欧洲的演讲，要求西方人要牢记"自己是谁"，提醒西方要注意来自"南方的威胁"、"内部的威胁"，并呼吁俄罗斯要"加入负责任的国家阵营，对抗共同的敌人、捍卫文明自身"；在随后的汉堡G20会场，特朗普不顾非议，与普京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会晤，试图达成美俄双方的和解。
（"我们敦促俄罗斯停止破坏……相反，要加入负责任的国家阵营，对抗共同的敌人、捍卫文明自身……我们必须团结一致直面各种势力，不论他们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南方还是东方……如果不加制衡，这些势力将会削弱我们的勇气、瓦解我们的精神，削弱我们捍卫自身、捍卫社会的意志。
……如果我们不忘记自己是谁，我们就不会被打败……这些无价的纽带将我们作为国家、作为盟友、作为一个文明连在一起……如果我们不能保守它。它将不复存在。因此，我们不能失败……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西方是否还有生存的意愿……如果没有强大的家庭和强大的价值观，我们将会衰弱，我们将无法幸存。"
——2017年7月，特朗普华沙演讲（节选））
然而，这些内外政策无一例外地遭到了美国舆论和政界的猛烈抵抗。
特朗普对英语文化的提倡，被强大的反对者视为种族歧视的再现；废除《约翰逊法案》，被舆论界看做是对世俗社会的宣战；而驱逐非法移民的措施，则媒体当做不仁道的残暴作为。
而特朗普主张保卫西方文明和边境，防范欧洲人口结构改变的呼吁，则被西方舆论界视为一个蠢材的梦后呓语：《金融时报》认为他夸大其词，《大西洋月刊》则称其是意识形态偏见；新总统试图与俄国和解的会晤，则被美国报纸广泛视为向独裁者屈膝的证明。
在强大的反对派舆论风暴中，特朗普的这些明智之策不但难以落实，还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分裂，严重恶化了特朗普的执政前景。
由于地方城市缺乏配合，2017年8月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尽管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发遣返非法移民的数量增长了28%。但穿过西南边境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则在7月间增加了15%；而特朗普试图与俄国交好的外交政策，更直接遭到了国会参众两院的双重否决，并引发了针对特朗普的通俄门调查。
当特朗普试图将他最重要的政策——南部边境墙落实时（关乎美国人口结构），他遭到了近乎灾难性的挫折：他的敌人早已准备妥当，并试图借此打垮他；他的盟友则以含糊其辞的态度坐视他的窘困；他的最激进支持者则抱怨他做得不够多。这是一种何等困难的境况啊！
实际上，特朗普的当前处境，恰恰是一个伟大帝国晚期政治不可教药的体现。
就像所看到的那样，每当特朗普面对西方舆论界，试图施行其政策之时，都会遭到剧烈的智识错位。因为，当今西方舆论不过是萨特和福柯支配下病态麻木的思想奴隶，但特朗普却是西方文明孕育下五感俱全的真正文明人，就像19世纪那些伟大的西方豪杰一样，他并不缺乏捍卫文明的勇气和直觉，
所以，当特朗普以总统身份，暗示西班牙政府应该效法20世纪初的美国军人用猪血子弹处决圣战士后，你一点都不应该感到奇怪，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怀有19世纪美国观念的现代人——那种唯利是图，唯力是视，凶悍野蛮之曾经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是奠定美国国家根基的昭昭天命之雄杰余烬。但是，作为一个从19世纪丛林中走出来的真正美国人，一旦置身于当今萨特、福柯统治之西方世界，以雄筋健骨的朝阳文明观念直接嫁接疲弱萎靡之多元文化的现实，如果执政者缺乏必要的技巧，则必定会沦为舆论嘲讽和声讨的对象。
在特朗普眼中，美国人民依然是19世纪朝阳初期粗暴野性的豪杰，但实际上，在萨特、福柯病态思维的支配下，当今西方文明早已失去了捍卫自己的勇气
就像罗马帝国的临终时刻，埃提乌斯和马约里安试图拯救罗马的军政措施，却被他们缺乏牺牲精神的同僚和人民不断抵制，这两位豪杰也最终身死己人之手；而在大英帝国解体之前，温斯顿邱吉尔在布尔什维克和纳粹问题上，试图防患未然的外交政策，则被他贪慕眼前利益的国民们视为疯狂，而邱吉尔也屡遭羞辱，最终亲手葬送了伟大的英帝国。
这就是最后"罗马人"不可逃避的悲剧，虽有拯救文明的雄心，但文明却已丧失了保卫自己的意志；空有鲁阳挥戈的勇气，却只能迎接时穷节现的宿命。
毕竟，没有罗马的公民，就不会有罗马的英雄。而最后的"罗马人"已不能创造奇迹，在大厦将倾之前，他是孤独的清醒者，这是他的荣耀，也是他的不朽，更是他的悲剧之处。
最后的罗马人——埃提乌斯（右，历史电影《Attila》），率军抵抗匈奴入侵，倾全力保证罗马帝国的完整，但终究被猜忌他的皇帝杀死。他当政时期，由于罗马人口结构改变的不可逆，西哥特移民、法兰克人和汪达尔移民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势力得以巩固，并呈现出国家的雏形，这实际上已经昭示了伟大的罗马文明在西欧即将步入毁灭
"埃提乌斯若生于罗马的朝阳时代，则会成为西庇阿那样万人敬仰的英雄，但生于罗马的末世，却只能作为权臣被猜忌所杀；邱吉尔若生于18世纪大英帝国辟波万里的光荣时代，则很可能成就克莱武征服印度般的赫赫武功，但存于被罗素统治的帝国崩溃前夕，则只能沦为无可挽回的帝国送葬人；而特朗普若生于19世纪昭昭天命的初升美利坚，则会成为米拉波、休斯顿那样的开疆豪杰，但生于21世纪被萨特、福柯支配的没落西方，则只能成为愚蠢可笑的小丑。桓宣武所言'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果其然乎！"
——王陶陶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