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读荣剑新作有感

荣剑先生的大作《道术为改革裂──中国改革以来的思想、学术与主义》，甚为难得，读来很有教益。

这里，笔者关注的，主要是国家主义，不过，还是应该从马克思主义说起。

荣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状况的看法，应该说相当准确。当年异化的争论，笔者觉得好笑，曾写文章批评胡乔木，因为异化可以说是马克思学说的基本概念。林子力先生点出价值是劳动的异化，在中国经济学界大概独一无二，而马克思论述资本乃劳动异化，篇幅多得很，懂一些马克思，无论如何弄不出批判异化论的闹剧来。只是，想来还是幼稚了，看懂了马克思，人家就根本不理睬你。

笔者算是个马克思学说的研究者，多年来只提"马克思学说"，有意识地同"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更反对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过，笔者一向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对当今的学术界了解不多。去年曾"旁观荣剑批评马云"，其实对荣先生知之很少。当然，现在来看，也还是很有些困惑，用先前那拙作的话说，感觉荣先生"对马克思学说的勾画，并不确切"，胡乱猜测起来，或许荣先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重于学术了吧。这个，就不多说了。

国家主义，的确是中国的大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与市场经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结合起来，而用荣先生所谓四重概念来说，两者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叠加，形成了巨大的力量。

以马克思学说的看法，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基本矛盾，在中国社会里改变了，成为生产的社会性与国有体制之间的基本矛盾。国家主义之令人惊讶的崛起，其深处，依然可见这一基本矛盾的作用。

上个世纪前半叶，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几乎同时出现。前者从很大程度受马克思学说影响的社会民主主义中分裂出来，列宁以《国家与革命》为其奠基，他依据马克思学说批判了国家主义，但国家主义已潜藏在共产主义之中。后者则干脆是德意特色的国家主义，而它急于争夺"生存空间"，很快就展开国际扩张，终于导致战争，被民主国家和共产党国家联手摧毁。

于是，国家主义的复兴，似乎历史地落在了共产主义身上。

然而，两个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国毕竟有其不同。俄国对工商业文明较为排斥，"新经济政策"中断，一国建成了"社会主义"，再跃进为"发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验与官僚传统相结合，约束着市场经济的空间，直到苏联解体。而中国，商业传统历史较为悠久，而这就为这个专制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弹性，形成所谓"超稳定结构"。这样，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共在改革开放停滞或死亡之际，接受了市场经济，走出了一条新路。

在马克思学说的视野中，市场经济乃作为人类社会"第二大形态"，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而在国家主义结合市场经济的模式下，"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在形成，而关系、需求和能力，在国家或党国制约下，呈现极其复杂的扭曲的发展。正如荣先生所述，这一发展，可谓极其有效，成就举世瞩目，同时，也就极其可怕。

四十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主要还是局限于国内，即使接受市场经济的前十年，也是在寻求突破，直到本世纪初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才有所谓崛起。中国的幅员与人口，非德国、意大利可比，悲观地看，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但是，崛起了，就大为不同。有人在讲坛上论证说，中国没有对外扩张的基因，基本上是内向的帝国。然而，如普列汉诺夫论证的，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马克思之前，人们关注社会经济，而决定经济的因素，则乞援于人的天性，而在马克思看来，"在经济的基地上生长他们的心理，经济本身亦是派生的东西"，更具决定性的，乃生产力的状况，生产力的性质。经济与人性可以改变，基因，也是可以改变的。近代及现代生产力的性质，为其社会性，或全球性，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本性，即超越国界发展，全球化，扩张成为国家主义的天性，帝国梦想成为"伟大"复兴的实质。

如此，悲观地看，与外部世界相撞不可避免，"贸易战"之类或许可以是一种幸运，可以避免真正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