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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0日星期一

王丹:我们要如何纪念六四30周年?

1989年6月2日,北京,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广场。(AFP)
1989年6月2日,北京,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广场。(AFP)
众所周知,明年,2019年的6月4日,就是中国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事件的三十周年。虽然我们可以有很多时光飞逝的感慨,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重要的纪念周年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如何纪念?前不久,我和一些当年参与过八九民运,现在流亡海外的朋友,已经开始进行相关讨论。

对我来说,开动脑筋,设想更多的有新意的纪念活动当然是一定要进行的,但是最起码要做到的,最基本应当做的一件事,就是记忆。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有一次在谈到文学的使命的时候说过,文学的本质就是回忆,而未来只有通过回忆才能变得清楚,历史必须参与到现实中来,如果拒绝这种参与,此前的失误将会以更苦涩的形式出现。但是事实上,人们对历史普遍表现出了可怕的冷漠,甚至厌倦,作出种种努力以求摆脱现在的"历史"过程。战后的德国曾经出现了一个"零起点"的口号,大约相当于中国"文革"过后的"向前看"的观点。格拉斯是反对的。 1979年6月,在纽约举办但泽犹太教会堂圣物展览会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奥斯威辛过去25年之后,我们应当怎么对孩子们说?我们有没有告诉孩子们,在奥斯威辛,特比林卡,马基旦涅克等地发生了什么事?是谁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进行这所有一切,而这一切又何以成为可能?

同样的问题其实也适用于中国。在"六四'大屠杀后的今天,所有的华人,也都应当问问自己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记忆。

德国政治学者诺埃勒-尼曼(Elisabeth Noelle-Neamann)以研究群众的"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理论著称,她观察群众的"公众舆论"形成,发现有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沉默升级效应"。在群体中,尤其在组织化的团体中,人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能本能地知道哪些看法可以安全地说出来,哪些不可以。对此,美国政治学者库伦(Timur Kuran)又称之为"谨慎升级效应",他指出,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会隐瞒自己原来的真实想法,自我审查不该说的话,而且还会当众说出与自己原先想法相反的话来,他们在说"正确"的想法时,会变本加厉地比原先没有'不良"想法的人更坚持,更过分。

沉默螺旋理论的存在既指出了现实的可悲,同时也提出了未来的方向。在我看来,纪念六四三十周年,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关于"六四"的记忆,通过种种方式,重新带回到现实中来;就是要打破"沉默螺旋定律',鼓励更多的人,至少是在海外的华人,把以前不肯说出的真相,感受和观点说出来,打破自我审查,从"六四"事件开始,重建中国的历史记忆。这样的历史记忆,其实不仅仅是关于"六四",还有很多其他历史事件,从镇反到反右,从大饥荒到"文革",我们这个民族有太多的苦难,但是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漠了。这,正是中共当局所喜闻乐见的事情,也是我们必须要去拨乱反正的事情。

因此,值此"六四"三十周年之际,我呼吁海外的华人,尤其是经历过"六四"事件的人,至少要利用一切手段:出版,网路,采访,社群媒体的发言等等,把八九民运的伟大意义,把"六四"镇压的残暴,把当局三十年来对历史进行的扭曲和对民运人士的污蔑,都说出来。这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但至少,这可以是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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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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