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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30日星期一

胡涵Marvin:告别公知时代

【转按:把理想或幻想当成现实,似乎是中国朝野的一个通病。在现代中国一党专制的大陆社会,什么时候出现过一个"公知时代"?……】

宪政、法治、自由主义、凡此种种,曾经被一致认为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在那几年,大家都愿意坐下来聊聊程序正义,是因为多少还觉得有协商的可能。


但随着这一套方案在上层被否定,在下层则过于脱离群众,一个公知的历史舞台,已经开始坍塌了。


1


因为刘瑜的言论风波,想起曾经的知识偶像和立场先锋们。查了查,觉得有些恍惚。


连岳在厦门从鼓吹政治自由、滑落到经济自由、财务自由,如今已经跌落到靠鼓吹恋爱和丈母娘自由来帮一条卖货了:一边是呼吁个体的绝对自由,一边又借着消费主义陷用户于枷锁。



薛涌的个人公号停更在了2月份,最后一次,是在某个知识付费平台聊一聊怎样在家庭教育中培养聪明的儿童,我看了一下,阅读量刚刚到一千。从做公知到转型做教育专家,在线教育这条路看来也是不好走。



还有许知远。上次我在朋友圈说了,今天的许知远活成了一个人梯,不管采访谁,都会被解读为"以其腐儒衬托他人通透"。


怪不得刘瑜那段曾经政治正确的表态放到今天,没几个年轻人还能坐聆听点头状。


几年而已,大家的眼光、审美和判断力早就变了。


2


刘瑜关于MeToo运动的表述,在逻辑上的确有毛病。


刘瑜的批判起点,是给民间运动引发的舆论声浪冠上大字报的名义。但别忘了,大字报倘若真是纯粹的民间行为,反而没什么可怕的。真正有破坏力的大字报,没几张是群众自发贴的。


更别提什么呼吁以法律途径来解决。这种正确的废话,摆明了是对现实毫无体察。在现实法律途径里,政治、人情都排在了公正前面。舆论审判,是弱者手中最后的一张牌。


苛责大家为什么不去走更理性客观的法律途径,本质上是知识精英的另一重"何不食肉糜",也是学术和右派版的岁月静好。


3


知识分子不能理解现实,这几乎是个难以解决的通病。


作为知识分子的托马斯·索维尔以前就极为看不上自己的同行。他说,公共知识分子"在某个领域的知识和理解力,使得他们忽视了自己在那些向公众言说的事情上的无知,公众往往也会忽略这一点,即他们在某些基本知识上的无知"。


这次MeToo运动之中,不少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者从事公共写作的人,都被暴露出对于下的平权运动及其背景缺乏理解,更是对于今天的现实处境缺乏认知。


他们迷信在自己的价值理念之中,并且坚持不懈地以这套理念来衡量一切。这是另一种知识迷信和霸权。


中国早期的公知,从根源上都是精英右派。


而右派又活在一个尴尬的情势里:从本质上,他们所倡导的理念是精英主义,是反大众和反平等主义。但在现实之中,他们又不得不和庸众站在一边。


他们一方面以人民的名义来宣传自由主义的理念,同时,从根本上看,又是在潜意识里认同"乌合之众",对群众力量心存戒备。


刘瑜的表态正是拧巴的产物。没人敢否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但从智识和本能上,也没人敢真的相信人民群众。


公知时代的落幕,恰恰也源于此。


4



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必须为自己落后于时代的现实感买单,为自己不曾进步的知识结构和理解能力买单。


但问题还不限于此。如果放在过去,刘瑜和其他公知那套说辞应该还是行得通的,不至于像今天,遇到这么大的反弹。


可惜最近十年的底色,是全民向左转。除了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些,还包括了传播技术变革、舆论的转向和经济结构的变化。


技术上看,博客和微博是去中心化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公知依然能够在这个传播模型中形成足够的控制力。但当社交网络继续向前,平台、技术的变革就带来了平权的结果。结果,不同领域、不同阶层、不同平台都出现了草根偶像。例如天佑、美妆博主和抖音网红。


当有权选择时,大家都只会挑爱看的,而不是挑自己应该看的。


宪政、法治、自由主义、凡此种种,曾经被一致认为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在那几年,大家都愿意坐下来聊聊程序正义,是因为多少还觉得有协商的可能。


但随着这一套方案在上层被否定,在下层则过于脱离群众,一个公知的历史舞台,已经开始坍塌了。


5


群众其实不会在意过程。围观者只想快速要一个结果。


要求群众相信法律、相信正义、保持隐忍,不堕入集体主义的陷阱,不走入原子主义的极端,实在太难了。


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提过,现在的情势,是公众缺乏直接的利益代言人。于是他们只能背身往回走,走民粹路线,走爱国主义和舆论审判。


这就像为什么精英阶层理解不了快手、读不懂拼多多,他们同样理解不了MeToo运动背后的底层权力焦虑,也无法坚定地站在群众运动一边。


MeToo运动的深层含义是,中国过往几乎所有的权力结构都是男权主义的,信仰征服和恐惧。从公司、政府到家庭,几乎都是强权逻辑,都喜欢喊着口号去征服他人侵略内心。


这样的环境下,要逼迫大家弄懂什么君主立宪、辩论原则,真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可爱想象了。


6


对今天这一情势,我们理应不陌生。


1926年,在各路知识分子为民主科学自由等概念呼号数十年后,权力终于开始向知识阶级进攻:三一八惨案,卫兵向请愿学生射击;邵飘萍、林白水等知名报人被杀害;时评写手鲁迅则化名躲进了日本医院。


权力击碎了曾经那套正确的废话,民众纷纷挤向另一个极端来寻求解决方案。什么君主立宪、三权分立、渐进改革,没人听得进去。大家要的就是一个快速见效的手段。


此时此刻,长久不被知识界待见的一个湖南青年,选择了向着潮水的方向走过去。他跑回湖南农村,弄清了底层逻辑,彻底从公知的小粉丝变成了野心家。


从那时起,知识分子们也就该意识到,期待中和平友好的现代化转型道路事实上已经断了。摆在面前的,是高度集中不受约束的权力,和对这套权力结构已经忍无可忍的人民群众。


而每到历史的此刻,也就是公知退位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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