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太太陳淑平說，丈夫是個開水泡飯也沒問題的人。
他童年時候曾於安徽潛山縣官莊鄉居住。群山環抱，與密茂松杉為伴，小河山坡可安度一天，有時濃綠中祥躺草地，聽鳥語蟬嗚。年少讀書時期流行的共產鬥爭思潮，他不感興趣。
記者二○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到美國普林斯頓訪問八十八歲余英時。冬天大學區公路旁樹林，像清癯的學人。進入距離大學不到十分鐘車程的郊區樹林，車上谷歌衛星定位首先認出榮休教授的門牌； 清明樸拙之氣、飽學無求初始之心，只有人，才能感應。
屋小地大，雪後淺淺青綠一排竹林，伴在屋後。聽說這裏春天會有爛漫山花，五月天，白點淺褐色小鹿會來訪。腦裏留着幾多人、幾多年的想像了，還未踏出眼前現實，突然另一輛房車來時小路駛進來。女司機一張尖幼的臉胚，一直看着我們，車子駛到余宅屋邊泊好，不會有誤會了，她是余英時太太陳淑平。
想過好多趟踏入屋裏見主人的禮節，這一刻，只能立刻下車，適時跟余師母相認問好。記者早到約一小時，師母好想先招呼我們入屋，但教授說好上午不見客的，結果，師母再問一次，回頭還是對大家說：「他說按原定兩點半見面。」
猶勝哈佛贈款
余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前的新亞書院畢業後，到美國哈佛完成博士學位，他在廣西出版社《現代學人與學術》裏〈我走過的路〉一文說，哈佛六年半，安心讀書，接受嚴謹學術紀律訓練，糾正了他一九三七至一九五五年間（即國內與香港讀書的日子）自由散漫、隨興所至的讀書作風。
當年哈佛燕京學社資助新亞書院院長錢穆編寫「朱子學案」，其後錢穆保薦余英時到哈佛讀書。錢穆後來感謝哈佛對新亞的協助，對方如此回應：「哈佛得新亞一余英時，價值勝哈佛贈款之上多矣」，此話記於錢穆《師友雜憶》。
史學鴻儒，余英時佇立美國學術界六十多年，約在一九八六、八七年從一位剛喪夫的女主人買下這物業，夫婦棲息樹林小屋三十多年，誤把浮雲當樹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的人，他都見過。他所說的儒家詩書寬大之氣，實則是品與學的大道理。在學術最深的範疇裏，沒有地域分野，只有精神氣度的分野。
正義感敲中心靈
拜訪鴻儒，心若登山，余宅是普林斯頓樹林平地小屋，沒有通靈小鳥引領，不可能知道那裡是智慧源頭。陳淑平像是余英時身邊一隻鳥，在旁邊繞來繞去。他的客人，在她吱吱細語下，知所進退。若果不是訪客平庸，總不會有老生常談。最記得女主人在訪問尾聲，站在大門裏，一邊看着余英時先生在屋外拍照，一邊淡如水在記者耳邊說，「他最重要還是sense of justice（正義感），是不是，那是學不了的？」
當時候，記者也正看着余先生，沒有正面望師母，聲音回韻「sense of justice」，像吹了一口氣似的，敲中心靈。余英時的正義感有跡可尋，他十三歲聽到鄉中營長貪污情節，非常氣憤，寫下一張狀告，結果惹禍上身，幾乎被營長抓去立刻槍斃，要躲避到族兄家裏去。
不要看余英時批評直率到位，他處世有人情，記者從電話至見面，處處感受得到。幼讀四書、《戰國策》、《史記》及唐詩，十歲多一點，看到私墊老師跟年輕寡婦鬧戀愛，秀才寫的兩句情詩，他一直記得：「春花似有憐才意，故傍書台綻笑腮。」
小書齋藏大學者
鄉間小孩子已成八十八歲歷史學家了，記者首先在「小書齋」旁邊第一次跟大學人見面，他的笑容言談很快便讓人心安，大家坐在客廳開始訪問。穿着長黑裙及靴子的余師母，慢慢打點，擺好香茶，拿着圓型紅嘴大水煲穿插各人之間，周章熱水，還能聽到對談重點，靈巧可愛。
人與人，尤其兩個人之間，像余英時說，有時講平等是沒意義的，儒學與民主自由關係他都看透，但兩個人相處，經常argue，如果投相反票，豈非永遠沒有結果？所以最重要還是take care（關心）的問題。
余英時能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論文四百餘篇，書稿萬千，按余太太確認，就是從來沒有寫過她，「那是我們之間的事情嘛。」活在大學者身邊，陳淑平在美國讀書後教中文，從沒想過要筆耕，「不不不，啊，一個已經夠了。」
做學問是關於思考，思考，一定要有自由。能跟余英時面對面交談，比閱讀他的書，自有不同驚喜。阡陌有情，相交走過的人太多，他這一代人，誰跟誰見過面，聽得人眉飛心跳。余英時這個人好看，因為，他的一生，永遠有經典人物穿插其中。
師承國學大師
首先，錢穆與胡適，跟余英時的治學生涯，近距離得很。國學大師錢穆是他老師，而父親余協中留學美國時，早跟胡適有交往； 岳父陳雪屏，在蔣介石執政時期任台灣省教育廳廳長，其後任行政院秘書長，與胡適深交。有這樣的養分薰陶，治學明理，余英時心裡沒有權威。他在《重尋胡適歷程》一書，為中國現代追求民主自由學者治學歷程找脈絡，其中更為傳說中胡適沒有完成博士論文翻案。話說有一段時間，在美留學的胡適，經常陶醉在自己的精彩演說，疏於治學本業，康內爾大學教授拒絕批出博士研究奬學金，結果他轉到哥倫比亞大學。跌這一跤，令胡適痛定思痛，專心讀書完成論文，心裏也暗暗感激兩位對他當頭棒喝的學者。
「胡適我沒見過，我是看他的東西看得很熟，很小就受到影響這是真的。」余英時說。
「他不是也在美國嗎？」記者問。
「他在美國，我無緣無故去看他，沒道理嘛？我不大、我沒有看名人的習慣。哈哈哈哈。」
「他跟你爸爸有交往嗎？」
「他有交往，我父親看過他，在美國的時候。我最早看他的字，就是他寫給我父親，在我們鄉下，搬家搬到鄉下去了，胡適的詩，是他寫的。」
「還存在嗎？」
「現在沒有了，也沒帶出來嘛。和胡適的關係，因為都是安徽人，有一些交往，不過不多。」余師母問記者記得那首詩否，像是採訪準備的第一條考題。
「記得。但我不會唸，唸得不好。」記者好想唸出來，余教授馬上就唸出口了。
「風過鏡平湖，湖面生輕皺，湖更鏡平時，畢竟難如舊。為君生一念⋯⋯好像是甚麼，下面大概記不清楚了，有召即重来，還是甚麼，八句，一查就查出來了。」
分清學術與先生
胡適那首詩《嘗試集・景不徙篇》，原來內容有十二句：「飛鳥過江來，投影在江水，鳥逝水長流，此影何嘗徙？風過鏡平湖，湖面生輕皺，湖更鏡平時，畢竟難如舊。為她起一念，十年終不改，有召即重來，若亡而實在。」
聽舊時人事，開心記錄，不知會否是歷史花絮。余英時尊師重道，治學好惡，卻又非常獨立的。話說他喜愛胡適，偏偏老師錢穆不喜歡胡適。「他們不同嘛，他說胡適攻擊中國文化，甚至共產黨引進都跟他有關係，所以錢先生面前，我根本不談胡適。後來他看我寫胡適，也不滿意，哈哈哈。不過他也沒有跟我說一句話，沒有當面說過我，他表示知道我在寫胡適。我學術是學術，先生是先生，跟錢穆做學生一定要罵胡適？那沒道理嘛。我對胡適也有批評，不過那不重要。」
余英時還對記者說，老師錢穆不會寫詩。余師母問：「他寫過嗎？」余教授答：「寫過，很壞，不成詩。」會寫詩的人，容易得人歡心。至於有人樂於做「余粉」，原因太多了。余英時送記者兩冊英文新書《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學者Josephine Chiu-Duke and Michael S. Duke寫的序，引證「余粉」不是虛構。書序評說余英時是「同代人中最出色的中國思想史家」，認為他有傳統士風，以言以行，為眾人之益，改善時弊，不遺餘力。「 " the epitome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shi-intellectual" who never gives up his efforts to ameliorate social ills and improve public well-being, whether through words or actions」。序言又指出，在一般華文讀者群裏出現不同的「 Yu Ying-shih fan clubs( Yu Ying-shih fens tuan 余英時粉絲團）」。
余英時做研究有自己的基本觀念，不崇拜任何人，也不需要粉絲。「我只是看這個人，理解這個人在歷史上有甚麼地位，有甚麼作用。不是說我佩服他，要做他粉絲，我一直沒有粉絲，不做粉絲，也不要別人做我的粉絲。我很感謝別人願意做我的粉絲，但我是不鼓勵的。」眾人笑了。
「不鼓勵，要告訴別人了。但是他們還是看你的書看得很開心。」記者跟教授想法一致。
「那就表示大家意見很相似。」
中國為何一百年來搞不好民主
「是，真的。很多問題，有時候我思考過了，沒有答案，但是看你的文章就找到了。為甚麼中國一百年都搞不好民主，因為『五四』不是已經開始很久了嗎？但是為什麼到今天還沒有呢？」
「是啊，所以我覺得最基本的原因是社會組織的問題。中國在政治上倒沒有organized，西方organized
church有很大力量。雖然基督教後來也有反民主反人權的東西，可是他成為一個組織力量以後，就有各種變化了。文藝復興、宗教革命以後，各種新力量都起來了，都通過教會。」
他說部份英國人就是因為反抗國教才移民美國，美國民主自由，也是歐洲開明時代的變革走出來，西方走向民主社會了，但中國沒有這樣的內部組統織。「他現在全力反基督教，把所有教堂都毀掉，把十字架拉下來。最近在陝西（或山西）發生這個事情，本來在浙江嘛，很多。」
余英時在《人民與民主》中〈民主觀念和中國菁英文化的式微〉一文分析過，中國一百年來民主沒有取得進展的原因，二十世紀中國菁英文化的衰退可能是其中之一，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菁英運動最後一次壯舉，如Alfred L.Kroeber名言，那曾經是「一群天才」的年代，可惜五四以後中國陷入危機、革命及戰爭，四十年代以後，菁英文化明顯衰落，民主觀念也扭曲了。
承傳，是世世代代的問題。普林斯頓面對面問道余英時，即時問，即時回答，大學者用事實透析心中道理，不要求逢迎，若有自己觀點，他更加喜歡。鴻儒學術著作約五十九本了，做學問至此，他還謹慎存疑，「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因為沒體力到圖書館找資料，他對記者說，已放棄研究唐詩與佛教的關係。對此他不感到可惜，也不要學生做他的工作，「學生畢業後就是朋友，他們自己走自己的路，不能要學生做我的工作。中國學生有的喜歡歷史，但不喜歡詩，不喜歡佛教，原因不知道。不是中國文化傳承的問題，中國文化太大了，東西太多，做不完的。」他認為總會有人慢慢做，日本人做得多得很，而且有的非常好。
「道假眾緣，復須時熟」，余英時治學傳世，不強求一己心意。他著名的哲學思想理論，以天人合一看傳統中國的軸心突破，他將中國軸心時代的突破和西方作對比，余英時認為中國在突破後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內向的，可以簡稱為「內向超越」，與西方突破後的「外在超越」是兩條不同的文化道路。中國的超越世界——「道」——是「天人合一」的產品，即由人將作為價值源頭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內」而不在「外」。
他不信上帝，但儒家跨越宗教世界與人間世界，他視為一種信仰。
「我這基本也是儒家未知生，焉知死， 對不對？」他不否定宗教，也也尊敬別人的信仰，相信世界有一種不知道的力量，「我最近（幾年前）在《論天人之際》提到這個問題，你們看到這本書沒有？那是我最後一本書。」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史學家似遠還近，錢穆《國史大綱》，中學時代拿在手裏、看在眼裏。今天眼前活生生學者，正是錢穆愛徒。余英時原於北京燕京大學讀書，一九五零年元旦到香港後，在桂林街新亞書院考入學試，錢穆親自出題目，要他用中英文寫下看書心得之類的內容，老師看了試卷，立即取錄，最終成為第一屆畢業生。有一位培正中學退休中史老師、中大校友對記者說。最想知道余英時對中國及香港政治發展的看法。
習近平要做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決定用強力制服香港，香港屬於主權之內，外國人沒辦法幫忙。」他人在紐約，看香港都看一個局，「鄧小平時代他很顧忌國際意見、批評，一手硬，一手軟，講人權就軟一點，現在他兩手都硬，根本就不接受你的人權，也不接受民主，也不接受自由，但你沒辦法，香港一大困難就在這裡頭。」
「怎樣走下去？」
「走下去，我認為他內部會有問題，但甚麼時候我不敢說。我相信共產黨內部也有人不同意他這樣的做法。因為，現在習近平要做毛澤東，所以習近平的思想寫進憲法了，是不是？他要走一人專政，任何人不能批評他。我大陸的朋友，包括記者，如有對領袖有批評，馬上就把你抓起來。有人提建議，最近北京一個有名律師姓余的（余文生）剛剛被抓，他建議要多選幾個人做國家主席，不能一個人，就抓起來了。」
以小馭大，香港可以如何自處？「你要有人文修養，你才能抵抗共產黨。你不能靠暴力，你暴力暴不過他來，他有軍隊你怎麼辦？用槍你不就完了嗎？我認為任何政權，再強大也不能永遠專制到底，像他現在想做這個情況，所以他遲早會出問題。」
對共產黨沒任何幻想
他沒有看香港報紙，但他明白情況變化不大，「共產黨只有越來越緊，這個你挺清楚的，你只要抓住基本的情況，我對共產黨沒有幻想，換句話說。許多人都幻想，也許習近平上台一定會好一點，結果越來越壞。本來大家對江澤民不滿意，後來覺得江澤民好，胡錦濤時代大家又期望胡錦濤比江澤民好，實際上都是廢話，他的一黨專政不會放棄的。」他以歷史從未有過的新權貴階級來形容共產黨。
「很多人給共產黨賣力，整個家庭、個人前途都靠共產黨，他這是一個新的統治階級，你們也許記得從前南斯拉夫吉拉斯（Milovan Djilas）有一本書講新階級《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共產黨變成是一個New Class。中國共產黨8、9千萬人是一個真正的統治階級，是從前中國沒有過的，皇朝時代也沒有的。皇朝的官是從考試來的，考試是有相當公平的，你們沒有某種知識，你考不上，做不到縣官，做不到中央的官，皇朝全國的政權是公開的。」
現在的權貴階級，所有國營企業都在共產黨手上，沒有真正的巿場，私人巿場並不存在，這些企業跟資本主義完全不一樣，由國家控制，擁權的是共產黨的人，「你現在發財的人也好些是共產黨的親戚、朋友，關係很深的。所以你要看這個郭文貴，你知道郭文貴嗎？郭文貴是把他內部的情況，很徹底的報導出來。」億萬富豪郭文貴在美國之音「爆料直播」，內容涉及他對中國高層腐敗的指控，還提到自己為北京追捕的逃亡貪官提供幫助。「私人跟他合作你要聽話到底才行，你一不聽話，馬上變敵人。許多有錢人都關在監牢裏，或者殺掉了。你看富商被殺的有多少，被關被殺。」
「你從歷史去看，共產黨現在這個情況，你說的權貴階級是從來沒有的？」
「中國沒有過，外國也沒有過。哈哈哈，我們看到的希特勒或者史太林都沒有這樣的地步，都沒有到共產黨的地步。」
余英時說國內提倡科技，人文教育根本不提倡。到新一代，還有更難想像的問題。現在中國年輕人支持民族主義，余英時看是普遍現象，也不只是中國有。馬克思主義已經破產，沒有號召力，現在是偉大中國到哪大家都要受尊敬，以這樣的民族主義煽動情緒。
「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情況就是，他們有錢，很多年輕人都去外面、去英國去美國去唸書，腦袋沒有改善？為什麼？」
「沒改。去外國讀書的都是特權的家庭，你知道？不是一般老百姓呀。」
「但你都是念書嘛...」
「不一定啊不一定，他到美國以後覺得不能像中國一樣得意，就團結起來，以中國為號召。澳洲現在是大問題，澳洲中國人兇的要命，只要老師在班上說什麼話，對共產黨不好，他馬上起來攻擊。美國現在也開始發生這個現象，他現在打入各大學，孔子控制學院，一個大的武器。所以芝加哥已經把這個孔子學院控制現象取消了，還好，知道孔子學院不是開玩笑的，他一進來以後馬上就控制。達賴喇嘛不能請來演講，誰請達賴喇嘛演講，共產黨就起來兇 ，他這個民族主義已經發展到全世界了。」
共產黨能到今天這樣，余英時說，就是美國幫忙的。今天，美國又把中國當頭號敵人，因為美國吃虧吃很多，「跟共產黨打交道你永遠佔不到好處，只有吃虧的，只有幫他的忙，等到你要他幫忙，他就絕對不幫你忙。」
中美關係，從上世紀初開始，都是跟着政權利益走。五十年代中美冷戰時候，余英時正在哈佛讀書。美國著名「中國通」學者費正清（Fairbank）一九五五年在哈佛大學建立東亞研究中心時，余英時剛好入學。費正清在二戰及國共內戰期間，曾親到中國採訪，跟中國共產黨有很好的關係。余英時在廣西出版社《現代學人與學術》中，寫過〈 費正清與中國〉，也跟這位著名學者交往過。
「我上過費正清（Fairbank）的課。我在哈佛念書時候，他是教授，他教中國近代史，所以他專門研究一課，研究清代文獻。」在政治上，當時以中國研究而聞名的費正清親共，余英時不會跟他討論政治立場問題。外交世界，是敵是友，會隨時勢利益轉變，但在學術事業上，余英時永遠不向掌權一方賣賬。
「他後來89年以後徹底改變了。」記者說。
「他非改不可嘛。」
「他很傷心嗎？」
「 他不是傷心型的人，哈，他是很理智的人，他是calculating，他希望美國怎麼跟中國打成一片，把中國從蘇聯搬到美國，他是這個打算。因為共產黨以前在延安時代，非常捧美國人的，想他向美國說中共很民主自由人權，國民黨反人權反民主反自由，所以他們就相信國民黨推翻以後，代表農民的就是共產黨。他以為得到政權以後我們要趕快承認，把台灣丟掉。89年之後，就慢慢也知道。文革你就沒辦法掩飾的，文革你不就懂了？怎麼會有這樣一個國家呢？」
在歷史上，費正清對國共兩黨的立場及分析頗受爭議，最終，八九年以後，費正清修改中國通史。「他對台灣也改變態度，後來承認中共以後認為台灣不能丟。美國要保護台灣，他完全改變了。他根據美國利益，他不是個人問題。美國利益來講，台灣不能再落到共產黨手上，整個太平洋，美國就沒辦法存在了，所以我說他不是感情性的改變，主要是理智上對美國有利的考慮。他以美國利益為中心。他美國人嘛。」
「可是他不是一個學者嗎？」
「學者來講，我們不是特別推重他。他早期研究只是中外貿易，後來他變成美國推動中國研究的重要人物，領袖人物。領袖人物也就影響很大，常常到國會坐鎮。比如Kissinger 要去中國，就找他商量，問他的意見。他告訴他，中國人喜歡別人來朝拜我，所以你最好去，總統去朝拜他，這招當然就成功了嘛，毛澤東聽說美國總統參拜他一定答應。」所以尼克遜訪華國宴，費正清是其中座上客人。據學界所說，費正清當年在哈佛的中國研究非常有地位，而余英時在哈佛的老師楊聯陞也因為中國研究而成為鎮校之寶。
「所以他也是很政治化的。」
「是，但我認為這不是他對共產黨好壞的問題，個人他也沒有什麼交情，沒對哪個人有特別交情。在抗戰時期，我看見郭沫若給他寫信，希望美國人知道中共是講民主自由人權的，國民黨是壓制人權的。所以這是很好玩的事情。」眾人笑了。
「你看到這種學者你還是願意跟他交往嗎？」
「交往，沒關係。他有一回還要我幫他改他的中國通史。我拒絕了，因為我跟他的意見觀念太不同。」
費正清希望跟余英時合作的，是關於東亞史裏的中國部份，當時余英時已轉到耶魯大學，費正清特意去拜訪他，但余英時認為兩人在歷史上的意見太不相同，謝絕了。
立足西方史學界，余英時沒有把浮雲當樹林，他對中國儒家思想與西方民主思想關係，有自己一套分析。他說儒家很廣闊，提出民主憲政的康有為是儒家，胡適也是。「但儒家沒有提倡民主，不過儒家可以接受民主，接受不同的觀點，儒家不是說人人說一樣的話。」這樣的思想能否在香港、在台灣發展，他說只要一個地方有學術自由，就可以發展。在他而言，大陸發展的儒家是口號，「他們要的儒家就是服從上面，那不是儒家，okay ? 」
他認為共產黨提倡的儒家跟傳統儒家不同。「共產黨現在是利用儒家，他現在拼命提倡儒家，他提倡儒家跟歷代朝皇帝提倡儒家的意思是不一樣的，是叫你服從，不要反抗。實際上儒家也有反抗在裡面，他們就不管了。」
「古代的時候不也是一樣嗎？」
「也是一樣，從前有儒家的觀念，有些事情，就是道德在政治之上，換句話說。不是道德服從政治，是政治要服從道德。所以中國叫道統，道統在政統之上，以前朝代基本上遵守道統。」道統與政統，以理先行。「你要罵一個皇帝，最厲害就是罵他無道。無道昏君，道是一個人應該有的，做一個人就要有人道，在儒家的觀念中，人道跟天道是通的。」
余英時認為，重視道德的儒家，痛恨殘爆，批評君主，但也不想推翻君主，孟子也強調這立場：「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那是他認為儒家早期發現人類所擁有的最高級的情感。「我的意思是，儒家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幾千年來滲入了，要有同情心，人要能同情，孟子講得最清楚，想到自己的孩子也想到別人的孩子，叫推，儒家叫推己及人，跟民主自由想法是一樣的。美國新的自由主義就是這樣講的，講人最大的敵人是殘忍，cruelty。」
在教授看來，孟子雖然沒有講人權， 但有人權的意識。「儒家沒有人權觀念，但有人權意識。比如孟子講一個政府好的話，老百姓要生活沒有問題，要受教育，這些都是人權嘛，他講的實際上是人權。沒有人權觀念但有人權事實，所以這是儒家為什麼到現在還起作用，胡適在美國用英文講，對儒家很推重的。」
余英時反對中國人不適合民主制度之說。孔子重視仁，對人很尊重，儒家不提倡個人主義，但主張個人修養，也有批判考，內化成為西方式的人文修養素質，對民主很重要。「政治上的領袖沒有文化道德修養，那做不好的，只是為利益而做，所以西方把儒家看成humanism，人文主義，歷代皇帝利用儒家，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儒家講天命，不主張推翻皇朝，儒家主張皇帝做錯，跟天意見不合的，我要批評你，他有批評的一面，批評是儒家歷史上很重要。」
從人性到學問，余英時容不下虛假，以他的個性及經歷，不喜歡共產黨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在《二十一世紀雙周刊》(2017年2月號）的回憶錄說過，他的族兄，也是官莊鄉唯一醫生，因為不肯被擺佈，被共產黨人割喉殺死，余英時趕到之時，屍首仍放置井口旁。在意識形態上，余英時對共產主義有研究，但他認同英國哲學家John Locke所說，私人財產是文明的基礎。六四時候，余英時表妹張先玲兒子王楠死去，他誓言以後不再踏足中國，其後，他推動成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庇護民運人士，包括劉賓雁等。近年的余杰及陳光誠，到美國後也跟他有聯繫，基本上，他六四後批評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沒有改變。
好些中國流亡的人，在在存念着余英時。幾多人出版書籍，都得他寫序言。余杰寫《劉曉波傳》，收到余英時傳真十多頁序言，看得非常感動。余英時的行為，跟他走過學問之路，完全相配。
牽動文化界圈子
記者出發普林斯頓前，短訊博學大狀兼真心「余粉」劉偉聰，請教他送甚麼小禮物好，他轉而請教牛津出版社的林道群，就牽連到無限的文化學術圈子了。結論有趣，最終記者由攝影師帶領下，在紐約布魯克林區（Brooklyn)港式茶餐廳買了兩隻可愛的燒鴨脾去探余英時夫婦。
話說嚴家祺探過余教授一趟，他寫文章，說余英時太太陳淑平，為了探望車禍後的蘇曉康太太傅莉，曾每周兩趟乘火車及計程車到維珍尼亞州。那裏有位烤鴨店老闆，也是歷史專家和政論家，敬仰余教授，特地造好燒鴨，跨州送往余府。今趟記者跟余英時談燒鴨，放在歷史裏頭，他只想起四九年以前的南京。
「我記得從前南京的燒鴨很有名的，我很喜歡。」余英時說那是四九年共產黨以前的南京。「燒鴨可以說是我喜歡的食物之一，但是我並沒有特別說我要吃燒鴨，我對吃很有限，從小就沒吃到很多甚麼東西，在鄉下嘛。你喜歡吃東西都跟你小時候有關係，每一個人都一樣。」
其實師母有各種各樣的食譜，在特別日子或是節日，她也會用焗爐弄烤鴨。教授對太太的傑作，全盤接受。
「哈哈哈哈，她做甚麼我都喜歡，很喜歡。」
「他很隨便的人，給他開水泡飯都沒有問題。」
一世不長，一日更短，人總得找到一段能夠做好事情的時間。余英時從香港就習慣讀書的夜生活，挑燈閱讀，因為喜歡晚上安靜，從小就習慣了。「我從20歲左右，尤其在香港念書時候，整夜不睡覺的，我們夜裏不睡覺的。」
人不運動哲學
「做甚麼？」
「寫東西啊，我在香港寫很多東西。」教授現在習慣晚睡，每天看書，寫東西，看電視，工作到晚上一時至兩時，所以早上不願意見客人，就是起來了也不願意馬上見客人。
「我後來看錢穆先生，1960年吧，那時候他在Yale給我寫過一封信，他勸我不要太晚睡覺，像梁啟超，這樣活不長啊，哈哈，我也沒聽他的話。」話說梁啟超當年在日本天亮才睡覺，五十多歲便辭世。余英時活到八十八歲了，當然有自己一套養生看法。
「你看我現在都快90了，我走路甚麼的還沒問題嘛，運動的人也不過如此，哈哈哈。」余英時除了歷史思想文化睡覺理論自成一家，也有一套不運動哲學，被師母評為強詞奪理。
「我說你每一天花那麼多時間去運動，把我念書做事的時間都耗掉了，你抓不回來啊，是不是？⋯⋯你有把握活那麼長，是不是？越活得久，腦筋就不靈光了。」
「但是你很靈光啊，你是怎麼保持？」記者問。
「沒有辦法，就是自然如此。沒什麼訣竅的，沒什麼養生⋯⋯，我的意思是，要花那麼多時間在運動上，為了延長生命，還是為什麼呢？」
「為了寫作。」
「我能寫作就不需要嘛。」
香港的價值
中大榮休教授金耀基說余英時年輕時非常秀氣的，現在長胖了。兩人七十年代於中大相識，一見如故。這麼多年，他對香港有感情，都跟自由想法有關。余師母陳淑平說：「你住過甚麼地方都會有（感情）嘛。他沒有興趣的就是共產黨政權統治的地方，不是那個地方，而是那個地方被共產黨統治了，就沒有自由了，也不能隨便思考了，也不能跟朋友隨便說話了。我想，你不會喜歡，我也不喜歡。」
陳淑平不要別人看丈夫很大學問，也不一定要意見相同。天天生活在一起，她很明白這樣一個余英時：「他就是喜歡唸書，喜歡寫東西，他有很多自己的看法，雖然他的看法跟外面大多數人常常不相同，可是這是他基本的價值，事實上，他在香港已經養成了。」
六十八年前香港已能孕育余英時思想，香港人對自己的價值與力量，還需要懷疑嗎？
撰文：冼麗婷
攝影：曾漢楝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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