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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紫阳 |
那是一组结构复杂的平房，这间编号为国务院第二会议室的房间，记忆中，似乎座落在靠南的一端，呈东西走向的长方形，门开于内部的走廊。那天，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在长条会议桌的三边落座，留出北边一侧的座位给领导人们。记得那天我和吴伟面西坐在会议桌东端，后来在我们这端落座的领导人是田纪云。会议尚未开始的时候，我们摆弄了一下带来的小录音机，因为我们两个人事先被安排负责整理会议的纪要，想借助录音详尽地记下会议内容。这时，不知从哪里走出来一位工作人员，从年纪和姿态看，应该是便装的军人，制止了我们，说这里开会不能录音。好像是说中办、国办对于这些会议有统一的录音——不过那似乎只是为了存档，并不给我们使用。我们只能依赖自己的笔记。这倒促使我在那些会议上不得不记下详细的笔记，这些笔记已经整理成《阳叔与政治改革》一书，一九九七年由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出版了。-
中央政改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
根据笔记，那天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这个小组，是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八日成立的，阳叔主持，成员包括时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波爷爷，和全国人大主持法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彭冲。阳叔在当天写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信中说：这个小组定名为"研讨小组"，是因为它不是权力机构。研讨小组的职责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信中还说，小组下设办公室，"阅读材料和议论问题"，并把议论的主要内容向研讨小组报告，而研讨小组应当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要在一九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前"把有关政治改革的头绪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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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十几个人，就是所谓"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了，以彤哥为首。这天的会议，就是办公室(简称"政改办")在工作了一个月之后，首次向研讨小组汇报讨论内容。这次会议一个上午没有开完，第二天又开了一个下午。到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半年时间里，这样的汇报会举行了七次——实际上不止七次，因为有的会议编号为一次，但就像第一次会议一样，一个上午或下午开不完，过些天还要接着开，讨论同一个主题。在那段时间里，主要就是通过参加这些会议而比较密集地接触阳叔。这些接触，与此前或此后那些对于阳叔的观感和了解不同，都不仅比较直接和深入，而且十分聚焦，那就是集中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这是中国所面对的大题目、大关节，决定着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和未来更长时间的命运。而阳叔对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思考、见解和立场，也可以说代表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品格与水准，总结了他的政治生涯。当年阳叔的相关论述，我在《阳叔与政治改革》中已经尽可能地详细记载了，这里不想再去重复。这里只俯拾一些落在记忆深处的琐屑碎片，围绕政治改革的讨论，谈谈对阳叔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位政治家的个人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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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平和，似水包容：阳叔的风格与脾性
那天的会议是上午九点钟开始。阳叔准时进入会场，一身当年常见的灰蓝衣装，普普通通。记得他一边拉开椅子入座，一边就发话说"开始开会吧"，声调不高不低，不疾不徐——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既没有官僚气，也不拿"领袖派"。
"官僚气"大家都见过很多，在中国政府的随便一个办事员的身上都可以找到完美的典范。"领袖派"呢，有人这样形容：主席和总设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会议的场合，一进场，先停住脚步，徐徐环顾全场，待到全场鸦雀无声，才在所有人的目光关注下从容就位。我没有见到过那种场合，但那个时候已经听说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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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叔说话还是河南口音，他在这天的会议上首先注意到"办公室年轻人多嘛"。他要彤哥把每个人都介绍一下——我感觉这也有些新鲜：以前参加过一些有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好像还没有这样的经历。领导日理万机，对来开个会的这些工作人员是谁并不在意。十几个人，介绍也要费一些时间啊。好在彤哥语言简洁，往往一句到位。介绍到谁，谁就站起来，阳叔对每一个人都投以专注的目光，并且点点头，让人感觉亲切。介绍到陈晓鲁，虽然没有提到家世，但紫阳知道他是陈毅元帅的儿子，评论说："和陈老总长得真像啊。"介绍到我，彤哥夸了一句，紫阳微笑着说："也不能说什么文章都会写吧?"老鲍还回了紫阳一句："军事文章不会写。"大家都笑了。这样一轮介绍下来，大家都没有了那种初次和总理这么小范围地一起开会的拘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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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日子里，对于阳叔这种平和、谦温的态度，有了更多的一手观察和感性了解。政治改革，不仅是一个头绪繁复、涵盖广泛、任务困难的题目，而且更是一个矛盾交汇、利益冲突、乃至剑拔弩张的战场。更有甚者，一九八六年冬天到一九八七年夏天的这半年，可以说是中国政局自文革之后、到六四之前的那十几年当中，最为霜雪交加、风高浪恶的一段时光。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讨论政治改革，从来见不到阳叔疾言厉色，甚至也听不到他说话的时候会提高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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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重点、要害的时候，我感觉，阳叔只是把句子组织得更为精辟，可以说是出口成章。就在第一次会议上，当讨论政治改革究竟要集中解决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阳叔说："分权就是实质问题。近期目标，是要解决党与各种组织的关系，包括党与政府、党与人大、党与别的组织、还有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空谈的所谓理论，更不会躲躲闪闪去绕任何弯子。虽然是极尖锐的观点，但却用最为平和的语气说出，实实在在的语句，对问题给出了准确、精炼的阐述——这就是我所说的"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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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样论述问题的时候，阳叔也并不因为自己有了准确的阐述而忽视别人的看法，包括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的看法。就在他自己这样总结了政治改革的近期目标之后，阳叔接着就询问大家："党校有什么提法?"来自中央党校、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的一位政改办同事，马上做了简要的回答。对于回答，阳叔总是颔首示意。这样的询问，阳叔经常提出，有的实际上是当场进行调查研究。比如说，当彤哥在第一次会议的汇报中建议撤销党组的时候，阳叔不是首先表态，也不是急着发表评论，他首先给在座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贺光辉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的党组讨论什么问题?"对于工作人员所提供的材料或观点，阳叔的反应，也不是居高临下地赞扬或批评，而是用平等讨论的态度，把自己的看法摆出来。记得有一次，讨论机构精简问题的时候，政改办的一位同事提供了一个数字，强调干部之中处级以上干部所占比例过高。阳叔回应说："这不能说明问题。总理办公室全是处长以上的干部，但其中也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有些办事员，因为资格老，级别也比较高。"这就把相关问题的多种情况估计得更为全面、也更为接近实际了。还有一次，忘了是什么题目了，彤哥对阳叔讲的一个情况有不同看法，他大声说："紫阳同志，情况是这样的。"然后开始解释，说着说着就站了起来。阳叔右手轻轻摆摆，说："老鲍，坐下慢慢讲嘛。"我看在眼里，心想：这比学校里的大多数老师都更为和蔼、理性、平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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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美国读书的经历。很多年之后，在编辑《阳叔纪念文集续编》的时候，看到深度参与了农村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的政策谘询的周其仁为文集写的回忆文章，说和赵一起开会，感觉就像和美国大学里的教授上讨论课一样。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当然非常了解紫阳，他也这么说。他们两位都强调了赵的那种讨论问题的方式，就是以设问、追问、驳问的方式把观点一层层地清理出来、展示开来。他们总结得非常好。回忆我所经历的阳叔论述政治改革的那些会议，感觉真的就是这样。参加十次这样的会，那比听下一门课来收获还要大得多。这里讨论的是重大题目，参与者之中就有位高权重的、不同政治利益的代言人，有的人可能很反感我们正在讨论的政治改革，甚至对阳叔本人怀有很强的敌意。但是，这在阳叔那里，都不构成讨论问题的障碍。他的平实与温和、包容与理性，作为一种风度，决不因为这些困难因素而有所减色。那并不仅仅是一种风度，如果说风度是某种外在的东西的话，那其实是他面对问题、征服困难的方法，更是他看待事物、对待他人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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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清澈，似水坚韧：阳叔的观点与立场
既然政治体制改革是个敏感而有高度争议的话题，既然持有争议的各方都在参与政治改革的讨论，那么，不论主持人阳叔如何平和、包容，不同意见的呈现、乃至在重大问题上严重分歧的出现，那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毫不奇怪的。阳叔的平和，不表示他回避争议，虽然他也不去激化争论。阳叔的包容，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坚持，虽然他不会去强硬、霸道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在当年那些会议上，我有机会亲眼见证波爷爷、乔木、邓力群等这些人怎样挑战阳叔，更看见了阳叔如何应对这样的政治斗争。今天回想起来，阳叔在面对这些争议的时候，不仅展现了成熟、深湛的政治智慧，而且表露了令人敬佩的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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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叔这种人格特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看来，就是清澈、透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搞政治的人，特别是中国官场上的人，阴阴阳阳、两面三刀是不稀奇的，吞吞吐吐、含糊其辞更是极为常见，真真假假、言不由衷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阳叔与这些东西都距离很远很远。我还记得听到他说"中国人当面客客气气，背后计较，中国政治不可测"这句话时给我的震撼：不是震撼于中国政治的这种特点，而是震撼于这个话这样直白地从中共总理的口中说出，而在座的不光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还有那些与总理少说也是势均力敌的政治老人。一句话，我为阳叔的清醒和坦诚所震撼。有些话，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听了，都心里打鼓说，这会不会引起误解呀，会不会有人打他的小报告啊——贵为一国总理，也还面临被人打小报告的问题，真真让人叹息！可是，阳叔襟怀坦荡，丝毫没有这样的顾虑。那一次，是听取当时担任中办主任、担纲关于"党政分开"的专题研讨的JB的汇报，大家谈到了基层单位里的黑暗、党委书记作为第一把手的为所欲为等这些现象，阳叔议论说："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每一个单位里党委书记就是绝对权威，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在当时那种权力格局下，总设计垂帘听政，刚刚把总书记邦叔搞下去了，"太上皇"这三个字就是一等一的禁忌，谁敢随便乱讲?阳叔讲的时候，应该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针对时弊讲的。讲完了，他可能意识到有人会发生误解，于是补充了一句："这话不要传出去。"如果真是有机心的人，后面这句话，说实话，还不如不补充。我想，阳叔并不是政治上天真，他只是直面现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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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叔讲这个话的时候，邓力群在座。1987年年初，邦叔被迫下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其势汹汹，说是"不仅要反说自由化的人，更要反干自由化的人"，矛头直指阳叔。谁都知道，乔木、邓力群就是那时反自由化、也就是反改革的军师兼急先锋。这两位都是政治老人包括总设计、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人所倚重的理论家，主管意识形态，甚有口含天宪的权威。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那个时候比几个月前最初起步的时候更为艰难了，将来把研讨结果提交到政治决策层面的时候会怎么样，其命运更不可知。阳叔没有知难而退，他反而把这些反改革的头面人物请到研讨小组的会议上来，请他们参与研讨。从那个时候起，乔木、邓力群，还有当时中央党校的常务副校长高扬，就开始列席研讨小组的会议。这样，有什么不同意见，他们可以当时就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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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乔木、波爷爷的挑战
记得在讨论党内民主的时候，阳叔强调要健全中央政治生活的规则，清楚地划分职责，乔木却认为没有必要划分。阳叔回答说："要划很清楚也不可能，不划也不行，连个方向也没有。规定性的东西可能不完满，但是要有，可以在实践中完善，这就走上了轨道。法律也是这样，都怕烦，规定的都是些原理、原则，太粗了，没有办法执行。"乔木则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说："规定是没有用的。"面对这种情形，阳叔依然声调平静地重复自己的观点："得有个规定。"他指着手中的《工作规则》讨论稿说："要有这个东西，又不能完全靠这个东西。并不是有了规定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但是要有个起码的规定。这里有法治和人治的问题。先要有法，人再去发挥作用。"我感觉，在面对这样的争议的时候，阳叔的话讲得直接、明确、到位，但是避免了对立的情绪，也没有争吵的意思。阳叔的看法和相关说理，我认为，比号称理论家的乔木，不仅更为针对现实对症下药，而且也更有理论深度和辩证思维。就在制定规则这个问题上，乔木说不出什么道理来支撑自己的看法，只是一味武断地说"没用"，而阳叔不仅深刻地指出了这关系人治还是法治的根本问题，而且也没有绝对化地认为有了规则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乔木再三重复"规则无用"的对立情绪中，阳叔回以柔和之中的坚韧，显示出他在重大问题上的高度原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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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长阳叔11岁的波爷爷，不仅资历深，而且那个时候正当其晚期政治生涯的高峰。他在倒邦叔的过程中很出风头，于是，在耀邦下台之后、十三大举行之前这不到一年的一段时间里，成了中共政治老人在前台的"监军"(这个角色，十三大之后则由杨尚昆扮演)。这位习称"薄老"的人物，有的时候说话蛮开明，可多数时候不是这样，而且说话常常有刺，那往往是针对阳叔的。阳叔前面综括政治改革，他后面接上一句"不要想一下子搞出来超过马、恩、毛主席的东西"、"不要自认为比毛主席还高明"。阳叔强调了选举制度要改革、选举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他不咸不淡地来上一句："比戈尔巴乔夫不能落后"，乍听还听不出是赞扬还是批评。这种情况下，阳叔总是不接那个茬，继续说正题。包括那一次，就是在中央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的第二天下午的会上，彭冲提到《深圳青年报》登载了要求总设计退休的文章，波爷爷大为光火，在发表了一通严厉的批评言论之后，见阳叔不表态，他就转脸对着紫阳说："建议常委过问一下《深圳青年报》的事情。"对这样直接的、可以说是咄咄逼人的要求，阳叔竟然还是一字不答，这种定力当场就让我十分敬佩。阳叔是这样接话的："我还在想昨天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指的是用一句什么样的话来概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和目标的问题。后来，这句话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些人可能感觉"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有问题，但是，在当年那个时候，在这样的氛围中，能把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确定为"民主政治"，这不仅是根本性的进展，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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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之流，似水之溉：阳叔的眼光与关怀
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第七次会议，与以往不同，改到了勤政殿开——这里是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地点，就在主席以前所居住的丰泽园旁边。那个时候，丰泽园是开放给游人观览的;我们开会的时候，可以看到外面的哨兵和游人，还有哨兵背后扯的一道绳把办公区和游览区象征性地隔开。到散会出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走到游人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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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一得知会议地点，我们就议论，看来紫阳不得不接任总书记了。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五月底。一月中旬，邦叔被迫辞职，中国处于文革结束之后少见的政治低气压下，研究政治改革的这些人愈发感受到沉重的政治压力。看完新闻联播，有两位同事(我仍然记得是谁，不过这里不方便写出他们的名字)约上我，一言不发，走出当时我们办公的中直机关招待所的楼房、院子及大门，直到上了地安门西大街，我们才开口，一腔悲愤冲荡而出。那个时候我们就怀疑这栋楼房乃至这个院子里有监听设施，所以要避开——1989年天安门那啥之后，有人用在院子里的监控装置所拍下的彤哥与同事谈话的镜头，指控彤哥泄露机密，这就证实了那种怀疑是对的。早就听说，副部级以上官员的电话，是全部被监听的。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中南海的电话局，也就是三十九局，可以帮助找人——一个秘书到别的办公室聊天去了，三十九局就能把这个串门的秘书给找到。我在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之前，曾经在中南海当过半年秘书，了解这个情况，虽然不明白其运作原理是什么。中共高官的不自由，不知社会上一般能否想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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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在没有参与政治改革研讨、有机会比较深入地接触彤哥之前，特别是在没有这样接近地聆听阳叔谈论中国政治改革之前，我想象不出中国有这样的深知自己政治制度弊端的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官员。我所供职的人民日报，有这样的高级官员，比如胡绩伟、王若水、刘宾雁，但我总觉得他们更多地是新闻人、知识分子，而不是党政官员。作为一个平民子弟，我从小生长在贫困地区的社会底层，见到和经历了太多的社会不公和政治黑暗。我那时想，这些东西的存在和猖獗，主要是因为中共高官不仅不关心民众死活，也根本不了解民间疾苦。然而，我的这种成见，在阳叔那里，是被彻底颠覆了。现在，我会说，阳叔对于中国国情、民情的深刻了解，在我从沂蒙山到中南海、从中国到国外的个人经历中所接触到的各色人等之中，稳固地占据第一位。就像水流低处一样，阳叔的眼光总是能够看到中国的基层，也像水能灌溉一样，阳叔的关怀总是给予了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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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第七次会议上，我记得，阳叔集中论述了发展民主的问题。他肯定方励之所说的合肥学生闹事的原因是中国的选举制度有问题，而那个时候方励之刚刚被开除中共党籍，针对这次学生运动而在全社会展开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尚未结束。波爷爷在那里强调要讲无产阶级专政，而阳叔却在展望如何在不远的将来过渡到县长的直接选举。事实上，关于选举制度的改革，阳叔已经多次讲了，而且已经立竿见影地把相应的改革措施贯彻到了当年中共十三大代表的选举之中。对于原有选举制度的种种弊端，阳叔了如指掌。有一次，他说到那种所谓戴帽选举，非常不以为然："例如一个机关里有三千人，一定要求选一个女藏胞，这又何必选呢?"那种做法"是与群众的民主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也已经不止一次援引了一九八六年冬天学生抗议的例子，来强调现行选举制度的荒谬："学生第一次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就作不了主"。还有一次，阳叔以福建龙岩地区当时发生的事情为例，着重批评了不尊重选举人意愿、把群众提名当选的市长在选举之后马上调走的做法，尖锐地指出："不允许强奸选举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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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批评基层黑暗
在关于政治改革的总体部署上，阳叔在注重中央层次的民主建设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发展基层民主。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基层，黑暗的事不少。基层一些很不像话的事受不到监督。许多事不公，人民不满意，要求解决，却没有说话、出气的地方。基层黑暗的事相当多，不讲道理的事很多，群众有话无处说，说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呢？阳叔认为："光搞上访不行，要从组织制度上解决。根本上，要靠基层监督、基层民主。从根本上说，要搞直接民主。要把基层民主、人民参加管理、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二十五年之后来看这些观点，不能不让人深深感到阳叔对于中国的民情和国情号脉之准：很明显，这些问题，这些年不是发展得更为严重了吗？有些不了解情况而又喜欢下结论的人，曾经指责阳叔是代表资本、市场等等这些所谓右派的东西的，似乎阳叔为了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而宁愿牺牲普通大众。他们其实是要阳叔为中共那种权贵化的市场改革的积弊负责。这是完全不尊重历史事实的说法。事实上，就在中共高层为波兰团结工会的迅速壮大而心惊肉跳的氛围中，阳叔直指要恢复被主席所批判的"工团主义"，要通过改革而使工会能够代表工人的利益。在讨论基层党政分开的时候，当工作人员建议削弱党委的权力，并同时强化厂长、经理等管理人员的权力时，阳叔马上敏锐地指出：那样厂长有可能取代党委书记而为所欲为，因此要发展工会而形成对于厂长的制约，要强调"工会有监督干部的作用，工会是实行工人自治的一种形式，工人的事情工人去办，为什么一定要厂长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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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类似基层的黑暗这样的问题，在中共领导阶层，甚至在整个精英阶层，包括很多具有自由倾向的知识分子，可能很少有人认为这属于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上面所引述的这样的话，在中共领导阶层，也只有邦叔、阳叔这样很少几个人能讲得出。如果你不是一个在社会底层亲身经历过中国无处不在的那种暗无天日、无理无法的人，你也许很难想象得出，当这样一个人坐在中南海的会议室里听到了中共总理的这些话，他所感到的那种温暖与他所看到的那种光明。那个时候，我常常有些不解：已经至少四十多年，阳叔应该是生活在民众难以一窥的深宅大院，他怎么会这样深知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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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就听说阳叔喜欢调查研究，但是，在那之前多年，作为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农民，我也早就知道了基层是怎么对付上级领导来考察的，所以我并不认为那样的调查研究就是我的问题的答案。这要到最近一两年之前，当我读到同是蔡文彬先生所主编的《阳叔在四川》一书时，看到赵作为省委书记不仅是常年在农村奔波考察，而且他的调查方法就是事先不打招呼直接走进农民的家里，我才找到了答案解开自己的迷惑。而且，就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有朋友传来了新华社高级记者石圭平的文章。她在1971年前后曾任职新华社内蒙古分社，亲身经历了当时担任内蒙古党委副书记的阳叔多次下乡调查的实情。总共在内蒙古任职十个月的赵，在履职之后不久的几个月内，就走遍了整个自治区当时全部的四盟二市。按照石女士的说法，"他每到一处从不事先通知当地政府迎送，而是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找基层干部和农牧民谈心。他一次又一次地叩开农家的柴扉，走进农民家的茅屋，坐在农家的土炕上和农民促膝谈心，倾听他们的呼声、愿望和要求。"那篇文章里有好多细节，包括记者巧遇秘书为冬天下乡的阳叔买皮帽子、阳叔到县里考察的时候晚上睡会议室等等，很感人。还有其他人的类似的第一手回忆，都帮助解答了我当年的疑问，更生动、真实地显示了阳叔实实在在地是心里装着老百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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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之渊，如水之汪：阳叔的学养与胸襟
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类似的不解：阳叔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抵抗侵略者的戎马倥偬的生活，后来一直主政一方，直到总理全国国务，应该总是公务繁忙的，他的那些书本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共建国之后，中国基本上处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要到1970年代的末期才开始对外开放，特别是对领先世界经济、科学、教育、管理的西方世界开放。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时候，这种开放不过才有六、七年的时间，而且，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政府管理、社会管理等等，当局还一直是持抵制态度的。在这样的背景下，阳叔的世界眼光、国际知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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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首先是因为赵的广博知识让我吃惊。我们都看过《战争风云》这部小说，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长卷，译成中文我记得是三卷本的篇幅，应该有八、九十万字的样子。有一次，说到西方国家办事有规矩，但是规矩也并不能完全防止出现一些滥权的问题，阳叔就说到这部书，说书中有个女儿也是走了老爸的后门进了电台。说实话，我完全不记得这个细节了。可是阳叔记得，他顺手就引来了。讨论精简机构问题的时候，阳叔用古语"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来概括情况，而且他还对古语作出新的解释，说生产效率提高了之后是可以做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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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光这类书本上的东西是知识。阳叔也善于从经历中学习，更汲汲于向世界学习。前一方面的例子，阳叔谈到选举的时候，举过一个例子，让我印象深刻。他认为，选举要真正起作用，而不是像中国经常做的那样走走过场，装装样子，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被选举者和选举者之间比较熟悉，至少要提供机会让选举者多方面了解候选人。他说自己当年调到内蒙工作，"上午下飞机下午当选"，人家根本不认识自己，那个所谓选举可想而知。正巧，也是刚才引过的石圭平的文章，为此提供了进一步的情况。文章说，阳叔当时正在湖南的工厂里作为走资派劳动改造，突然被叫到北京，周恩来让他第二天赶到内蒙古任职并出席党代会。结果，阳叔连一身换洗衣服都没有，穿着从车间被叫出来时的劳动布工作服，出现在呼和浩特的大会主席台上。就这样，原定上午九时召开的党代会，因阳叔没有及时赶到，还推迟了十多分钟。石文没有说到选举的事情，因为，我想，谁都知道那种选举不认真。可是，显然，阳叔当时在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就有了一些思考，感到了这种选举的荒谬。这应该也是他能够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认识深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在多年的生活、经历和实践中已经看到了很多的问题，也想过很多的问题，只是过去没有机会去探讨、去变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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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学习，不断思考
我这样想着，感觉就比较容易理解他为什么会有渊博的知识了：因为他的经历非常广泛，而他在自己的经历中是在不断学习、不断思考的，那些知识和他所思考的问题有吻合，对他有启发，当然就很容易记住了。我还发现，阳叔对中共党内的一些历史情况、一些掌故，也是很熟悉的，而这类情况往往也和他的思考有关联。比如说，前面提到，谈到工会问题，他会提出李立三、赖若愚当年被主席批评的那些所谓"工团主义"的主张，要求工作人员去研究和借鉴这些主张。我当时就想：很可能当年在批判这些东西的时候，赵已经有了自己的不同的看法，所以，事过几十年之后，当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很自然地就这样提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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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向世界学习的例子，那就很多了。初进政改办的时候，听到胡启立和彤哥给大家交代任务，专门提出要系统地了解世界不同国家政治体制的情况，特别是西方国家、苏联东欧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的相关情况，我当时心里就想：好，看来这不是一帮僵化、保守、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领导人，这样的政治改革应该是认真的、负责任的、有眼光的。到中央研讨小组开会的时候，更是可以不断听到阳叔引用英、美、日本、香港的相关政治运作经验来讨论改革，比如引用美国国会开会的程序问题来强调程序的重要性，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例子来探讨如何强化监督并推行廉政建设，等等。1986-1987年间，正是苏联政治改革的攻坚时段，也是东欧国家孕育历史性变革的前夜，阳叔对于那里的情况予以高度关注。八七年过年刚过，阳叔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两次专题研究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计划，听取了包括外交部、中联部、国家安全部、体改委和政改办等七八个部门的相关汇报。平时，对于匈牙利、捷克、波兰等这些先行一步推进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情况，阳叔也非常重视，经常会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提到。那些国家的改革，很多是他亲自去考察过的，说起来更是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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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用回顾的眼光来看，我会说，阳叔对于人类所创造的共同知识的重视，对于世界局势的了解和对于世界大势的把握，都是第一流的——这一点我没有什么资格来评说，但我们知道，这已经得到了多位世界一流学者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佛里德曼的肯定。今年三月，在回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一个研讨会的时候，我在晚宴上见到了著名的经济学教授邹至庄先生。旁边有人提起阳叔，邹教授马上热忱地赞扬赵的不同凡响的经济学造诣，盛称赵的知识、眼光、才智与能力。邹教授1980年代曾经和阳叔有过多次接触，我相信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判断。一个所谓"土包子"的共产党人，他的经济学水准得到来自当代第一经济大国的世界顶级经济学家的赞赏和钦佩，撇开其中可能会有的政治隔阂不说，单从专业学识的角度来看，这似乎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样来看，阳叔的知识和学养，就不单纯是某种书本上的渊博和书斋里的修为;他那是一种格局，一种胸襟，如古人所言，"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探之内怀民生艰辛人类创造，瞻之但见天高地阔风云际会，学问自在其中而已。
老子曰：上善若水。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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