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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9日星期三

何清漣:2018年——中國緣何失去了美國(中)

上接 2018年——中國緣何失去了美國?(上)


熟悉近三十年以來的中美關係,都會知道擁抱熊貓派是美國國內長期主導中美關係的政治力量。那麼,擁抱熊貓派罔顧中國現實,一力主張對華友好,其驅動力僅僅只是他們對中國的美好想像嗎?當然不是。

擁抱熊貓派長期主導中美友好關係


在美國,影響白宮對華政策的至少有四支力量:一支是以兩國經貿關係為優先考量的財政部與商務部(支持者為美國金融界與產業界的跨國公司),代表美國的即期利益需求;另一支以國務院為代表,從柯林頓時期的人權外交開始,一直希望通過「接觸、合作、說服、影響」來引導中國進入西方體系。上述兩支力量的主要人物卸下公職後,不少人進入各種智囊機構與「K街遊說團隊」——即第三支力量。

中國人熟知的「基辛格顧問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由前國務卿基辛格創辦,他雇傭的人有不少退休外交官,其中包括前駐華大使芮效儉、老布希總統的國安顧問史柯柯洛夫特(後來自己自立門戶開辦一家諮詢公司)、前國務卿伊格柏格等人。這一現象在美國稱為「旋轉門」 (Revolving door)。  據美國非政府研究機構Public Citizen的一項統計顯示,從1998年到2005年,在198名從美國聯邦眾議院離職的議員中,有43%成為了職業說客;在36個退休離職的參議員中,一半都成為了職業說客。 以美國第111—113屆國會(國會兩年一屆,這三屆時間跨度為2009年-2015年)離任成員任職去向為例,根據CRP資料統計,離任的國會議員中有超過30%的人選擇加入遊說公司,超過15%的人會充當私營部門在華盛頓的遊說代理人,約20%的人會去私營部門擔任顧問。

上述情況在川普總統上任後略有好轉:2014年,國會議員退休後,其中16%選擇當說客,13%留在DC,2%回家後準備做說客。因為他在競選時就承諾要「抽幹華府沼澤」,美國前政府官員在離職後5年內不得做遊說工作(原來規定的年限為2年),並且終身禁止美國前政府官員為外國政府進行遊說。2016年底退休的國會議員選擇留在DC的只占5%,選擇當說客的降至8%,回家後準備進入遊說行業的占3%——這只是小小地觸動了兩黨建制派與公職人員的乳酪,引起的反彈就非常之大,這是目前兩黨及精英群體一致希望在2020年 「幹掉」川普的原因。

深諳中國事務的「中國通」們——中國通包括學術界、新聞界、政策研究與諮詢機構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們主張通過增加同中國的接觸影響中國,實行「和平演變」。(湯森路透)

政府高官同樣如此,小布希政府的國務卿賴斯、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哈德利、國防部長蓋茨在離任後迅速創立了公司。像前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的主席、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主席都是在離職後馬上註冊了自己的遊說公司,轉身向原來的老同事或下屬作起了遊說工作。

這三支力量加上主張接觸政策的企業界人物,以及深諳中國事務的「中國通」們——中國通包括學術界、新聞界、政策研究與諮詢機構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們主張通過增加同中國的接觸影響中國,實行「和平演變」,使中國在意識形態、價值觀和社會制度方面同美國更為接近,從而減少今後中國強盛後與美國為敵的可能性。這一派老布希時期被稱為「接觸派」,在柯林頓總統至小布希總統時期因這一派明確主張對華友好,被命名為「擁抱熊貓派」。在這一派的全盛時期,對他們略有批評,就會遭遇到猛攻。2007年,經濟學家、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Carsten A. Holz曾在遠東經濟評論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為《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都被收買了嗎》,該文指出:「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術界人士,包括本文作者自己,習慣性的討好中共,有時自己明確意識到了,有時沒有意識到。這麼做的動機是為了適應生存環境,我們通過以下方式討好中共:提出某些研究課題或者不提出某些研究課題,報告某些事實或者忽略某些事實,我們使用的語言,我們講授什麼以及如何講授。」 這篇文章觸到全球中國研究學界的痛處,我親眼見到作者曾在一個China Scholar的討論圈裡受到圍攻與嘲笑。

川普入主白宮,屠龍派陸續登場


第四支力量就是與接觸派相對應的是對華「遏制派」,其主力是20世紀90年代後期崛起的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共同體」(foreign policy community),最初只是七、八個志同道合的朋友縱論國是的私宅聚會,後來便發展到四十來人的「精英圈子」。 他們並無正式組織形式,因為它並沒有正式的章程和成員,也沒有辦公機構和領導人,但卻有毫不含糊的綱領和影響力。它的綱領非常明確,就是要把在冷戰後「迷失了方向」的美國外交「拉回正確軌道」,尤其把重點放在美國對華政策的「糾偏」上。這一派後來被命名為「屠龍派」。到了小布希第二任期,有人覺得這一冠名對以龍為圖騰的中國來說顯得殺氣太重,一度改稱為「敲打熊貓派」。

小布希執政以來,一批鷹派人士進入政府出任高級官員,但由於「接觸派」以及有錢有勢的「中國遊說集團」( China Lobby)多年來居於主流地位,在美國朝野根深葉茂,1966年中國文革時期就成立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 - China Relations)成員多為擁抱熊貓派主力,小布希只能採取居中的「熊貓避險」策略。

2016年總統大選之後的40天,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補辦了該機構成立50周年的慶典活動。說是「補辦」,是因為該委員會成立於1966年6月,周年紀念活動本應在6月舉辦,遲至12月15日補辦慶生活動,當然是向候任總統川普展示其政治力量。中國媒體大書特書這次活動,繪聲繪色地描繪了會場景象: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歐倫斯,在向參加慶祝餐會的500多位嘉賓致辭時,用中文字正腔圓地念了一段毛澤東語錄:「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美媒稱,嘉賓們的掌聲顯示了大家都理解了會長的潛臺詞,也反映了美中關係所面臨的壓力,並反復從各種角度報導了基辛格聲稱「一個中國」是美國毫無爭議的主張。 中國官媒環球網於2018年重提此舊事,當然是對擁抱熊貓派重歸中美友好大政治舞臺充滿期待。

1966年中國文革時期就成立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 - China Relations)成員多為擁抱熊貓派主。(圖片摘自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 - China Relations網站)

從川普入主白宮後,屠龍派人士開始一伸其志,現任總統助理、貿易顧問納瓦羅號稱「鷹派中的鷹派」,現任國家安全顧問波頓更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主義者,不僅視中國為俄羅斯更大更危險的敵人,還經常批評聯合國。這些人物進入白宮團隊,給華府眾多智庫一個明顯的信號,屠龍派人物紛紛浮出水面,經過一年多準備,才有了將近十來份重擊中國的各種報告,從反間諜到反滲透,無所不包,擁抱熊貓派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被迫噤聲。

中共極權顯化讓擁抱熊貓派失去辯護理由


擁抱熊貓派這一困境,歸根結底是由中國造成。長期以來,擁抱熊貓派主張對華友好,甚至成功地讓1998年反經濟間諜的《考克斯報告》束諸高閣,為中國贏得二十年推出千人計畫、盜竊美國智慧財產權的時間,其理由只有一個:通過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將中國引導進入國際體系,實現民主化,成為負責任的大國。這一藉口早在胡溫時期就被胡錦濤的反顏色革命、五不搞所否定,但歐巴馬與擁抱熊貓派對此裝糊塗。習近平統治時期的揚毛抑鄧、各方面加強專制,讓擁抱熊貓派徹底失去了為紅色中國辯護的任何理由。

川普在當選後公佈一個「百日計畫」中,明確提出要「抽幹華盛頓的沼澤(Drain the Swamp),2018年:中國緣何失去了美國?(上)所列舉的各種報告陸續公佈,打擊外國代理人的防諜工作列上美國政府的工作日程,在將近一年半的時間內,美國朝野終於在中國問題上達成共識:一,美國各界全面檢討對華政策,承認美國幾十年來對華政策失敗;二,承認中國是美國現代史上面臨的最有力和最可怕的競爭者。參議員魯比奧視中國為美國建國以來體量最大的競爭對手,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言論。因此,美國必須採取行動,否則就會輸掉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三,美國不需要放棄與中國接觸的政策,但必須用抵制、懲罰甚至報復的方式,重塑中國的行為,逼迫中國改變。

《中國影響和美國利益:推動建設性警惕》(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報告。(圖片摘自網路)

在這種氛圍中,擁抱熊貓派占主流的美國中國研究圈被迫對中國研究現狀做檢討。2018年11月29日,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美國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與安納伯格基金會陽光之鄉信託在華盛頓共同發佈《中國影響和美國利益:推動建設性警惕》(Chinese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報告,該報告由美國的中國研究圈30多位頂級學者共同撰寫,承認過去幾十年對中國的情況誤判。(待續)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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