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十世纪翻开，陈旧的中华帝国在蒸汽机的轰鸣中错乱：华北原野野上防风林被成片成片地砍去，腾出土地来种植粮食，这反倒加剧了干旱、贫困和黄河的喜怒无常。长江上往来的扁舟渐少，纤歌和脚夫号子，在火轮汽笛声中与两岸猿声俱没。岭南家族间年复一年的血腥械斗，化作世代仇恨非百年不得消解。在苗寨、雪域、塔里木河畔和朔方大草原上，大清皇帝的身影一年年变得矮小，以至于要被遗忘。沿着木屐撒出的声响，可以望见和服身影摇曳在满洲的沃野和山岗上，这音符很难让人联想起柔美动人的樱花，因为铁路两旁驻扎了数万大盖帽和来福枪的东洋兵。这远非一派田园诗篇般的静溢帝国，山坡上优美的梯田，不是要向世人倾吐桃花源式的与世无争，是在发出资源即将耗尽的警告。
革命似乎是孕育在通商口岸，但若将这一百多年来的多次革命串联起来，当作同一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看待的话，那这革命幽灵的真正来路，乃在大陆深处而非沿海。
这片大陆已经沉睡了两千多年，每一代的儒家伦理观察家们，都要发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哀叹。他们相信在古代曾经存在过一个道德清明的世道，然后一朝不如一朝，不知是出于因逻辑匮乏而生矫情，还是果有其事？从中国的文学和历史著作长河中，会发现这片土地上的精神和情感，在总体上呈现出缓慢退化的趋势：单纯的爱恨和磊落风骨，让位于锱铢之计与你知我知的秘密交易，尤其到了明、清两代，阴寒之气越发彻入骨髓。近代的汉族文人喜欢将其归咎于蒙古和满洲的入侵，这似乎经不起一个反问：若汉人果能保全着传说中祖先们的慷慨气度和忧患情怀，那么蒙、满是否还能侵入并统治中国？
在单一文化秩序中，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说教，世道如果不因此而萎靡病态，那一定不是人类在生活！而越来越拥挤的人口使生存需要付出更加繁重的劳作，随着时间推移，道德说辞越发象是卑鄙勾当稀薄的遮羞布。
大清拥有四百兆黎庶，稳定而广袤的疆土，令它先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望尘莫及。王朝秩序和2000多年前的秦汉相比，只存在某些细节的差异。以至于相当多的历史学家认为，导致革命的原因是西方的出现，带给中国全所未有的新思想、新情感和新的危机。但我们仍需要考察下列两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将这一连串革命中西方的身影还原到它应有的形状。
在西方还未"到来"之前，清季最富才华的两部文学作品《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中，表现出对两千年传统秩序和上古传说深深的怀疑和冷漠。
随着双季稻和美洲作物传入中国，中国人口在明清时期暴涨，这里拥挤着全球最勤劳的那三分之一人口。据民国时期一份不十分准确的农业普查报告：中国农业的平均亩产量高达380公斤/亩，竟然与美国相当，居于世界前列，是同样使用传统筋肉技艺耕作法的印度之三倍。按当时全国耕地总面积14亿亩来估计，那么，如果全体中国人都保持在一种游走于饿死边缘的饥馑状态，凭借农民们勤劳和隐忍，依靠传统农业，这片土地至少可以塞下20亿人！
当然实际情况根本不可能如此，除非有人建立起一个密不透风的绝对专制世道，使所有人满足于一辈子饥馑而不敢造反。
有了双季稻和美洲作物，旧秩序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在4.3亿上下，当清朝的人口两次来到这一红线附近时，一次爆发了太平天国叛乱，另一次引发了辛亥革命。中国急需新的文化元素为自己带来道德和情感的活力，更需要新的秩序来解决人口压力所酝酿的恐怖社会危机，西方人来得正得其时。
（在一个时代的悲剧里，恩铭与徐锡麟双英陨落）
大清的最后十年，是为莎翁和史迁准备的时代，但这时代并未等来自己的史迁和莎翁。在这个时代里，对上古贤明世道无病呻吟式的哀叹，让位于对生气勃勃的"少年中国"之憧憬，人们目光从茫然无助的回眸调转向前，这是两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景象。而使那风度翩翩、活力四射的少年姗姗来迟的罪魁祸首，是对他关闭大门的满洲朝廷，驱逐满人既是建立少年中国之必须，更是捷径。风靡日本的种族主义论调告诉清国留学生们，满人只是一些野蛮下贱的部落种，藉着内乱窃数千年文物大国并奴役之，中国的腐败、愚昧、自私等等一切乱象，都要由满种的统治来承担全部责任。
满洲皇帝已经从一个站在文明巅峰的宇宙统治者，沦为一个"半殖民地"里尴尬的绊脚石。排满论调远远超出了过去"光复故国文物"的范畴，它还是使中国在新世界获得立足之地的基本前提。满人的统治除了加剧中国人的"放纵卑劣"外别无任何意义，而"放纵卑劣"的种族除了被淘汰别无出路。
1906年，于库里.恩铭升任安徽巡抚，他并无显赫家世，不过一介书生，从知县做起一步步升上封疆大吏之位时。回顾他的一生可谓勤勤勉勉，清廉中正，识大体而不拘小节，无愧"满洲翘楚"这一荣誉。当"预备立宪"风声刮起，恩铭大为兴奋，他时年六十又二，已经积累了足够经验来应对旧式官场上的羁绊。此番到安徽他要大展拳脚，人生留给他的十年之期已经不多了。赴任前，恩铭收到恩师俞廉三的一封信，向他推荐自己的侄子徐锡麟。这徐锡麟原本是算术教员，办过师范学堂，授过体育专科，本想留学日本学习军事，但因高度近视未能通过体检。如今刚刚捐了道员，正欲为新政出力。
33岁的富家子、光复会会员徐锡麟，是与陶成章、秋瑾齐名的排满主义者。同志陶成章评价他说："好与人忤，而性慈爱人。"他们对革命后建立一个帝国或共和国丝毫不感兴趣，只求排满，"以革命者之血，灌溉革命之花实"。动听的救国口号召唤着他们去行动，以短铳、爆弹除掉满人中的精英，剩下一群昏庸、贪婪而顽固的满人继续把持朝政，让满人江山更快地被这些人葬送掉。
恩铭一上任，马上着手新政，他认为新政之要在于教育，教育的目标不是要为官僚机构提供储备干部，而是要开启民智。因此需要从推广小学做起，使平民的子弟能够接受新式教育。他邀请了一众维新派前来安徽办学，包括著名的思想家严复，并规定省府每年至少拨划4万2千两白银，用于教育事业。恩铭给安徽带来了一片新气象，如林的小学校被建立起来，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解决了平民子弟们入学的后顾之忧。徐锡麟先被恩铭启用办陆军小学堂，尽管风传徐锡麟是革命党，恩铭丝毫不以为意，他既坚信用人不疑，又深深赏识徐锡麟的才干。而且，他非常讨厌打小报告的人，谁打小报告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影响自己升迁，于是那些怀疑徐锡麟是革命党的人也不敢再多说了。不久，恩铭决心用西式法律体制取代旧的公堂，立即提拔徐锡麟为巡警会办和巡警学校总办，徐则乘机在巡警学校中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
次年2月，徐锡麟与秋瑾密谋在浙江、安徽同时发动起义。恩铭并非昏庸之徒，徐的底细他已摸出十之八九，他曾当面对徐锡麟说："有人说你是革命党，你需小心。"徐答："唯大帅知我！"徐和秋瑾的密谋很快败露，一名革命党被清廷抓获，供出了起义者们的名单。恩铭的顶头上司，两江总督端方将革命党即将起事的消息电告之，并附有革命党名单。恩铭遂招来徐锡麟 ，以总督电文示之。若问恩铭何以如此信任徐锡麟？有说他惜才，有说他想用私德和交情打动对方，还有人说恩铭根本没料到过这一层。当时极少数满洲精英们以为，消解排满情绪最好的办法，就是推心置腹地重用那些有排满主张的汉人才俊，仅极少数堪称英雄敢于明知对方是革命党仍器而重之，譬如首位剪辫子的满洲贵胄良弼，他非常热衷于提拔革命党并将他们收录在身边重用。须知，这种事可是连袁世凯都非常忌讳的行径。
徐锡麟见电文上赫然有自己的别号"光汉子"，决定提前发动起义。1907年7月6日，安庆巡警学校的毕业典礼上，恩铭率巡抚衙门全体高官前来观操。上午九时，一众毕业生在安庆巡警学校礼堂内坐定，恩铭等几名要员端坐主席台，徐锡麟身着警服，腰胯佩刀，捧毕业生名册上前，对恩帅行劈刀礼后，将名册呈上："报告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
（徐锡麟的左膀右臂，陈伯平左，马宗汉右）
另一名光复会员，巡警学校教习陈伯平闻声扔上来一颗炸弹，却没有爆炸。徐锡麟遂从靴筒中拔出两支手枪："大帅勿惊，这个革命党，职道终为大帅拿到。"接着对恩铭连续开枪，恩铭身中七弹却未中要害，均打在四肢等不致命处（也就是说，有一半左右的子弹打飞了）。后来冯自由解释说：徐锡麟是深度近视，因此未能当场击毙恩铭。但徐锡麟连电报上自己的名字都看得见，若非心有所动，闭着眼睛都能将眼前这个大肉靶打成筛子。
徐锡麟子弹打完便跑进房间里装弹，手下人连忙背起恩铭逃走，陈伯平追上来从背后补了两枪击中心脏要害，恩铭回府后救治不及陨命。等徐锡麟装好弹回来，只见大部分要员都逃了，只有布政司（仅次于巡抚的一省要员）冯煦吓傻了坐在原地不动，徐锡麟退了他一把："冯大人快走，不干你事。"冯煦如梦初醒连忙逃了。
礼堂下面的学生乱作一团，徐锡麟大呼："大帅被人所刺，尔等速捉拿奸细，从我革命。"（晕菜，这是什么逻辑，可见学生们根本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革命党只有他、陈伯平、马宗汉三人，率领一群晕头转向的学生冲出礼堂，见礼堂外有些看热闹的小学生们还在围观，便问一个小孩："军械库如何走？"小孩带他们抄小路来到军械库，军械库值守早带着钥匙跑了。那小孩还想继续跟着他们看热闹，他们说："这里要革命，你赶紧回家躲起来。"因为没有钥匙，几十个学生撞开大门，只在大厅里找些枪和不合膛的子弹，以及缺少部件的大炮。其余库房一应打不开。
接下来的细节我们不再赘述，军械库很快被清军包围，想象中的援军迟迟未来。清军不知道里头底细，担心对方有重火力，不愿发起猛攻，双方有零星交火。况且军官们也都和徐锡麟熟识，有一队甚至被徐锡麟劝退了，而且很可能想故意拖延时间放他们逃跑。四小时后，眼见必败无疑的陈伯平建议炸了军械库与清军玉石俱焚。徐锡麟认为此乃"与安庆百姓玉石俱焚也"。于是陈伯平饮弹自尽。徐锡麟命马宗汉率领学生们翻墙逃走，马宗汉为了掩护学生们逃跑，也担心殃及路人，翻出来后主动大声鼓噪，只身找清军投降去了。
留在军械库里的徐锡麟很快被俘，次日被处死，恩铭的夫人要求将徐剖心掏肝，给恩铭的亲兵们分了吃。冯煦念徐锡麟活命之恩，不忍他受酷刑，私命刽子手击碎徐的睾丸，先将他疼死再行刑。
（徐锡麟自供状）
马宗汉则一直紧咬牙关不肯招认，50多天后也被处死了。
至于学生们，被抓住的都被冯煦放了，没被抓住的不再追问此事。
徐锡麟死后，革命派报纸们报道了很多他被俘后与主审之间悲怆而动人对话，但这些报道可靠性不高，故本文不予采信。而他留下的自供状中称还要杀良弼、端方、铁良等一众维新派满人重臣，则深深地震动了朝野。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之捐身的"救国"理想，是在伤害着什么？而真正受益的，究竟又是些什么人？而满洲最后的英雄良弼，在恩铭死后仍坚持录用革命党，终丧生于革命党的爆弹。
辛亥革命后，光复会刺客徐、陈、马三人迁葬杭州，称"三烈士"墓。1964年迁鸡笼山，葬于孔庙内，文革期间随孔庙一同被捣为齑粉，碑石无存。1981年，重拾"三烈士"遗骨，迁葬风篁岭南天竺寺。
徐锡麟与恩铭，这两位本当是为共同理想和共同事业并肩奋斗的同仁，却因生在一个悲剧的时代，和一番悲剧的思想，无端相杀。在他们死后，双方阵营中袁世凯和孙文一类的人们，越发地得势了。
——微信：念君子之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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