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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日星期日

孔捷生:炎热的冷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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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好的年代,却是我们最好的年华——知青50年祭


    1968年秋,十五岁的我到广东西江水乡插队。知青集体宿舍是一座幽暗老祠堂,正梁还悬着缝缀明代铜钱的红布,积尘已令色泽莫辩。传说祠堂蛰伏着有仙气的白蛇,我没见过,只在半夜梁上曾有窸窣细响,潜入混沌少年的梦境。
  这座老祠堂后来沉淀为我文学生涯的深意象,然而当时感觉浅淡。我在西江水乡不足两年,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只记得离开时就象诀别,少年时代结束了。我将远行,一头扎进热带林莽去书写青春。

            空山足音

我转赴五指山区,我哥哥是海南兵团知青。我踏上这片炎热的冷土时,年方十七,正是青年期之始。
我的连队隶属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十五团,在琼中县,位于海南岛中部。琼崖岛民有道是:一穷二白。“穷”是琼中谐音,“白”就是白沙县。这两个荒蛮县份山高林密,瘴疠弥漫,都是黎族苗族聚居地。
此前對琼崖的认知,不外蕉风椰雨之文学渲染,影像符号则来自六十年代一部彩色纪录片《海南明珠》。此片在兴隆华侨农场拍摄,画面尽是蓝天绿海,一派热带美景。想不到我未来会和海南结缘。更想不到,我一头扎进五指山,看不到浩瀚大海,闻不到咸腥海风,连椰林也了无踪影,原来椰树只生长在海滨。不过莽莽丛山另有赐予,哪怕白昼再酷热,夜间却凉气四合,终年要拥被入眠。与山外边昼夜高温煎熬相比,这是一项福利。
  我的连队位于五指山脉一道襞皱里,朝夕呼吸被热带雨林的气息裹挟,终年看不到黄叶,举目都是蓊郁苍绿。记得张抗抗初到岭南参加花城笔会,看见沿街绿树婆娑,叹曰:“这些树木总不落叶,不是活得很累吗?”从北大荒走出来的她,若见过热带雨林会感触更深。那里衰亡周期赶不上生长速度,植物群落层层叠叠,遮天蔽日。张抗抗之诧异,和我初履北大荒极目辽广黑土地的感觉相似。我在林莽里视线从未逾越一箭之遥。我十七岁的人生,就在生死相缠的浓密藤萝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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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队女知青多在割胶班,男知青则沿着第一代拓荒者的足迹,向原始森林纵深挺进,勘察未来橡胶园。定点后便拉队进山伐木烧荒,建立新连队。
  初入大林莽的印象至今难忘,我们几个知青组成小分队,用长把砍刀披荆斩棘,从绵密藤萝和芒草中开路前行。林中潮湿闷热,空气密度大,视界被屏障所囿,但声波传递之远和响,疑似幻听。野猿过树,栖鸟惊飞,都哗啦啦响得瘆人;哪怕蠓虫从耳畔飞过,扇翼微音也被放大;每斩断一柄树桠,都从雨林不同方位依次传来回声;雾岚间歇性从幽谷、林梢流泻而来,吞噬同伴的身影……就这样,我们在绿色迷宫辨音觅路,寻找隐匿林间的溪河和开阔地。这是勘定连队新址的座标。
  选址后开入伐木队,男知青当然是主力。夜里我们挤在潦草搭就的矮棚宿营,身下铺的是树叶。雨林滴水断续敲打棚顶的野芭蕉,大林莽深处不时传来异响,或是坡鹿惊起,或是蟒蛇蠕动,或是箭猪夜行……幸好五指山中并无猛兽,知青惧怕的是山蚂蟥,被附体吸血毫无痛感,直至衫裤血迹淋漓才惊觉。
  雨林蓊郁神秘,又有着难以言喻的美丽。跋涉其中,阳光被密林筛过,光束呈线状投射下来,充满动感的丝缕氤氲如同幻境。林间腐烂气息中伴有扑鼻异香,不知是木香药香还是花香。更时见羽翎鲜艳的热带雀鸟飞起,有一种红鸟群起群落,啼声清越飘逸,堪比百灵。鸟群溅落林间,宛如树冠顷刻开满奇花。多年后我定居美国维州,本州州鸟为北美红雀。此鸟仅在交配时才比翼双飞,不似海南红鸟那般通体鲜红,啼声少了歌咏感。然而每睹红雀都触动心弦,彷佛梦回琼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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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今那些林莽画卷已近湮没。当年垦殖“大会战”,我们用前现代的斧锯工具把热带雨林伐光,开拓梯田种下胶苗。我在伐木时险些送命。那是一棵合抱粗的红椎树,形状扭曲,我们动锯前对它的倒向判断失准。当大树嘎然倒下,我惊觉不对,拔腿狂奔,卒被倒下的树冠埋没。众人合力从浓密枝叶中将我挖出,居然筋骨无损。想必是寄生藤的拉拽缓冲救了我。永难忘记那瞬间知青们让我闪避的惊叫中,我只听到哥哥的声音——人在命悬一线时闪现脑际的唯有亲情。后来哥哥却留在边远新辟连队,和我分开了。
  当年垦殖砍倒的树木很多是珍贵树种,鸡翅木、黄花梨、红黄酸枝、紫檁、花榈、香楠、乌木、沉香……更有不受刀斧、入水即沉的罕见子京木。堪叹几百年树龄的参天古木,被伐倒横七竖八躺满山坡,运不出山,也没打算运。那时決策取向是“备战备荒”,因经济封锁无法进口橡胶,于是重中之重是大干快上橡胶事业。木材却非战略物资,竟统统付之一炬。
  犹记兵团发过事故通报——五指山另一侧的邻师派出知青小分队勘察拓荒新址,在山中迷路,多日之后才从我们师地界走出来。有人得了森林脑膜炎,有人神经错乱,有一女知青葬身野山。我深知热带雨林的阴翳莽苍,连同它的神秘和美丽,都已刻凿进我脑质层的襞皱。其后我的小说《大林莽》正源于这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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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这些知青的命运痛惜,亦为森林命运痛惜,更为那个年代的迷狂而嗟伤。我无意亵渎知青的青春热忱,在特定历史时段,我们的奉献都蒙上了一层悲壮色彩。然而,写小说时我还未预见其后沧桑之变。自打开国门到加入世贸,海南橡胶难与东南亚优质橡胶竞争,现在琼崖已基本不种胶产胶,据说种槟榔效益更高,而更长线而效益更丰厚的是种花梨木。曾覆盖五指山黎母山的热带雨林已萎缩至只剩下几块保护区。一代知青抛洒的血汗沉埋于斯,注入橡胶树的年轮,如同岁月波纹一圈圈扩展,无声而且寂寞。
  《大林莽》写到入山勘察小分队迷失于密林,在绝境与生死煎熬之际,他们渐悟时代悲剧和人生真义。最后仅得一女知青生还,此后她每年清明到山边种上四棵树。虽为象征寓意的文学描写,却是我缠绕心底的情结。后来移居美国,漂泊若干年后,我在华盛顿郊区安家,每年清明都在院子植下不同树种,丹枫、黑叶枫、紫李、雪樱、桃李苹果……算来已有十七棵。这既是缅怀,亦为忏悔。
  华盛顿国家植物园在国会山之侧,此间有温度湿度调控的热带雨林馆。我不但常去,更引领来美旅游的兵团老知青前去,竟忘却人家要看的是国会山、白宫、林肯纪念堂、国家博物馆。而我每入植物园此馆,呼吸吐纳之间,当年林莽气息扑入胸腔,仿佛裹挟着我梦回五指山。蓦然回首,已阔别数十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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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的絮语,思绪并非连贯线性,好比山间急涧,林际流岚,都是一堆零散记忆,形同青春剥落的碎片。

            岁月与人

  一个时代的面影,必得从生活中辨认。生活首先是人群,我就是从识人开始学会阅世。
  我初到美国,面对全然陌生的社会一度茫然。普林斯顿大学有国际中心,帮助国际学生学者熟悉新环境,了解美国文化。当时普林斯顿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邹至庄的太太是国际中心主席,她安排我与一家美国人结为国际友好家庭,男主人是犹太裔,美丽优雅的女主人是法国人(后继任国际中心主席),他们也是跨国结合。这家人给了我很多帮助。还有几家美国邻居,都是我融入新生活的引导者。那时我已三十七岁,阅历非浅,哪似当年小少离家,远赴天涯,对人生认知几近白纸一张。
  我们连队知青分别来自广州、长沙、潮汕。而农场第一代拓荒者,是来自豫西、苏北的退伍军人。他们是彭德怀当国防部长时的老兵,未赶上抗美援朝,复员却赶上大跃进,便分配到琼崖种橡胶。后又有一批复员军人安置到此,是林彪当国防部长时的兵,他们多来自雷州半岛。
  知青正值青春期,荷尔蒙旺盛,加上地域不同,冲突难免。新老复员军人亦诸多摩擦。“林彪的兵”有的参加过秘密援越,有的参加过文革“军管”。但前辈“彭德怀的兵”已占据连长、指导员和排长这层位置,后来者顶多只是班长、班副。而他们当中好些人為北越防空和修桥筑路,到底上过战场,于是心底怨忿时时爆出火星。这不同群落的组合序列,形同现代编年表,记录着历史潮汐的涨落水文。但无论知青与老兵,其后都在严酷环境下融为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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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队知青合照,后排左一是我)
  老连长为人憨厚,是“彭德怀的兵”,他只管埋头抓生产,不大懂政治,其实大多老兵都如此。后来许多老知青回海南寻根,发来与农场老职工重聚的照片视频。我仔细辨读他们苍老的容顏,恍如检索逝去的日子。张张熟悉面孔绽开真诚笑纹,堪比山野每道沟壑,都见证着困厄中缔结的情谊,历半个世纪的热风豪雨而不曾消褪半分。
  然而也有不愿回眸的影像。我委实憎厌连队指导员,他形同革命脸谱,严肃得近乎阴鸷。他的存在意义就在于时刻搜寻阶级斗争蛛丝马跡,这本来就是那个时代的至尊价值和使命。记得他一次半夜拉肚子,上过茅坑就敲钟紧急集合,只因他发现有一角揩屁股的报纸上有毛主席头像。于是全连都在“面对面”和“背靠背”的揭发中折腾到天亮……我曾有刻薄之念,那纸片其实是他自己揩的,惊觉铸成大错,便抢先发难。我还记得,某次在被窝里看《烈火金刚》,被指导员发现。那年头历劫存留的小说极稀有,因知青们辗转传阅,加之纸质不好,已呈暗黄色。指导员当即没收此书,我辩称这是写抗日的。他说这本书那么黄,还不是黄色小说!我竟语塞。后来他不知听了谁的进言,没有再追究“黄色”问题。我也不敢索还,毕竟文革前的小说亦为禁品。
    总之在他治下,本连戴帽分子為各连之最。我因先去插队而后才来兵团,对此前阶级斗争史不甚知晓,眼见本连有三个斗争对像,一个是姓谢的广州知青,一个是汕头知青,首恶是下放改造的会计师。这名单还将延长,并成未我记忆中的暗黑符号。
  却说知青和一梁姓复员军人较亲近,他是第二代老兵,服役于林彪时期。他是刺头人物,和处于青春反叛期的我正投契。别看他是农村兵,乒乓球却打得很漂亮,堪与城市知青抗衡。原来他当兵四年,一直在湖南郴州為马来亚共产党的广播电台站岗守卫,闲得发慌,便练成了这门功夫。那阵我们知青刚被文革巨澜冲刷到深山老林,“世界革命”情怀未释,却怎也想不到马共广播电台不在丛林里,竟在湖南罗霄山脉某个禁卫森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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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长沙知青合影,右二是我)
  三山五岳的人物和四极八荒的故事,对我的心智成长都留下浓重投影。其中一人在老兵和知青群落之外是个孤独异数,仿佛存留于断层的化石遗孑。我们称他老林头。他满头霜雪,总穿净色府绸衬衫,和那个环境和年代极不相称。他干活时脱下衬衫,里面是白色圆领衫,即便汗流浹背,但从未见过他的汗衫发黄和起霉点。只要一收工他便重新披挂起府绸衬衫,整整齐齐,连疏朗白发也梳得一丝不苟。在深山襞皱那排茅舍,他看去就像外星人。
  老林头在旧中国是化外琼崖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拥有英法承认的会计师证书,曾受聘于广州、香港和越南(法国殖民地)等地。新中国启元,他作为留用人员在海口市农垦总局“内控”工作,但在海南他仍为这一行的泰山北斗。文革初起,老林头在劫难逃,斗个七荤八素,再发配到最偏远的深山监督劳动。他那些历史老账都是连队批斗会上翻炒冷饭我才得知,原来越南保大王朝曾聘他為宫廷作审计。日据时期保大王朝是“大东亚共荣圈”傀儡,老林头便不当牛鬼蛇神也难。
  我到兵团时,老林头已是“老运动员”。我与他结下缘份,中介是另一个戴罪在身的谢姓知青。小谢出身广州三元里旧士绅世家,很有书香味,諳书法丹青。他之罪名好像是肇源於学毛著“天天读”时犯了什么错,被指导员揪住不放,细节记不清了,那都是我到此以前的事。小谢和老林头同是天涯沦落人,而我和小谢气味相投,又值求知欲旺盛的年华,老林头学识渊博,谈吐风趣,听他闲聊,很是受用。
  回想起来,我总和被洪涛冲刷到死角的畸零者亲近,缘于自己对周围极具压迫感的氛围已生倦意,更隐然萌发叛逆苗芽。加之我虽为一介知青,却天然同情更弱者。“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这就是人性。只不过以我极浅的人生阅历,其实远未能探究老林头的心理幽微,他不是弱者,至少没有想象中那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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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队仅存老屋,返琼老知青拍摄)
  知青另一身份即失学青年,如同身体处于发育期,求知欲更阴燃不熄。知青抱着半导体收音机贴耳偷听“敌台”,实为凿壁偷光获取新知之秘径。我自短波频率搜寻到新加坡电台,每周定期播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俨然消失梦境翩然返魂,听到配乐朗诵的鲁迅《在酒楼上》、茅盾《春蚕》、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萧红《小城三月》……竟在被窝里流下热泪。
  我仅系初一生,小谢是高中生,学历相差几年,却是几级阶梯的落差,足以让我视為亦师亦友。曾经沧海的老林头更不用说,他是故事匣子。旱季垦荒大会战,连队重新编班,我和老林头、小谢分在一起。我们神聊小圈子常把诸多戒律置诸脑后。但老林头言必规避现实,只讲自己读过的书、经历的事。他把广州称为省府,把学校称为学堂,都是旧称谓。老林头饱读闲书。他讲《西厢记》、《牡丹亭》还算是雅文学,讲《火烧红莲寺》和《九命沉冤》已是市井话本小说,他还说了许多“省府”西关巷陌的风土人情,少不了风花雪月。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却不想这些都是政治。
  我对老林头一诉衷肠,说身处没有文学的年代,终日劳作之余,写点东西岂非一种活着的方式?我想搜集旧广州掌故,老林头闻言含笑不语。当我真的动作起来,老林头有问必答,令我获益匪浅。及至八十年代,我在《北京文学》发表的小说《绝响》(后拍成同名电影)和《花城》发表的中篇《黑白之道》,都用上了这些素材。
  然而孤悬边陲的海南兵团,岂能自外于时代?彼时漩涡之湍急凌厉,持续刷新革命高潮的标尺。“一打三反”运动骤起,老林头遭人揭发,罪名为精神腐蚀知识青年。我们三人小圈子一同落难,白天劳作依旧,晚上班排的小型批判揭发,直折腾至熄灯号。于是彻夜失眠,那种高压恐惧,不置身其中便无法想像。那年我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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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生涯之青涩影像)
  说来我只是从犯,小谢已是记录不良的“病猫”,老林头更属死老虎,被揭发那点鸡零狗碎,根本算不上一碟菜。他早就申请退休,超龄多年,兵团不给他办,一是旧农垦总局遗留档案无暇处理,二是要留着他作斗争活靶。
  孰知沉重磨盘也会碾压出另类智慧,久经历练的老林头早已成精,他授意小谢和我自我批判和拋一点“揭发”材料,兜出来的不在份量重,而要紧的是鲜货,莫搬出已见过光的旧杂碎,好让政工领导炒出色味香俱全的菜式,斗争方向明确了,运动目标完成了,革命战果赫赫,便可向上报捷。
  于是我和小谢在上工时密议,千挑万拣,想出了老林头故事筐里关於“保大王妃”的段子。
  果然,全连批斗会开得吼声震天。我发现当人将自己与集体捆绑,是多么安全,甚至强化出某种力量,足以碾压一切逆集体意志的异己个体。在百多号人的呼喝之下,小谢和我囁嚅交代思想根源,在于对封资修未能割舍的眷恋情结,然后把老林头“话本故事”某段发黄发皴的旧章回拋出来。老林的确讲过,他在越南时某次保大王室在剧场看戏,包下好几个包厢,他是聘来的会计师,也有礼遇。他旁边包厢坐的据说是最美王妃。老林整晚都无心舞台,只想看一眼王妃庐山真面目,却因包厢设计角度最终未遂,只看到王妃垂在护栏上的纤纤素手,如像牙雕刻般精致滑腻……
  运动轨跡一如老林头所料,这个“包袱”抖开,成果一出斗争便胜利了。虽说我被打入另册,但在彼时只要不戴帽已属万幸。老林头罪名又添一筹,却无从追加惩罚。越南前朝往事毕竟离现实远了些,再上纲上线也是虚的。小谢也无大事,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也加不出几多斤两。
    我最好的年华,就在如此时代氛围下度过。

            历史的缝隙

  其声隆隆的狂涛不期然拐进弯曲河床。1971年林彪夜奔,折戟沉沙,政治生态陡然一变。好比绷至疲劳极限的丝弦,遭意外拨弄而铮然崩断。连队“天天读”仍然每日如仪,但大家渐地无心向学,竟于“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嘻哈打闹。到底是年轻人,久被压抑的心性觅机释放,如同雨季茅寮滋生的草菇。班组会每有此状,惟独老林头端坐不动,时绽笑纹。
    再后来“天天读”取消。团部广播站透过连队高音喇叭,开始播放一些聂耳、冼星海的解禁歌曲。那年春节团部还组织了文艺联欢会。恰巧指导员因此前抓阶级斗争成效卓著,被调任武装连。这个“斗争狂”一去,连队气氛更为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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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连队出墙报)
    林彪事件只是一个历史错顿,却成了分水岭,对文革的厌倦和集体离弃,始于其时。我和小谢、老林头散而复合,出工收工又结伴同行,聊天更少忌惮。老林头提及上一轮批斗会,说早已心如止水,“如入火聚,得清凉门”。我不懂《华严悲智偈》这两句偈语,请老林头详解之余还琢磨半天。
  至此,我方知老林头从未融入陌生时代,他可算是真正“残渣余孽”。或许,起初他也曾想过投身新社会,终于做不到。老林头不是革命的敌人,但从来都不是它的朋友。我甚至觉得,他在深山老林劳动改造,仍固执既往的穿着和扮相,实为无言表达,以划清他与现实的距离和界限。回想起我参加过多次对老林头的批斗会,他那白发萧然的脑袋总耷拉着,曾令我恻然。其实他内心比别人更有尊严。
  在这段历史间隙,我开始在油灯下写作,文字自是稚嫩之极,但这是一种活法。不管二十岁的我多么浅薄,层林叠嶂再却也阻拦不了思想翩然飞翔。对时代的叛逆成了自我救赎,大林莽依旧遮天蔽日,却再也吞噬不了我的灵魂。
  同一历史间隙,另一年轻人拉响琴弦,创作出传遍大江南北的小提琴叙事曲《黎家节日》(当时曲名叫《黎家代表上北京》)。他是广州音专下乡知青何东,其青春辙印距我仅十公里。莽山野林不曾埋没他的才华,何东被上调海南民族歌舞团。那时半导体收音机开始播放文艺演出节目,我听到海南民族歌舞团黎苗风情《喜送粮》、《开山歌》、《竹竿舞》,尽管充斥政治羽鳞,却已装载着久违的文化符号。我最喜欢何东演奏的《黎家节日》,那是黯淡岁月稀有的美好记忆,一如逸出林莽烟岚的山歌,伴随猿啼鹿鸣,泉瀑喧响,直扑心扉。何东后来成为著名小提琴家,他八十年代初创作的《鹿回头传奇》,位列《梁祝》之后,成为中国三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我后与何东结为好友,那份琼崖情谊延续到迁居异国,至今我们在美仍不时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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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琼崖的岁月留痕)
  然而难得的政治宽松未能持续多久,批林批孔运动又来了。原来林彪反党集团的本质不是“极左”而是“极右”,于是钟摆又向更左一端摆荡。只不过,不懈的革命已失去魅惑力,曾摧枯拉朽的集体意志一旦松弛,便再也捏合不起来。
  林彪死后,广州军区被定为“另立中央”的重灾区,兵团里军队干部势力收缩,原农垦总局旧干部地位提升。于是老林头终于办成退休,要回海口市了。
  那天我和小谢给老林头送行,一直送到琼中县城车站。我们连队距县城营根颇远,要走二十里山路。我在兵团那么多年,只徒步去过两次营根,一次是去县城电影院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另一次就是送别老林头。当日送别,看着他那头白发在车窗隐现,如芒草白羽飘舞,在红尘中远去,我顿生怅惘……
    谁知指导员的命运却跌宕出戏剧性反高潮,他调去武装连任职,该连都是精壮猛男。指导员性格阴郁,身体不好,这或转化为他斗争别人的内驱力。他妻子虽是三个孩子的妈,出于性饥渴,她便频频勾引猛男于橡胶林野合,和她有染的超过一个班!那时革命意识疲软了,压抑的肉欲却又勃发起来。其实难说是哪方“饥渴”使然,那就是原始本能,好比野火烧荒后再度疯长的藤萝。事发后武装连多名战士受处分。指导员一气之下,卧病不起……不幸年代并未宽免任何人,其实他也很可怜。
  回想很多女知青被性侵的斑驳旧事,不免转念,以那位大嫂与武装连男知青的年纪落差,不无性勒索嫌疑。更少人提及,知青也有性侵别人之事,何况被侵犯者根本不属于知青群落。追溯既往岁月,我从无“苦难崇拜”情怀,亦从不觉得知青有超乎底层芸芸众生的优越感。人性暗翳一面,谁能免俗?以年轻为由去洗白自己,乃至把一代知青塑成殿堂群像,其实知青运动可以祭奠,不堪供奉,那只是特殊年代之产物,令这辈人的经历具有惊人同质性。及至天下回归常识,知青群落就迅速解体,如同北大荒的雪甸消融和大林莽的茅羽飞絮。然而总有一些东西沉积下来,结成镶嵌记忆岩层的云母。

              黎苗山民

  终年烟岚缭绕的五指山,是我青春年轮中色泽最深的纹路。连队周围均无汉人村落,只有黎村苗寨零星点缀于山间,这本来就是琼崖原住民生息之地。连结汉黎苗人的纽带是山间清溪,兵团连队和黎村苗寨都傍水。我去最偏僻的连队看哥哥,要走十里路,趟过八道小河,其实就是山中盘折蜿蜒的同一条河。这于我亦是一个深意象,后来我写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就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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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季的小河,老知青返琼拍摄)
    少时“蕉风椰雨”之琼崖印象只是美丽误会,来到五指山只见蕉叶不见椰林。入山始知,此间槟榔树才是土著文化象征。槟榔树其实要比椰子树更具观赏性,它挺拔而优雅,花序特别,如同黎家统裙;槟榔挂果,飞红点翠,如同苗女的织锦头帕。槟榔树仅在有人烟处始能生长,常在林莽劳作的兵团知青,在烟雨瘴疠中迷途,都晓得高挑娉婷的槟榔树乃为黎村苗寨标志。
    五指山深处人烟稀落,离我们连队最近的黎寨有八里山路,汉黎鸡犬之声既不相闻,更不相往来。自从那寨子有一复员兵返乡,这黎家子弟在军营学会打篮球,回乡就把这游戏规则传授给其他青壮黎胞,后来每隔十天半月就拉队到我们连队打对抗赛。每次都被知青以强凌弱,比分几近于屠杀。一来二去打了几年,渐觉客军又添新血,有两张新脸孔是才退伍的黎族军人。但黎人终究没能赢过,唯一打平的一场,本来终场时我们输了一球,黎族人都没有手表。我们岂能忍受输球之辱!便暗示代为计时的女知青暂缓吹笛完场,果然我方攻下追平的两分,笛声即响。黎族人已是欣喜欲狂……回望多年知青生涯,我们对弱小黎族的文化进步,委实贡献太少,球场劣迹更形同欺诈,此为中原心态不自觉的延续。那时我欠缺史识,千年来中原文化对“九夷”有一种俯视心理。推己及人,类似行为曾在不同朝代都留下过创伤,只不过在历史叙事主流话语中被淡化和掩饰而已。
    触动我民族情怀的是一次山中邂逅。那日我去别的连队探访广州知青,路过黎寨正遇那位黎家球友,他留我对酌土酿山兰酒。黎人请客很郑重,主人拿出兽肉干,不多,应已倾其储蓄。酒足够,山兰土酿低度,可喝很多。主人说起从军故事,原来他当过副班长却没能入党,加上文化低,便没能进县城或公社吃商品粮。酒过几巡,他点亮油灯,脸映得酡红。他说退伍回家那天,很难过,黎族人祖辈住的茅草船形屋,没有丝毫改变,军营的电灯和自来水在这里就象神话……后来他双眼濡湿了。
    走出黎寨,颇有后劲的山兰酒令我步履趔趄。一钩上弦月在槟榔树梢颠簸,宛如宝船夜航。那刻我第一次听到鼻箫,从犬吠虫鸣中传来。这是用鼻子吹奏的黎族乐器,其声呜咽委婉,如泣如诉……后来我从何东小提琴协奏曲《鹿回头传奇》听到似曾相识的旋律,始知它来自黎家古老的《罗哩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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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寨船形茅寮)
    山里山外,文革犹狂澜迭起。然而那时我已窥知它的罩门死穴,它从来就没有给人以幸福,甚至未曾带来过一丝发自心底的微笑。
    这又说到苗族。海南苗人历代苦难最深,地位还在黎族之下。故此山中苗寨要比黎寨海拔更高,地段更差。但苗人性格比黎胞更强悍,汉人黎人都盛传苗族人会“放蛊毒”,遇事都退避三舍。
    离连队最近的苗寨相隔七里,是我去边远连队探望哥哥必经之路。就我所见,苗人比黎人长得精神,男的要强壮些,女的漂亮得多;苗人卫生习惯也比黎寨要好。自然我的印象失之偏颇,只缘这个苗寨是被改造过的另类。
  该苗寨叫烟园,如此汉化和诗意的名字未必是苗人想出来的。诚然也难说,毕竟此寨前代苗王读过书,颇重教育,寨中出过一个晚清秀才。烟园苗寨曾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模范典型。及至文革,没人再关心教育,便改为“学大寨”样板。它不被册封为抓阶级斗争的样板已属万幸。苗人很难搞阶级斗争,五指山中谁去刀耕火种,开垦的旱田就是谁的。苗人没有地主,只有苗王,就好比黎族头人和峒主。在旧时代苗王亦非“阶级教育”里漫画化的敌人。反清起义、反军阀压迫、抗日等苗岭烽火,都是苗王策动的。总之,要在黎苗村寨里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高度来搞文革,难度极大。于是就从“农业学大寨”入手。
    烟园学大寨很滑稽。山中黎苗都不种菜不养猪,吃肉山中猎,要吃菜就放倒芭蕉树剥出嫩芯。再说他们也不怎么吃菜,满山遍野都有各种热带野果。说到“以粮为纲”,更和土著山民沾不上边。他们只种点旱稻和木薯,水田是没有的。原始森林带来的腐殖质令山地肥沃,泥土翻开来黑得发亮。别贬低黎苗人刀耕火种,兵团被要求“学大寨”,便在垦植橡胶之余,也象征性种点山地旱稻,我们也是刀耕火种。只消放把火将杂草灌木烧光,再用尖木棍在布满草木灰的坡地一一戳洞,往里头丢稻种,此后完全不必再管它,收成自然就有了。这是热带土地的馈赠,而非“大寨精神”开花结果。
    黎族苗族均不用交公粮,烟园成了苗家学大寨样板,完全是工作组刻意摆布出来的“革命盆景”。在苗寨开垦几块水田种稻米,每年上交几担公粮,便成了时代典型,插上大寨红旗,让这个山中苗寨得到许多好处。为了修饰它的扮相,国家出钱把茅舍都拆了,盖成清一色砖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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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寨烟园实景,老知青返琼拍摄)
    为何要给它“整容”呢?原来烟园是文革年代罕有的对外橱窗,当然能入山瞻仰文革成果的都是特殊国际友人。我记得第一个去参观的是日本左翼人士西园寺公一,后来还有西哈努克亲王。琼中山高林密,对外宾少见多怪,每次来人,兵团也要一级戒备,筛选出身成份好的兵团男女战士,穿得整整齐齐,在路边假装劳动,既为安全保卫,也为点缀升平。最可笑的是琼中县营根镇的花絮,为了遮掩一排草房,县革委会指派群众展开一匹匹新布,支起来挡住贵客视线。殊不知做得太拙劣,被西哈努克亲王看穿了。他不便说什么,但陪同的人报上去,县革委会吃了通报批评,非因他们作假,而是做假不够得力,就成了“政治事故”。
    总之,我每次经过烟园苗寨,都觉得像走进人造盆景。我认识的黎族人都极为老实,按说苗族人更为憨直,作伪之事很难与苗人沾边。虽说大寨红旗本非他们要扛的,但我总别有感受在心头。
    我终于见到苗人真正性格,是在意想不到的情景之下。某日,烟园一位苗家少女放学回寨,却遭到兵团战士袭击。这个被性苦闷折磨得变态的汉族青年来自潮汕。人到了某年龄阶段,生理发育和时代压抑令他陷入欲海漩涡,兴许与农场老兵关于苗人性事的口头传说有关。他瞄着这个漂亮苗女多有时日,终于按捺不住原始冲动,从林子里蹿出来向苗女求欢,被拒之后又扑上去要把苗女制服。怎知连扭打也不是人家对手,情急之下竟用石块把苗女砸昏。他慌张得未及性侵就被人血吓怕了,赶紧跑到团部保卫科自首投案。未几团部就被扛着火统和砍刀的苗人包围,领头的就是烟园苗寨党支书。我赶去看热闹,苗人愤怒扭曲的面孔和那些挥舞的刀枪,令我觉得这场“苗变”恐难善罢。
    团政委是现役军官,他出面交涉,苗人根本不买账。末了还是旧农垦农场老场长出头,把五花大绑的强奸未遂犯推出来示众,然后与苗寨党支书再三商议,老场长和他五十年代就认识,苗民总算刀下留人,同意人犯交由兵团法办。因事涉军民关系,这人后来判得很重。
    就在那次,我见识了苗民血性,以及他们对本寨支书如同对苗王一般忠顺。于是,我觉得革命洪流在主河道轰隆奔涌,对我们知青可谓影响深远,而对某种原生态下的人群,激流冲刷却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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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悠悠,琼崖土著原住民仍在山中栖息。黎村苗寨可曾出什么人物?我一直留意,记得八十年代初,黎族运动员吉泽标打破撑杆跳高全国纪录,又在1986年汉城亚运会摘下金牌。我闻之格外欣喜。值得自矜的是,我做了一件事,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南方的岸》,改编自我的同名小说,我也是剧本作者之一。我让长影导演一定要发掘和录用黎族演员,导演在通什黎苗自治州歌舞团找到一位黎家少女。虽说她初登银幕只唱了一曲山歌,但却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首位黎族影星,她就是谭小燕。未知这算不算是我对黎家的微薄回馈。
    说来知青只是被台风刮到五指山的一把种籽,而黎胞苗胞是山的儿女。外来种籽在炎热冷土中抽芽,和大山有了亲缘。一切都将铭记脑际,宛如山的沟壑,树的年轮。

              饥饿的青春

    知青在禁欲年代的性意识萌动,我在《大林莽》、《在小河那边》都曾写过。但比起性苦闷,饥饿烙印更深。在此对知青食谱略作钩沉——
    兵团是准军事军垦单位,种植生产“战略物资”橡胶,所以国家配给口粮,虽有定额,却基本管够,相较别处知青,或许已算幸运。然而油水严重匮乏,知青多在身体发育期,便吃多少都不觉饱,开荒大会战时粮食不再定量,我最高纪录一顿吃了两斤七両糙米饭,仍觉饥肠辘辘。
    海南岛分雨季旱季,雨季来时溪河暴涨,连队菜地一片泽国。我们只能吃萝卜干、黄酱,连这都告罄,就盐水下饭。每逢雨季,知青都患上“绿色饥饿症”。准军事建制之下,只有食堂而无小灶,知青惟有互借简陋煤油炉煮点野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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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哥哥同为兵团知青)
    至于吃肉,每年春节和国庆两次杀猪是大日子。每片猪肉每滴肉汁进入食道,在肚腹蠕动的那种幸福感,简直无以形容。愈是如此,就愈感觉到味蕾和肠胃的长年酷旱和荒莽,被激活的馋虫爬满全身,益发难受!
    孰料其后连珍稀的幸福也遁去。原来连队猪圈由后勤班管,成果却不堪话起,两年后竟连猪圈也弃置了。皆因每逢雨季连人都有绿色饥饿,猪又如何果腹?那年台风多,雨季长,猪们都瘦得像一群狗,猪圈便关不住了。精瘦的猪们腿脚伶俐,窜出围栏一溜烟跑到山中觅食,后勤班发现时已猪去圈空。
    一日某猪重寻旧路,回连队转悠,便自蹈死地!连部一声令下:围追堵截,捉住便杀猪!在政治符号严重超载的岁月,这大概是最无政治色彩的一道命令;而在我们来说,杀猪吃肉就是最大的政治!
    从未见过知青如此激情勃发、干劲冲天,大家举着锄头砍刀铁壁合围,齐齐追杀那头敏捷灵动的瘦猪。每个人胸间都翻腾吃肉狂想,口涎已注满齿颊。夺路狂奔的瘦猪形同鬼魅,左躲右闪,突破几道包围圈,终于在我的锄头下落难,那柄垦荒银锄抡圆了有几百斤力气,正砸在猪腰上,眼见矫健奔猪失蹄栽倒,便挣扎不起。大伙儿红了眼一扑而上,把它五花大绑,即时抬到井台边放血开膛……
    晚饭吃得固然开心,我却更多了一份成就感,如非我眼疾手快,这顿肉便要落空。我从未吃过这般精瘦坚韧的猪肉,嚼起来好似野味。不管怎样,有肉吃就是莫大享受!
    说来连队还有一座牛棚,养有几十头菜牛,却直属团部,只让我们连队派人管理。我偶尔也被派工放牛,那是最惬意的差事。晨早赶牛出栏,先在一片大石头上洒落粗盐粒,牛群争相舔吃,而后就上山放牧。牛群再老实不过了,吃草吃足了,顶多撒撒欢。望中绿草如茵,野花竞放,羽翎鲜艳的热带鸟儿在牛群出汗发亮的脊背上起落;五指山层林叠嶂,烟霞飞絮点缀其间,宛如被湿润南风所放牧的一队流云……我在《南方的岸》里写过牧牛情景,前述的谭小燕正现身于电影中这一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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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和感受美,是人与兽的重要区分。记得知青入山垦荒,露宿雨林深处,夜间山风骤起,浩大林涛充满听觉,遮天密林被摇开罅隙,一刹间见到墨蓝夜空的闪烁群星,竟如此繁密明灿。后来我在内华达山脉再次见到那般浩瀚的星河,为之心神飘荡。彼处海拔正与五指山相同。足见青春岁月存下的印象,将长久存留于脑质层的某道襞皱,挥之不去。
    我没吃过团部分配给连队的牛肉,只偶尔见到团部派拖拉机来挑拣待宰的菜牛,如何宰杀,我也未见过。在那个匮乏年代,团部拥有不容置疑的特权。
  切莫低估了知青的吃肉渴念。插队知青或会偷鸡摸狗,但兵团纪律甚严,无从下手。不过兵团战士也满肚子坏水,我们整天盯着牛棚那堆有血有肉的活物,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某日有一头母牛染上小恙,身子倦怠,连续两日不肯出棚随牛群上山。这本寻常事,喂点抗生素过几天就好了。殊不知,知青们说动了管牛棚的小子,他是老农垦工人之子,嗓子犹未变声,尚在发育期,想必他的吃肉欲望也不弱于我们。更兼各个班排长都轮流到连部进言,众人皆曰杀。连长一本正经地去问牛棚小子,得到含糊答复。于是搅动手摇电话机请示团部:有牛病危,可否屠宰?团部不知就里,唯有批准。
    解牛庖丁就是梁姓复员兵,他入伍前在乡下宰过牛;我被分派打下手。老梁教导:屠牛有三法,最笨是用重锤把牛打昏,然后肢解;其次是用尖刀刺入牛的心室,立时气绝;最佳杀法是在颈部剥开牛皮,呈沟状,然后切断颈动脉,牛血狂喷,这样牛肉更鲜美。
    眼前这头蒙冤的母牛呆滞而立,大滴眼泪扑簌簌往下掉,自知死期已至。我于心不忍,便说活剥放血太残忍了。老梁说那就一刀了结吧。他让我动手,余下技术含量高的解牛工夫由他包了。老梁在母牛前腿与胸膛之间精确测量,手指点戳着说:“就是这里。记得落刀要直进直出。”我握着新磨过的盈尺尖刀,不由一阵颤栗。牛见刀光,眼泪更盛。我到底肩负着一百几十号同袍对牛肉的殷切期望,一咬牙,刀直捅进去。母牛缓缓跪下,刀才拔出,鲜血从口子喷出,我竟忘了接血,幸有老梁一脚把桶踢过来……眨眼间牛眼已瞳孔散光,它不是被我杀的,是被全连集体谋杀的!
    按惯例,操刀杀猪者可以拿走一点最下等的内脏,屠牛也一样。当日老梁给母牛开膛破肚,我看见牛心正当中赫然有道深深的刀口,震骇之余,也佩服老梁认穴精准。然而这庖丁已不能游刃有余,毕竟刀法生涩了。足足花了大半天才肢解与分类完毕,有的班排已收工,我们还在清理“凶案现场”。不少知青都来井台围观,在他们瞳仁中,我看到了谋杀共犯的嗜血冲动和幸福憧憬。
    最后,老梁拿走一块内脏,我不记得是什么器官,反正是下杂。本来我也有份,但知青没有锅灶,我那份也归老梁了,说好晚上到他的茅棚小伙房里吃炖牛杂碎。这天连队食堂袅袅炊烟洋溢着魅惑意味,幸福感随着开饭钟声降临。我吃过这顿,便去老梁处赴另一轮“饭局”。围炉就座的还有老梁的战友一排长和苗圃班长。怎知我们还未开吃,指导员就破门而入,脸色沉鸷,话更难听。原来,据炊事班长告发,牛肝少了一瓣,而牛肝属上杂,不包括在屠牛者可拿走的下水里头。
    老梁盛怒,矢言没有私割牛肝,还把锅中杂碎逐一捞起来给指导员看,绝无牛肝在内。我倒记得,老梁刀法生疏,确系不小心划破了牛肝,但他没有动它。谁知指导员擅抓阶级斗争,不为假象蒙蔽,他言之凿凿,指牛肝刀割痕迹犹在,而且牛肝只剩X瓣,而牛肝应该有X+1瓣云云。老梁闻言冷笑,说牛的肝脏有X瓣的也有X+1瓣的,有道刀痕就说少了一片,这不是外行话么?
    至今已忘却老梁说的牛肝分瓣是奇数还是偶数,只记得他挤兑得指导员悻悻而退,之后几人闷头大吃,把几斤杂碎连汤带水一扫而光。我却如鲠在喉,吃得很不畅快。原来一顿肉食也可暗流汹涌,怀疑别人多吃了一片下水便暴起告发,这里头并无几多政治,只是被久旷“肉欲”所折磨的变态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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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岁月,右二是我)
往事已矣,如同空山足音,林莽雨滴,都成了青春注脚,留下的印记却如橡胶树一圈圈割胶刀痕。迄今我拒吃两样东西,牛杂和萝卜干。前者是受辱后遗症,后者是漫长雨季的味蕾记忆。但左半脑中存有两个感应区,就是对大山和森林特别亲近,宛如感情原乡。

              悠远的回音

  光阴流转,知青垦殖的橡胶林已悄然舒展出五十圈年轮,那代人已渐老去,只有青春记忆历久弥新。
  算来我去国已近三十年,在那片炎热冷土生长出来的情感,如小河淌水,喧响不息。几年前,我哥哥回五指山寻踪旧梦,拍了一组农场照片。他说连队侧畔那道小河已不时枯涸。我实难想象郁郁苍苍的五指山深处,山涧竟会涓滴不存!于是睹景追昔,思绪如台风雨季的迅猛山洪,直泻小河故道……闻说尚存几处热带雨林保护区,已成“驴友”露营登山热点。我从某驴友博客看到,他负囊入山只缘年轻时读过《大林莽》。然而小说中只有兽踪而无人迹的鸿蒙未开的森林,已不复见。
  我无意陷于“怨悔”有无的纠缠,放到广角历史维度,很容易判断那是什么年代,它的阴影却笼罩着这辈人最好的年华。正是怨悔与反叛,让我挣脱藤萝之网,走出无边瘴疠,重新勘定人生意义的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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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兄弟在五指山中)
  我曾在《大林莽》引用过黎族民间故事“鹿回头传奇”——很久以前,有个黎家猎手在山中遇到一只金色坡鹿。他持弩箭穷追不舍,跨过崇山,穿过林莽;这一路他已为坡鹿的美丽而着迷,再也射不出箭了;他一直追随到天涯海角,坡鹿一回头,变成天仙般的少女;猎手丢弃弓弩,拿出鼻箫,和姑娘恋歌和鸣……
    十七岁的我就是那猎手,被虚幻目标召唤和驱策。大林莽就是真实世界,让我在迷茫混沌中学会辨别美丑善恶。我失去了很多,有的值得珍惜,有的不堪怀恋。所有这些都沉埋于那片炎热的冷土,如同树脂渐渐凝固成时光琥珀。
  我写此文时,窗外庭院树木正摇曳出新绿,春天交配的北美红雀比翼而来,振翅而起,点缀着我一去不返的青春故事。轻风撩起窗帘,我听到了花开的声音。
原载北京文学----文中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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