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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7日星期二

余智:中國應慎重思考對外開放總體格局

图:习近平与津巴布韦前独裁者穆加贝

2018-08-07 
  
(南华早报)本報訊/7月份,在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之後,歐盟與日本、歐盟與美國分別達成意向性協議,將致力於推進零關稅、少補貼(最終零補貼)的更加自由的貿易。 

  由於美歐日是世界上最大的三個發達經濟體,這一協議的達成對市場產生了強大衝擊力,並對中國造成了很大的外部壓力。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出訪中東、非洲五國,加強與這些國家的合作,包括對它們的援助,並呼籲發展中國家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實質上是呼籲發展中國家合作,共同應對美國壓力。 

  筆者認為:美歐日的貿易妥協有其必然性,下一步會聯合對中國施加壓力,演變為"美歐日聯合制華";中國應慎重思考,自己是應該堅持與美歐日等發達國家不同的經濟與貿易模式,甚至拉攏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與美歐日對抗,還是調整自己的發展模式,向美歐日靠攏,與其融合?換句話說,中國對外開放總體格局的重心,是融入美歐日還是聯合亞非拉? 

  一、"美歐日聯合制華"的必然性。自從去年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以來,部分中國媒體與專家曾經表示,要加強與日本、歐盟的合作,以抗衡美國的貿易戰壓力。事實上,中國政府也的確做了這方面的努力,包括總理李克強訪問日本、加強合作,與歐盟就世貿組織改革進行磋商,等等。然而,事實已經證明:中國儘管可以與日本、歐盟加強聯繫與合作,但在希望與對方採取一致行動、反對美國貿易政策這一問題上,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相反地,這些國家都希望與美國單獨談判它們之間的問題,而不願意與中國聯合;最後的結果,反而是這三方基本解決了它們之間的主要分歧,形成了統一戰線。 

  這一結果完全符合筆者以前的預期與評論,以及事情的內在邏輯。其原因在於,日本、歐盟與美國儘管存在矛盾,但它們的經濟體制與貿易政策從整體上看是一致的,都遵循市場機制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都遵循大體自由的貿易規則,都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其爭端只在於少數行業的貿易政策(壁壘或補貼);相反地,美歐日與中國則存在很大分歧,都認為中國目前的經濟體制並非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三方迄今為止均未認可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而是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特別是通過強化國有企業、管控私營企業、加強產業政策(過度政府補貼)等手段,直接干預經濟發展、扭曲資源配置,而且規則不透明,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也非常不力,因而在國際貿易中對美歐日形成了不公平競爭甚至"經濟侵略"。這些指責,集中體現在5月底美歐日三方發布的共同聲明中。 

  因此,美歐日的內部矛盾,要遠遠小於它們與中國的矛盾。最後的發展結果是"美歐日妥協",而非中國"聯歐抗美"或"聯日抗美",這是必然的。 

  可以預料的是,國際貿易爭端的下一步,是從"美歐日妥協"發展為"美歐日聯合制華",即美歐日聯合起來,強化5月底三方共同聲明的立場,共同向中方施壓,要求中方改革自己的經濟發展模式與對外貿易模式。它們既會在各自與中方的雙邊談判中堅持這一要求,也會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共同推動設立針對國有企業、產業政策、知識產權保護的新規則,來制約中國。 

  二、中國應該與美歐日集體對抗嗎?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中國要不顧美歐日的指責,堅持與其不同的發展模式即"特色"市場經濟嗎?最近中美大使在世界貿易組織內的辯論,集中反映了雙方對"市場經濟"理解的尖銳對立。美方的觀點,集中反映了美歐日三方對"市場經濟"的理解,以及對中國現有發展模式的批評。 

  實際上,中國內部很多市場派經濟學家,以及眾多實業界人士,對近年來中國的諸多政策措施也有很多批評,認為它們是反市場化的,其基調與美歐日對中國的批評本質上是一致的。如果中國對這些外部、內部的批評置之不理,或者一味指責其"歪曲事實",甚至蠻橫強調自己的"市場經濟"就是這個樣子、其他國家誰也沒權利定義市場經濟"必須如何(中國駐世貿組織大使辯論時的基調),那不僅是拒絕內部不同意見,也是與發達國家群體進行集體對抗。這是中國想要的結果嗎? 

  中國如果想回到"自力更生"的封閉經濟,那麼自己隨意定義"市場經濟",外界自然無需過問。但如果要發展開放經濟,與發達國家一起合作共贏,就應該尊重它們中的多數對"市場經濟"的定義。否則,發達國家必然會抱團對付中國:要麼美歐日形成聯合自由貿易區,將世貿組織架空,從而在實質上對中國形成歧視;要麼在世貿組織框架內處處對中國進行掣肘與打壓;要麼兩者同時進行。無論哪種情況,其結果都是中國與美歐日集體對抗。 
  
  中國1980年代後對外開放的核心與重心,是對以美歐日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開放,引進它們的先進技術設備、管理經驗、體制模式。與之相適應的對內改革即市場化改革,本質上就是借鑒發達國家的體制模式。這一開放與改革,是中國40年來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動因。如果中國與美歐日關係的整體基調從合作走向對抗,那就會改變中國對外開放的基本態勢,進而影響國內的改革,從而動搖改革開放的總體戰略。這是中國不能承受之重。 

  三、中國應該轉向"聯合亞非拉"嗎?部分人士可能會說,除了美歐日,中國照樣有廣大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朋友,照樣可以對世界開放,甚至可以與其合作對抗美歐日。中國近年來大力推行"一帶一路"、亞投行、金磚組織等國際合作計劃或組織,其針對的主體都是發展中國家(雖然沒有排斥發達國家參與)。除了有加大對外經貿合作的考量,顯然也有擴大國際影響力、拉攏相關國家抗衡美歐日的戰略考量。 

  這就涉及一個根本性問題:中國對外開放的本質、核心或主體,是面向美歐日發達國家,還是面向亞非拉發展中國家?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前,並非完全沒有"開放"。中國當時有很多發展中國家朋友,也是對它們開放的。但這些國家既缺乏廣大市場,可與中國形成很強的貿易互補優勢,也沒有先進技術設備、管理經驗、體制模式可供中國借鑒,相反卻要依賴於中國的大量援助。如果中國與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關係走入僵局,轉而將開放重心轉向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的基本格局豈非回到了改革開放以前? 

  至於部分人士期望聯合亞非拉國家來抗衡美歐日,這就更不現實了。首先,這些國家的實力都較弱,即使所有國家聯合,也無力抗衡美歐日。其次,這些國家絕大部分都贊同美歐日的價值觀與政治經濟模式,即使不贊同,也希望更多地對美歐日開放或從其獲得援助,而不太會與中國結盟、抗擊美歐日。而且,與亞非拉國家結盟、對抗美歐日,這與改革開放前的外交模式有何根本不同? 

  總之,中國應該慎重思考的,是更應該加強與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合作,並通過自身改革、融入發達國家體系,還是應該加強與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聯合,甚至組成另一個體系、與發達國家對抗?儘管中國可以宣稱,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全方位的,對美歐日與亞非拉的開放可以同時進行,但對外開放、對外聯合的主體對象應該是什麼,需要進行慎重思考並加以明確。這一問題,在鄧小平時代本來已經解決,但目前需要中國決策層重新加以明確。 

  (作者是中國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教授) 

  來源: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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