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中国陷入“托克维尔困境”

《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说"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 轻的地方'爆发"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 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什么是"托克维尔困境"？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是十九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他出生在法国爆发大革命后的十六年，成长在拿破仑第一帝国时代和其后的专制王朝时代。他三十岁时，出 版了《论美国民主》一书。当时正值法国七月王朝时代，人们对照美国和法国政治制度，有助于认清当时法国的专制腐败，使这本书获得广泛好评。一八四八年革命 推翻了七月王朝，托克维尔於同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他在议会里参与了第二共和国（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新宪法的起草。一八五一年，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 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在普选中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由于宪法规定总统不得连选连任，拿破崙三世在任期届满前几个月发动政变，下令解散国民议 会，废除共和，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托克维尔与其他议会代表一同在巴黎聚集反对"总统政变"，被拿破崙三世以"叛国罪"为名逮捕。释放后，四十七岁的托 克维尔退出了政坛，与他妻子一同居住於乡间城堡。这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正处在工业革命时期，经济高速发展，拿破仑三世实行专制统 治，但在"非政治领域"充满自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托克维尔开始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这时的法国，由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和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要 求经济平等的思想广泛传播，人们看不到法国走向民主的希望。这本书的第一卷在一八五六年出版，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很小，完全不能与他的《论美国民主》一书的 影响相比。

可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个主张民主、但对当时法国实现民主看不到希望的人所写的书。事隔一个半世纪，这本书 在中国出版后，引起了李克强、王岐山和许多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再加上被中国现在的一批"自由主义"学者通过网路介绍，《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已在中国广为 人知。

李克强、王岐山等中国领导人都清醒地看到，从一九八九年镇压学生运动以来，特别是"胡温十年"，在中国形成的制度， 在很多方面都与托克维克描述的"旧制度"相同，是一个典型的专制资本主义制度，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已有十万八千里。这本书说"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 轻的地方'爆发"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 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许多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必须改革，不改革，就会爆发十八世纪法国那样的暴力革命。但是，法国革命的后果，并没有带来民主，而是激进的革命领袖罗伯斯庇 尔把温和的民主派送上断头台、在"热月政变"中，罗伯斯庇尔自己也上了断头台，最后以拿破仑军事独裁、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收场。

所谓当代中国的"托克维尔困境"，归纳起来就是四句话：

一、今天中国的制度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旧制度"。

二、为了改变"旧制度"，愈极端的言行愈有影响力；激进派的影响力超过温和派。

三、对当权者来说，"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就像托克维尔所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四、对"旧制度"的反对派来说，革命在推翻"旧制度"后，在"大革命"中"激进派"将把"温和派"置于死地，"革命"将导致自相残杀，最后以建立比"旧制度"更专制的制度收场，就像以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以互相残杀、拿破仑军事独裁、建立第一帝国收场一样。

简单说，"托克维尔困境"就是"改革"、"革命"都没有出路，"改革是找死、革命是惨死"。在许多中国领导人心目中，中国 今天处于大革命前夕，许多领导人把自己的财产存放到外国银行中，让子女移民到国外。"托克维尔困境"使中国只剩下了一部"法"，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办法"》。

当代中国的"托克维克困境"

"胡温十年"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托克维克困境"。从一九八九年"六四"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一以来，中国社会 经济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制度被抛弃，"市场经济"虽然有"社会主义"之名，实际上，中国开始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工 业革命时代。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弊端远比英法等国早期资本主义弊端严重，财富集中到数百个权贵家族手中，贪污腐败、践踏人权、两极分化、环境破坏成了遍及全 国的现象。"反贪"的结果，出现的是一个、几个权势人物家族的"合法财富"比所有"贪官"的"非法财富"的总和还要多。由于中国只剩下一部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没办法"》，江胡时代就把"暴力维稳"作为根本"办法"，愈"维稳"愈"不稳"，以致用来对付人民的"暴力维稳"经费超过了国防开支。

面对中国层出不穷的问题，中国到处都是忧国忧民的热血人士，人们提出了种种主张，从温和的改革到主张暴力革命。中国 的政法委和"维稳办"是"维稳产业"的经营者，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经费，就竭力"夸大敌情"，把一批一批发表了一些不同政见到人士投入监狱。中国的"反对 派"大部分是政法委和"维稳办"制造出来的。就像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在谈"专制的病症与后果"时说："越是在这样的国家，激进的声音越受追捧；温和理性的 主张越受冷落，即便存在也必然微弱寡助，最后淹没在嬉笑怒骂的汪洋大海之中。既然专制国家禁止自由言论，打破专制造成的万马齐喑需要承担难以预测的风险， 勇气成为这个社会最稀缺的资源，勇敢（尤其是敢言）成为这个社会的首要美德，口无遮拦的勇夫就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英雄。" "不负责任的文人们乐得画饼充饥，构筑一座座虚妄的乌托邦，用激烈的文字博取人民的欢心和拥戴，而人民也乐得从中获得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心理畅快，就如同 阅读武侠小说编造的虚幻故事让人们感受公平和侠义的畅快一样。革命主张与其说是治理社会病症的药方，不如说是满足社会心理的兴奋剂，而沉闷的专制社会恰恰 需要打破沉闷的兴奋剂。这样，专制国家满地都是充斥幻想的革命者。"（《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革命"的声浪把大多数中国领导人吓得不敢进行 任何政治改革，因为，托克维尔早就说过"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现在，还没有正式接胡温班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不知道他们是否觉得自己也将陷入"托克维尔困境"。

如何走出"托克维尔困境"？

事实上，"托克维尔困境"是一个似有若无、虚无缥缈的"幽灵"。人们相信托克维尔，是因为人们相信托克维尔早年写的《论美国民主》一书，

认为他在法国经济大发展的、拿破仑第三的"自由帝国"时代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同样可信。事实上，一八0五年出生 的托克维尔，既没有在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中生活过，也没有亲身经历法国大革命。他是在法国经济高速发展、面临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而"非政治领 域"充满自由的时代谈"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这本书时，托克维尔看不到法国实现民主的希望。

二十一世纪今天的中国，既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也不同于二十世纪的苏联。比较一下法国与英国的历史、俄国与法国的 历史、中国与俄国的历史，可以看到，在历史大变革时期，法国特别关注英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俄国自由派、改革派和民粹派眼睛盯着法国，在二十世纪和今天，中 国又眼睛盯着苏联和俄国。事实上，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发展道路，外国历史不会在本国简单重演。苏联解体了，像胡锦涛这样的"庸人政治家"竟担心 中国也会发生解体，就像"维稳办"夸大"敌情"一样，把反对"口头"的"台独"、"藏独"、"疆独"作为自己的"国策"，而极大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大团 结。

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一个经济落后、政治受屈辱、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近两个世纪以来，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中国 的富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进行探索和奋斗。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都有一个愿 望，就是希望中国富强、希望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复兴，并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事实表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向复兴必须经过四大步骤：

一是独立自主；

二是国家统一；

三是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

四是建设民主政治。

可以说，孙中山、蒋介石为中国的民主、国家统一、独立自主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没有完成，而正是毛泽东实现了中国大部分 地区的统一，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毛泽东不能摆脱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的传统，"反右"和"文革"使他从一个"共和国"的主席完全变为中国传统 王朝的帝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国改革开放、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一九八二年的宪法和邓小平政治改革的主张，表明他有意识要把中国逐步 带离有终身制帝王的封建王朝，但"六四屠杀"，使他前功尽弃。

现在中国在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仍然有四件事没有完成：

一是实现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

二是改变中国经济中的混乱现象，使市场经济建立在财产权受法律保障和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基础上；

三是，在平反"六四"和其他"冤假错案"的基础上，确立"法治天下"观念，宪法至上、以法治国，同时，依靠人民的支持，有步骤地进行政治改革，建设民主政治；

四是收复钓鱼岛、南海诸岛和其他失地。

今天的中国，处于鸦片战争以来国际环境最好的时期，如果中国接受普世价值、在维护中国主权的同时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 合作关系，中国将有建设民主政治的更好的国际环境。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说，中国人需要"人格再造"，事实上，确立"法治天下"观念，宪法至上、以法治国， 保障每一个人法律规定的"权利空间"不受侵犯，就能逐步改变中国的道德风尚。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 由，通过制定《新闻和网路法》、《结社和组织政党法》等具体法律，使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权利有法律的可靠保障。中国人民享有宪法保障的自由，正是社 会普遍安定的基础。看一看法国几乎经常不断的游行示威，法国的政治始终保持稳定，相反，胡温的"暴力维稳"是愈"维"愈"不稳"。

胡温十年，经济得到高速发展，"暴力维稳"更产生了无数"冤假错案"。汉语拼音"胡""温"两字相拼就是"混"， "胡温之乱"就是"混乱"。假冒伪劣进入了食品领域，是在"胡温十年"发生的。"胡温十年"，是践踏法制、无法无天的十年，"暴力维稳"是名副其实的"授 权作恶"。薄熙来在重庆搞的一套更是"授权作恶"。要走出"胡温十年"，首先要像"文革十年"后胡耀邦做的那样，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使中国大地上照 亮正义的阳光，为此，要恢复"六四真相"、平反"六四冤案"，为胡耀邦、赵紫阳恢复名誉、释放因"六四"被捕人士、释放宣称"我没有敌人"、声言"我蔑视 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的刘晓波、释放没有任何实际暴力行动的王炳章、释放所有因"言论"治罪的"政治犯"，要平反其他各种"冤假错案"。

达赖喇嘛在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奖前，曾经在巴黎停留，我在巴黎第一次见到他，当时他是中国人，所以，达赖喇嘛是第一 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他多次公开声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希望有生之年回到中国。在"文革十年"后，邓小平曾提出让达赖喇嘛回中国，但因当时达赖 喇嘛不相信共产党，担心回到中国会受到迫害，因而没有回中国。但九十年代以来，他一次又一次表示要回中国。一个离开自己家园和祖国五十四年的老人，希望回 到自己的祖国，应当是一个起码的权利，然而，江泽民、胡锦涛居然置之不理，反而在他头上扣上"分裂主义者"的帽子。达赖喇嘛被打成"分裂主义者"是一个 "冤案"，今天到了"取消"他头上这顶"帽子"的时候了。达赖喇嘛虽然提出，要求在中国宪法框架下使西藏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这与他回国是不同的问 题。如何改善西藏和其他"藏区"的自治，达赖喇嘛完全有发表他意见的权利，但这要依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和国务院颁布新的措施来解决，需要依靠"藏 区"政府认真按宪法和法律办事。不能因为达赖喇嘛提出了"名副其实的自治"而用"分裂主义"的"帽子"禁止他回国。达赖喇嘛在国内外藏人中有崇高的威望， 他热爱中国、心胸开阔、为人和善、平易近人。对他个人的每一次攻击，都是对藏人的一次伤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藏汉两大民族的团结。达赖喇嘛回到 西藏，将使中国出现空前的民族大团结。当达赖喇嘛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会有无数藏人、汉人和达赖喇嘛在全世界的朋友会感动得痛哭流涕。五十四年的路，是 那么漫长！

平反"冤假错案"，将是确立"法治天下"的开端，宪法至上、以法治国才能变成现实。宪法可以修改，但要按法定程序进 行。今天中国一定要废除虚幻的"托克维尔困境"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办法"》，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按宪法规定实行"党政分 开"、限制党和政府的权力、保障人民的权利，这就是中国走出"托克维尔困境"的根本办法。

（写于二0一三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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