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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道德处于解体之中。道德必须重建。要重建道德，首先必须理解导致道德解体的根源。当社会处于愤怒氛围的时候，人们就很难理性地看待问题，也很难理性地选择道德重建的途径。对道德的衰落不能冷漠，道德的重建也需要激情。不过，激情很容易导致人们对道德衰落或者重建的意识形态化的诊断，就像古人所说，"病急乱投医"。要找到有效的重建方式，就必须对道德衰落的根源进行理性的分析。
那么，中国社会如何看待今天社会道德衰落的根源呢？简单地说，左派指向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根源，而自由派则指向权力，相信是政治权力导致道德衰落。尽管还存在着其他不同种类的看法，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左右这两大派看法占据了大部分讨论空间，而且两派极其分化，没有任何共识。它们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对具体社会环境和政策的争论，倒不如说是对各自所信仰的意识形态的辩护。结果，自然对道德的重建并没有什么真实的用处。
一般而言，左派的理论来自马克思及其相关的新马克思理论的各个变种。马克思强调资本对社会道德的负面影响。资本的本质就是要把一些事物，包括社会关系，商品化和货币化。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导致了社会道德的衰落甚至解体。这个分析并没有错。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左派指向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比较极端的左派相信这些都是邓小平的错。如果不是邓小平把市场经济引入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不至于面临道德解体危机。这些人因此开始怀念毛泽东起来，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视为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毛泽东时代。
这种看法在年长者那里流行，怀旧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更重要的是，这种情绪也存在于那些并不理解毛泽东时代到底是怎样的年轻群体之中。和年长者不同，年轻人认同毛泽东不是根据生活经验，而是根据对毛泽东思想的文本解读。
本文节选自郑永年教授新书《中国的文明复兴》，有意购买正版图书的读者请戳这里。
但左派面临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如何解决。马克思从资本的本质出发分析了道德解体的根源，但并没有找到解决方式。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式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市场。因此，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当时都把消灭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但很显然，这个大试验被证明为失败。
那么，贫穷社会主义之下有没有高尚的道德？显然没有。在西方，市场经济对政治权力，或者资本对政治权力构成制约。但在贫穷社会主义下，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体化，政治控制并不受任何的控制。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导致了权力的腐败，很难说是道德的。尤其是当时贫穷普遍，人们基本生活得不到维持。贫穷生活产生不了道德。
第二，不管其有多么大的缺陷，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好的创造财富的机制。没有市场，就没有有效的财富创造机制，就没有小康生活。无论在西方还是亚洲，市场经济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小康社会。如果没有市场，国家所主导的经济活动更会创造出另一类更为严峻的不公平，就是前东欧学者所说的"新阶级"。这是一个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官僚阶级，垄断着国家的大部分经济资源。今天中国左派可能会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国家主导经济的优越性，无论是一个村、一个镇，还是一个市。的确，人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
但是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政府（权力）主导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的阶段是可以达到高速的发展。毛泽东时代下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也经历过高速的发展。问题在于其不可持续。从历史经验看，国家主导的发展没有可持续性。第二，今天中国一些富有的村、镇和市在政府主导下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政府主导本身，而是政府充分利用了这个村、这个镇、这个市之外的市场机制。没有市场机制，它们同样得不到发展。
简单地说，要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转向国家权力来解决道德问题，除了怀旧和理性主义色彩，并没有可行性。
那么，自由派的观点又怎样呢？与左派相反，自由派指向权力，认为是权力寻租导致中国社会的道德衰落和解体。在自由派看来，政治制度是道德衰落的关键。他们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包括道德视为政治权威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倡通过市场化和民主化来解决道德衰落问题，重振道德。市场化的目标就是把政府和经济脱钩，而民主化的目标则是制约政治权力。如果左派的样本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自由派的样本则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
单靠市场也不能建立道德
不过，自由派也同样解释不了很多问题。中国的很多道德问题固然和政治权力有关，但市场并不是解决道德的途径。市场化在通过扼制政治权力而解决了一些道德问题的同时也产生着其他无穷的问题。历史地看，市场的发现改观了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动力。但同时，也为人类的道德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马克思曾经把西方很多道德问题归之于市场化。"看不见的手"（市场）的发现者和提倡者亚当·斯密也著有《道德情操论》，强调道德情操在一个社会运作过程中的至关重要性。
在西方道德体系发展过程中，宗教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西方的宗教改革既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崛起提供了精神条件，但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以宗教为基础的道德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以及社会流动的增加，尽管宗教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德资源，但政府或者说政治权力扮演了很重要的道德资源。这并不是说，政府取代了宗教提供的资源。而是说，政府为社会道德的重建提供了社会基础，主要是通过对社会提供保护机制，例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人们称之为"公共产品"(public goods)的公共服务。社会保护机制极其重要，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西方道德的转型不可能实现。很显然，政治权力并非和道德相悖。西方从早期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比较人性化的福利资本主义，这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这种转型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结果。
从今天美国和西方社会道德状况看，市场化和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例如这次金融危机可以理解为金融部门过度市场化的结果，或者说缺少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的结果。金融危机对西方的道德体系产生着负面影响，包括商业道德和一般人的社会道德。
回到中国的情形，自由派很难回答左派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即市场化对道德的负面影响，其所提出的去政治权力化的主张在实际生活中也毫无可操作性，只不过是一种过度理想罢了。
很显然，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双方都有些道理，但哪一方都没有找到解决方式。一方是怀念毛泽东，一方是怀念西方，没有别的了。实际上，如果人们能够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的互动关系来看问题，会比较清楚。无论从西方的历史还是中国的经验，政府权力站在哪一方，是资本还是社会，就会产生不同的政体，也就会改变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平衡。所以政府和政治权力很重要，是个平衡器。这三者一旦失去平衡，道德的社会基础就会遭到破坏，社会道德就会解体。
在中国，无论是市场的滥用还是权力的滥用，都和政治权力有关。首先是政治权力导致了滥用市场。中国的早期改革者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导致把经济政策引用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进而是货币化。也就是说，自由派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闯入了中国的社会领域。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只有在经济领域发生作用，主要表现在私有化运动。当然，新自由主义在金融领域导致了政府对金融领域缺少监管，从而酿成了危机。但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社会抵制，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住房都没有能够私有化。
但在中国则不然。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国有企业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则不一样。中国没有社会抵抗能力，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权力的扶持下很快就攻占了诸多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些领域都是要求政府大量投入的，但在中国则是暴富领域。社会被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基础就没有了，其解体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其次，滥用权力也导致着社会道德的解体。自由派所说的权力毫无制约是一个原因。但更严重的是权钱的结合。在两者的结合面前，社会没有了任何权力。没有政治权力的合作，新自由主义不会在中国社会领域如此快速蔓延。中国社会并不是没有抵抗能力。社会一直在抵抗着社会的被市场化和货币化。但一旦政府站到了资本面前，社会便没有了任何反抗的能力。
进而，无论是资本还是权力，都通过GDP主义这一机制摧毁着中国社会的道德。GDP主义就是社会的经济数据化。政治人物需要GDP数据，企业家需要GDP数据，经济学家、律师、教授等社会阶层需要GDP。就连一般社会成员也需GDP。在一个以钱为本的社会，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缺少了经济数据，就变得毫无价值。所以，人们说，这是一个数据化的时代。"不要做对我毫无经济价值的事情，"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座右铭了。医生可以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止手续，律师可以为了钱而出卖灵魂，因担心被索取金钱而不敢扶起倒地老人，教授为了致富而把学术和教育当成了副业等等，都是因此出现的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
但是很显然，人的价值是不能数据化的，一旦数据化，人的存在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也就是"去意义化"。一个"去意义化"的社会便是毫无道德可言的。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各个阶层普遍经历着的极度不信任、极端恐惧、极端孤独的终极根源。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一旦处于这样一种状态，道德就会变得毫无相关了。
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上，市场和社会领域的相对分离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种分离使得人类能够逃脱泛道德化的社会行为，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基础。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也必须受到保护，经济和市场必须有一个边界。如果经济领域可以也必须加以市场化，甚至货币化，那么社会领域则必须也可以拒绝市场化和货币化。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这种边界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换句话说，无论怎样的社会，不管是民主还是非民主，没有这样一个边界，道德解体危机必然发生。
可以确切地说，中国社会道德的解体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以GDP主义为核心原则之下相互作用的结果。这里GDP主义是核心因素。如果这三者之间所有互动的核心是GDP，那么，道德的解体变成必然。反过来说，如果要确立一种新道德或者重建道德体系，那么就是要改革这三者之间互动的原则，也就是要去GDP主义，而代之以另一种能够促成新道德成长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左右派之间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争论无助于中国社会道德的改善。改革前和改革以来的经验都证明，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一旦主导中国社会，在克服了一种道德危机的同时又会制造另一种新的甚至是更深刻的道德危机。
本文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本文摘自《郑永年论中国：中国的文明复兴》，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编辑：IPP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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