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哪一个人物的影响最大？相信读者不难举出一系列备选名单，但其中绝不会漏掉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启超先生（1873-1929）。胡适说："梁启超当他办《时务报》的时代已是一个很有力的政论家；后来他办《新民丛报》，影响更大，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梁启超最能运用各种字句语调来做应用的文章。他不避排偶，不避长比，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因此，他的文章最不合'古文义法'，但他的应用的魔力也最大"；尤其是，梁启超那些"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急剧变化，而且深深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
毛泽东也自认深受梁启超的影响，直至延安时期依然记得住在学校时认真读过表兄送给他的两本书，"是讲康有为变法运动的。其中一本是《新民丛报》主编梁启超所著。这些书我读了又读，直至熟记背诵。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很感激我表兄，当时我认为他是非常进步的。"
郭沫若曾深情地回忆，"那时候的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视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这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斯麦之余，便是崇拜的加富尔、加里波蒂、马志尼了"；"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的时候，他负戴着的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锐气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二十多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他们所不同的，只是后者的主张要经过一次狭义的民族革命，前者以为这是不必要的破坏罢了。他们都是醉心资本主义的人，都是资本制度国家的敬仰者，都在主张立宪。同样的立宪，美法的民主和英日的君主是并没有两样的。"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梁启超的影响毕竟是多方面的，毛、郭的回忆无疑更多地强调了梁启超思想影响的积极方面，而且侧重于梁启超一生中最辉煌的那些年代。事实上，正如梁启超自己所评价的那样，他是一个"流质善变"的人，往往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故而如果仅仅看到梁氏思想影响的积极方面，恐怕并没有描绘出梁启超思想品格的真实面目。
甚至如严复所说的那样："吾国自甲午、戊戌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有为]、梁[启超]师弟。顾众人视之，则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严复这种低调乃至反调评估或失偏颇，但他无疑向我们提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那就是梁启超毕生数变的真实心迹何在？这种变化究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何种地位和意义？
梁启超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特殊环境下的特有现象。换言之，如果不发生近代中国那一系列急剧性的政治变化，准确地说，如果不是出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当然如果不是中国惨败，那么不论梁启超天生具有怎样的反叛精神，他最终都不能逃脱中国传统知识人的一般成长道路——通过科举踏入仕途。
然而，1894年在近代中国，乃至数千年中国历史上委实重要，它不仅由此宣布清政府辛苦经营达三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而且意味着中国数千年来相对独立，相对优趋的发展优势已一去而不复返，中国不但要被迫卷入世界一体化发展潮流，而且极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不得不处于一个屈辱的弱势地位。尤有甚者，伴随着1894年的灾难，三十年前开始追随慈禧太后的一批政治领袖、学界名人必将成为历史陈迹，不得不逐步让位于一代新人。我们看到，在十九世纪末年，二十世纪开始的二十年中最为活跃的那批政治领袖、学界领袖，几乎无一例外都与1894年甲午巨变有或深或浅的关系。
1894年甲午巨变，尤其是清政府当道者的昏庸无能，对年仅二十二岁的梁启超来说无疑形成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极其强烈的忧患意识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油然而生。他在此时所作的一首诗中写道：
奇士在世间，即造一世福。
履崇与处庳，所愿乃各足。
新义凿沌窍，大声振聋俗。
数贤一振臂，万夫论相属。
人才有风气，盛衰关全局。
去去复奚为，芳草江南缘。
采掇当及时，无为自穷蹙。
于是，他彻底放弃他的祖父辈属望甚高的科举考试，转而追随他的老师康有为，为中国命运、前途奔走呼号，"已渐有慷慨激昂之态"。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其直接后果是巨额战争赔款和割让台湾。因而当《马关条约》的内容传来时，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等人最直接的反应便是调动舆论，试图以中国传统社会知识人集体上书的形式，压迫或者说是支持清政府拒签对日和约，"力言台湾万不可割"。然而清政府此时面对日本毕竟不同于往昔那些屈从于中华帝国的"蛮夷之邦"，因此，尽管有康、梁这样一大批热血知识人无保留地支持，清政府也不得不在《马关和约》上签字画押。
清政府的昏聩无能、软弱乏力，既在梁启超意料之外，也在其预料之中。因为早在1892年他就相当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之弱的根本原因不是来自其他方面，而根源于中国人数百年的闭塞愚昧。
他说："启超半年以来，读书山中，每与诸同志纵论世变，退息虑而熟思之。窃以为今日时事，非俟铁路大兴之后，则凡百无可言者。奚以明之？中国人士，寡闻浅见，专己守残数百年，若坐暗室之中，一无知觉。创一新学，则沮挠不遗余力，见一通人，则诋排有如仇雠，此其故皆坐不兴铁路。铁路既兴之后，耳目一新，故见廓清，人人有海若望洋之思，恍然知经国之道之所在，则不待大声疾呼，自能变易，则必无诋排，必无沮挠，然后余事可以保举，而大局可以有为。"
基于此种认识，梁启超对"公车上书"的失败并不感到十分意外，此次失败不仅没有减弱他的爱国热情、忧患意识，恰恰相反，更增强了他的历史责任感、时代使命感。于是在1895年7月，梁启超便积极协助康有为在京师创办强学会，刊行《中外纪闻》，期望以此提倡新学，开通风气，"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且于讲学之外，谋政治之改革。"故而我们看到，强学会的性质确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实兼有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
强学会的宗旨无疑是为了爱国、强国，因此在它成立之后便获得了迅速发展，不仅赢得了那些关心国事一般士人的支持、参与，而且吸引了相当一批朝中开明官僚的理解、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学会领导人好自为之、审时度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人，那么强学会便极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思想库"或策源地。然而不幸的是，强学会主要领导人毕竟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不仅强学会内部管理混乱，人员庞杂，而且由于强学会领导人具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完全凭个人好恶品评朝中人物，并主观地将朝中人物区分为主张改革的所谓"帝党"，和主张保守的所谓"后党"，对前者竭力拉拢与亲近，对后者则竭力贬低乃至拒绝入会。正是这种幼稚的政治理念，不仅引起了那些被拒绝入会者的强烈反感，而且实际上由此注定了强学会的命运和康、梁终其一生政治生涯的悲剧性结局的思想根源。换句话说，如果康、梁等人当时好自为之，不过份介入统治层的内部斗争，那么，不但强学会的结局要好些，而且康、梁本人也必将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然而，真实的历史毕竟不如后来者出自良好愿望的假设那样美好。曾经参与其事的汪大燮、吴樵等人在当时就已清楚地看到："强学书局自十月开设之后，口舌甚多"，内部争斗不休，"强学会被康长素糟坏，致有浮言。"尤其是当朝中大臣李鸿章因捐金入会被拒之后，强学会的负责人又向刘坤一函索五千金。这便不仅触怒了李鸿章，致使李鸿章出使俄国前发誓："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否？"于是，李鸿章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便"揣政府之意，迎合李、孙，欲借此以兴大狱，遽以聚党入奏。朝旨并不交查，遽封禁。"轰动一时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转眼间成为过眼烟云，梁启超的救国理想不能不由此而受到强烈刺激，其忧患意识也不能不由此而加强。
强学会与《中外纪闻》的失败对梁启超来说应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他虽然后来从不详谈这次失败的真实原因，但他在后来的行动中确实注意到这次失败的教训。他在此次事件不久致汪康年的一封信谈到他的感想和未来打算，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沉重心情与思想变化。他说："时局之变，千幻百诡，哀何可言！黄门以言事伏诛，学士以党人受锢，一切情节，想铁樵、伯唐书中详之，无事琐缕。南北两局，一坏于小人，一坏于君子，举未数月，已成前尘。此自中国气运，复何言哉！此间虽已复开，然麕入无赖，贤者羞之，腥羶之地，不复可以居也。兄在沪，能创报馆甚善，此吾兄数年之志，而中国一线之路，特天之所废，恐未必能有成也。若能成之，弟当唯命所适。湘省居天下之中，士气最盛，陈[宝箴]右帅适在其地，或者天犹未绝中国乎。若报馆不成，弟拟就之。……事变太亟，而我辈所欲为之事，无一能就，动念灰心，如何如何！"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虽然对时局剧变业已灰心，但并未丧志，并未消沉，而是期望在已有经验教训基础上再行起步，开创一片新天地。在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这种判断与考虑，犹如一个多情的单相恋者，尽管清王朝并未怎样偏爱他，但他依然恋恋不舍，寄予无限深情，他所要从事的活动，便依然是为了清王朝的复兴与繁荣。这是近代以来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人的共有现象。
鉴于此种考量，加上某些机缘巧合，梁启超于1896年3月离京赴沪，参与创办《时务报》，并担任总撰述，"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但微引其绪，未敢昌言。"尽管如此，梁启超依然从《时务报》获得空前名气，一时间成为举国注目的维新人物。胡思敬后来回忆说："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就连后来对梁启超的作用甚不以为然的严复也不能不承认："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成为中国近代舆论界的精神领袖。
不过，当我们仔细检查梁启超在《时务报》时期的文字，不难发现其思想深度在本质上并未超越乃师康有为所发明的《公羊》"三世说"，而是以三世说为指导，强调目前的中国只能通过变法改革而求生存，他写道："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所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对于前此三十余年清政府洋务新政，梁启超以为只变其表，未变其里，非真能变也；而他所期望的变法维新，是知其本原之害的彻底措施。
在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此时的变法主张较洋务新政确实来得深刻，因为他毕竟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并不仅仅在于器械等形而下的东西不如人，而是在制度层面存在某些更为深刻的原因。故而他较洋务新政倡言者更进一步，主张要变革必须从制度层面始，以制度改革培养造就一代新人，这样或许能使中国发生质的变化和巨跃。"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梁启超在1897年10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之聘，离开《时务报》馆，就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以身体力行培养了一批新人才，为后来百日维新以及梁启超毕生事业作了干部方面的准备。他在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启超至，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显而易见，梁启超此时思想较《时务报》时期更进一步，已多少抛弃了对清王朝单相思恋情，而对之进行较为直接的攻击，乃至倡言革命了。
梁启超的思想如果循此路线继续发展，那么不仅他个人后来的历史将要重写，而且甚者有可能影响后来中国政局的变化。然而梁启超并没有沿着这条思维路向走下去，而是走到半路嘎然而止，又回到怎样支持清政府实行自我改革的道路上来了。戊戌（1898）二月，梁启超再度入京，适值俄国人索要旅顺、大连湾事件起，于是梁启超又联合各省公车"于三月初六日上书都察院，力陈旅、大之不可割"，并建议清政府"与其割要地于强俄，以致瓜分之立见，孰若求公保于各国，然后变法以图存，天下存亡在此一举。"劝清政府以拒俄为契机，变法图存，或许有助于清廷摆脱困境。
这封言辞恳切的上书仍然未能送达清廷高层统治者，但其所揭示的那些事实和道理无疑也是清廷统治者此时最为关心的。戊戌正月初三，光绪帝"遂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署，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并令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可以总署进呈。于是其[康有为]书卒得达。皇上览之，肃然动容，指篇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而语军机大臣，曰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叹息者久之。"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终于赢得了清廷最高统治者的认同，梁启超数年来追随乃师所倡言的变法维新事业终于有了实践的机会。
通往现代之路
康有为那些振奋人心的著作深深地打动了光绪皇帝的心，"上置御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日读康书，知之更深。于时皇上久欲召见康有为，而为恭亲王所抑，不能行其志。及四月恭亲王薨，翁同龢谋于上决计变法，开制度局而议其宜，选康有为任之。乃于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后来被称为"百日维新"或"戊戌维新"的这场政治改革运动至此便轰轰烈烈正式开始。
作为康有为得意门生及第一大弟子，梁启超在百日维新过程中发挥了至为重要的助手作用，并曾获得光绪帝召见，当面讨论提倡西学及设立学校等问题。然而，或许由于康、梁锋芒太露，"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或许看在梁启超毕竟过于年轻，总之，在百日维新全过程，梁启超不仅没有获得什么重要职务，而且其真正发挥的作用也甚为有限。尽管如此，当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仍被清廷列为国事要犯而通缉。不得已，他只好求助日本驻华使馆，在日人庇护下仓惶出逃，开始他为时十余年的流亡生涯。
百日维新失败，对梁启超来说当然是一次致命打击，经此痛苦历程，他的思想见解在此后也有些许显著变化。一方面，他深为痛恨清廷内部的所谓保守派，以为大清江山迟早必将断送在他们手里。另一方面，他对他心目中假想的清廷圣主光绪帝一往情深，依然期望光绪帝有朝一日恢复实际权力后，重开中国改革与进步的新局面。因此，在他流亡生涯早期，不论是他的政治活动，还是他的理论宣传，都十足地表明他是一个坚定的保皇党人。他认为，中国数十年来之所以积弱不振，推其故，"其总因之重大者，在国民全体；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氏]一人。其远因在数千年之上，其近因在二百年以来，而其最近因又在那拉柄政三十年之间"，而光绪帝无权。
梁启超的分析或许不无道理，但其保皇理论的真实目的无疑如章太炎所准确揭示的那样在于阻碍革命之发生。"呜呼！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建立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呜呼！梁子迫于忠爱之念，不及择音，而忘理势之所趣，其说之偏宕也亦甚矣。"
章太炎的批评击中了梁启超的思想要害，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促进了梁启超思想的变化与发展。我们看到，梁启超在此之后确曾一度讨论并主张排满与革命，以为只有尽早进行一次较为彻底的破坏，才能真正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廓清障碍，奠定基础。他在1902年写给乃师康有为的一封信中说："至民主、排满、保教等义真有难言者。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必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心沥胆一论之。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梁启超在这里虽然对革命、排满的真实含义不甚了了，但他从此后确实很少再言保皇救国了。
这样说，当然并不意味着梁启超已对革命党人的主张产生认同。事实上，即使在他的政治主张最为激进时，他革命、排满的内涵依然与革命党人的主张存在较大差异。也就是说，他一方面脱离康有为过份保守的保皇救国论，"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因政治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进步的障碍时，便只有借助于革命的破坏手段推倒重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就此而言，梁启超的思想已明显脱离旧有轨辙，而比较靠拢革命党人。但是另一方面，"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虀，持论稍变矣。"尤其是"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刦持，或至亡国。……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故自癸卯甲辰（1903-1904）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显而易见，梁启超的这一主张虽然靠近革命党，但又和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有着本质区别、绝大差异。
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在二十世纪之初那几年里，梁启超事实上受到保皇党人和革命党人双重夹击，前者以为其过于激进，后者则斥其为清廷的走狗，过于反动和保守。然而，如果我们不以先入为主的偏见重新评估梁启超此时的政治主张，我们不难发现他之所以受到革命与保守的双重夹击，无疑是他看到了二者的弱点而竭力修补之，并期望从二者的夹缝中走出一条"第三条道路"来，而这一点可能正是梁氏思想价值之所在。
梁启超试图从保守与革命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毫无疑问，他的人文关怀并不在于清廷的存废，而在于如何才能使中国步入现代化道路，构建现代国家。在他看来，保守的主张固不足取，但过于激进的革命主张也可能适得其反。他说："中国今日，固号称专制君主国也，于此而欲易以共和立宪制，则必先以革命，然革命绝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梁启超的这一判断粗看起来不仅武断，而且不甚合乎情理，但反观辛亥革命后若干年政治实践，我们又不能不承认确被梁启超不幸而言中。
共和革命既然不合乎当时的中国实际，旧的君主专制也存在许多流弊，那么中国的出路何在呢？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于从二者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简言之，中国今日当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并以此走完"过渡时代"，然后方能使中国稳步踏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他强调："吾以为开明专制者，绝非新经济破坏之后所能行也。惟中央政府以固有之权力，循序渐进以实行之，其庶可致。若新经济破坏后，则欲专制者，势不可不假强大之武力，以拥护其未定之地位，故舍立君主以外，实无可以得之之理由，否则行武人专制政治而已，而此二者之危险，皆不可思议。论者其亦有见于此否耶？吾谓暴动后之开明专制，必须经一度极棼扰、极惨酷之结果，如法国之恐怖时代者，及人心极倦之后，有如拿破仑者出焉，然后开明专制乃可期耳。然此果为国家之福耶？抑国家之祸耶？愿爱国之士平心察之。"
从拥袁到反袁
梁启超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的无的放矢，辛亥革命后直至三十年代的事实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此种判断的正确性。然而，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依人们的善良愿望为唯一凭借，尤其是当人们并没有看见历史发展的最终恶果时，他们的追求当然是"取法乎上"，——尽管这个"上"仅仅是口号性的。因此我们看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迷惑于口号或提法的先进与落后方面。由于君主立宪不如民主共和先进，人们便选择了民主共和；由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人们便选择了社会主义。而对这些选择是否真的合乎中国国情，是否必然带来更好的后果，人们并不十分计较。于是乎我们看到，正当梁启超喋喋不休地倡言开明专制、过渡时代，并以新道德、新伦理启迪民众，以便为将来奠定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的时候，中国历史发展实际上已掀开新的一页，1911年中国大革命实际上已宣布梁启超的理论与追求基本破产，中国的未来与发展便不能不转入另一条轨道。
对于辛亥革命的突然发生，梁启超并非全无心理上的准备。他之所以在清王朝最后几年不计前嫌，以流亡者的身份竭力襄助清廷的立宪改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革命将要到来的预感。据徐佛苏后来回忆："虽然，梁[启超]先生仍不满意清廷缩短立宪期限之举，曾函勉余及孙洪伊诸君，谓吾辈同志为预防全国革命流血惨祸起见，劝告各省法团向政府和平请愿，……不料吾辈要求声嘶气绝，而政府毫无容纳之诚意。……更不料清廷因此震怒，立下明谕，勒令代表等出京还里。"
清廷的昏庸已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梁启超对此并非全无了解。事实上，如果仅从感情而言，梁启超对清廷及满洲贵族的痛恨并不在革命党人之下，也就是说，他本可以此为契机，襄助革命党人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然而，梁启超并没有这样做，甚至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依然没有完全抛弃清廷的想法。他认为，"天祸中国，糜烂遂至今日，夫复何言？使革党而可以奠国家于治安，则吾党袖手以听其所为，亦复何恤，无奈其必不能也。……要之，秩序一破之后，无论何人莫能统一之，全国鼎沸，非数年不能戡定。今各国环伺，安容有数年之骚乱，其究也，率归外国享渔人之利已耳。……故革命军杀尽满人之时，即中国瓜分之时也。夫痛恨满人之心，吾辈又岂让革党？而无如此附骨之疽，骤去之而身且不保，故不能不暂借为过渡，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国势既定，存之废之，无关大计，岂虑其长能为虐哉？吾党所坚持立宪主义者，凡以此也。"这就是梁启超此时提出"虚君共和"主张的真实用意。
由于国内政治形势发展太快，梁启超"虚君共和"主张未及实行，清廷便无心恋战，宣布退位。面对此种情况，梁启超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了战略，决定全力支持袁世凯恢复秩序，使中国尽快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如果就其思想渊源来说，梁启超的这一调整实际上就是他在《开明专制论》中所谈到过的等而下之的方案。换言之，梁启超认为此时的中国必须尽快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尽快使中国纳入建设的轨道。然而从当时国内已有政治势力的基本情况来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虽为一强有力的政党，但在梁启超看来则明显不具备领导中国从事建设的力量，而具备此种力量的当推旧官僚出身的袁世凯。梁启超说："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今当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骤然相合，则是并为一的，以待万矢之集，是所谓以名妨实也。吾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为今日计，则拨乱实为第一义，而图治不过第二义。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于是梁启超便不计戊戌时与袁世凯的嫌隙旧账，转而支持袁世凯，"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
应该说，梁启超对袁世凯是一片赤诚，他之所以如此拥戴袁世凯，完全是出于对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但是在他们合作的那几年中，袁世凯对梁启超的态度则不然，他不仅对梁的建议极少采纳，而且往往采取虚与委蛇的策略，使梁深感"各种计划均成空想，没有一件能够实行出来。"尤其是当袁世凯一意孤行，决定以复辟帝制来加强统治地位的时候，梁、袁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要爆发。梁启超后来回忆道："我们在这几个月里头，天天和袁世凯勾心斗角，把我们一群心直口直的书生，也能成很深的城府。"不仅二人的分裂势不必免，而且二者之间势必有一胜一败。
在帝制运动发生之初，袁世凯并无意对梁进行隐瞒。据梁启超说，1915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则杨度先在焉，谈次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来往于广东、上海间。"计划以武力阻止袁世凯的帝制复辟。
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就其本意而言，并不是站在共和的立场上反对帝制，而是如他自己所说主要担心"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他在劝袁世凯悬崖勒马、急流勇退的一封信中写道："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他在那篇反对帝制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更明确地说："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鄙人十年来夙所持论可取之，以与今日所论相对勘也。"也就是说，梁启超之所以反对帝制，完全在于他担心可能由此而引发内争或外乱。显而易见，这种思想依然是他早先就提出的基本原则，对于国体主张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
如此来说，梁启超反对帝制复辟，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含有爱护、支持袁世凯的意思，但是袁世凯主意已定，帝制复辟的闹剧已不可避免，那么梁启超便只有一条武力反袁的道路可供选择。
袁世凯帝制自为激起了举国反对，众叛亲离，袁世凯很快便失败身亡。经此事变强烈刺激，梁启超虽然一时荣戴"再造共和"功臣的美名，但他实在高兴不起来。恰恰相反，使他时时感到不安的依然是如何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以便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因此我们看到，梁启超在护国战争结束之后直到他生命结束的那些年里，他虽然并没有完全忘却现实政治，不时就重大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但他的主要精力确已转移，确如他自己所说，"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
基于此种信念，梁启超在彻底摆脱政界的生活之后，便潜心于讲学、著述和游历，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取得令人注目的成绩。详细论述梁启超晚年的学术成绩，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的兴趣只在于梁启超晚年那些学术活动的目的和心迹。
我们知道，在近代中国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伴随着中国政治改革、社会进步的艰难步履，人们的怨气逐渐地聚集在中国文化方面。相当一部分先知先觉逐渐地意识到，要推动中国大踏步地前进，要使中国尽早步入世界民族之林，看来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积极引进外来文化，并以外来的先进文化改造中国旧文化，重建新的民族文化体系。
对于这一具有"西化"倾向的文化革新运动，梁启超实在是一位始终与闻并积极推动的重要人物，他虽然较早地意识到中西文化的互补性，强调二者的通融性及相互结合的可能性，但当政治发展阻碍社会的进步时，他也毫无另外地将之归因于中国的旧文化。比如他早在1896年就指出："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蠧国，无救危亡。"以中西文化的结合作为解救中国的出路之一。但当中国政治改革的推行遇到困难，张之洞重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且"举国以为至言"的时候，梁启超则极为愤慨，起而反对。他说："张公著《劝学篇》，以去岁（1898）公于世，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其声价视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卢梭之《民约论》、弥勒约翰之《自由公理》初出世时，殆将过之。噫嘻！是嗫嗫嚅嚅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
但是到了梁启超自己摆脱了政治，而潜心于中西文化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强烈刺激后，他对中西文化的根本态度不仅和自己毕生主张大相径庭，而且实在说来比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还要落后。他在实地考察欧洲的情况之后说："此次欧游，为时短而历地多，故观察亦不甚透彻，所带来之土产固不甚多，唯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响者，即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此次游欧所得止此。何因能致此，则因观察欧洲百年来所以进步之故，而中国又何以效法彼邦而不能相似之故，鄙人对于此且有所感想。考欧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会上、政治上固有基础，而自然发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础与中国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在此百年中可谓在一种不自然之状态中，亦可谓在病的状态中，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这不仅否认了自己毕生的追求和信念，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近代中国大半个世纪以来的种种追求都值得怀疑，中国一味效法西方可能是一条不同的路。
在一定意义上说，梁启超的这种反省甚有理论价值，因为它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人已意识到，现代化是一个不断的运动过程，并不存在着唯一的西方经典模式或经典道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即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西方"先发展国家"已有经验教训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则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出一套合乎实际的发展路线，既不能无视西方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和已有成就，更不能盲目模仿、照搬照套。就此而言，梁启超的这种反省毫无疑问具有积极的价值。
不过，我们对于梁启超的这一思想见解也不宜评价过高。事实上，我们承认梁氏这一思想见解的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但由此正确的出发点而导出的结论则不免落入旧的巢臼，带有浓厚的守旧色彩。第一个问题是，西方先发国家的经典模式不足以效法，那么，这是指西方经典模式的整体呢？还是局部？显然梁启超的意思在于后者，那么我们必然进一步追问，既然是局部，那么局部又是指的什么东西？对此，梁启超曾明确地回答，那就是科学万能之迷梦的彻底破产。他说："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人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他虽然再三提醒读者不要误会并声明自己决非"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不管怎么说，梁启超看到了唯科学主义的局限性，这一点似乎并无大错。问题在于，是否能因为科学的局限性而从根本上否认科学的进步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推动作用呢？是否意味着中国人要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剧而放弃科学的进步与追求呢？换言之，尽管科学主义在西方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已充分证明不是万能的，那么中国在科学还未发达之前是否就要加以防范或预设屏障呢？梁启超虽然对此没有作出非此即彼的回答，但其内心深处无疑是倾向于肯定的。
当然，梁启超的这种肯定并非直截了当，事实上，他在此后的岁月中也多次强调过科学或科学精神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意义。承认科学虽然在西方近代历史的发展中产生过负面效应，但科学本身只是有功而无罪，因此我们不应该摭拾欧美近代少数人的偏激之谈来掩饰自己的固陋，更不能拒绝吸收西方科学中一切有益于我的东西，否则，"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承认科学或科学精神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补助作用。
然而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梁启超张扬科学或科学精神对中国文化的补助作用，实际上便意味着他已回到他极其厌恶的"中体西用"的老路上。也就是说，他对科学作用的这种有限度承认，实际上意味着他在思想深处认为西方近代文化在整体上并不超过中国，中国可以大度地向西方学习科学，但在总体上则未必一定要重走西方的老路。于是由此便起问题的第二个方面，那中国只需在局部上学习西方，那么中国从总体上说未来之路究在何方呢？
对于这第二个问题，梁启超倒是有直截了当的回答。他在比较了中西政治、经济、社会的传统、差异之后强调："总之，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如政治本为民本主义，惜其止在反对方面，不在组织方面。社会制度，本为互助主义，亦惜止限于家庭方面，若变为积极，斯佳矣。鄙人自作此[欧]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自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学生诸君，当人人有自任心，极力从培植能力方面着想，总须将自己发展到圆满方可。对于中国不必悲观，对于自己，则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则前途诚未可量也。"很显然，梁启超的这种说法实在开启了后来新儒家所竭力强调的"内圣外王"说之先河。
梁启超既然相信中国固有之基础最合乎世界之新潮，那么他余下的岁月当然便是要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复兴。早在他本想去欧洲"求一点学问"的时候，便"听到西洋人对于西洋文化反感的结果，对于中国文化有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羡慕。"于是便飘飘然不知轻重，不仅真诚渴望"中国之文艺复兴"，重现汉唐盛世的文明景观，而且觉得中国人对于世界的未来文明有一种莫大的历史责任。他认真地说："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
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你想，先秦诸哲，隋唐诸师，岂不都是我们仁慈圣善的祖宗，积得好几大宗遗产给我们吗？我们不肖，不曾享用，如今倒要闹学问饥荒了。就是文学美术各方面，我们又何尝让人？国中那些老辈，固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的好处。
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这是何等的乐观与自信啊，过去的忧患意识已荡然无存，几乎完全换了一个人。于是我们看到梁启超晚年所作的几部重要著作：《清代学术概论》是为了与欧洲文艺复兴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先秦政治思想史》，则是为了论证中国文化"在全人类文化中，自有其不朽之地位"，"我先民所诒我之思想，虽或未成熟，或久中断，搜剔而磨洗之，又安见不龟手之药终无益于人国也。"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均发生了巨大改变。当然，具有这些改变的，也并非梁启超一个人，而是时代思潮。就其思想本质而言，梁启超是以万变应不变，或者说是以不变应万变。变的是世界大势；不变的是中庸、稳健，小步慢走，而不是急剧性的、颠覆性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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