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妻子吴小娟的回忆：小凯走了！（附：痛哭的伯乐，刘道玉校长的回忆）

杨小凯妻子吴小娟的回忆

小凯走了！

　

 

老编的话

      今天的推送包含两篇文字，1、妻子的回忆；2、痛哭的伯乐，刘道玉校长的回忆。它们完整讲述了杨小凯从苦难中走来，当他终于站上了世界经济学的巅峰之际，回望故国，他的眼神是那么地忧伤。那一天，妻子第一次见到丈夫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归来依旧是少年，小凯，我们向何处去？

夜阑人静时，与小凯在一起的日子如涓涓流水淌过心田，勾起我对往事的不尽回忆……

1979-1983我们在中国

1979上半年在湖南省邵阳新华印刷二厂，我第一次见到小凯。那时我们在同一个车间工作，我排字，他校对。一天上班的时候，小凯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我的工作有很多错误。他问我一天到晚，想什么东西，质量这么不好。我看着他一副认真的模样，满脸红红的，感到挺好笑又生气。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笑了笑，但心里很佩服他做事的负责任。

　

我每天下班后，练两小时小提琴，然后读小说，过得满自在的。那时我与同事周列娜同住一间宿舍，她下班后没什么事做，觉得无聊。

有一天，我问她中学时代有什么爱好。她告诉我喜欢英语。我说，那我可以给你找一个英语老师。听说小凯的英语很好，可以请他教。周列娜说，她一个人不敢去找他。我答应先陪她几次，她再自己去。

下班后，我们去小凯的宿舍学英文，我那时还没想学。小凯劝我学，我说我不喜欢英语，我喜欢读小说。陪了几次周列娜后，我就不再去了。

　

以后，我和小凯常常交换小说，关系慢慢密切起来。我发现小凯非常爱读书，而且读了很多。他将他写的一篇小说《她》给我看。我不太明白他的含意，但开始敬佩他。我想他高中少读一年，没有毕业，可他自学了不少东西。我也没有读完高中，可我无法像他一样。往后听到很多关于他坐牢的故事，更是敬佩他。

　

我们很快明确了关系，小凯将他和他们一家的遭遇告诉了我，我也将我和我们一家的遭遇告诉了他。他说周列娜已将我们家的一些事告诉过他了。小凯说他感觉我们同命相连。

　

很快，小凯将我带到他家见他爸爸。我到他家后，吓倒了，发现他们家原来是高干。他爸爸当天单独与我谈话，问了许多关于小凯的问题。我不知自己回答了什么。好不容易见到小凯，小凯就问他爸爸和我说了些什么。这次与他家见面心理压力很大，他爸爸的秘书又去我们家调查，发现我妈妈有精神病。他爸爸担忧我妈妈的精神病会遗传到下一代。

　

得知我和小凯的关系后，我妈妈去小凯工作的地方，将他大骂了一通。妈妈伤心的和我说，她好不容易离了一个劳改犯(我爸爸是地主的儿子)，我又和一个劳改犯要好。我认为，小凯是一个很好的人，政府一定是搞错案子了。我又不想当什么干部，劳改犯也不影响我当一个工人。

　

不久，小凯被借调去北京工作，很多人说小凯会将我抛弃，要我作好思想准备。我当时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很快小凯写信给我，告诉我北京的情况。我从小就没有觉得自己漂亮，认为自己长得非常一般。可是自认识小凯后，他却把我当作他心中的”西施”打扮。小凯每一次从北京回湖南，都帮我买很多北京最时髦的衣服。那时，我自己从来不给自己买衣服，也不知道穿什么号码的衣服。可是小凯买的所有的衣服我都能穿，而且是我最喜欢的。

　

小凯从北京来信劝我去寻找我从未见过面的亲生父亲，我那时候才20岁。小凯告诉我很多牢里朋友因为是国民党的后代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他认为我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

不久，我去长沙寻找我的亲生父亲。见面后，父亲非常激动，悲喜交加。我长得十分像我的父亲，可能是从小不在一起的缘故，我对他却没有太多感情。但从那以后，我们倒是常常探访父亲。他告诉我很多我们家族的故事。他说爷爷奶奶一家还在香港，叔叔在台湾的嘉义。1990年，小凯去香港探访了爷爷；1996年，我们一家去台湾的嘉义探访了叔叔。

1980年，我自己积攒了一些钱，去北京探访小凯。这一次，我们像度蜜月一样幸福，在北京的公园里尽情地游览，花前月下倾诉心声，还去了很多博物馆，看了很多艺术品，照了很多像片。但是，在我回湖南的旅途中大病了一场，只得在河南的一个火车站下车，去急诊医院。医院与小凯联系，叫他马上来领人。小凯不顾当时很快要考研究生，马上到了医院。

过了一夜，我的病有好转。第二天他带我回长沙，又马上赶回北京考试。这一次后，我非常感动，认为小凯是一个非常重感情值得终身依靠的人。

　

小凯很快考进社科院计量经济所，并发表了很多文章。他告诉我他工作量很大，可他每周还给我写一到两次信，为我录下许多录音带，可惜搬家几次，这些录音带也遗失掉了。后来有好朋友告诉我说，有人为小凯介绍北京的女孩子，这样可以让小凯留在北京，都被他婉拒了。

1980年下半年，小凯写信给我和他的爸爸说，我们决定明年春节(1981年)结婚。我一个人在邵阳办了我们的结婚登记，领了结婚证，准备了日常用的一些必须用品带到长沙。

一天早上五点钟，我带着笨重的行李，步行从火车站走到小凯爸爸家的后门，拼命叫小凯开门。小凯好像从梦里听到我的叫声，惊喜地起来给我开门。

这件事成为小凯美好的记忆，当他每次想到这件事时，都觉得心里甜蜜蜜的。我们的结婚，小凯爸爸不想声张，我们一起买了一些必须的家俱，就住在小凯爸爸家结婚了。尽管只有几个好朋友为我们庆祝，可是我们俩彼此都感到非常幸福。

　

结婚后，小凯赶回北京，我回到邵阳。不到一年，为了夫妻能够在一起生活，小凯于1982年放弃北京的工作，在朋友的介绍下，和我一起调到武汉大学管理系。小凯当讲师，我在系里的资料室。那时小凯所教的课程没有教材，他就自编了两本教科书。除了教课以外，小凯还每天在家写书和文章，工作非常努力。

1982年中，我怀孕了，小凯怕武汉太炎热，将我送到北京姑妈家。之后又到沈阳的叔叔家避暑，这是第一次见姑妈和叔叔一家。大家很喜爱小凯和我，我们在东北住了两个月，小凯在沈阳给基层的管理干部讲课，我们还见到了辽宁省委书记。

离开沈阳后，我们经过大连，在那里看到很多日本人建造的日式房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后，我们乘船到上海，探访在上海的武汉大学的老朋友陈志龙。住在他家时，有天半夜，小凯突然大叫，把我们都惊吓起来。我赶忙到他的床前去看，才知道他又作了坐牢的恶梦，全身冒冷汗。在我们以后二十多年的生活中，这种牢里的恶梦伴随着他的一生。

1983年，我怀孕七个月后，小凯将我从武汉送到长沙他爸爸家，准备将这个孩子生在他的家里，小凯告诉我，这是杨家的传统。2月23日，小溪在长沙出生，小溪的名字是曦光的谐音，意思就是小曦光。我刚生产完，小凯说他爸爸说男孩女孩都一样，我当时不太明白为什么说这些话。后来我生了老二以后，才明白生男孩女孩在杨家还是很不一样的。

　

由于小凯写了两本教材，在武汉见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邹至庄教授。他惊喜地看到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年，能够写出这样高水准的教材，很快就帮小凯联系到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去普林斯顿读博士。

由于小凯的政治背景，出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邹至庄教授亲自给赵紫阳写信，希望能够给予帮助，赵紫阳办公室将此信转到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办公室。在刘道玉校长的协助下，小凯于1983年9月带着仅有的30美金，一个人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他梦寐以求的经济学博士。

　

小凯离开中国不久，想尽办法要将我们母女两人接到美国来陪读。他每星期给我写两封信，劝我们到美国与他相聚。他非常思念女儿小溪，盼望我们到美国，一起共同生活。一年后，我和小溪也来到普林斯顿大学，陪小凯读书。

　

到美国后，我发现小凯读书很不容易，小凯很快面临博士资格考试。我记得邹至庄教授常常打电话告诉小凯考试成绩，给了小凯很大的鼓励。在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资格考试对科班学生来说都不容易，对小凯来说就更不容易了。小凯告诉我，这两年读书，比坐十年牢还难，可是不管有多难，小凯却认真对待。很快，他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

1985年中，通过资格考试后，小凯便开始写《牛鬼蛇神录》，白天到学校做论文，晚上在家写《牛鬼蛇神录》。他发现在普林斯顿的图书馆内有他在文革时写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他非常激动能够在国外看到自己的文章。这激励了他把牢里的事情写出来。所以《牛鬼蛇神录》是他在国外的第一本中文书。大概是1986年下半年，中文版写出来后，他很快找到Susan Mcfaddc合作翻译成英文。由于Susan McFadden非常忙碌，英文版的书等我们到澳洲之后才出版。

　

小凯在1986年认识了索罗斯基金会，他们派小凯第一次回中国与体改所谈有关中国改革的问题，希望他作为基金会的代表。由于小凯的学业很忙，从中国回来后便谢绝了，全力以赴地做他的论文。做论文的过程中，除了吃饭、睡觉，白天黑夜都在学校里。1987年初，我怀了第二个孩子，当时我正在附近的大学全日读书，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每周做25小时工，维持家庭经济的需要。刚怀老二时，反应很大，病得厉害，日夜想睡觉，老大在幼稚园。小凯根本顾不上我，一心一意做他的博士论文。

1987年中，普林斯顿的奖学金已经用完了，得另找出路。小凯在耶鲁找到博士后，由索罗斯基金会提供经济支援。于大海帮我们7月搬家到耶鲁。当时租了一个教授家改良的车库。

　

小凯主要任务还是修改论文，每周开车从耶鲁到普林斯顿交给教授改好的部分。那时我一直担心他开车的安全。

　

当时在耶鲁没有朋友。我们又都不懂医疗保险制度，我怀孕七八个月了，从来没有去看过医生。胎儿到了八个月时，在耶鲁的医学院碰到一个湖南老乡，她正在学做超声波，帮我们免费做了检查。一切都正常，而且是个儿子。小凯十分开心，我们马上写信告诉小凯的爸爸。爸爸更是高兴，这时我才理解到杨家一直在盼望小凯有个儿子。很快健思就出生了，医药费花了$5000，我们的存款没有这么多，一半由保险公司付了，另一半由我们自己付了$500以后，其他部分因低收入减免了。孩子用的所有东西，全是邻居给我们的。我生完孩子后，小凯接我回家。第二天，他就又上班了。

　

小溪、健思和我每天在家。日子过得很辛苦，也很少有朋友探访我们，但我们一家非常幸福。耶诞节时，普林斯顿的老朋友宦国仓来耶鲁与我们一同过节，我们非常高兴。

1988年1月份，小凯为了找工作，去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希望在会上能找到一些面试机会。会后不久，半夜三更他突然从飞机场打电话回来说，已经没有计程车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在冰天雪地里将小凯从机场接回家。漫天大雪，小孩在车里因为冻坏了而大哭。现在忆起来，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开车去，又怎么开车回来的。这次会议对小凯找工作帮助不大，全家便帮他贴邮票申请在美国的工作。好不容易在纽约大学拿到一份教职，却因没有绿卡无法成行。很多朋友劝他申请政治避难，他不愿意，因为他想回去见他的老爸爸，所以便没有去纽约工作。

　

这时，小凯开始申请其他国家的工作，包括澳大利亚，拿到阿德莱德的一份研究工作。可能是过度劳累，小凯大病了一场，高烧到41－42度，两天不退。我打电话叫救护车，让他去看急诊，他不去。我只好到附近中国来的学医的学生那里，请他们到家里来给小凯看病，并给我们一些抗生素。看后，说是有发炎，但吃药后烧也不退，我只好自己带他去耶鲁医院住急诊室。一天一夜，我带着孩子一起守着。医生也找不到原因。烧没退，我们只好回家。第二天烧才稍微退了。这时，黄有光教授从墨尔本打电话到我们家，说小凯可以到莫纳什大学工作，给他一年的教职。黄有光在电话里还说，墨尔本有很好的中国人的社交圈子，劝我们来。于是，我们便放弃了阿德莱德的工作，选择了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

1988年6月，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到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乐园痛快地玩了一场。于大海将我们全家送到机场，我们去夏威夷，玩了几天。7月2日我们到了墨尔本机场，带着两个孩子，四个箱子，坐计程车到了莫纳什大学的校门，拿到招待所的钥匙，就住进莫纳什大学招待所。

第二天小凯就开始上班了。他当时的工作是一年的教职，现在想起来那是很担心，一年完了，我们该怎么办？很快，小凯的研究就上了轨道，在美国投出去的文章也开始在顶尖杂志上发表。小凯的教职变成了永久教职，很快就升了高级讲师。 

1989年，那段时间，小凯昼夜难眠，为中国改革的前途十分忧虑。就在那前一个晚上，小凯梦见中国在打仗，早上心里十分难过，忍不住把电视打开，看到的是……小凯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这是我认识小凯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小凯决志要为这些学生和他们的家属捐款。

　

我们在北但丁诺（Dandenong North）买了第一个房子，小凯非常高兴。他白天到学校上班，晚上在家里写他的第一本英文经济学书《专业化与经济组织》。每写完一部分，他便自费请Jeff Borland修改英文，大概花了苦苦两年时间才完成初稿。所有的手稿，我们一直珍藏着。

1990年，张五常请小凯到香港大学教书三个月。小凯在香港所挣的钱买期货全部输光，打电话回来说怎么办。我掉着泪跟他说，回家吧。那时我一边带着两个孩子，一边在墨尔本的日本餐馆打工还贷款。当时贷款利息是17%，听了小凯输钱的消息非常伤心，却也没有办法。等他从香港回家后，我带着两个孩子到机场接他，全家高高兴兴，跟他说只要人回来了，就好了。

1993年，我们全家都拿到澳洲的护照，小凯带着我们一家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我们便籍助这个机会，十年里全家第一次回到中国，看望小凯的父亲。爷爷第一次看到孙子，高兴得都合不上嘴。我们在香港只呆了半年，很快又回到墨尔本。小凯在香港所挣的钱买了股票，因公司倒闭全部亏光。从那以后，我们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不能去香港，因为香港的钱留不下来；第二以后必须由太太掌管钱。

1994年初，我们又去了美国中部，小凯到那里任教。他每月都到美国各地大学演讲，到每个地方宣扬他的经济学思想。这时我又怀了老三。小凯去演讲，孩子们去上学，我在家昏睡。当时我们很矛盾，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小凯说，你做决定，我都支持。最后，我们的决定还是生下孩子。半年后，我们从美国回到墨尔本。1994年11月5日，泽华出生，全家都非常高兴。生完孩子回家后，我带着三个孩子在家坐月子，小凯便去台大经济系三个月。

1995年2月，小凯回来，在Burwood买了一块地，准备建房子。由于经济上的压力，泽华刚满四个月，我就在一家公司找到工作，泽华送到鹤□妈妈的家里。那时，送孩子来回每天需3-4个小时，白天又要上8个小时的班，晚上还要准备晚饭，生活实在是很辛苦。1995年10月，小凯的爸爸和哥哥来澳大利亚，住上我们的新房，共叙天伦之乐。耶诞节时，他的妹妹带着一家从加拿大来探望父亲，这是我们一家相聚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小凯和他父亲最为高兴的时候。

1997年底，小凯决定去哈佛两年，顺便去德国波恩大学。由于我不愿放弃我的工作，所以我决定带着三个孩子留在墨尔本。1998年7月小凯回来将全家接到哈佛，我也把工作辞了。

　

到哈佛后，小凯拼命写他的经济学着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Economics: 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是他第二本英文著作。很快又写了《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vision of Labor）。两年时间里他完成了两部著作。

1999年夏天，全家从美国去欧洲。小凯带着一家人住在荷兰Tilburg的一个郊外，租了一辆小汽车，在欧洲国家走了一大圈子。我们去了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走了一个月。

　

每当小凯带我们外出，他总是非常高兴，特别是看到孩子们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他比任何人还高兴。由于小孩要上学，我带孩子回墨尔本，小凯仍旧留在哈佛，完成他最后半年的研究。

　

就在我刚回到墨尔本不久，从中国得到消息，我妈妈过世了。我每天在家哭泣，可是又没法回去，准备年底先到北大与小凯会合，再回家处理妈妈的后事。正在伤心时，11月，发现我们的女儿小溪有脑瘤，当时小凯正在从美国到北大教书的路上。我们安排了小溪做手术的时间，小凯12月18日从北京赶回，小溪12月20日做手术，我们便在医院里过了耶诞节。这时，莫纳什大学打电话告诉小凯，小凯被升为讲座教授。小凯放下电话后，长叹一声说，这个教授的位置也救不了我的女儿。

　

小溪手术过程中，我在医院陪她，小凯在家照顾两个男孩。为了小溪，小凯到处寻找牧师为小溪祈祷。小溪出院不久，便碰到远志明来澳洲传教。通过朋友将远志明请到我们家里，替小溪祷告。当时祷告的非常好，远志明跟我们说，三个月后小溪的脑瘤就会完全没有了。我们简直都不敢相信，因为医生说手术的时候留了靠近脑细胞的瘤子的一部分，要做放疗才能去掉。三个月以后，医院已经给小溪安排了放疗的医生，小溪做了核磁共振，发现脑瘤已经不在那里了，所以不用再做放疗，我们这才相信神已经把她的瘤子拿走了。我们全家非常感谢上帝。小溪没有做放疗，手术后，小溪不能走路。我们每天在医院里训练她走路，再接她到学校上学，准备上大学的考试，这样持续了六个月。 

小凯生病了

2000年4月，我带着两个小孩回中国处理我妈妈的后事。刚埋了妈妈的骨灰，我爸爸又得了肺癌。由于这些压力，我在中国发高烧，大病了一场。

　

处理完我家的事后，我住在小凯父亲家。他说听很多人说小凯很有可能得诺贝尔奖。我当时对他说，诺贝尔奖现在不重要，小凯的身体健康是第一重要，我说小凯已有五十岁了，不必再辛苦了。他爸爸听了以后，认为有道理。有一天，小凯打电话给爸爸。爸爸对小凯说，不要太辛苦了，身体健康是第一重要。后来小凯说，爸爸讲这话的语气和以前不太一样。

　

听了爸爸讲这种话后，小凯心里满高兴的。自此以后，我才知道小凯对他父亲的每一句话都是很认真听的，他真是个孝子。

2000年11月，我和泽华陪小凯又去北大、复旦等大学讲课，也去了香港。那时，我发现小凯的身体不太好了，一讲话就咳嗽。什么样的药物都无法停止咳嗽。回来做X光检查，发现右肺的上角有影子，以为是以前肺结核钙化留下来的，忽略了。

2001年上半年，小凯又去台湾，深圳、湖南、南京、上海等地讲课。再加上料理我父亲的后事，他回家后，身体更不好了。可是，接着莫纳什大学开网络经济研讨会，所有重担都在他一人身上，料理所有的事情。当时他的身体明显已经不行了。七月，会议好不容易完成了，可他几乎讲不出话了。那时以为是没有锻炼，他每天跟张永生打网球，回来便大睡。我跟永生打了电话，说不要再打网球了。

8月底，小凯抽时间去看医生。做完X光后，医生马上打电话要做CT。做完检查，医生立即安排他住院，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情况不好。9月25日他到医院做开胸手术，发现整个右肺全部是瘤子，已经是晚期肺癌，医生缝上他的右肺。脖子上也有个瘤子，使他无法呼吸，只好在喉管开了个洞，放了个管子出气。

等小凯从手术室醒来，发现他自己要通过喉管的管道才能呼吸，他吓得再也不让我走。从那天起，我就日夜守在医院里。三个孩子便在家自己照顾自己，整整两个星期。我们经历了最为痛苦的日子，医生告诉我们这是肺癌晚期，既不能开刀，做化疗也只是暂时的。这是小凯一生中第一次发现谁都救不了他了，科学也救不了他了。

　

小凯决定信主了。他向上帝忏悔，也跟我忏悔，希望神饶恕他。他开始每天读圣经。2002年2月我们两个同时受洗。在小凯三年重病的过程中，神一直都派送基督徒为小凯祷告，讲圣经，小凯在2002年做了第一次见证，很多人大概都读过了。2003年他又做了第二次见证。

2002年6月，小凯去美国开会，然后又去中国。我和泽华也一起去看小凯的父亲，后来又去了杭州、上海。小凯在上海治病，当时效果显着。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次我将小溪和键思都带去湖南，看望小凯的父亲，这也是我们一家人最后一次看到小凯的父亲。

2002年9月，小凯的父亲病重，小凯一人回湖南看父亲，带着希望能让他信主，将来可以在天堂再相会。可是父亲却不信。2002年10月，小凯再次回湖南，办理爸爸的后事。爸爸离开人间时，不知道小凯的病，要不然，他老人家一定会伤心的。小凯生病的三年中，两个妹妹杨晖、小成和许多好朋友都花了不少心血，各方面关爱有加，到处寻找药物和最新的医治办法。盼望小凯的病会有好转。2003年10月，小凯又去湖大讲课，然后去台北。这时候，小凯的病状有些恶化，我们在台北看医生，发现癌症已转移到背脊椎骨。我们马上赶回家安排放疗，可是放疗却将小凯的抵抗力降低。今年一月份，他开始发低烧不退。医生认为他可能只能活一到两个月。可是小凯又熬了半年，这半年是小凯一生中最痛苦的半年。

　

小凯在信主的三年中，他的生命真正在改变。小凯信主以后，对信仰益加虔诚，凡事先谦虚自省，尽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替别人想。遇到重大的困难，在自己无法作出决定或判断的时候，总会认真地祈祷，求主宽恕并赐予智慧和力量。他对学生的态度越来越像父亲对儿子一样，他常常在家亲自将学生论文全部算一遍，告诉学生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他常常带学生去海边谈话，告诉他们要读什么书，朝什么方向做论文。他为了学生，有时跟系里管事的人吵架，为学生争取权利。举例来说，去年他带了庞春，花了一年时间，甚至亲自去他的宿舍，接他到海边去谈他论文的模型。在这一年中，庞春模型做得非常漂亮，进步很快，小凯替他非常高兴。

　

今年年初，在小凯病得很严重时，我问小凯，庞春的论文做得怎么样？小凯说，他的论文基本上做完了。今年4月我们从美国回来，小凯马上进了医院，等他出院后，庞春拿他最后一稿给小凯看，小凯带着重病将他的稿子全部改完，在上边写了副导师史鹤□的名字，希望鹤□指导庞春将论文顺利完成。小凯临走的最后两天，已经不能看见任何东西了。庞春说：老师我来了，小凯将手伸出来，与庞春握手。庞春哭着跟小凯说，老师你不能走，你要帮我把论文做完。小凯却摇着头，表示他得走了。第三天的早上他就走了。

小凯去天堂了！

小凯重病时很多学生和朋友都在陪伴小凯，还有侄儿元元，他们帮助我日夜照顾小凯，同时教会的朋友为小凯祈祷唱圣歌，让小凯有一颗平静的心去见他的天父。Eddy学校的祷告会为我们一家做了三周的饭菜，送到家中，还有我的God Monther-Alieen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全家非常感激。最后几天，我们按照小凯的意愿，把小凯留在家里而不是医院，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小凯离开我们一个多月了。对我们全家来说，这段日子就像漫长的十年。家里的每个角落，都留下小凯的影子，无时不在我面前出现。最难过的是在傍晚，我就像丢了魂一样，无法安定，到处在寻找小凯，希望能够再看他一眼。小凯不在，我们不知该怎么办，这种痛苦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小凯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可是上帝将他带到了天国，而我却还留在这世界。这好像将我的生命切成两半，叫我的整个生命都在痛苦之中，无法生活下去。我每日在上帝的面前哭泣，带着眼泪祈求上帝给我平安，叫我不思念小凯。平时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从来不想死的事情，可是小凯走了以后，死对我来说不是一件惧怕的事了，而是我所盼望的事情。

感谢上帝，小凯给我留下了三个可爱的孩子。每当我看到我们的女儿小溪，就看到小凯的形象，看到她继承小凯感人的演讲能力，写作的天分，生活的自信和聪明才智，还有巨大的同情心。当我看到大儿子泽思眼睛的时候，就想到小凯的执着，诚实，对家庭的巨大的责任感。当我亲我可爱的小儿子泽华时，他的活泼、聪明、伶俐就让我想起小凯。这时，我知道，小凯并没有离开我。他的生命在我们三个孩子的身上。为了小凯和我的孩子们，我应当坚强地生活下去，把他们抚养成人，到那时我再到天堂与他相见，就如他临走时我对他说的那样。

小凯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经济、宪zheng和文学思想由他所喜爱的学生们继承发扬光大。他曾经对我说，他的学生就像美丽的桃李花会开遍天下！

　

足印 

　

一个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与天父一起行走在沙滩上。天空上突然闪出了有关他一生的片断，在每一个片断中，他均注意到沙滩上留下两组的足印。一组是他自己的，另一组是天父的。

当最后的一个片段闪出的时候，他发现，每当他处于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沙上足迹总是只有一对。他困惑地向神问道:“父啊！你说只要我决心跟随，你便会永远与我在一起，但为何每当我最痛苦、最难受的时候，沙滩上就只留一对足印?我很不明白。为何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便会离开我！”神回答说.“我珍贵的儿子啊！我爱你，我亦永远不会离开你。在你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沙上之所以只留下一对足印，因为在那时候，我正拥抱着你。”

　

这个故事，小凯病重时我每天读给他听。现在每当重温这段话，我便从中得到无比的安慰。

　

小凯走了，他的心与灵会永远和我在一起……

本文由友人推荐

图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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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伯乐痛失千里马

刘道玉追忆小凯

作者 | 刘道玉

杨小凯教授原是武汉大学的讲师，1983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国际贸易顶尖学者迪克西特（Dixit）和格罗斯曼（Grossman），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

嗣后，他到哈佛大学作博士后，再后来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聘为讲师、高级讲师，1992年晋升为教授。1993年，他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近30万留学生中第一个获得院士衔职的，堪为真正的佼佼者。

1996年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在访问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时对该校校长说：“当今世界经济学研究最前沿的工作──超边际分析，就在你们学校，创始人就是杨小凯。”美国主流媒体也评论说：“杨小凯是华人经济学家中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关于这一点，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只要假以时日。

可是，上苍为何不公，似乎天忌英才！2001年9月，听说他患了肺癌晚期，但是他并未因此而减轻自己的工作，继续向学术高峰攀登。去年，我看到国内一篇写他的文章，说他皈依了基督教，每日到教堂虔诚地去作祷告。据说，到了2002年12月，他的身心都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身上的癌肿竟奇迹般地消失了，他能够游泳、打网球、登山、玩帆船……他又一次地创造了奇迹，人们无不为他而高兴！

今年6月底，我的学生邹恒甫从美国到武汉大学讲学，我们在珞珈山上散步时相遇。恒甫与小凯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不仅是同行，而且又是校友、同乡。我问他： “小凯的情况如何，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如何？”他说：“小凯的情况不好，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用手写东西了。很可惜，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没有可能，只是没有时间了。”

7月12日晚饭时，儿子告诉我：“网上已报道，杨小凯逝世了。”当时，我的心情一下子阴沉了下来，饭也没有继续吃下去了。我立即给邹恒甫打电话，问他小凯逝世消息是否属实？他说：“是属实的，是7月7日去世的，已代表董辅、黄训腾与我给小凯夫人吴小娟去了电话，表示悼念和慰问。”

7月13日，我立即用电子邮件给小娟发去了悼念和慰问。从网上得知，小凯的追悼会将在14日下午2时（澳大利亚时间），在墨尔本Waverley路的 Anglican教堂举行。十分遗憾，由于远隔重洋，我不可能前去参加他的追悼会。于是，我立即写了悼念小凯逝世的诗三首，并用电子邮件发给了小娟。现将我的慰问电和吊唁诗抄录于后：

慰问电

小娟女士：

当我从网上得知小凯不幸逝世的消息后，我感到万分的悲痛！他走得太突然了，他的逝世不仅是你们家庭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莫纳什大学、华人经济学界以至于世界经济学界的损失。此时此刻，我谨向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向你们全家表示亲切的慰问！

我和小凯的关系非同一般，是我不拘一格把他调到武汉大学任教，破格提拔为讲师；是我力排众议批准他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随后又批准你和女儿去美国探亲。他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期间，我们有很多的通信，彼此心心相印，互相鼓励与支持。我十分关注媒体对他的报道，我为他取得的每一个成果而感到高兴。本来，我和他都有一个情结，那就是向着经济学成就最高荣誉攀登，对此我坚信不移，只要假以时日。可是，他后来得了疾病，我深为他担忧。去年，我看到国内一篇报道，说他凭着信念与毅力使癌肿完全消失了，他又一次创造了奇迹，我为此而高兴，并不断为他祈祷！

今年6月底，邹恒甫来武汉大学讲学，我问他：“小凯的情况如何？”他说：“情况不太好，小凯已经不能说话了，只能靠手写东西，仍顽强地在工作。”我为他的精神而感动，又为他的健康而忧虑！未曾料到，时隔十来天，他就不幸逝世了。噩耗传来，我感到震惊，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小凯只走过了55个春秋，的确是英年早逝。本来，他可以再工作几十年，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小凯为他的理想竭尽了全力，在学术上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它们将永世留传！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镇静，万望你节哀！

谨对小凯的逝世致以最深切的悼念！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

2004年7月13日

吊唁诗三首：

沉痛吊唁杨小凯院士逝世

（一）

十年铁窗苦自学，

横贯中西博与约。

喜有伯乐识良驹，

珞珈山上露头角。

（二）

信仰坚定尚独行，

疾恶如仇不苟俗。

崇尚民主与自由，

敢为改革鼓与呼。

（三）

历经磨难成正果，

学术前沿勇开拓。

不幸罹难不治症，

痛惜巨星早陨落。

刘道玉哀挽

2004年7月14日晨6时30分，杨小凯走完了人生的55个春秋，他现在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他的精神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的一生是历经磨难的一生，是苦苦求索的一生，是不断创新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为实现自己的理念和钟情的事业，竭尽了全部心血，实现了他人生的最大价值。他走得很安详，他死而无憾！他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多的朋友，对于他的不幸逝世，大家都是很悲痛的。连日以来，人们通过网络纷纷表达对他的悼念，这充分说明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我认为，悼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要继承他未尽的事业，发扬他那种大无畏的改革、开拓与创新精神！

一个时期以来，我发现人们在叙述他的经历时，几乎忽略了他到武汉大学前后的情况。我作为当事人，似乎有责任填补这一段空白，以更全面地反映小凯丰富的、传奇式的人生经历。

杨小凯于1948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干部家庭。他的父亲是原湖南省委高级领导干部，1959年受到一些株连。1968年，杨小凯写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由于康生点名他是反革命分子，于是1969年11月杨曦光（后使用杨小凯名字）以反革命罪被判10年徒刑。1978年4月，小凯刑满释放，当时他已是而立之年。他先是到湖南大学旁听了数学等课程，后来他到湖南新华印刷二厂找到了一份校对工作。当时，由于他有所谓的反革命背景，厂内无人敢于接近他，惟独有一个叫吴小娟的女工同情小凯，敢于接近他。后来，他们相爱了，成为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

1978年恢复统一高考以后，小凯报考了北京某重点大学，虽然他考试合格，但由于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1979年，杨小凯以同等学力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由于被判刑坐牢，他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参加考试，在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先生的帮助下，他获得了参加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那时，计划经济控制得很严，他只能作为临时工使用，不能作为正式职工调入，当然更谈不上迁移户口和解决妻子、女儿随调的问题。

1981年，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的刘鹰恰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进修，她见到了杨小凯，极为欣赏他的才华，她立即写信给我校经济管理系党委书记胡春芳，希望把杨小凯调来学校任教。我校经济管理系亦是新成立的，极需经济管理人才。

是年5月份，我正好在湖南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经济管理系的党委书记胡春芳专程赶到湖南找我，向我说明了杨小凯的情况，希望我下决心并疏通湖南省委的关系，把杨小凯调到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当教师。

正好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到我下榻的饭店看我，我当面向他汇报了意欲调动杨小凯到武汉大学工作的想法。毛致用书记不仅思想十分开明，而且工作作风踏实，作风平易近人。他从湘潭考察回到长沙径直到饭店看望我，仅此一点，在全国众多的省委书记中是不多见的。因此，他的到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体现了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宽广的胸怀。

毛致用书记对杨小凯的情况是很熟悉的，对他的遭遇也是很同情的。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杨小凯受迫害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我们正在与中央有关部门商量给他平反的事，你们可以先把他调去使用，这对他改变环境和发挥作用是有好处的。”

据此，我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杨小凯的问题发生在湖南，因此希望湖南省委一定要给他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二是杨小凯的专案材料（据说有两尺多厚）不得进档转到武汉大学；三是把杨小凯的妻子女儿一起调入武汉大学，以免造成新的两地分居。

毛致用书记当即表示同意我的要求，并指示省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武汉大学尽快办妥杨小凯的调动事宜。为了做过细的工作，我那次还拜访了小凯的父亲杨弟甫同志，他毕竟是一位老革命了，表示大力支持小凯的调动。

就这样，小凯虽然没有正式入过大学的门，但他已自学和研究的成果获得了世人的器重，从而成了全国重点大学的一名教师。一年后，我校又经教育部批准破格晋升他为讲师，并据此给他定了工资级别。

小凯在武汉大学期间，担任了“经济控制论”、“数理经济学”两门新课。与此同时，他完成了《数理经济学》与《经济控制论初步》两部专着，写出了《湖北微观经济模型》等十几篇论文，初步展示了他出众的才华。1982年7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学中心主任邹致庄教授来我校讲学，他与小凯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讨论，他对小凯的才华和成果极为欣赏，并表示要邀请他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很快，小凯收到了邹先生的邀请函，他立即向学校提出了出国学习的申请。可是，那时还处在拨乱反正期间，左的思想还占据着主导地位。我把小凯的申请提到党委常委会上讨论，结果绝大多数的常委不同意他出去，认为他坐过10年牢，在政治上是不可信任的，像他这样的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辩解道：“小凯的问题，已由中组部正式平反了，既然是错案，那坐牢一事就不应当影响他出国。”但是，我势单力薄，小凯出国的申请仍遭到了否决。我把情况告诉了小凯，并对他说：“看来，现在只能绕道走，撇开武大党委。”

后来，在邹先生的帮助下，杨小凯顺利出国。次年5月，我又批准小娟和女儿去美国探亲，这就解除了小凯的后顾之忧，使他得以专心致志地从事他的学术研究。

1984年8月初，我去美国参加中日美第三届金属有机化学学术讨论会，会议是在加州的圣克鲁斯（SantaCruz）召开。会后，我绕道到美国东部访问，希望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见小凯，但不巧的是他去了华盛顿，在世界银行实习三个月。很可惜，我们没有能够见面，我只是与他通了电话。

那次，我是住在纽约总领馆，教育参赞是原山东海洋学院的党委书记，我们是老熟人了。他知道杨小凯是武汉大学派出来的，他向我通报说：“杨小凯的倾向不太对头，值得注意。”我问道：“他到底有哪些问题？”参赞说：“问题虽然还不十分严重，只是他与北大的一个研究生和华中师范学院的一个进修教师常常在一起议论国内的经济改革和宪政问题，有背离‘四项原则’之嫌。”我对参赞说：“在极左路线下，小凯吃了许多苦楚，他今天的学习的确来之不易。但是，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对于他认为是不正确的东西，他敢于批评。俗话说：‘爱之深，责之严’。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有些人对国家的政策提出批评，正是他们爱国的表现。因此，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千万不能再重复过去左的错误。”参赞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他也不准备把杨小凯的情况向国内有关部门反映，保证不会伤害他。

关于我器重小凯的才华和支持他出国一事，一直是那些持左倾观点的人打击我的一个把柄。教育部的一位领导就公开说：“杨小凯是刘道玉脸上的两个污点之一（另一个是我把全国最早搞人才学的雷桢孝调到武大）。”后来，在那次急风暴雨式的清查运动中，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的人，亲自出面调查我与杨小凯的关系，把他来武大和出国作为我的一条罪状。但是，我胸中有数，既不是小凯有问题，也不是我本人有问题，而恰巧暴露了那一伙人极左的面目而已。

由于有上面那一段的渊源，所以我与小凯的关系非同一般。小凯出国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至今我还保留着他给我的10多封信。

例如，1983年12月12日，小凯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也听说国内有人要批判我的经济观点，对此希望领导多多及时指点，相信我是经过风浪的人，不会为一点风波而动摇。两周以前，我收到了总理外事秘书的来信，信中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正确。他写道：‘国内的形势，你大概知道一些。反右，与经济无关，开始主要是思想与文艺战线的事，后有好事者，认为经济理论战线也有清除污染任务，矛头指向你正在学的那些东西。许多是因为不懂。你应该明白的，社会科学院和各大学里这类人不少，正好有事做了。我认为你们完全不必介意。虽然有点讨厌。

在12月22日信中说：“妻子来信说，学校目前在批精神污染中，你表示对我的东西全盘负责，使我深深感谢领导的关怀。”

在1984年5月24日的信中，他写道：“尊敬的刘校长，您的信早已收到。普大的教授告诉我，您亲自给普大校长写信，请他们关照我，您的关怀使我非常感激，只要您负责武大工作，我终究会回武大的。”

其实，我与小凯互有默契，我坚决支持他出国深造，而他向我保证，学成以后，一定回武大辅佐我为振兴武大而共同努力！

为了培养高级经济学人才，我的学生邹恒甫（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在武汉大学举办了高级经济学研究班（双学位）。1996年7月，他邀请小凯到武汉大学讲学，这是他出国10多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自然十分高兴。他到武汉的第二天，我私人请他和邹恒甫在“集贤楼”吃饭，畅谈我们别后的一切。

我记得小凯对我说：“校长，我曾经对您表示过，只要您当武汉大学的校长，我一定回来支持您的工作。可是，您已经无端地被免职了，我回武大还有何益？”我诚恳地对他说：“现在你我与武汉大学都没有关系了，这对我们都是一种解脱。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在经济学的最前沿勇敢地开拓，向经济学最高的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攀登！”。他说：“我会在学术研究中竭尽全力，决不辜负校长的希望！”

这一次，小凯是兴致勃勃地回到他工作过的学校讲学，尽一份赤子之心。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学校当局仍然把他当作危险分子，不仅不准他讲课，而且还派保卫处的人住进招待所，日夜监视他的活动。小凯气愤地说：“真是岂有此理，我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都可以讲学，为什么惟独我工作过的学校不准我讲学，太不可思议了！”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小凯只能愤而离去，留下了终身的遗憾！面对小凯在经济学上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几乎受到全世界经济学家们的尊敬。然而，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主持武大工作的领导人，始终抓住小凯不放，限制他讲学，断章取义地抓住他的学术观点进行批判，他们是否还有一点良知，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凯，此后我们之间的通信也几乎中断了。我知道，他太忙了，也许他的身体不好。后来听到的消息，印证了我的猜测。近年以来，我不断地为他祈祷，希望他再一次地创造奇迹！可是，他最终没有抗争过死神的威胁，他终于走了。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小凯变得非常超脱。他曾说：“人还无法理解死亡。上帝安排我离开这个世界，一定有他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我们人类的智慧还无法理解。”他还对人说：“人总是不能逃脱死亡。50年、70年抑或100年对人的生命来说长短悬殊，但在历史的长河里或上帝的眼中都只是一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永远不灭的，是人的灵魂和思想。”

是的，小凯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非凡的才华、世界顶尖的学术成就、开拓创新的精神、桀骜不驯的品格和传奇式的人生经历，却是一笔价值连城的财富。这些才是永恒的，是永远属于杨小凯的！

小凯，安息吧！

本文来源：刘道玉著

《大学的名片──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

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版

—— 永远的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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