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百年历史的阿司匹林对人类健康的贡献家喻户晓，而鲜有人知晓它的发明者阿图尔·艾辛格林的悲惨遭遇。实际上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曼延到科学界，他们不愿意承认阿司匹林的发明者是犹太人这个事实，于是便将错就错把发明家的桂冠戴在了霍夫曼的头上，为了堵嘴，还把艾辛格林关进了集中营。纳粹垮台后艾辛格林出狱没过多久便饮恨离世。这桩学术腐丑闻终于在半个世纪后被一位异国学者揭穿。
无独有偶，我的父亲在他95年的人生历程中、在他从医70多年的生涯中，有过和这位犹太学者同样的遭遇——在遭受反右迫害之际，重大科研成果被中央特派的强人劫夺，至今得不到官方的正名。
1958年夏收期间，四川省温江专区农村爆发了数十万人群感染的特大疫情，多是青壮年农民下田"三抢"时突然病倒，高烧不退，病情危重。病人每每由于咯血或肺部大出血而猝然死亡。但因患者病状呈非典型性传染病，致使临床医生和防疫专家，甚至北京上海派来的大医生都是一筹莫展，农业生产一度陷入了停顿，甚至水陆空交通也实施了防疫管制。疫情惊动了中南海。
父亲当时已被内定为右派，靠边站等待处理，不得参与科研管理工作。加上当时的疫情是政府机密，局外人无从得知。8月14日上午，父亲碰到副所长燕真，从他那里对疫情才有所闻，得知当时医界众说纷纭，不知是何病。而父亲敏锐地指出，这次病状很像1957年《美国热带医学和卫生杂志》上发表的英军士兵在马来亚丛林作战中的疫情那样：因与被鼠尿污染的露水接触，染上了钩体病。他向燕真提出了解决方案。次日燕所长就派人给他送来了疫区12例患者的全血样本。父亲独自一人在一栋独立闲置房中，连夜建成了仅他一个人的"钩端螺旋体检验室"。他没有助手，设备、解剖、动物等等脏活粗活都是自己在做。连续工作，熬更守夜，饭都是妈妈做好后叫姐姐送去实验室里的。8月16日，试验证实，父亲认为这是一次集体感染的钩体病，方向正确！8月27日，父亲首先获得了血清学的证明。但因其准右派的身份仍不被省卫生当局接受。直至一个星期后，又分离得出导致患者肺部大出血而致死的钩端螺旋体，才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治疗方向。这期间死去的患者本不应该死的。这次导致几十万人发病，死亡百余人的元凶被称为"赖株"，系父亲亲手从一个叫赖安华的患者血液中分离所得，它在八十年代被荷兰国际菌种中心作为一种新型菌株永久收藏。
在出现疫情后，查找病原体是至关重要的。1958年温江疫情和2003年非典疫情是可比的两起特大瘟疫。引发非典的病原体最终为境外科学家截获，而引发温江疫情的病原体是父亲艰难取得的。他明明立了大功，可是当时他的名字和事迹完全被抹杀了。更悲惨的是，接下来父亲被正式划为右派分子，那年他41岁。随后被降职两级，全家祖孙三代被下放。他在涪陵人民医院检验科做三大常规化验。一个曾经受过世界顶级专业训练，师从诺贝尔奖得主的微生物学家，用他最鼎盛的年华，干着只需中专生就可以完成的工作。
涪陵是大饥荒时的重灾区，父亲全身水肿，连鞋都穿不进去。我们全家吃糠咽菜熬过来了。1961年父亲摘帽，回到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但还是个摘帽右派。我的哥哥品学兼优，1964年参加高考，因为是右派子女而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连留在城里当工人的权利也没有，被迫到凉山彝族地区当了9年农民，54岁便英年早逝。
父亲是官费留学生，1947年从上海乘船赴丹麦学习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后接受中共邀请，秘密离开哥本哈根取道法国，于1950年初回到祖国，在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任总技师，兼任大连医学院副教授。试想，如果父亲是在有尊严、重科学、给自由的环境下从事科研工作，岂止是发现"赖株"，在他所从事的领域里必然是国际上很有声望的科学家。可惜的是他生存的年代和所在的国家，没有给他这个环境和机会。1949年后归国的科学家，命运大都如此。幸亏中国有个香港！2009年，92岁的父亲亲自用电脑撰写的叙事回忆录《陈情表——建国海归PK院士五十年》一书，在香港出版了。它首次公开披露了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那次特大瘟疫爆发时查证病原体的真相。 2012年8月23日
附录一：陈廷祚：《陈情表》（摘录）
1958年夏收期间，四川温江地区爆发了一次亘古未闻、病因不明的特大疫情。在查找病原体过程中，两位医学家的一位长者，凭借其官职、地位和名望，"乘人之危巧取豪夺"；另一位内定为右派的学者，即本案的申诉人，已经取得该项科研的重大成果：发现钩体（主要是一种首次在国际上发现的赖型钩体）为引发此次流行的主要元凶。然而，在查处该病原体之后，奉命来川核实此一重大发现的那位长者，在查证后返京，却向中央谎报说，是他在抵达现场三天，就找到了病原体（钩体），……这是一次缺德的掠夺，使受害人掠夺者遭到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附录二：本文转发者与作者的通信：
建源贤妹：成都黄一龙向令尊致敬。我是1958年因他对鈎端螺旋体流行病的研究认定而逃离死亡的数十万病人之一。那时我已被划为右派，在四川雅安专区（邻近温江专区）农村被"监督劳动。于夏收时在田间突然发病高烧不起，送入雅安地区医院后才知感染了刚被认知的钩体病，从而获治。如果早病十来天，会就没命了。直到大约上世纪90年代，我在从事四川当代史研究中才从隐约的史料中看到令尊的名字和贡献，到2011年9期的《炎黄春秋》发布了他自撰的《1958年温江特大疫情病原体的追忆》，才略知内情。……（2018.1.12.）
黄老师：我记不住具体是哪一本官史，在最关键的一句话里把父亲的贡献说成了"协助"。《陈情表》里应该有。……《陈情表》的图片说明是我写的，书是我和父亲一起编辑的。他当时学会电脑2年，但耳朵全聋，右手得靠左手摁着尚可点击准鼠标，握软笔能书写，最初的书稿事毛笔写就的，后是他自己输进电脑的。
他若在世，您跟他可以电脑交流。如不是住院被折腾，活过百岁应该没问题。谢谢您。（2008.1.13.）
建源：《当代四川丛书·当代四川卫生事业》（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我是该丛书编辑部负责人之一，该书的复审）找到，涉及令尊那段送上，其中如实地记载"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技师陈廷祚才从12份病人血清中，发现10份钩体病阳性结果。8月17日又从这些血清中分离出钩体病病原体一株"，但同时对那位自始至终未予认同该结果的锺惠澜教授（见令尊《陈情表》p.24），却称最后经他"确认"了该结果才据以施治。可知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令尊的右派身份依然恶性地影响着他。不过我更怀疑的是，他当年的右派身份从"内定"变成"正式"，究竟说明当局居然将忽略了他的重大贡献而恩将仇报呢，还是正因为有了重大贡献而一定要把他搞臭打倒？ 因为据我所知，反右运动到了1958年应已基本结束，结尾也重在查处党内高层右派，那时再从民主党派的技术专家中去"内定"右派又急忙公布的事例，好像绝无仅有啊！
黄老师：我们所当时所有人员加在一起500人不到，来自大连上海重庆昆明长度，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十好几个。我们是五七年到成都的。……爸爸到成都还是总技师，但不被重用了。……（2018.1.23.）
注： 按即正文中的"被正式划为右派分子"。
转贴：黄一龙
主编：谢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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