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谁在习近平心中埋下了连任二十年种子——修宪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大痕迹

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这是人们早就知道的。要说大事新事，只有两项，一是删除了1982年宪法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限制的规定；二是王岐山复出。去年王岐山从权高位重的职位上离职後，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当选为权高位重的国家副主席。

                       两大循环和两次转型

        这次修宪，修改的是1982年宪法条文，删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一改变，并不只是改变邓小平时期以来实行了近40年的一项政治制度，而是重新恢复了被辛亥革命废除的最高权力更迭规则，所以，这是一件大事。历史事件大部分是转瞬即逝，时间一长，不留痕迹，而这次修宪，留下了中国一百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变化的一个“大痕迹”。

          这一变化，对一年、两年政治影响并不明显，但对十年、二十年中国政治有很大影响，也许会有更长远的影响。

        看历史，有些细节会影响全局，要注意这些细节，但更重要的是大轮廓，就像在高空、在卫星上观察地球表面一样，地球表面的大轮廓，人所改变的微不足道，高山大海沙漠平原千年不变。中国历史也有大轮廓，一是两大循环，二是两次转型。

          两大循环是王朝循环和分合循环，从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朝，到1911年辛亥革命被打断，历时二千一百三十二年。王朝循环就是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九个“大一统王朝”一个又一个出现，一个王朝灭亡了，另一个王朝就兴起了；分合循环，就是分裂与统一的循环。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分裂、军事政变和农民革命造成舊王朝的灭亡、新王朝的兴起，交替出现，就是分合循环。

         两大转型中的第一次发生在二千多年前，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漫长的准备，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完成。这次大转型，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封土分侯的、原来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

        第二次大转型从19世纪后期清王朝洋务运动起，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21世纪的今天，開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洋务运动是19世纪中国的“舊改革开放”，戊戌变法及清末新政是中国的“舊宪政运动”。辛亥革命只是把秦始皇以来的传统的专制制度转变为脆弱不堪的共和制度。中华民国和后来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上都是“共和国”，实际上充斥着君主政治的种种残余。到今天，这一大转型远未完成。第二次大转型，首要的目标是实现魏京生在1979年提出的政治现代化，也就是要最终结束王朝循环和分合循环，使古老的中国成为政治现代化的、民主自由富强文明的国家。

                                 辛亥革命後的皇帝梦

       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改良运动，目标是把君主专制的中国改变为君主立宪的中国。君主立宪，就是用宪法来约束皇帝的权力。这次变法运动历时103三天，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被囚，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谭嗣同等六人遭到残杀。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孙中山得出结论，在中国，不是要用宪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而是要废除帝制，也就是废除君主政体，建立共和政体。

      辛亥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唐宋元明清舊王朝的循环就此终结，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实行了共和，然而，几千年的皇权思想不易清除，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整天还做皇帝梦，非要

                                          

【图1】袁世凯

当皇帝不可。从中华民国建立开始，中国的共和主义就软弱不堪。辛亥革命後，中国本来可以按中华民国的宪法，不断完善法制，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但当面临议会和政府、以及其他争端时，脑袋中缺乏法治观念的孙中山，只知道“二次革命”，而脑袋里只有专制皇权思想的袁世凯，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藉口反对“二次革命”的叛乱，解散了国民党、摧毁了国会，走上了复辟帝制的道路。袁世凯当上皇帝後80天，在全国讨伐中宣布撤销帝制，77天後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去世。袁世凯死后一年，张勋依靠手中的军队，在接任的大总统黎元洪的支持下，复辟帝制，这是又一次皇帝梦的实践。1917年7月1日凌晨，张勋等人头戴花翎、身穿朝服，率领文武大员涌入中和殿，把已经废掉的、13岁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重新捧上了皇帝宝座，宣读了复辟“上谕”，改中华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给复辟功臣们加官晋爵。但这次皇帝梦只做了12天，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溥仪宣布退位，张勋逃入荷兰使馆。                                      

        袁世凯称帝的失败，使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担任总统、主席的国家元首，都不敢于明目张胆地要求终身在位。就是毛泽东在担任一届国家主席後，还把国家元首的职位让给了刘少奇。毛泽东想当皇帝，受到两大限制，一是共产党的中国，名义上称为“人民共和国”。二是受到中国中央和全国各地许多当权派的抵制。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知道，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毛泽东担心自己会成为少数，因此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名，清除了数以千百计的政敌。1969年中共9大的召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顶点，标志着毛泽东从一个名义上“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成为真正的皇帝。

         毛泽东的文革，本质上是清除政敌、强化皇权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中国历史上的舊专制制度，为了强化皇权，需要从宫廷中清洗掌握实权的功臣、宿将。毛泽东为了清洗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当权派，第一次把隐蔽的宫廷政治变成了全民可见的、清除当权派异己势力的“革命造反”。由于这些当权派在文革前的专横跋扈、欺压人民，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这些遵循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迫害。

        毛泽东经历过辛亥革命、袁世凯、张勋复辟时代，他知道，就是他掌握了皇帝的绝对权力，他还是不敢像袁世凯那样公开称帝。

                             邓小平的正背两面

         袁世凯称帝是历史的一场倒退，但也是广义上的创造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除了袁世凯外，还有5个创造中国历史重要人物，这就是慈禧太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 。

          毛泽东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句话不对。实际上，人民群众只是人口的繁衍者和历史的推动者。历史从来不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看一看人类六千年史，可以发现，人类史上绝大多数历史事件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人有意识创造，只有政治、技术、艺术和科学假说可以由人有意识地创造，但还有一些非常重大的历史事变，完完全全是几个英雄豪杰或军阀枭雄的创造。

          创造历史的人，在他心中有一颗早就埋下的“种子”，这颗“种子”在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会发芽成长。《自私的基因》作者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用“心因”（Memes）一词，来代表形成“种子”的因素。“心因”是生物学上“基因”（Gene）的文化类比。“基因”通过遗传而在生物界中传播，“心因” 是人脑特有的，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类社会中传播。特定“种子”是特定“心因”的特定组合。创造历史——与发明新技术、新产品、新武器、新方法一样，都是从少数英雄或枭雄的“种子”萌发出来的，要经过试验到大规模工业生产，新制度、新体制、新局面、新社会才能创造出来。

                                                

【图2】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自私的基因》

         对一个国家或许多国家来说，不同时期内部有隐含着不同的、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由于各种原因，这种需求受到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创造者，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这一问题。一种方式是，历史的创造者比常人更早发现这种需求，并找到实现这种需求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并造福于人民大众。另一种方式是，历史的创造者，错误地引导人民大众，把人民作为“追随者”，为满足这种需求而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当然，介于这两种方式之间，还有种种复杂的情况。

         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但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他以第一种方式去实现社会需求。经历过文革灾难的邓小平在掌握大权後，开始小心翼翼地冲破“姓资姓社”意识形态的束缚，正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最早意识到这种需求的正当性、合理性，从农村开始，采取了缓进的逐步的经济改革，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解放了被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束缚的社会需求，鼓励人们发财致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的道路是依靠社会本身的力量，使中国一步步地从毛泽东时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国有私人混合的经济、计划市场并存的社会。这是继清末“舊改革开放”後的“新改革开放”，使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中国和毛泽东时期中国的经济制度。4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治体制方面，邓小平看到毛泽东终身掌握最高权力的危害，在文革后提出反对搞“个人崇拜”，主张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1982年由全国人大通过了新宪法，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一规定，出于邓小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思想，也是用宪法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政体”国家的最重要的表现。

          邓小平有正背两面。邓小平的背面，就是“六四屠杀”。这是对人民的犯罪，今天仍然要追究大屠杀的责任，但邓小平的正面，是八十年代与胡耀邦、赵紫阳一起的改革开放，包括在1982年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应受到充分肯定。

                       王岐山与陈一咨性格非常相似

    这次召开全国人大，当我在电视上又看到了19大後几个月没有露面的王岐山时，就想起了我很熟悉的陈一谘和万润南。

     

【图3】右：1997年万润南、陈一咨、严家祺摄于纽约

    八十年代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王岐山是陈一谘的“小兄弟”。陈一咨和包遵信是《走向未来》丛书的顾问，而王岐山是编委。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成立时，陈一咨是常务副会长，王岐山是副会长。1979年後三年，王岐山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工作，後来在香港以方丹闻名的郝明，也参与了近代史所民国史的工作，他们也互相认识。

陈一谘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我与陈一谘在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时，他要和江泽民拉关系，就打电话给江泽民，让他到厂桥办公室谈话，那个江泽民也就去见了陈一谘。当我与陈一谘在纽约时，有一次王岐山来到美国。我觉得王岐山是不可能在纽约看望陈一谘的，陈一谘知道後说，“他妈的，王岐山怎么不来看我！”

我与陈一谘在北京政改办、在巴黎和纽约时很熟悉，也认识许多王岐山的朋友，我注意到陈一谘行为模式与王岐山几乎一模一样。周恩来曾经说，中国的“中央政治”，主要决定于几个人。按这种说法，未来的中国政治，起关键作用的就是习近平、王岐山、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几个人，就像文革中毛泽东、林彪两人的关系变化，会造成中国政治的变化一样，王岐山担任国家副主席後，按我对陈一谘的了解，就可以知道，在未来的年月中，王岐山会在中国掀起怎样的政治风暴。

             在习近平心中埋下“连任种子“的人

      王岐山在这次全国人大後复出、以及习近平为自己开辟终身担任中国国家元首的道路，这两件大事，本来与陈一谘、万润南风马牛不相及。但我还不得不谈到陈一谘、万润南他们。

           

【图4】莎士比亚《麦克白》剧照

我十分相信，历史是英雄和枭雄创造的。他们之所以创造历史，是因为他们内心世界里被埋下了一颗“创造历史的种子”。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麦克白》，描写了11世纪苏格兰的一位战胜归来的将军麦克白，一颗“种子”如何在他心中发芽、成长的故事。当这位将军被种下这颗种子後，最后成了苏格兰国王。马丁·路德在一五一七年，之所以掀起搅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改革，是因为心中埋下了一颗“圣经在教皇之上”的种子。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变法，是因为康有为心中有一颗模仿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种子，但因儒家不能改造成为“儒教”，儒家经典不能成为基督教经典《圣经》那样的信仰，康有为和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在袁世凯的叛卖下最终夭折。

这几天因为写文章谈创造历史的“种子论”，我不仅想起陈一谘，也想起远在巴黎的老友万润南。我担任全国青联常委五、六年，也认识熟悉当时任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我在全国青联离任时，我提名推荐王沪宁担任全国青联委员。万润南是胡锦涛的同学，在清华大学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他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栋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文革中，他们两人一起从北京，经过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胡锦涛在南京下船，回泰州老家；万润南在上海下船。一路上，都是胡锦涛安排一切，照顾万润南。但当胡锦涛大权在握、身为中国国家主席时，对他青年时期的好友为看望自己在中国亲人的要求置若罔闻时，万润南就发现了胡锦涛作为一个

                 

【图5】万润南到贵州时办事，当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登门拜访万润南

政治家的无能。一年多前，我对他说，薄熙来想当中国最高领导人，是因为他的岳母对他说，他比习近平强，这是一颗种子，慢慢在薄熙来心中发芽。现在习近平心中也埋下了一颗种子，你知道这颗种子是谁给他埋下的吗？万润南说不知道。我说这个人你绝对知道。万润南就是不知道。我最後告诉他，这个人在习近平当上总书记後不久，写了一篇文章，希望习近平连任二十年。

万润南恍然大悟，原来就是他自己。万润南在这篇文章中，怀着对“胡同学”的不满说：“和面无表情、语言刻板、说话像背书的前任（胡锦涛）相比，习近平常常有一些流露真情的讲话。他不用那种老套的官话，而是用自己的个性化语言。”万润南说：“如果不出意外，普京二0一六年连任成功，他将实际主导俄罗斯政治二十年”。万润南是中国第一个公开希望习近平连任二十年的人。万润南文章是题目就是《习同学，你其实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

     万润南是邓胡赵时期成功的私人企业家，是八十年代闻名中国的四通公司的大老板。万润南流亡国外近三十年，始终坚持中国民主化的理想，在对他的老朋友胡锦涛极端失望的情况下，他寄希望于刚上台的习近平。当万润南说“习同学有机会比普京更伟大”时，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习近平连任的“私欲”，另一方面为了用“低成本”实现中国和平民主转型。但万润南不知道习近平的性格特征，没有想到习近平会那么迫不及待地在19大刚开过後的十五天内就要抛弃邓小平1982年宪法的规定，删除“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条款。万润南说：“要知道，一人一票的选举制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制度，是政府信用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是民众自信与自尊的支撑。你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据说，小布什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的笼子四周插着五根栅栏，那就是选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三权分立。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这五根栅栏，我们不能一步到位，那就从民选这第一根栅栏开始。离开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侈谈什么和谐社会、长治久安，都是痴人说梦。蒋经国先生还说过一句很透彻的话，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一党专制必然要结束，政改是一种体面的结束方式，拒绝政改则会导致极不体面的结束方式，历史潮流是不可能阻挡的。希望习近平顺应潮流，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以专制结束专制。这十年，可以为民主宪政铺路。十年后，不是按家法交班给密室政治、暗箱操作出来的候选人，而是按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普选出新的领导人。因为习近平结束专制所得到的民心拥护，他完全有把握当选第一任民选领导人，到时候我都会投习同学一票。五年后再连任一届。那么，习近平将和普京一样，能够实际主导一个大国的二十年政治。”

                    帝制的个性与共和的本性

    如果按万润南做法去做，习近平不需要修宪，而是在十年任期期满前，在中国制订一部全新的、有自由选举制度的新宪法。看来，习近平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这本书叙述了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波拿巴面对法国工业革命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在1848年12月选举中以550万张选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总统，并于1851年12月发动政变成立了军事独裁政权。如果习近平知道一点法国第二共和如何变为第二帝国的历史，他就会听取万润南的话。这次人大修宪，可以说粉碎了万润南的梦想。使人担心的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会在未来以新的形式出现。2018年宪法容许国家元首无限期在位，中国的国家安危就系于一人。

                 

【图6】习近平没有读过马克思的《雾月18日》

    当“国家安危就系于一人”时，迟早会遇到最高权力更迭问题。在世界历史上，王位、帝位通常由继承更迭，但也有“选举君主制”。中国历史有一个长期的规律，这就是，最高权力的衰败往往导致分裂割据，强有力的帝王可以统一中国，而当懦弱的帝王继承或选举登上帝位後，分裂割据就随之出现。

     袁世凯称帝，为中国埋下了分裂的种子。如何判断“大一统”与“分裂”对中国的意义，这里不谈。中华民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建立的共和国，但中国历史中更顽强的力量是大清王朝时期积累了几百年的分离主义力量。中华民国除了从1912年到袁世凯去世的短暂几年是“大一统”时期外，实际上与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一样，是四分五裂时期。袁世凯以后，是军阀势力、共产党苏区、日本傀儡政府和台海两岸分裂的时期，直到今天，持续了一个世纪，中国仍然没有成为真正的“大一统”国家。

    如果说，共和的本性是和平与统一，那么，可以说，帝制的个性就是分裂与割据，因为帝制的最高理想，就是每一个帝皇周边的人都想自己称帝称皇，或者把另一个人扶上帝位皇位。看一看现在风靡中国的电视剧《独孤天下》吧，看一看沙特阿拉伯的王位争夺吧。这次废除1982年宪法国家主席“连任限制”，使中国传统的“宫廷政治”就像《独孤天下》那样，穿着中山装和西装在21世纪的中国重演。

                     

【图7】现在正在中国播放的电视连续剧《独孤天下》广告

    习近平习于“蛮干”，就像他处理东海、南海冲突、用非经济办法对付股市、几天中就把孙政才关进“笼子”一样，他可能在他任上为实现台海两岸的统一，而采取“蛮干”的方式，用“武力威胁不断升级”实现统一的办法。但是，当现在删除了邓小平宪法中国家元首连任限制後，国家安危系于一人，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就会使山顶上的球（物理学上的一种稳定态）滑落下来。习近平的後继者，一旦懦弱无能，中国就会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也许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到了全球化的时代，还要身受一次新的“五代十国”的磨练 ，然后才能最终摆脱中国历史上的两大循环，完成中国历史的第二次大转型。（写于2018-3-7Washington DC 近郊，原载香港《前哨》月刊2018-4 ，2018-3-28在网路发表时，个别地方增加了几句话。）

【附】2018-3-21预告：谁在习近平心中埋下了连任二十年种子

   【按】近十年来，我用大部分时间在写一本分析研究国际金融的书，用很少时间写一些政治评论。去年11月，我所熟悉的王沪宁成为政治局七常委之一，才使我想起，对中国政治有重要影响的一个人物，可以作一评论。这样才在去年11月3日写了一篇《从王沪宁谈起》的文章，文章的重点用“副标题”表示：如何面对2022年最高权力更迭危机？

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1982年中国公布的新宪法修改草案，明文规定国家元首和首脑连任的限制，这是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但宪法另设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当时我研究各国政体，了解到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政权，全国武装力量统帅权总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掌握，只有伊朗、朝鲜（指1982年的朝鲜）是例外。1982宪法草案把这一权力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手中分离了出去，在社科院内部向中央反映的1982年一期的《要报》上，我撰文提出这种规定的危害性。这一问题，我在北京讨论宪法草案座谈会上也公开指出。（见《光明日报》1982年5月5日《从长远观点看宪法》）事实证明，这正是造成1989年政治灾难的一个制度原因。可以预测，五年後，到2020年‘20大’最高权力更迭时，习近平和王沪宁将不得不面对这一重大问题。”    

    去年11月初，我写这篇文章时，根本没有想到今年3月11日中国会修宪，并废除了1982年邓小平宪法对国家主席“连任限制”。而且，从2018年2月25日公布修宪要删除“连任限制”，到3月11日正式废除这一“连任限制”，只有15天。这15天，造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大变革。    

    4月1日，我将在网路上发表《谁在习近平心中埋下了连任二十年种子？》一文，这个人，并不是王沪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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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哨》月刊2018-4-1

新世纪上网日期 2018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