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阳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4月份继续推出对话人大名教授系列讲座，4月1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副院长陶然主讲。他在此次讲座中主要围绕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就与挑战展开，对中国增长模式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从而回答了为什么中国的房价会越来越高、中国的基尼系数为何会增高等问题。本文根据讲座速录整理而成，已由陶然教授本人审阅。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经济学者，包括很多社会科学家做了许多可行性增长研究，提出了很多解释，但中国迅速的增长和中间丰富的动态过程，我们社会科学学者对这些研究的深度仍然不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副院长陶然
改革开放的起点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顺利展开，跟1971、1972年以后中美关系调整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开始中国进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重化工业里尤其注重发展军工，而军工的投资就极度地挤压了轻工和农业，以及轻工与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能源、原材料和机械装备生产的可能。恰恰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使得中国由跟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不友好的局面，改变成与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关系缓和并对另外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共同施加压力的局面。这时候我们才能把军工方面投入逐步降下来，并适度转向轻工业、农业的发展方面，这个转移从1972年之后已经逐步开始。
1978年又出现一些重大变化，使得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化的改革能够推动。这一时期，政府加大财政投入，给城市居民逐步工资，以及增加副食、肉食的补贴，使得他们有支付能力去购买市场化生产的更多的农业与轻工业消费品，使得我们产业结构的转换从军工优先变成了轻工和农业更快的发展。反观此时的苏联，变成了与中国和美国两面为敌的局面，也就没有办法降低军工方面的投入，也完成不了国内工业结构的调整，直到1990年后，不得不以激进的方式来进行改革。
所以，中国的改革不仅仅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改革，它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那种单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自下而上的看法是片面的：一旦政府将更多的军工投资转向增加城市与农村居民的生活补贴，居民消费需求增加并通过市场化来增加供给之后，就又会出现一个货币化的过程。也就是推动市场化之后，货币化可以让政府增加铸币税收入，使得政府可以通过给城乡消费者超发货币增加市场需求可以更快，这个过程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上世纪80年代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消费品购销两旺。因为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有很多铸币税收入，增发以后不至引起过度的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至今面临的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显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然而这个模式到今天开始出现了增长下滑，而且金融风险加大的情况。
与高速的增长相伴，我们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很高水平，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美国收入差距扩大，是因为全球化和新技术进步，使得中产阶级的收入转移，而富人通过国际投资，以及新技术的进步，持续积累了更多的财富。而日本、韩国，则是在发展过程当中，把其他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工作抢过来，让更多农民阶层变成中产阶级。这些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的时候，它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4以下，我们中国模式与日本、东亚四小龙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带来这么高的收入差距令人困惑，也需要去解释，这是对未来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变量。
其次近年来也出现了房地产泡沫化问题。2005年之后中国人民币开始升值，但最近几年货币贬值压力在增加，甚至出现了一些资本外逃的现象。而日本、韩国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一个是它GDP自己的增长，此外它随着经济增长货币升值，共同助推进入发达国家阵营。但中国却没有出现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
中国增长模式是东亚模式的一个极端版本
上述各种指标都显示了中国可能存在拉美化的风险，究竟是怎么造成的这个局面？未来有可能怎么样摆脱这个局面？
这就需要对中国的市场模式有一个好的了解。中国的增长模式，其实90年代中后期以后，基本上沿着类似的，但不完全同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东亚模式。所谓"东亚模式"的特点，就是政府都是相对比较集权的，要抓经济发展。早期发展期间，工会都相对被压制，对于劳工来说，工资增长不会太快。但是这样企业家愿意投资，愿意投资也有好处，因为劳工工资不会增长太快，就会多用劳工，就会有更多的农村城市化，除此以外，东亚经济体的另外一个做法，是为创汇行业和战略导向型产业提供各方面的优惠。这个优惠包括提供低利率的优惠贷款；对技术创新提供财政补贴；对企业实施出口退税。这些措施，导致了劳工收入比较低，存款利率比较低，国内的需求就会相对比较低，内需就不太旺。而与此同时，企业家投资意愿比较高，产出就会比较多，产出跟国内需求就会造成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带来的产能过剩需要通过压低本国汇率来在国际市场销售出去。
但是中国的增长模式比东亚模式还要更极端一点。在投资占GDP的比例方面，全世界来看，平均来说，各国经济体20%到30%的GDP用于投资，日本、韩国高速增长期是30%到40%，中国40%到50%（2008年以后稍有变化），这样的局面就导致中国的发展特别依赖于出口，特别依赖于投资，而内需的比例正好相反。
东亚的那些经济体，经过经济发展30-40年，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都成功地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比较平等，产业升级比较顺畅。但中国40年的发展，尤其是最近15年的发展，虽然收入有很大增长，但收入不平等加剧，环境破坏，征地等社会矛盾增加，资产泡沫，大量流动人口在城市无法定居——有拉美化趋势。为什么会这样？
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全面理解中国现阶段增长模式形成的体制背景。总体而言，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有三个不同的地方：上游部分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行业的国有行政性垄断；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垄断；地方政府对土地的垄断。
如何理解中国增长模式？
怎么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现状？大家都知道，1994年中国进行分税制改革，中央财政收入从只有20%多提高到了55%。尤其是对于制造业行业，我们推行了增值税，增值税中央拿走75%，中央财政收入一下子提高。但是中国地方政府，从苏南这些地方开始，90年代中后期开始搞工业开发区，本世纪之后工业开发区浪潮席卷全国。工业开发区征地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很高，但招商引资过来产生的大部分增值税收入被中央拿走，为什么地方还有动力这么大规模搞工业开发区建设？很多人解释说中国地方政府没有钱了，所以他就搞工业开发区，这种说法是有悖于经济学常识的，因为分成比例下降，地方积极性应该下降才对。不是说中央拿更高比例，地方会更积极发展，地方完全可以选择不干或者少干，为什么反而多干？
我们假定制造业的产出是y，t是税率，α是地方分成的比例，分税制把地方分成比例降下来了，α下降，如果财政不变，积极性会下降，就是我给你原来五五开，现在七三开，你肯定积极性下降。但是其他条件恰恰发生了变化，什么变化呢？这个t发生变化了，比较一下新的增值税，增值税比之前我们对地方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收税，外加上缴一些利润的综合税率比起来，是要更高的，所以α乘t，实际地方政府拿的实际税率下降的不多，所以地方还有积极性推动制造业。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税率提高了，那么应该对税基y有负面的影响，产出就会减少，但我们看中国制造业产出不断的增加，甚至中国成为很多中低端消费品的世界工厂，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些其他影响制造业产出的条件发生了变化。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开始面临产能过剩的情况，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来抵消税率提高对于制造业的负面影响。第一，1994年人民币汇率一下子贬值了40%，很多投资者愿意到中国来，那些制造业才能转移过来。第二，便是地方政府通过压低工业用地、环保与劳工成本来进行招商引资与工业开发区建设，也给制造业企业发展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总体来看，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到2008年中国这套发展模式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呢？这个逻辑就是主要的消费品，包括大部分重工业装备部门都已经基本上民营化，市场化了。中国的消费品与不少装备也有了大规模的对外出口。中国这个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是全球大经济体中非常突出的。为什么出口这么多？你去看中国政府对企业的税收其实相当高，而且由于存在金融、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行业的行政性垄断，民营企业总体来说还要支付非常高的资本利息。这里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税收、资金、能源材料还有其他各种成本很高，中国制造业企业还有这么高的竞争力？那是因为地方政府通过征地，通过放松环保和劳工各方面的保护也给企业提供了很多低成本的环境，同时中央政府也压低人民币汇率，两个措施一起增加了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此外，地方政府虽然制造业企业提供便宜的土地，劳工与环境，但他可以通过垄断商住用地把钱挣回来。上述一个增长模式，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那段时间有这么快的增长，为什么这个过程中，一些国有垄断企业、地方政府、国有银行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大，为什么中国的收入分配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却成为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这个模式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价格差距越来越大。2002年左右，中国商住用地价格是工业用地的2倍，这跟日本、东亚差不多，到了2008年就是7、8倍了，现在估计十几倍了。
这个模式到2009年以后，出口无法持续增长，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动用了4万亿的财政支出，央行同时也放松了信贷政策，银行于2009年发放了9.6万亿规模的贷款，2010年的规模仍然高达7.95万亿。2009年以后，大规模刺激以后的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全面出现了房地产价格上涨，很多种西部地区没有制造业发展的地方，它的房价在一到两年之间上涨了100%到200%。在金融体制仍然被严格管制，利率也没有充分市场化的情况下，大量廉价贷款被配给发放给地方政府所建立的投融资平台，和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中央和省级国有企业。前者运用贷款进一步新建、扩建工业开发区，改善城市基础设施，而后者除运用这些贷款去国内外收购包括矿产资源在内的资源和资产外，还有部分投入国内市场的土地炒作，并进一步推升了城市地价，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化。
讲座现场
很多中西部地方政府认为，本地制造业还没有搞起来，房地产就起来了，这个起来不错，但是要推动实现产城融合，还得搞制造业，那正好能不能也建一些开发区，把一些制造业吸引过来？所以地方政府由于房地产价格和土地出让金的大规模上涨，出现了财政幻觉，房产相对收入很高，便找银行借钱建，第一，建更多新城区卖房地产，第二，建一些工业开发区，争取这个地方制造业基础夯实。2009年之后，中国工业开发区每年的土地出让规模超过了2002年到2007年开发区狂潮的土地出让。这样你就会发现地方政府的债务，2008年、2009年只有5万亿很健康的水平，2010年变成10万亿，现在已经达到20-30万亿的水平。
所以我觉得现在确实是需要全面研究中国转轨过程的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后面的政治经济学。我们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经验是什么？教训在哪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未来应该怎么走？国企应该如何改？一旦我们因为最近几年刺激政策导致能源、原材料行业的过度投资以后，为了去解决这些国有企业的债务，政府就会通过环保措施强行地把民营的大部分关掉，导致这些行业出现了全面集中化与寡头化，但这些行业寡头化会降低下游成本、会改善资源配置吗？非常存疑。是否这样做会进一步影响到下游的民营企业发展，影响经济创富与创新的能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总体来看，经济的各个部门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政府不能够充分意识到过去财富创造的机制是什么，以及过去这个机制的力量与局限性分别在哪里，那么未来经济的调整就可能带来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无法实现。
（本文由人大重阳实习生徐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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