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李克强为鼓励与会者献策以扭转加速恶化的经济形势，竟然说出不怕听「扎心」的话。虽然这场明显的「座谈秀」不免要哗众取宠，却真实地反映了北京今天面对的尴尬现实：经过七年不断集权，习近平把这个国家带入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困境，令所有人都很难帮他，也很难帮这个国家走出困境。
习上台以来，不少人以「不集权不能做大事」为由，替习近平的种种作为辩护。这些人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释习的集权越是成功，中国的局面反而越糟？一种解释就是他集权其实并不成功，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人，官僚都不听他的。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不接受这种解释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有人强调，习的方向完全错了，他本来该向右转，结果是向左，集权的效果只能是越来越糟。这种解释认为，如果习近平不接受左派的主张，而是接受右派的主张，中国今天的局面就不会这么糟。且不说习近平是否可能接受右派的主张，我认为他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意识形态太左倾。事实上，在几十年「官家」主导的市场化之后，左右两派都有理由不满，也都有推动自己主张的政策空间。而习近平最大的问题是，他不想给任何人政治空间，既不给右派，也不给左派。因此，今天对习近平不满的不仅有右派，也有真正的左派，尤其是青年一代中新生的左派。
左右之争是推动现代国家和社会演化最基本的内生动力，虽然各国历史和文化差异会对左右之争带来重要影响，但不容置疑的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左右之争，都逃不掉全球的钟摆效应。中国青年一代中左派的出现和美国青年一代中左派比例的上升，意味著三十年右派强势之后，左派意识形态的回潮有可能成全球性趋势。对此，自由派感到忧虑是有道理的，因为20世纪的教训就是，强调平等的左派很容易被主张极权主义的强人利用来压制自由。
习近平就看到了这样的机会，但他不遗余力地追求「定于一尊」，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他完全失去控制的效应。我试图用「黑洞效应」来描述这种效应，是因为习近平虽然成功地把更多的国家权力集于一身，但是在这个集权过程中，他摧毁了国家赖以运行的各种权威资源，从而不仅给他个人，也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危险。习近平改变邓小平搁置钓鱼岛的决定，不仅恶化了日中关系，而且伤及了中国的国家信誉，而国家信誉是国家权力重要的权威资源；南海问题更是如此，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对华战略方针。从深化干预到直接操纵香港政治，到越界执法，习近平又完全动摇了一国两制的承诺。反腐虽然大大帮助了习近平的个人集权，但代价是中国的司法权威进一步扫地。
最后，习近平在个人集权过程中又动摇了整个军队和官僚体系的组织权威资源。官僚体系的权威资源主要不是官僚的德性，本质上也不是国家领导人的个人信任，而是他们每个人都不能不服从的一套具有专业性和公共性的「规矩」，这种规矩虽然会影响办事效率，但也保证了基本的公共职能得以实施。习近平为了集权，要求文武官员把对他个人的忠诚或恐惧置于服从组织规则的权威之上，不仅激励了「不作为」和「软抵抗」，而且带来了整个国家机器「脆断」的极大风险。
习上台以来，不少人以「不集权不能做大事」为由，替习近平的种种作为辩护。这些人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释习的集权越是成功，中国的局面反而越糟？一种解释就是他集权其实并不成功，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人，官僚都不听他的。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不接受这种解释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有人强调，习的方向完全错了，他本来该向右转，结果是向左，集权的效果只能是越来越糟。这种解释认为，如果习近平不接受左派的主张，而是接受右派的主张，中国今天的局面就不会这么糟。且不说习近平是否可能接受右派的主张，我认为他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意识形态太左倾。事实上，在几十年「官家」主导的市场化之后，左右两派都有理由不满，也都有推动自己主张的政策空间。而习近平最大的问题是，他不想给任何人政治空间，既不给右派，也不给左派。因此，今天对习近平不满的不仅有右派，也有真正的左派，尤其是青年一代中新生的左派。
左右之争是推动现代国家和社会演化最基本的内生动力，虽然各国历史和文化差异会对左右之争带来重要影响，但不容置疑的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左右之争，都逃不掉全球的钟摆效应。中国青年一代中左派的出现和美国青年一代中左派比例的上升，意味著三十年右派强势之后，左派意识形态的回潮有可能成全球性趋势。对此，自由派感到忧虑是有道理的，因为20世纪的教训就是，强调平等的左派很容易被主张极权主义的强人利用来压制自由。
习近平就看到了这样的机会，但他不遗余力地追求「定于一尊」，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他完全失去控制的效应。我试图用「黑洞效应」来描述这种效应，是因为习近平虽然成功地把更多的国家权力集于一身，但是在这个集权过程中，他摧毁了国家赖以运行的各种权威资源，从而不仅给他个人，也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危险。习近平改变邓小平搁置钓鱼岛的决定，不仅恶化了日中关系，而且伤及了中国的国家信誉，而国家信誉是国家权力重要的权威资源；南海问题更是如此，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对华战略方针。从深化干预到直接操纵香港政治，到越界执法，习近平又完全动摇了一国两制的承诺。反腐虽然大大帮助了习近平的个人集权，但代价是中国的司法权威进一步扫地。
最后，习近平在个人集权过程中又动摇了整个军队和官僚体系的组织权威资源。官僚体系的权威资源主要不是官僚的德性，本质上也不是国家领导人的个人信任，而是他们每个人都不能不服从的一套具有专业性和公共性的「规矩」，这种规矩虽然会影响办事效率，但也保证了基本的公共职能得以实施。习近平为了集权，要求文武官员把对他个人的忠诚或恐惧置于服从组织规则的权威之上，不仅激励了「不作为」和「软抵抗」，而且带来了整个国家机器「脆断」的极大风险。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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