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inetti： 被遗忘的美国保守主义之父

撰文：Matthew Continetti

翻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对美国保守派知识分子运动兴起的传统讲述方式是这样的：因为大萧条和珍珠港事件的发声，那些批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美国插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谓"多余人"的声名随之败裂。然而，到了冷战初期，古典自由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之间组成了一个联盟。1955年，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创立《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巩固了该联盟，其立场为对外反对苏联，对内反对福利制度。该联盟获得的最大胜利乃是1980年里根的当选。但苏联的崩溃使得存在于知识精英中间的保守主义四分五裂，其影响力被削弱，其后又迎来了民粹主义右翼的挑战。

拉塞尔·柯克

但是这种传统叙述没有充分说明拉塞尔·柯克（Russel Kirk）在其中的作用，如果没有他，我们无法讲述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历史。作为作家、教师、专栏作家、小说家的柯克在定义美国保守主义，赋予其实质内容上比除了巴克利之外的任何人的作用都大。然而，他经常与这个由他参与推动的运动中的代表人物产生观点上的争锋，这些争论能够让我们看到美国保守主义的历史比人们通常理解的更加多样化，其内部存在更多张力。

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是学者型的，有着文学色彩，哲学意蕴和诗意，不主张对国际事务采取干涉主义立场。他与自由至上主义者发生冲突，从未认同过约瑟夫·麦卡锡，与《国家评论》保持距离；因为对1990年的海湾战争意见分歧，柯克与新保守主义者决裂；在1992年的共和党初选中支持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柯克一生写了20多本非虚构类书籍，三部小说，数百篇文章和书评以及大约3,000篇报纸专栏，另外还创办了《近代》（Modern Age，1957年）和《大学学人》（The University Bookman，1960年）两份刊物。柯克倡导"永久事物"（permanent things），反对意识形态地思考问题，无论左右翼。他毕生工作所指向的道路未被保守主义运动所采用，在这个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和变化的时刻，这条道路值得我们去重新审视。

柯克出生于1918年10月19日，在密歇根州普利茅斯长大，他就读于密歇根州立大学，在杜克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42年至1946年在陆军服役。这段军旅生涯让这个害羞、书生气的年轻人固有的传统主义观念变得更坚定了：他反对战争和官僚主义，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核弹的新闻令他感到震惊。退役后，柯克回到密歇根州，搬到他的曾祖父母曾经生活的梅科斯塔。从那之后直到去世，他一直生活在那里。不过，柯克经常旅行，他在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

1952年夏天，柯克从圣安德鲁斯大学写信给一个叫亨利·瑞格纳瑞（Henry Regnery）的芝加哥出版商。瑞格纳瑞是一份名叫《世事》（Human Events）的联合创始人，该报纸采取反罗斯福立场。就在前一年，瑞格纳瑞出版了巴克利引起许多争议的首部著作《上帝和耶鲁人》（God and Man at Yale）。瑞格纳瑞一直在寻找新政自由主义和世俗人文主义的批评者。

于是，这样一个批评者找到了瑞格纳瑞。"在我写给你的上一封信中，我提到我可能会把我的《保守主义的溃败》（Conservatives' Rout）一书手稿寄送与你，"当时34岁的柯克这样写道，"现在我打算这么做了。"柯克最早将这本书的手稿寄给了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Alfred A. Knopf），克诺夫要他将全书的篇幅缩减一半。"我不会删减篇幅。"柯克不会轻易将自己著作的编辑权拱手让人。他希望读者拿到的书与自己所写的没有差别。"在这项保全我们文明的精神、思想和政治传统的事业中，写作本书是我个人为其出的一份力量；如果我们要拯救现代思想，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肯塔基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本优秀的柯克信件集，编者是詹姆士·伯森。）

这本500页的书籍于1953年出版时，柯克将其改名为《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桑塔亚那》（The Conservative Mind: From Burke to Santayana）。从1960年的第三版开始，副标题中的桑塔亚那被换成了T. S. 艾略特。《保守主义思想》在口碑和商业上都获得了成功，柯克因为此书成为了知识界名流。这本书为一种重新出现的政治信仰命了名，另外还给了它在哲学和文学上的谱系：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柯克在书中的第一页这样写道："这是一篇围绕定义问题的长篇论文：英美保守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柯克从未给出完整的答案。几十年里，他一直在提醒读者，保守主义抗拒被精确定义。一套对所有人、所有地方和所有时候都同时适用的保守主义纲领是不存在的。 "严格来说，保守主义不是一种政治制度，当然也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柯克1982年这样写道。"它是一种看待公民社会秩序的方式。"柯克一生都在不断回到保守主义的一般原则，通过对著名保守派作家和政治家的研究去理解这些原则，它们包括：对"超越性道德秩序"的信仰；对"社会连续性"的支持；对审慎、多样性和不完美性原则的坚持。

《保守主义思想》为几代保守主义者提供了历史感和理论资源。保守主义者之前感到自己被孤立，在各种政治和文化辩论处于边缘位置，现在保守派可以在从埃德蒙·伯克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一长串思想家的系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柯克在书中所列举的英雄们与他本人的个性一样怪异，他把英国人与美国人，反动派与改革者，南方邦联支持者和北方联邦支持者放在一起来写。书里还写了捍卫奴隶制的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和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这让当代读者感到失望，但是柯克也非常钦佩林肯。柯克对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他提醒读者，"资本主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也对社会主义持同样批评态度。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智识上的伯克继承者需要在两条战线作战：一条战线对抗雅各宾派的继承者以及他们的 '惯用武力的学说'；另外一条战线上反对那些完全依靠金钱来维系关系的曼彻斯特的经济学家。"

柯克对经济功利主义、工业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批评使他与许多其他反对政府计划的人区别开来。"我从不称自己为个人主义者；我希望你们没有将这样一种沉闷的意识形态揽入怀抱，"柯克1954年5月写信给校际个人主义者协会（Intercollegiate Society of Individualists）会长维克多·米利奥内（Victor Milione）【后来改名为校际研究所（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政治上，个人主义导向无政府状态；在精神上，个人主义导向可怕的孤寂状态。我甚至不称自己为 '个人'（individual）；我希望自己是一个人（person）。"柯克说，自由至上主义是死路一条，因为它无法激发人们道德上的想象力。1957年，柯克与哈耶克有过一次公开的对话，二人的分歧在这次的对话中展现得很清楚。多年后，柯克告诉一位年轻的记者，"哈耶克称宗教是神秘主义，我反驳说，有这种认识只能说明对宗教的无知。"

这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怀疑是柯克不愿加入巴克利的《国家评论》的原因之一。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可能可以毫无冲突地融合在巴克利的个性之中，但他只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物。柯克同意每月为《国家评论》撰写专栏，他的专栏从《国家评论》创立一直开到1980年。但柯克与该刊物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柯克的名字从未在《国家评论》的刊头上出现；如果《国家评论》没有发表评论柯克著作的文章，柯克会批评巴克利；该刊物的资深编辑弗兰克·迈耶（Frank Meyer）曾经诋毁过柯克。柯克和这份保守主义运动的旗舰刊物一直保持距离，这点值得关注。"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在一封写于1990年的信中这样谈论《国家评论》的另外一位编辑，"我想我可能应该被归为浪漫主义阵营，在19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一系列争论中，我会站在柯勒律治、斯科特和骚塞的一边。"在为企鹅出版社编选保守主义思想集时，柯克没有选巴克利，新保守主义的教父欧文·克里斯托尔（Ivring Kristol）则被选了进来。

虽然柯克在写于1975年的一封信中称克里斯托尔代表着"善的力量"，但是，冷战结束后，他与新保守主义者交恶。在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一系列讲座中，柯克严厉批评了新保守主义者那种试图从民主资本主义中提炼出一种意识形态的做法。他经常引用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丁（Daniel Boorstin）的话，大意是想表明，美国宪法"无法出口到其他地方"。柯克在一次讲座中说了一句给他带来恶名的话，他说，"许多时候，一些杰出的新保守主义者似乎将特拉维夫当成了美国的首都"。这句不太恰当的评论暗指新保守派心中怀有双重忠诚，成为新保守派与持"美国优先"立场的旧保守派之间冲突的导火索。让人们对整件事更摸不清楚状况的是，柯克同时强烈反对反犹主义，他在同一次讲话中说："我很同情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并对其中一些人表示钦佩。"

密歇根州的梅科斯塔与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相距甚远，同样的，柯克置身于里根、乔治·布什政府的保守主义权力中心之外，在思想上也与其没有多少关联。这也成了某种隐喻：柯克对由他所定义的保守主义运动的影响力逐渐减弱。随着保守主义运动越来越多地与共和党交织在一起，保守主义的哲学原则被转化为公共政策，柯克退居幕后，只在家中与妻子和四个女儿招待渴望求知的学子。

如果柯克而非巴克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为为公众熟知的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吗？也许会吧。然而，柯克是一位文人，而非领导者。柯克的传记作者布拉德利·J·比尔泽（Bradley J. Birzer）这样写道，"按照21世纪的美国或西方社会的任何标准，都可以说，柯克的个性古怪且独特。"如果柯克成为代表人物，智识上的保守主义的吸引力可能会变得有限。

柯克没有兴趣去捍卫一个党派的政治议程。他想要做的是去提倡一种精神气质。柯克在1963年写给后来因创作科幻小说成名的杰瑞·普尔内尔（Jerry Pournelle）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个国家仍然有很多人支持一种富有想象力的保守主义。虽然情况不容乐观，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成功地从现代世界的残骸中拯救出许多美好的东西来；如亨利·亚当斯喜欢用他那种尖酸刻薄的语气所说的， '乐趣存在于做事的过程中'。"柯克试图培养一种道德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能够让我们不仅可以从他人的角度看待世界，而且可以从过去和未来的角度去看世界。他没有社会复兴的宏伟计划，没有实现用某一种价值一统世界的愿望。"保守主义者说：'政治是可能的艺术'，他认为制定政策的目的在于维护秩序、正义和自由。"

最重要的是，柯克提醒世人，伯克所说的"契约关系""不仅存在于生者与生者之间，而且是生者、死者和后人之间"。他希望人们去关注他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英雄T. S. 艾略特所称之为"永恒的时刻"（"timeless moments"），我们的过去和现在正是被这些"永恒的时刻"所连接。

我第一次柯克还是在大学期间，在那之前，伯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对我影响很大。《保守主义思想》的博大令我印象深刻：不仅仅因为这是一本鸿篇巨制，更是被柯克文本中的宏伟气魄，被其中的神话、诗歌、想象力和精神所打动。我知道柯克的方法作为具体政治行动指南很有限，我知道那种文化上的愁绪以及从文学角度对政治的蔑视会有怎样的危险，但我仍然能够看到，他对一般原则的强调可以防止保守主义被某个政治议程拖累，或者被简化为任何一个有缺陷的政策，被某个个人所代表。

如果我们在重写保守主义的历史时充分考虑柯克发挥的作用，我们会看到保守主义更为复杂的图景：五角大楼和边际税率的重要性退居其次，各种宗教群体、学校、国家和地方传统、文学和文化的地位会凸显出来。应当以何种态度去面对人工智能、硅谷、社交媒体、言论自由、无人机战争、全球化和福利支出等问题，柯克的作品能够给我们这一代保守派以及自由派提供很多思想资源。在纪念柯克诞辰百年那天，我心怀感激，记起了他最喜欢的艾略特的"小吉丁"（Little Gidding）中诗句：

"死者活着的时候，无法以言词表达的，
他们作为死者能告诉你：死者的交流思想
超乎生者的语言之外是用火表达的。"（这里引用的是汤永宽的译本——译者注）

（本文选自《大西洋月刊》，《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未普：反华政治联盟是怎样炼成的？——读沈大伟

2015年3月，美国著名的的中国通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教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宏论，称中国出现崩溃征兆，并开始进入残局，这在中国引发愤怒的反弹。然而这几年，他对美中关系的种种担忧，一一得到验证。

沈最近在www.chinausfocus.com（中美聚焦）网站，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新共识」（「The New American Bipartisan Consensus on China Policy」），文中明确提到，反华政治联盟已经形成。在今天美中贸易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中国官方想必已无暇反弹了。

美中反目并非一日炼成。沈的讲话告诉我们，美国的反华政治联盟在2015年时就有了雏形。那时的中共，对一向与中国友好的沈大伟的「学术突变」，还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而沈大伟之所以将「中国共产党统治结束的大戏已经开演」这样的观点公之于众，是因为那时的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已经对中国以及中共的前景达成了共识。很多和中国有长久关系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对中国的未来感到悲观。他们和沈一样，对习近平上台后拒绝政改非常失望，对习近平实施的政治压迫非常反感，对习近平高度集权和中国重新泛滥的的个人崇拜，非常不以为然。

不过，美国对中国的失望可能还要早于2015年。有意思的是，美国企业界是美国各界觉悟最晚的一个群体，却是第一个对中国感到失望的群体。这种失望始于全球金融危机。从那时开始，美国企业开始觉得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挤压和歧视。这种感觉到习近平执政时，更是变本加厉。

今日美中关系的反目和昔日的友好，形成鲜明对照。沈大伟的文章为这种友好和反目提供了一些历史依据。

1972年尼克松总统突然造访中国，解冻美中关系，受到美国部分政界和外交界人士的支持，但亦遭到另一部人的质疑和反对。那时，美国两党中支持和反对尼克松中国政策的比例几乎是50：50。

直到80年代，两党才真正形成共识，支持与中国接触和友好。这种共识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媒体大幅报道了中国的改革政策和改革派人物，对美国社会极具吸引力。沈说，「一个脱离共产主义的、改革的新中国形象开始渗入美国人的意识。两党及全国也因此第一次形成了真正的共识，支持与中国的接触」。

然而这种共识在1989年6月4日一夜之间破裂。对中国接触的两党共识，被震惊和报复的共识所取代。有选择地制裁中国，是美国公众和政界，包括老布什总统和第一届克林顿政府各党派人士的普遍认知。克林顿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受欧洲的影响，开始与北京重新交往，但这未获得深层的、全国性的两党共识的支持。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达成一种新共识：对中国既接触又遏制，这一新共识占了上风。奥巴马政府基本遵循了这种二元策略，但它没有动用军事力量或行使战略威望，来抑制中国在亚洲日渐武断的行为。

到了特朗普执政，他的政府推出《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首次明确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制定了在广泛的问题领域强硬对付中国的战略。如果美国政界对此没有深层次的跨越两党的共识，这样的战略就不可能制定出来，更不用说去实施了。

沈大伟明确指出，参院和众院已经形成跨党派反华政治联盟，即使民主党在下个星期的中期选举控制众议院，这个反华联盟也不会破裂。一种真正的两党共识不仅已经形成，而且不太可能发生改变，除非习近平政权的对内高压和对外独断专行政策出现根本性逆转。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两党共识的形成，从疑中，到亲中，再到反华，跟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是80年代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大幅进步，获得了美国两党和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普遍支持，也是这几年中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大幅退步，导致了美国反华联盟的形成。若要美国重新支持中国并对中国友好，习近平政府改弦更张，重走进步之路，是唯一选择。

——RFA

王陶陶：强大的默克尔为何走向毁灭？

昨天，德国基民盟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一改试图参加选举的前言，宣布将不再寻求担任党主席的职位。这是继本月德国执政联盟在巴伐利亚州选举失利和黑森州选举失利之后，默克尔作出的最新决定，此乃其政治地位迅速衰败的明证。

曾经深得人心的默克尔为何会走到这般田地？

是她的德行不足吗？我深信，在世界范围内，很少有人会对默克尔的廉洁、仁慈产生怀疑；是她的成就不足吗？事实上，在今天的西方，德国经济一枝独秀，而德国的国家地位也在默克尔时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是她的资源不足吗？要知道，默克尔可是当今德国的政治巨人，几乎不可能有人更有声望和实力。

正是因为默克尔具有如此美好的名声、丰硕的成就和强悍的资源，以至于当她于今年年初组阁成功后，几乎没有什么人怀疑过她将成功，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她将失败——他们都忽略了默克尔不破法体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处：

1、这是一个因难民问题而逐渐分裂的国家；

2015年9月，当默克尔宣布无限制地吸纳中东难民入境的时候，就意味着难民问题将成为分裂德国社会的痼疾。数百万没有未来的难民贸然进入人口只有8000万的富足德国，必然会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这一方面使得相当多的德国普通民众急切要求遣返难民，加剧德国排外倾向和极右翼风潮，另一方面，极右翼的兴起，有足以引发左翼支持者的激化，而排外风潮加剧的身份政治，更使得人数不可小觑的德国少数族裔更加支持难民政策。

即，难民大规模入境，使得德国社会在难民问题上陷入了泾渭分明的分裂，几乎不存在模糊空间。在一部分民众越来越激切地试图遣返驱逐难民时，另一部分民众则要求政府作出更宽松的难民接纳举措。

2、这是一个只能在难民问题上奉行模糊政策的政府；

遗憾的是，在分裂的、要求在难民问题上采取明确举措的德国面前，默克尔政府却只是一个左右政党相互妥协的政府，这决定了默克尔政府只能采取模糊政策，这加剧了执政联盟各党在自身支持者中不断失去认可。

默克尔基民盟的姐妹党基社盟是一个以巴伐利亚为根基的老牌右派政党，由于德国右派民众越来越反感默克尔政府的难民政策，而基社盟恰恰属于默克尔政府的一员，必须承担默克尔难民政策的负面政治效果，这就使得基社盟在巴伐利亚的支持率急剧下跌。在这种情况下，除非默克尔政府改弦易辙，采取驱逐限制难民的政策，否则基社盟的衰竭是可以预见的。

然而，默克尔政府的另一个组成政党社民党，则属于左翼政党，其支持者大多数不但不反对难民入境，反而要求默克尔政府采取更加激进宽松的难民接纳政策。一旦默克尔政府被迫对难民问题采取限制政策，那么作为政府成员的社民党将会失去支持者的信任。

今年七月份德国基社盟领袖、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因难民强奸案而威胁辞职，引发默克尔政府危机，当默克尔被迫妥协后，采取了对难民的一些限制性政策，这又反过来使得德国社民党失去了很多支持者。此事即显示了默克尔政府的困境，难民问题引发的德国分裂现实迫使默克尔采取明确的政策，但默克尔政府的属性迫使其只能居中调和，从而使得德国执政联盟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分别在左右两翼中失去支持者而日渐衰竭。

在此次巴伐利亚和黑森大选中，基民盟和基社盟都失去了几乎三分之一的选票，而社民党的选票更是腰斩。选举表明，这些执政党的执政本身已经成为其维持政治利益的阻碍，形势将迫使这些政党退出执政联盟——这就是默克尔政府的真正问题所在，这个问题是默克尔不可克服的。

因此，一个真正理解政治的人，当他看到默克尔下令百万难民入境的时候，就会意识到，对于欧洲政治世界来说，不可饶恕的错误已经犯下，千载难逢的政治变局即将到来，就像塔列朗看到查理十世试图恢复绝对君权，便开始知晓波旁王朝将走向毁灭一样。

这不是实力和道德决定的，而是政治的逻辑决定的，尽管这个逻辑不为人知。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49193&s=fwzxfbbt）

王五四：写歌的人假正经啊，听歌的人最无情

我对大众怀念故去的名人向来是没意见的，都是流行文化下生长的韭菜，被人割和自己割，都一样，生命力依旧旺盛。众人在青春期嗷嗷待哺时，金老师写成人童话奶便人间，众人茁壮成长，去粗取精，形态各异，这是美事。对于喜不喜欢金庸，对于金庸的作品文学性几何，大家可以探讨，但大多数人不必认真，弄得你死我活状，你都没认真探究过，讨论那么认真是很不认真的表现。我之所以敢写这么认真，是做足了准备工作。

金老师泉下有知，也不必为人间读者的纷扰而感到伤心，其实他们跟你一样，都是氛围大师，你擅长营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氛围，他们擅长营造感恩的心感谢命运感谢有你的温馨动人氛围，大家都没当真，你也不必当真，回到现实，大家都很忙，这正是所谓的"写歌的人假正经啊，听歌的人最无情"，年少时的欢愉懵懂过后，要承认成人的疲软无力，还好你收到了钱，我们受到了启蒙教育，就像少年时，我们遇到了一个有职业道德的老妓女，二十年后对你早无欲望，只是心存少年的感激。

悼念一个名人，很多人都是凑个热闹，很多人都是借机抒个情，特别是人人自危、舆论场接近固化的当下，机会难得，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即便有些人冒出"人死为大"这类蠢话来阻止大家对逝者的评判，我也是不再奇怪和愤怒，假正经的你不想理，真蠢的人你又不忍心。只是有些人平时就喜欢拔高名人，名人去世，又被拔得更高了，这样很不好。有些概念我们还是要严肃认真对待的，比如说大侠，郭靖是大侠，杨过是大侠，但金庸不是大侠，郭杨之所以是大侠，是因为书里写的清清楚楚，生平表现，内心活动，一字一句，明明白白，金庸不是大侠，因为还有很多事情他不明白，还有很多他的事情不明不白。

他作为一个武侠小说作者，我是不会苛求他的历史功底，在他的笔下，不管那个时代有没有种植，蚕豆、花生、南瓜子成了英雄好汉喜爱的下酒小菜，《天龙八部》中还出现了本不该出现的辣椒，《神雕侠侣》中杨过找到了本应该在美洲的玉米棒子……，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点名提出要做浙江大学的教授、历史系隋唐史的博导时，我们就得认真对待了，虽然现在浙江大学和众多大学一样，已然没什么出息，但毕竟学生是交了学费的，误人子弟就没职业道德了。刘文典曾说过"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并因此挺看不起沈从文的，而且反对沈从文当教授："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而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当然，这不是金老师一个人的问题。

金庸笔下有很多大侠都背负着杀父之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之前，也得先报了杀父之仇，张无忌，胡斐，袁承志，杨过，郭靖，林平之……，袁承志最大的愿望就是手刃杀父仇人崇祯，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袁承志要入宫刺杀崇祯，但阿九一句"别杀我爹爹"就让他放弃了这多年的愿望。而坚定的要替父报仇的林平之落了个悲惨下场，除了郭靖，其他人物的杀父之仇也都因为各种原因不了了之，郭靖的杀父仇人有两个，一个是小角色段天德，无恶不作，被杀了读者只会拍手称快，另外一个是完颜洪烈，被刻画成了忠贞爱情、图谋大业的政治人物，郭靖抓住完颜洪烈时，也没有亲手杀了他，而是交给了铁木真，被蒙古人杀死，完颜洪烈的死也被提升到了两国征战的历史高度，郭靖的父仇也报了。杀段天德，叫快意恩仇，美名，让蒙古人杀完颜洪烈，叫从大局出发，美名，谁说靖哥哥愚钝。所以，对于杀父之仇这件事的多种可能性，每一种，金庸都写了，现实中不能做到的不敢做的，小说里他都做了。

在1951年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金庸的父亲、大地主查枢卿被地方人民政府判处死刑枪决了。面对杀父之仇，他内心真正想选择哪一种复仇方式，我不敢说，但现实当中，他无疑选择了"相逢一笑泯恩仇"，"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会见金庸，向金庸道歉，微笑着说："团结起来向前看！"金庸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这看起来并不算一个过得去的交代，于是2000年年初，金庸在其自传体散文《月云》中写道："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创造了无数大侠形象的人，在强大的力量面前，依然真实的像个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自欺而懦弱，就像他的众多读者一样，当然，换了谁也大约如此吧，亦或者，真是我们难以理解的豁达大度。

李敖曾痛骂过金庸的虚伪，我倒觉得金庸未必是虚伪，而是人共有的虚弱，一心向善是个过程，过程不是结果，就必然是不完美的感受。即便如此，这个过程中还是需要不断接受历练的，就如李大师对金大师的鞭笞，看看也无妨，李大师鞭笞起他人向来是精准度很高的，只是对自己往往手软。李敖说："金庸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我责备他不该参加什么"国建会"，自失他过去的立场。他说他参加，也说了不少批评的话。我说这是不够的、得不偿失的、小骂帮大忙的，你参加这种会，真叫人失望。接着谈到他写的武侠，我说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中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虽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并且发了财。金庸的风度极好，他对我的话，不以为忤。他很谦虚的解释他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伪善"。

我倒不相信金庸是刻意虚伪，而是人性的虚弱，相信他听了李大师的话，也更多的是自省。就像当年《明报》报道逃港潮时，金庸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报道的，但在众位同事的压力之下，权衡利弊，拷问内心，他还是选择了报道，也算善事一桩。金大师在前进，在超越，而他的读者们却在江湖里陷得很深，至今无法自拔，现实中活得窝囊憋屈懦弱，而在小说里获得了快意恩仇行侠仗义的快感，现实的困境挣脱不了，而小说里却常常容易化险为夷，而且越是危险困难，越是大概率获得奇珍异果武功秘籍，咬一口耍两招，顷刻拥有百年功力，不需要漫长的时间等待和努力，这是每个不劳而获的人终极梦想，更何况这个不劳而获，收获的是绝世武功谁也杀不死，收获的是侠肝义胆的名声传颂在人间，还有绝世美人爱你爱的死心塌地，即便你不是男主角，也不必担心，下至流氓小地痞，上至王公贵族甚至皇帝，都有一个侠肝义胆人超完美的大英雄制约着他们，这看上去比法治社会还令人有安全感。这些都是虚假希望，我们的最爱。

这些就是我个人对金庸大师和金庸大师作品的看法，高铁之作，谈不上褒贬，更何况，我也愿意世间真有那么一位神雕大侠，朗声对我说道，"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

李德凤：二次向党交心——《反右运动55周年留言集》

二次向党交心

《反右运动55周年留言集》

 

李德凤

 

我在四川珙县城关小学任教时，当年暑期开展整风运动。经当时领导再三动员，要我在整风运动中大胆向党交心。我就提了两点意见：

一是我1952年在上罗小学教书时，由于工作干得好，当时的团委书记就动员我入团。过了几天，最后到了由区委批的时候，另一位老师就向付政委说：李德凤人长那么高了，肯定已超过25岁了，所以付政委最后就未批准我入团。

二是当时我在五年级一班当班主任并教语文。多数学生向我反映张校长教的地理，同学们听不懂，所以我在整风中就如实说了。

就因提了这两点意见，就被划为右派，工资由当时最高的35元（全县仅6人），降为27元。接下来就是下放劳改二年多。1959年后调边远的小学教书18年，然后才摘了右派帽子。即选调城关二小（二小是重点小学）任教二年，最后学校留我教了两年补习班。在二小这三四年间，除当重点班班主任外，还被选为工会主席二年，并在这几年中曾评为先进教师和先进工会主席。

回顾这段历史：解放后我从教38年，心酸的是自己确无反党反人民的心理和愿望，却戴了22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帽子，同时工资由最高降到最低，平反后一文工资也未补发，而那些受害的国家干部，平反后当即补发了所扣的工资，而我们这些划为右派的人却一分一元也不补发，难道这算公平吗？

所以我们希望英明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能一视同仁，在国家日日兴旺的今天或在国家更加兴旺发达的明天能补发我们被扣22年的工资，我和我的子女均万分感激！

虽然我已退休多年，人也85岁了，但至死也不会忘记党的恩情！

就我们的子女也会万分感激，从而好好为人民工作来报达党的恩情！！！

我儿子大学毕业后留校，西南农大，是重点大学，又是多年的博士后，并兼任重庆市茶叶协会的理事长，也曾到台湾考察，同时也去看望了我哥李德固。他是过去的青年军，现已88岁了。

我女儿毕业于航空大学，现在在成都国际航空公司搞飞机上的黑匣子，据说挺尖端的。她也是多年的共产党员，工资也很高。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家人（爱人已故十年，他在珙县文化馆工作）都是在党安排的工作岗位上好好工作，都是党的好儿女。

最后祝：敬爱的，英明的共产党更加英明伟大！

并祝党的各级干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子女成材！

再祝我们国家日新月异！

 

                     人民教师李德凤敬上

              2012年5月24日于四川珙县珙泉镇

 主编：谢小玲  

转贴：黄一龙

 

临风：美国的伟大和焦虑都与川普无关——兼与丛日云教授商榷

【转按：释疑解惑、梳理脉络，虽不中亦不远矣，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跃然纸上，与前日黄亚生那种美国要"一分为二"的论调有云泥之别……】

正文共：761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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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临风

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9月10日发表了一篇雄文《特朗普反对什么样的多元主义？》，这篇文章赢得了华人知识界许多的掌声。几位朋友很热心地转给我，要我拜读。我虽然对丛教授毫无认识，但对该文内容却生出极大的兴趣。

该文的主要论点有三：

（1）国内一般人对美国"误判"，特别是误解特朗普（川普）总统；

（2）美国当前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瓦解了国家的共同文化基础；

（3）"川普主义"将是阻止美国文明衰落的希望："他的基本思路和大方向，是要阻止美国的衰落。"

隔岸观火，丛文自有其客观性和局限性。笔者身在美国，得以从近距离观察，所以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民选的国家领导人常常不过是选民的缩影。川普只不过是个现象，他的出现是果，不是因。因此，重点根本不在川普，他不过使问题深化。

美国今天真正的问题有两个：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对"国家认同"的困惑。若要解读美国的现状，我觉得有三个关键点需要澄清：1）国家认同的混乱；（2）多元文化主义的纠结；3）民主社会的底线。

本文希望通过分析这三个关键点来了解美国的真相，并对前途做些展望。

国家认同的混乱

川普赢得2016年美国大选，使得许多人跌破眼镜。事后，华人界虽然分析很多，但很少有说到点子上的，反映出"对美国社会认识的大量偏见甚至无知"。

去年（2017）3月初，美联社与位于芝加哥大学的"国家意见研究中心"（NORC，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对1004位成年人做的民调发现，美国有71%的人认为："美国正在失去代表国家的信念和价值"。换句话说，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正在失去国家的认同（身份）。

有47%的人认为，非法移民威胁着美国式生活；15%的人认为合法移民威胁着美国式生活。57%的人认为，新移民应当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同时有42%的人认为，由于新移民的入境，美国文化应当逐渐改变。

可见，"移民问题"，以及相关的，"保持多样性"与"同化"间的选择，这两者与国家认同关系巨大。

该民调发现，左右两翼都关心"国家认同"（国家身份），虽然他们关心的内容相反。右翼担心"基于基督教的文化价值"和"欧洲移民的传统"受到挑战，左翼担心"建国以来接纳世界各方移民" 的传统被打破。不论左右都说：我几乎不认识今天的美国。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美国真正的"国家认同"呢？

该研究发现，受访者对"美国价值"看法的同质性很高：第一，公正的法治系统（88%）；第二，被宪法保护的个人自由（84%）；第三，英语作为共同语言（73%）。

我认为，这三点对认识美国的国家认同有很重要的提示。

天主教徒，英国大文豪切斯特顿，于1921与1930两次访问美国。他说了一句名言："美国是个有教会般灵魂的国家"。他不是说：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他是说：美国是围绕着一组基于"神圣文献"（例如，独立宣言、宪法）的政治信念所建立的国家。

他指出，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不依赖种族血缘，文化特征或"民族类型"来塑造其身份。美国这个"实验"之所以深刻，在于它冀望通过公民自发自动的意愿，以共同拥有的政治信念创建一个给"流浪者与流放者"居住的国家。

切斯特顿认识到，美国的国家认同根植于理念，而非种族或族群的认同。不靠君权，不靠教权，不靠世袭，美国第一个实现了全民自治，这是个何等革命性的想法！

今天美国右派的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浪潮，左派的过分高举少数族群的受害者心态，这些都带来部落思维和身份政治，对自己国家的了解还不及切斯特顿。

川普的当选，表面上是"爱国"（ 让美国再度伟大，MAGA）情操的高涨——反对精英，反对移民，反对多元价值和政治正确，骨子里他抓住了美国人对失去国家认同的恐惧。这种"爱国"建立在对异类的疑惧和嫌恶上，表现出的就是国家主义、种族主义，而非爱国主义。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如此解释这两者的区别：爱国主义是，你第一个念头是爱自己的同胞；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是，你第一个念头是仇恨其它族群。分裂族群的煽动家不是爱国，而是害国。

丛教授说："只有深入他（川普）的内心，把握他的价值和信念，才能理解他的行为（维护保守主义）。"其实，川普并非什么保守主义。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公知绝大多数反川（NeverTrump运动）。难道这批对政治超级敏感的美国保守主义精英们全都没有深入川普的"内心"？

这批NeverTrumper了解川普煽动家的本质，他捕捉住当前美国白人对"国家认同"的彷徨，用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煽动人心，以谎言建构另类真相。短短一年半，有记录的川普谎言，已经超过了5000个。就如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所说，川普的美国是在向事实和真相宣战，其灾难将无可估计！

如果有人以为谎言是"小节"，那你可能已经被极权统治麻木了。谎言的目的就是愚民，消灭人民的异声。老实说，川普的"内心"，以及"价值和信念"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美国今天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正确地认知，并加强国家认同，而不是深化族群间的仇恨和疑惧。

信念式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是凝聚国民向心力，提供文化融合的基础。切斯特顿指出，美国与欧洲不同，美国的国家认同建立在"神圣文献"所揭示的理念上。法兰西斯·福山把这个认同称之为"信念式国家认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y），它建立在开国初期。

其实，切斯特顿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人。早在19世纪中叶，托克维尔就提出一个新名词："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他指出，美国人有个信念，由于开发西部提供了无限的机会，每个自由人都可以靠着勤奋努力和自我牺牲达到他人生的目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得天独厚，是世界上唯一有宗教心，被启蒙，并拥有共和民主的国家。美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不过在知识界，这种认知近年来被亨廷顿打破。亨廷顿在《我们是谁？》（2004）里面声称，拉美移民快速增长，加上文化多元化，美国国内将会建立一个"西班牙国家"。他把美国国内的种族多样化看成是种"文明的冲突"！

批评者认为，亨廷顿轻视了美国政治与宪法的力量，以及维系美国的内在价值。他的学说显然是以欧洲白人为中心，助长了种族主义升温。在这点上，他的学生福山就比较冷静。福山（日裔）打破了亨廷顿部落思维的格局。

福山在今年9-10月号的《外交事务》上撰文说，一名美国公民可以被指责为"不美国"（un-American），而一名丹麦公民不可能被描述为"不丹麦"，日本公民也不能被指控为"不日本"。"美国主义"是一系列信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族裔。

据我的观察，在年轻人，特别是第二代移民眼里，这个观念更为清晰。年轻人（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了解，自己有多重身份，对美国的价值认同很强，比较不容易被种族主义所煽动。

我能了解，人们喜欢念旧，美国人也是一样。但是，念的是糟粕还是精华，这点必须分辨。

如果怀念的是蓄奴时代白人的风光，或是怀念杀戮赶逐美洲原住民的历史，那么大可不必。什么是精华？共和宪政、三权分立、法治、人人生而平等，以及对上帝、先贤和公民道德的敬重。纵使不相信上帝，仍然对宇宙有敬畏之心，并能尊重他人的权益。

"美国特殊"，加上"信念式国家认同"，这构成了美国的身份。

文化是动态的。文化融合（或整合）的基础不是容忍、兼容，也不等于种族相同、宗教相同，甚或价值观完全相同。不过，国民必须在语言、公民道德，和"信念式国家认同"上一致，而不是坚持在"欧洲的文化精神上"团结一致。这才是真正的美国价值。

但是，我们从川普在波兰的演讲里，从他对夏洛茨维尔暴动的回应里，从他嘲笑穆斯林"金星勋章"阵亡军人家属的口气里，从他不信任拉美裔法官的态度里，从他嘲笑"粪坑国"的话语里，我听不到这样的信息，我更多听到狗哨声，教唆族群撕裂。

难道，这种"川普主义"将是阻止美国文明衰落的希望？我只能说：对一个像川普这样只懂得交易关系的人来说，这句话十分荒谬。

福山呼吁：要把美国的"信念式国家身份"重新树立起来，以抵御来自极端左、右翼双方的攻击。右翼中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另类右翼）希望用基于种族、族裔和宗教的国家身份治国，排斥多样性。左翼中的身份政治提倡者（非自由主义，illiberal）则通过强调受害者心态来摧毁国家叙事的合法性。

数百年来，美国是个被各地移民所不断塑造的国家。美国之所以伟大，与新移民不断涌入，注入新血这个现实不可分割。美国在科学和技术上领先与新移民更是密切相关。

20世纪的美国如果没有新移民，它很可能就无法特殊，无法强大，它会与许多诺贝尔奖失之交臂。没有新移民就没有硅谷，没有英特尔，没有苹果（乔布斯），没有亚马逊（贝佐斯），没有特斯拉（马斯克），没有谷歌 ……。

但这并不表示美国就应该拆除藩篱，开放边界。移民效忠的对象也不再是出生的母国。美国需要新的移民政策，特别是针对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十分严重，已经到达临界点，必须立刻解决。由于两党斗争的两极化，非法移民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这是美式民主的一大憾事。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从长远来看。不论是因为出生率还是移民，有色人种人口增加的速度远大于白人，有色人口超越白人只是迟早的事。专门研究美国总统的历史学家乔恩·米查姆（Jon Meacham）今年9月1号发表演说，他告诉听众说，美国的白种人将一定会失去多数的地位，美国必须正视并接纳这个事实。

从种族构成来看，美国是个"种族的大熔炉"，这个在20世纪初由犹太裔Israel Zangwill提出的概念，就是说明，无论你出生于什么种族，来了美国以后，你肯定会学习容忍、接纳、谅解，逐渐融入文化主流。由于跨族通婚的日愈普遍，人类学家已经提出警告，不要再用种族来作人口分类，因为"纯种"日益稀少，意义不大。

不过，这个叙事最近有了变化，多元化的辩论逐渐成为一种政治武器。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点。

多元文化主义的纠结

一般所谓"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这个词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社会学上的，一个是政治学上的。

在社会学上，"多元文化主义"指的是种族的和文化上的多元化，亦即主张：不同的种族不但能够保持身份，更且能够彼此平等相处与对话，同尊同荣。

在美国历史上，每次新种族大批移民总会经过一段受到歧视的时期，包括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波兰和俄国的移民。但最后都在"大熔炉"里逐渐淡出。

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由于亚裔和拉美裔移民逐渐增加，肤色逐渐变深，"大熔炉"逐渐开始复杂化。近年来这种多元文化的现象变成了热点问题，特别是蓝领白种人的焦虑。如上节所述，（经济问题除外）它基本上还是个社会学上的国家认同问题。

至于政治学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它指的是鼓励多元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它的立场是：对同一个社会上不同的文化和群体给予平等的地位与尊重，保持多样性、特殊性，反对整合或融合。在这个意义下，多元社会上不同的（次）文化形成了"文化沙拉"，或"文化马赛克"，与"大熔炉"的观念有了距离。

从学理上看，这种理念明显是有问题的。

例如，摩门教以前的一夫多妻制度，或是美洲原住民猎人族的割头皮习俗，如果容许继续实行，肯定行不通。多元不等于价值中立，它还是有限度的。

又例如，如果容许穆斯林聚居区执行"伊斯兰教法"，以代替美国的法律和西方的道德规范，包括"荣誉杀戮"、残害女性生殖器官，等等，如果公然接受这样的多元文化，那肯定会带来严重的价值冲突。法治和信念式国家认同必须是底线。

更接近现实的是，美国"文化战争"中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的争执，这正是为什么大法官的任命如此受到重视。这可能是多元化在美国所带来的最棘手的问题。

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会使得"主流文化"变得毫无意义，造成国家内部的部落化，增加矛盾和冲突。持这种立场的政治左派与持白人种族主义立场的政治右派正好是美国政治光谱上的两个极端。

丛教授文章所描述的（第三类）"多元文化主义"就属于这种极端的，政治学上的多元文化主义。他认为这是对主体文化的"解构"："甚至走向逆向歧视，瓦解国家的共同文化基础，带来主流文化群体的焦虑和危机感。"在丛教授眼中，美国的"欧洲裔白人男性基督徒"是被打压的对象，而少数族裔及其文化则是被高举的对象。

丛教授把"白种人的负担"转换成了"白种人的受害者心态"！少数族裔则被描述为霸凌者，是"不宽容的一元主义文化"。这种脸谱化叙事与事实真相有很大一段距离。

纵使如此，平心而论，丛教授所描写的现象有部分是存在的，特别在名牌大学的校园里和课堂上，那就是我所说的illiberalism，它不是自由主义，它是"非自由主义"。一批大学生高举着"自由"的牌子，却企图禁止他人的言论自由。这个潮流与社交媒体的普遍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大西洋月刊》在2015年最后三个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美国校园"政治正确"事件的文章。其中，纽约大学的心理学与伦理学教授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与律师格雷格·路加诺夫（Greg Lukianoff） 在9月号上有篇定调的主题文章：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今年9月，他们把该文扩充成书，一上市立即成为畅销书。

《美国被宠坏的心灵》（图片截屏自theatlantic.com)

在过去几年里，许多大学校园出现了问题。演讲者被抗议者的大声喊叫所淹没。学生们和教授们说话都战战兢兢，生怕被指为政治不正确的"微侵虐"（micro-aggression）。校园内以及全国范围内的焦虑、抑郁和自杀率都在上升。

作者从众多的校园实例中发现，今天大学生对政治正确的敏感度与上一代截然不同。上一代的理性被这一代的情绪所取代。（细节请参考：《被宠坏的美国心灵》，临风，境界公共号，2016-2-1）

今天的学生运动是感性的，学生们要求校方提供一个"安全港"，保护他们超级脆弱的心理，屏蔽一切让他们感觉不安的字句或观念。不但如此，他们企图惩处任何与他们想法不同的人。

校园禁言的网络截屏。

作者们称这种心态为"斗争式的保护性"。学生们不知道如何用理性对话，而是用"情感推理"，他们的负面情绪本身就是证据："我感受到了，所以那肯定是真的。"感觉，而不是论理，指导着他们对现实的解读。

不过在现实社会里，这种"非自由主义"的风气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政治立场既然是个光谱，站在极端的总是少数，我们不必蓄意放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把一切右派都归为极右（种族主义），把一切左派都归为极左（白左）。这样简单的切割于事无补。

所谓多元文化主义的纠结，从社会学看，它基本上还是个国家认同的问题；从政治学看，它并不像有些人所描述的那样非黑即白，但它触及权力和利益分配，应当理性对待。

美国唯一该避免的就是把多元文化的争议当作政治武器，丑化异类，撕裂族群。无论是把新闻媒体当作"人民的公敌"，或是在学校里把异议人士消声，这些都是违反"信念式美国认同"的恶劣行为。

民主社会的底线

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对"主流文化的解构"，"主流文化"也并非全部高大上，不必拿来作护身符。

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普特南（Robert Putnam）长期研究多元文化主义对社会的影响。他对美国40个社区超过两万六千人作过调查。他发现，社区越多元，互信就越低。他说：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糟，我们不但不信任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也不信任与我们相同的人。多元社会的"社会资本"匮乏。

不过，他补充说："这种对多样性的过敏将会逐渐减少并消失......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变得更好。"我们需要的不是脸谱化、妖魔化对方，而是设法增进多元社会里的信任度。

多元文化主义者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曾说："让我们有勇气承认我们的无知，以及我们的疑虑和不确定性。至少我们可以尝试仔细地和同情地倾听他者，了解他者的真实面目，以及他的生活和需要。"

柏林的意思是说，多元文化主义鼓励社会成员不要用极端态度看待"他者"。不要仅仅坚持一己的价值，拒绝承认他人的合法性，应展开善意的对话以处理分歧。

例如，"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本来应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诉求，但却被极右派妖魔化，被极左派部落化。我们需要的是善意的对话，以解决后面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抹黑与嘲笑。

川普扬言要纠正"政治正确"。（图片截屏自foxnews.com）

在"信念式国家认同"的框架下，如果各种文化群体都能带着柏林所倡导的谦卑，并承认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政治上的错误，积极对话，寻找共同的福祉，我认为，纵使争议继续存在，美国仍然可以找到多元文化的平衡点。

支持川普的美国另类右翼，也就是白人至上运动，特别高举"血统"和"土地"这两块招牌。他们以白种人的血统为傲，并认为美国这块土地属于他们，其他人种应当离开。他们用"国家、国旗、圣经、枪支"这些符号来增加自己的可信度，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国家认同。

民主社会的底线是：指出这种思维根本误解了美国，误解了美国特殊，误解了美国价值，更完全误解了基督教。白人种族主义者并非华人之友，但愿华人能够慎思明辨，不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所忽悠。

普特南认为多元化社会的互信度低，那么要如何增加互信？独裁者的方式是制造共同敌人，这肯定不是民主社会的方案。

这40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向上游动停滞，许多人所以不信任政府，或企业，那是因为他们对前途失去信心。大多数排斥移民的人们处在小乡镇，他们或许根本就没见过什么移民。他们的疑惧主要是对前途无望。

民主社会的底线是：有计划地增加人们向上游动的能力。扶助、训练底层人民的技能，大力提振教育水平，资助他们完成大学教育，让他们能够自立。

对美国做过深入观察的托克维尔，他坚定主张政教分离。但是有鉴于欧洲世俗化的经验，他认为，那并不等于把宗教的道德影响赶出政治。

国民素质与公民道德是美国建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天，种族主义在白人中重新抬头，非自由主义在校园中泛滥，企业犯罪不断，职场伦理经常受到质疑。这些现象或许反映了国民素质的下降。此外，宗教信仰流于形式，或成为替政治服务的工具，社会缺乏精神上的凝聚力。

托克维尔主张：政治必须以道德为基础。托克维尔所欣赏于柏拉图的正是他对政治领域之道德的维护，而他之所以反对马基亚维利也恰恰是因为后者对政治非道德化的鼓吹。（这段参考：崇明：《基督教与现代政治的道德化：民主时代的公众需要怎样的灵魂与德性？》，2018-9-17）

民主社会的底线是：加强公民道德的教育，而不是制造更多被宠坏的心灵。鼓励宗教团体更多参与社会重建，而不是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如果基督教的伦理影响了美国的建国，那么，今天的教会值得反省的地方太多了。

民主社会的底线超越党派利益，超越族群利益，超越部落思维和身份政治。为要守住这个底线，我们只能屏息等待后川普时代的到来。

✎作者简介

临风，本名熊璩，出生于重庆，台湾长大。曾任台湾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 克雷超级电脑公司（Cray Research, Inc.）研究部总工程师; 惠普公司中央实验室部门主管，大学关系部亚太区主任等。2011年退休，全力读书、研究、写作。在中国大陆出版有《绘画大师的心灵世界》（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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