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前, 86岁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热心地在个人脸书上忙著募 捐月饼。他在脸书粉丝团写下:“ 其实每天来到我们天空的月亮并没有变, 其实她每天都来祝我们晚安,只是我们能见到的东西变了—— 有时厚厚的云把她遮蔽了,我们根本看不到她; 有时她一会儿被遮掩,但一会儿又从云中冲出来。如果天气好的话, 中秋的月亮最灿烂。”
只是今年的香港中秋,浮云蔽月,要看月亮,还得找个云隙。 22日,梵蒂冈宣布与中国达成“历史性”的、却又是“暂时性” 的主教任命协议。梵蒂冈同时表示,为配合与中国签署的这纸协议, 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已认可7名中国当局所任命主教的合法性。 这7名主教先前由中国任命、但是并未获得教廷同意。 陈日君先前多次疾呼,教廷不能让这件事发生:“ 怎么可以让那7个当牧羊人?”但它终究还是发生了。 中梵签署协议后,他第一时间跳出来,亲自写了部落格说这是一个“ 什么都没说”的公告,又在接受外媒访问时重批教廷和中国合作, 是背叛信仰、信众,送羊群入狼口。
时间回到梵中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前夕, 陈日君在安身数十年的慈幼会修院里接受《端传媒》专访。 那是一个酷热多雨的午后,他从黯影里走来, 开门见山谈梵中恐怕随时都要签署的主教任命协议,一个动怒, 就往桌上拍去。体内累积已久的怨忿仿佛也想穿出他的掌心, 捶得桌面砰砰响。
滔滔不绝的陈日君一口气说了一个半小时,谈共产党, 谈教廷中国政策的沿革,也谈自己大砲性格背后是天主给他的使命。 记者几乎插不进问题,直到老人似乎需要喘口气, 我们问他需不需要休息、喝口水。他速速起身:“谈完了吧? 还要休息?”
对主教任命协议,当时他预测:“如果教宗批准一个协议是不好的, 我就不出声了。你们就不要来看我了。我不能批评教宗。 我现在批评是教廷。我现在批评是国务卿。”
再请他谈谈一再撰文谈梵中主教协议的香港教区荣休的汤汉枢机, 他反问:“你要我批评我的接班人吗?我们有些看法不同, 没有关系吧。我只是悲观,他们比较乐观。没有问题啊。” 如今看来, 教廷内部最大的问题也许在于乐观者和悲观者之间的毫无共识了。 古老壁画上的圣母看著陈日君和众生, 仿佛不知道要垂怜羊群里的谁?
陈日君说自己累了,转身又走入黑暗里。
以下为访谈纪要: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 关于中梵双方正在商签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以您的认识, 在中国的信徒和神职人员对教廷这么做的评价如何?
陈日君(以下简称“陈”):现在有些主教是跟(中国)政府的, 不是跟我们(教廷)的。有些主教原本根本不可能被教廷承认的, 我们天主教规定主教不能有女人,结果现在中国, 有两个主教有女人、有孩子。还有几个,是犯了很大的错,被“ 绝罚”的。(编按:“绝罚”为天主教教规,指逐出宗教, 是极为严厉的惩罚)教宗跟他们说:“你不能做主教”,结果, 他们还是做了地上教会的主教,所以这些人是坏人。当然, 教宗可以宽恕他,但绝对不可能让他们继续做主教。 把这些人放教友面前,让他们来做主教,那是对不起教友。 他们完全不合资格。
还有很多地下教会的主教,都活得很害怕。中国政府要升主教, 叫他们去,他们就去了。虽然他们上来(与地上教会接触) 进爱国会,但他们心里还是跟著教宗的。地上的主教里, 毕竟是投机主义的比较多,勇敢的不多了。
地下呢?这几年,有人说教宗本笃那封信( 指本笃十六世于2007年的牧函)就是“叫地下的都上来”了。 有人相信了,试试看到地上来;有些到地上看,觉得不对呀, 就又退下去。这种“半上半下”的,就麻烦了。最近, 教廷政策愈来愈让步了。有些主教彼此之间说:“ 我们还是到地上吧,地下太吃亏了。”在地下教会, 政府是可以抓你去坐监的,政府也不会给你钱,生活是很辛苦的。 所以这些年,很多主教就一步一步上来了。可是, 肯定还是有很多人,是不愿意也不可能上来的。这些人可怜了。
我希望未来没有人造反。你想想吧,在这个情形下, 他们真的很愤怒。几十年了,忠于教廷、忠于教宗, 这些人受很多苦。现在教廷说:“你们错了,你们到地上来吧。” 这些人等于被教廷出卖了。所以我害怕有些人会造反。
我想跟他们说:“不要造反啊,要争气,要冷静。 如果教宗也批了这些不好的(指地上教会的主教),那么, 我们回家吧!我们静静地回家。我们不能造反, 我们也不能进爱国会,爱国会是不能进的。 我们没有圣堂也没关系啊。我们回家里吧……。”
端:谈谈您谈到的“造反”。有可能是什么形式?
陈:造反是很可能发生的。已经有一个主教造反了。
有一个(地下教会的)神父说,这么多年了,梵蒂冈不支持我们, 完全支持地上的教会,给了地上那么多主教,我们地下主教很少, 在中国,地上现有大概有70个、地下30个(主教)。 为什么会这样?教廷不敢升地下主教,怕得罪政府。这个人就说:“ 我们不等你(教廷)了,我自己升主教了。”
我怕未来,如果教廷真的要地下教会的人上来,有些不会上来, 他自己升自己做主教了。那我就很痛心了。因为这样做不对。 我不能鼓励他们去反对教宗。
端:谈一下中共近年对于天主教徒的迫害。
陈:当然现在和以前很不同。开始的时候很厉害喔,你不听他的话, 就坐监啦,有很多死在监狱里。
我是慈幼会的(编者按:陈日君为慈幼会会士), 有好几个兄弟死在监狱里。我1948年到香港,共产党还没到来, 所以我在大陆没有受苦。那么里面(在中国)的教会呢,也麻烦了。 1951年,已经有我们的神父、修士给他们抓去了。1951年, 有人不听话,就死在监狱里,很苦的。后来中国官方说要“ 独立自办”,谁不肯独立自办,就坐监。
1955年在上海,他们大规模地取缔天主教。 在那年的9月8号晚上。共产党抓走了差不多1000个人,主教、 副主教、修院院长、很多神父、修女,还有很多年轻人。
有的人说:“哎呀我们在地上教会,圣堂也可以开, 教院也可以弥撒。”政府就批准他们了。所以,一半人去了监狱, 一半人在地上,教堂还是开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就不行啰! 连地上教会也没有了。什么宗教都没有了。这些地上的, 在教堂做事情的人很可怜的,红卫兵就拉他们出来。最后, 大家都到监狱里了。那时候开始,(在中国)什么宗教都没有了。
1974年,我有机会回到上海去。很奇怪,文革还没结束, 可是中国开了个门,让我回到上海。以前的教堂都不是教堂。 有的被破坏,有的变成工厂,宗教完全没有了、没有了。
那时候,地上听话的那些人,更可怜。听话这么多年, 最后遇到红卫兵,死在牢房。文化大革命结束,开放了, 这些坐监20年、30年的人就回家了,变成地下教会。 政府对以前听话的那些人说:“回来,我们开圣堂!” 他们也不敢回去。政府靠不住嘛。
一步一步,情形也变了,后来,有很多非法的,后来变合法了。 当然你不能说没有改善。后来有改善。改革开放政策以后, 我们可以去大陆教书了。1989年到1996年, 我可以去大陆地上修院教。他们都开放了,而且他们对我很客气。 我教书真的有自由。他们从来没说这个可以教、这个不可以教。
我是香港来的。他们(中国政府)对我很客气。可是我看见了, 他们对里面的主教神父们,一点都不客气、一点都不尊重。 他们是老板,他们什么都管。办天主教的修院, 全世界都是教会自己管的,在中国,修院的董事会,一半是主教, 一半是政府官员——宗教局的官。很可笑啊,全世界只有中国有。 那爱国会,是中国的工具。完全听政府的话,是政府给他们薪水的。 在修院里也是一样,宗教局官员,随时可以进来,他们什么都管哪。
(节选)
——转自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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