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亲历中国改革启动——一位改革元老的故事

作为改革启动的亲历者，徐景安参与了价格双轨制报告的起草、住房制度改革的决策以及首个股市的创办。他如何看待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大变革以及之后的失误？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左）与时任总理赵紫阳，拍摄日期不详。 FORREST ANDERSON/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

今年9月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里程碑：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超过了苏联。几天后，中国庆祝了创纪录的69年共产党统治。而且，中国前进的步伐也许才刚刚开始，这个新超级大国不仅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而且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遥遥领先的最大经济体。

在《纽约时报》于本周开始发表的一个系列文章的首篇中，我试图阐释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的记者请教了各界人士。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位，便是徐景安。

徐景安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从新闻专业毕业。数百万人在“文革”期间遭到清洗、迫害和残杀。那时，他在一所干校从事体力劳动，还在部队里教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去世后，他被分配到国家计委研究室。他的第一个任务是研究如何扩大企业自主权，而他对这个课题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这让他以一名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身份走上了辉煌的职业生涯。

1980年代，他先后在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他参与到了莫干山会议价格双轨制报告的起草、住房制度改革的决策，以及深圳的中国首个股票市场的创办。

徐景安现为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理事长、深圳市景安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21世纪幸福宣言》、《幸福企业宣言》、《共享深圳宣言》的执笔者。 

6月，我们就中国早期经济改革的成功，以及中国自那以后的失误采访了徐景安。以下为采访摘录，内容经过与徐景安的合作编辑。

徐景安 COURTESY OF XU JING'AN

究竟能走多远? 

《纽约时报》：中国改革40年了，你是最早参与中国改革的。咱们来谈谈改革初期，当时你在做什么工作呢？

徐景安：1979年我调入国家计委研究室。主要任务是为每年举行的国家计划会议起草报告，比如规定明年工农业总产值要提高8%，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增长多少，我们就要说点什么理由、意义、必要等等。

 《纽约时报》：当时你怎么想的呢？你觉得有问题吗？

徐景安：规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按规定的价格调拨给谁，原料从哪里进。这就是计划经济，主要的作用是调动全国的资源保证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问题是宏观比例失调，微观效率低下，产供销经常脱节。

 《纽约时报》：计划经济实行很多年了，怎么当时想起要改革呢？

徐景安：我进研究室的任务，不是起草报告，而是研究怎么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这是因为，打倒“四人帮”以后，不是搞拨乱反正吗？理论界的一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交换，还存在商品经济。当时企业要建一个厕所也要上面批，为什么盖厕所要批呢？因为属于土建。这个时候，不管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在反思。国家计委都觉得，这样的管法好像太严了。他们当时没说计划经济不对，但是像国家计委这样的部门，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纽约时报》：你研究的成果，上级接受吗？

徐景安：针对这种情况，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我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以及同一个所有制中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仍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建立在这种不同的经济利益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因此，既要尊重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也要尊重价值规律。就是说，计划，给它分为两块。为此，“生产计划，实行国家计划与企业自决计划”；“物资销售，采取商品计划贸易和商品自由贸易”；“产品价格，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

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价值规律讨论会，有近400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到会，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既有一些理论，还有一些设想。可能是因为我这篇文章引起了上边的注意，所以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时，就把我调过去了。

 《纽约时报》：这个小组是怎么开展工作的？

徐景安：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是一个临时性机构，领导是张劲夫。10月份，我们草拟了一个关于改革设想的初步意见。张劲夫同志看了，很高兴。随后，张劲夫主持召开了层次比较高的座谈会，听取和吸收各部门的意见。12月3日形成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我认为，这个《初步意见》的意义在于，结束了过去历次体制变动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兜圈子、在行政管理办法上动脑筋的做法。它提出了几个改革原则：一是把单一的计划经济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二是把企业从行政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三是正确处理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纽约时报》：这个文件是怎么通过的？

徐景安：大概是1980年初的一天，在中南海，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先念主持会议，当时国家的主要部门，像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物资部等负责人都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高层的中央决策会议。会上各个部门都没有表态是赞成还是反对。坦率说，他们对改革不了解，没研究，所以既不反对，也不支持。最后李先念建议这个文件先发下去试行。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我相信他们。

 《纽约时报》：就这样，通过了？

徐景安：我想这样重要的文件，肯定是邓小平、陈云都看了，是同意了的，他才会表这个态。

 《纽约时报》：这个文件的意义在哪里？

徐景安：这个文件第一次引进市场调节的提法，第一次正式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第一次提出重视物质利益，这都为以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开辟了道路。

 《纽约时报》：但是当时，改革的这些，你们也不清楚会不会成功吗？

徐景安：究竟能够走多远，我们也不清楚。只是说计划和市场要相结合。就像既要照顾好老公，也要照顾好孩子。

当然，我们靠直觉起草一个文件而已。这个怎么知道成功不成功呢。但至少我们把新的东西加进去了。

 《纽约时报》：后来改革是怎么推行的？

徐景安：1980年赵紫阳调任国务院当总理，决定把国务院体制改革研究小组转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这就成为改革的常设机构。

时至今日，位于深圳的一副邓小平海报仍吸引着游客。 TYRONE SIU/REUTERS

 《纽约时报》：最开始时，你们认为什么样的改革最关键？

徐景安：当时主要的问题是国民经济需要调整。打倒“四人帮”后，经济上要快速发展，引进宝钢等22个大项目，发生了巨额财政赤字。所以，赵紫阳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改革，而是调整。怎么渡过这个经济困难？他说，就得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寻求收支平衡。但大规模压缩基本建设以后，生产萎缩了，钢材卖不出去了，机器卖不出去了，水泥卖不出去了；企业收入下降了，又不能裁员，工资还要照发，支出不能减少，这样又带来了新的不平衡，有可能导致恶性循环。

于是，我在1980年12月17日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的文章。我提出：“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们不得不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一措施，这是使国民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一着。”怎么摆脱困境，我提了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要发展消费品生产。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轻工业。我还说，这样做，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发展重工业，商品匮乏，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发展消费品生产，不仅繁荣经济、增加收入，而且商品琳琅满目，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我写的这个建议，赵紫阳马上采纳了，于12月22日批示：“小徐写的这篇意见，我认为可以由研究中心组织讨论。不仅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吸收一些实际工作者参加。”前后组织了5次讨论，发了5期简报。

 《纽约时报》：后来呢？

徐景安：发展消费品生产，从哪儿抓起呢？从大城市抓起。1981年2月、7月，我随赵紫阳到天津、上海考察。总理带着我，我那时候小干部啊，那我不是红得发紫嘛。回来我起草了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中国要走一条新路子，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中国从改革之初，就倡导发展消费品生产，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冰箱、电视机等“三大件”、“五大件”。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不搞消费品生产，怎么发展经济？这又与改革主要是调动地方中小企业、社队企业、民营经济的积极性相一致的。中国经济就是从消费品生产腾飞的。对比俄国，就是没有调整经济结构，主要还是军事工业和石油生产。

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会者，徐景安坐在中央。 COURTESY XU JING'AN

莫干山的七天七夜

 《纽约时报》：我们知道你是莫干山会议的主要参与者，对中国的价格改革起了很大作用，谈谈你是怎么参加这个会议的？

徐景安：伴随着整个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价格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为此，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煤炭价格调一点点，电力就要涨价，铁路运输要涨价，企业成本上升，销售价不让动，怎么办？一直找不到出路。

当时有些年轻人要自发地开这个会，这个也是违反惯例的，因为会都是政府来组织的，然后那几个人找了当时的一些报纸。1984年3月，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等10个单位共同筹备召开中青年经济学者的学术讨论会，会议的筹备工作由《经济学周报》的张钢等人负责。当时，张钢找王岐山商量（他当时是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王岐山说：“徐景安了解情况，你去找他参加。”于是，张钢找到我，我觉得，这是好事啊！1982年国务院体改办改组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当时我是宏观规划处处长。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召开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由于地点是莫干山，也叫“莫干山会议”。会议代表是按提交的论文水平确定的，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1300篇论文中确定了会议代表124人。会议分7个组，我一直在价格组。结果，讨论了七天七夜。

莫干山会议旧址介绍。 COURTESY OF XU JING'AN

 《纽约时报》：七天七夜，然后呢？有没有解决问题？

徐景安：当然解决问题了。在这个会上，就出现了三个年轻人。在价格组里，田源是国务院价格中心的，他主张“调”。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他主张“放”。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价格就像温度计中的水银柱，气温高了，水银上去了；气温低了，水银就下来。也就是说，价格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自动地升降。实际上，他讲的是市场经济的ABC，但当时具有革命性意义。因为我们过去都是“调”的概念，没有“放”的概念，没有引入市场经济的概念。但价格能全放开吗？华生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提出了“先放后调，放中有调”的思路。当时，吵得热火朝天。他们都在讨论这些问题，我根本没发言。我在考虑，怎么把它有操作性，怎么把放和调要怎么结合起来。

会后，我根据价格组争论的内容和自己掌握的实际情况，写了一篇《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提出：考虑到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应配套建立物资市场。原来价格改革是一个大系统，调整以后会连锁反应！通过双轨制这个思路，把一个很难分解的大系统，分解成一个个小系统，可以一步步来。这就是“双轨制”的高明之处，计划外部分放开，计划内部分可以不放开。

这份报告写出来后，我兴奋不已。果然，报告送上去后，9月20日张劲夫就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9月30日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振动，又可解决问题。”

当时有几百名中青年来参加这个会，车费、住宿费都是自己掏的。80年，真的是有一批把国家、民族的命运放在第一位的。那个时候的氛围不一样。现在没有当时80年代的那种改革的激情和理想。

 《纽约时报》：你们有理想，但这个体制上面应该也有很多人在反对改变、抵抗呢？

徐景安：当时有领导人的悟性，他愿意接受来自民间的不同的意见。

有抵抗的。但是双轨制的好处就是，我保留了旧的一轨，堵住那些反对派的口，你不要反对我。这个双轨制就是满足改革派和反对派本身的一门艺术。

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不仅避免了改革过程中的风险，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最终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基础。实际上，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走了双轨制道路。几乎所有的改革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在内地不开放的情况下，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等。

 《纽约时报》：但是双轨制也导致了不少问题。

徐景安：当然，双轨制也一定会带来问题，这就是新旧体制的矛盾、摩擦，漏洞、腐败也由此而生。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中国第一批暴富者。官商结合、倒卖物资，不断将计划内倒到计划外。两极分化、贫富扩大、权力腐败也就从这里开始。政治改革没有起步，对权力的限制不够啊。后来我们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但是有“六四”把它打断了。

住房和土地制度改革

 《纽约时报》：80年代，你还参与到住宅商品化的决策，房地产业是中国的经济支柱，但一直到现在都有不同的看法，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徐景安：中国的城市住房制度一直采取由国家投资建房，再无偿分配给职工。当时，全国城镇公有住宅9亿多平米，实收租金1亿元，每平米租金0.11元，不够管理、维修之用，致使失修失养的住宅占一半以上。为此，建设部房管局提出来，要将房租提高到每平方米0.54元。这同价格改革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提高房租，涨不涨工资？不涨工资，老百姓要骂娘。

1984年5月，我在《试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现行的住房政策必须代之住宅商品化，这是解决住宅问题的惟一出路。” 1984年底和1985年初，我两次向赵紫阳提出：提高房租不是为了弥补亏损，而是立足于把房子卖掉，即房租提高到使买房比租房合算。全国9亿多平米的公有住宅，以每平米50元出售，国家就可收回450亿，投入住宅再生产。提高房租，职工可以买房，就不会有意见。如果得不到房子的所有权，房租提高一点儿，职工也不愿接受。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引导消费。当时，职工有钱就买彩电、冰箱，生产不出来，只得大量进口，而住房子则伸手向国家要，国家没有财力建房。住房制度改革后，职工有钱就先买房了，减轻了对进口消费品的压力。

赵紫阳赞成我的意见。1985年3月成立了国务院房屋租金改革领导小组，我是领导小组的成员。当时，在小组内形成了两种意见，建设部房管局的意见是提高房租，我则主张卖房。经过10多年的探索，殊途同归，最后都实行了住宅商品化。

还有一项是土地制度改革。深圳因为建设急需资金，开创了有偿使用土地的先例。1987年5月，深圳借鉴香港模式，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确定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采取协议、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1988年，终于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房地产市场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收益，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靠什么？就是土地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

 《纽约时报》：但近几年，中国房地产价格暴涨，引起老百姓不满，政府很头疼。

徐景安：中国房地产价格暴涨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造成贫富差别悬殊，有钱人买房、炒房，把价格抬上去了。政府从土地中获得了巨大收益，应该多盖保障房、廉租房，保证低收入群体有房住。现在采取限购限价政策，有钱人到国外买房了。

2015年，北京一家证券交易所中，一名投资者看着显示股票信息的大屏幕。

股票市场的兴起

《纽约时报》：你后来怎么从北京去了深圳？

徐景安：企业改革怎么搞，一直是争论的一个焦点。一种是搞承包，政府同一家家企业谈承包基数，这有很大的随意性。一种是股份制。我是主张搞股份制的。但争论非常激烈。

1986年9月3日我写了《股份制：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探索》一文：“联产承包制的推行，重新构造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细胞，这个环节的突破启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城市改革也需要找到带动全局的链条，这根链条也许就是股份制。”

当时深圳缺一个体改委主任。1987年底我毫不犹豫地离开北京，去深圳就任。来到深圳，如鱼得水，将在北京想做而做不了的，在深圳一步步推行。深圳与内地不同，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大多采取股份形式。在我的主持下起草了《深圳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由市政府通过颁发。据此，对股份公司进行规范，并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

那时，搞股份制、上市，是我求企业啊！股票发行也不顺利，深发展股票一开始只被认购了49.8%，万科股票剩下150万股没人认购。那时，买股票是凭觉悟，与买国库券差不多。1989年受“六四”事件影响，股价趺到低谷。

1990年3月，深圳股市热起来了。当时5只股票，3个证券营业点。股票转让，到营业点排队。人头攒动，股价飙升。今天看，这是股票供不应求，多搞几家公司上市就是了。但北京干预了。说是5只股票搞得全国沸沸扬扬，再发股票，那还不翻天？要我们先把5只股票的价格压下去再说。可股价越压越涨，并出现了场外黑市交易。没办法，只好向国务院写报告，请求允许发行股票。同时跑北京向主管股票发行的人民银行汇报。

当时有一个观点，老百姓的钱都存在银行里，现在搞股票发行，老百姓用存款来买股票，这不就是存款搬家吗？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到北京就是讨论股票与存款有什么区别这样的常识问题。我讲，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钱，随时可提取用作消费，而买了股票，就是投资；存款是银行的负债，而股票是企业的资本；企业融资只有贷款一个渠道是不够的，还需要开辟直接融资的渠道；老百姓有钱，可以存银行、买债券，也应该允许买股票。发行股票是存款搬家，但这个家必须搬、应该搬。这是企业改革的需要、金融改革的需要、投资改革的需要。是不是很可笑，这岂不都是常识问题？是啊，中国改革，哪一个不是常识问题？

北京总算被说动，1991年深圳公开发售股票。凭身份证买认购表，再凭认购表买股票。当年成功地发售了300万张认购表。到了1992年8月10日如法炮制再次发售，就出事了。没有买到认购表的人，游行、烧汽车，轰动全国，市长为此而下台。

对股票市场的最大质疑，就是姓社姓资，股票自由流通，企业岂不都私有化了？为了保证公有制为主体，只能限制公股交易，仅25%的增量股份可以流通，这就坚持了所谓社会主义。

怎么看待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一直是中国制定经济政策必须面对的问题。 朱镕基总理曾认为：中国经济要上去，主要靠发展基础产业，而不是房地产、股票这类泡沫经济。于是采取打压股市的一系列措施。我说：中国要发展基础产业没错，但怎么发展呢？房地产热，土地出让价格高，政府就有钱投资电力、公路、港口等基础产业；电力、公路、港口等基础产业可以利用股票市场筹集资金。深圳人觉悟比较早，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展开研究。后来于1990年12月1日设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我是副理事长。然而，几经风雨，差一点被关闭。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于1992年来到深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保住了深圳的证券市场。

探索幸福中国之路

 《纽约时报》：你对中国改革40年做什么评价？

徐景安：中国改革40年推动了中国迅猛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中国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就是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折。邓小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文革”结束，百业凋零、思想混乱，中国怎么从困境中走出？这就需要大智慧。邓小平从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谈起，落到必须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这既统一了全党思想，又赢得了民心，为改革取得了共识。对于毛泽东的政治挂帅，邓小平没有反对，只是对政治换了一个说法：“实现四化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于是发展第一，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理念、目标、动力。从中央到地方都忙发展、争业绩。从社会到民众都忙挣钱、争发财，汇成了巨大动力。

但成功的原因往往是问题的根源。经过了40年的改革，你还是发展是第一，我觉得是错的了。根本问题是，发展是为谁而发展。我不是为少数人发展，是为大多数老百姓而发展。我们这个问题始终就没解决。

我们发生了重发展、轻分配的倾向。市场经济必然发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我们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进行调节。但是实践中，政府起了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作用。长期以来，财政收入增长超经济增长，而财政支出重投资、轻民生，尤其是逆向调节，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在城市与农村间，向城市倾斜；优势群体与劣势群体间，向优势倾斜；户籍与非户籍间，向户籍倾斜。社会分配不公：一是造成居民需求不足，导致经济下滑；带来社会矛盾，冲突事件频发；质疑改革，动摇执政基础；道德下降，影响社会文明；破坏环境，影响生态。

1990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讲过这个话。但是我们死死地就一直发展。我们这就需要一个历史伟人，要像邓小平这样的伟人，他才有智慧才能抓住问题的核心，来实现历史的新的转折。

 《纽约时报》：你认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怎么走？

徐景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融入了全球现代化。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从中受益，成就巨大，但也从中受害，问题严重。全球现代化就是以GDP为目标，以财富为尺度，以消费为追求，这必然导致人的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超过地球资源的承载力与自然生态的承载力。

世界的出路何在？中国的出路何在？就是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财富最大化转为幸福最大化。以幸福为目标代替财富为目标，就可以让人类从物质追求的洪流中分流，也就是不单单追求物质层面的幸福，还可追求情感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幸福，实现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职业、不同个性、不同爱好、不同兴趣的不同的幸福生活。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深圳时提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是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解决了为谁而发展。今天中国应该从直接关系民众幸福的民生抓起，以公平共享、恵及全民为理念，制定民生长远规划，系统化、目标化、制度化保障和改善民生。一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二是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三是赢得民心，巩固执政基础；四是社会公平，是道德提升的前提；五是消除破坏环境的经济动因，改善生态。这样，中国目前面临的紧迫问题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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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re Fu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