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曾在民國生活了十一個月的人，六十七年之後，又一次踏入了民國的土地。
1949年1月8日，我在武汉出生，同一天，內戰中日显頹勢的蔣介石令行政院長孫科、總統府資政張群等，致函美蘇英法，呼籲國際調停，并向中共表達了和談意願。未果。數日後，老蔣黯然下野。
1949年二月，我剛滿月，時任軍醫署第二休養總隊負責人兼醫務主任的父親，奉命由武漢護送一批內戰中的國軍傷病員西撤，歷時數月，攜妻將子，輾轉數千里，在重慶安頓下來。1938年，武漢保衛戰結束之後，父親也走過同一條漫漫長途——那時，他是把一批受傷的抗日將士轉移到大後方。
1949年11月共產黨軍隊兵臨重慶。
遠方的炮聲已經隱約可聞，十一月底，老蔣棄城飛往台灣，父親的一些同僚與上司也飛往台灣。
父親留了下來，為了手下那些傷病員，也為了不滿一歲的我和遠方故鄉的老祖父。劉鄧大軍進城后，父親移交了他管轄的藥品器材傷病員，謝絕挽留，乘舟東下，終於結束了十多年來的救治中國軍人的顛沛流離生活。
以後的日子，當然是他不曾料想的。
這些年來，我走過許多國家，卻從未去過台灣。
後來我發現，這大約是一種近鄉情怯吧？
這次，收到了台灣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的赴台邀請，去做一段時間的訪問學者。我知道，該啟程了。去到那個似乎與我有千絲萬縷聯繫的地方。
那是我漂移的故鄉，那裡有我失散多年前輩和兄弟姐妹。
下面這些圖文，便是我此行中的的隨拍隨感，或許它們只是一些浮光掠影、雪泥鴻爪，但願朋友們能夠讀出一些微言小義來。
抵台的當晚，兩位台灣青年志願者小劉和小葉，便周全細緻的協助我安排盡可能豐富的的行程。往後的十多天，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今天台灣的年輕一代——謙和、敬業、溫厚、嚴謹、勤思而好學。
兩天後，聖誕夜。一批舊雨新朋在香格里拉酒店相聚。這是從頂層餐廳看台北的夜色。
應邀參加一個學者聚談會，地點在紫藤廬，這是著名哲學家、哈耶克的親傳弟子周德伟教授之舊居，當年，周先生为台湾引进自由主义思想与制度，曾與许多重要学者——殷海光、张佛泉、徐道邻、夏道平等，在这里交流砥礪。
周德偉先生去世之後，他的兒子周渝先生又將這裡辦成一個文化藝術的會所。1979年"美麗島事件"時期，這裡也是政治異議者和前衛藝術家的聚集地。
那天出席活動的有紫藤廬主周渝先生，他談了"从父亲周德伟谈上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這個話題。其他著名學者有唐光华先生谈台湾体制外教育。钱永祥先生談台湾思想政治状态。朱云汉先生談台海关系。夏铸九先生談紫藤庐的意义等等話題。
中央研究院著名政治哲學研究員錢永祥先生，與我同庚，1949年，繈褓中的他，隨父親來到台灣。
台灣學者，大多儒雅、謙和、質樸、執著又內斂。或許是不再有那種與外部的緊張感，也無太多的利益追求，很少大陸這邊常見的戾氣、霸氣和痞氣。那天因為要談的話題甚多，過了規定時間，有兩位提前告辭，一位要回去遛狗，一位定于在這晚陪母親吃飯。
受贈錢永祥先生主編的《思想》雜誌。裡面許多文章都是我喜愛并關心的。
現在的紫藤廬盧主周渝先生，贈我其父的傳記性文集《落筆驚風雨》，我送他剛在台灣出版的長篇《迷冬》，未曾想，一次普通的文友應和，竟生出濃濃的情義來了。在其後的十多天中，兩人又有五六次的聚集交談，光飯就請來請去吃了五餐。全都是在那種只有他們才知道的風味小館子，坐大堂一角，細語交談。台灣這邊極少有包間。
右照：周德偉教授與徐復觀教授 左圖：周渝先生的母親
這裡一直都是新思想的溫床。在這樣擠擠擦擦中，熱情、夢想與哲思噴湧著。
台北故宮，是必須一去的，這裡有許多大陸故宮沒有的東西。
淡水，離台北約一小時車程。這裡是荷蘭人的要塞。
蔣中正，一個現代史上極具爭議的人物。在他離世四十多年之後的台灣，對他依然存有各種評價。好在這些爭議不再是你死我活的了。
中正紀念堂，每天依然有很多人前來觀光。
衛兵換崗，是這裡最具吸引力的一個儀式。
有時候也會成這樣，做一個活動，老蔣就被花里胡哨地包圍了。
這裡有各個時代、不同的詩人作家，寫出的對這個世道，對自己生活的字句。
路過總統府，看到路邊出現這樣的景象。
我竟有一種欣慰感。這些顯然是統派或紅派的活動。這裡的政權容許這類活動，包括台灣共產黨的活動。路過市民也以平常心待之。甚至都不需要警察，特警，保安來維持秩序——順便說一下，在台灣半個月里，似乎從未見過軍、警人員，城管、稽查、稅務一類制服人員也沒見到過。
主辦這一類活動，安全又寂寞。
去立法院看他們開會，剛好遇上頭天是台灣實行憲政六十九週年紀念日。這一天是全國法定假日。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民國政府在風雨飄搖之中行憲，有點像滿清末年方寸大亂之時想起立憲一樣？ 不过，今天看來，也算是亡羊補牢了。
立法院議場，相當於北京人民大會堂。像個八十年代的高校禮堂是不是？
今天的議題是交通方面的，大約不是爭議很大的話題，沒有打架，也沒有對罵。很多記者找地方打盹去了。
台灣有一類人，是一直存在的。那就是一批有識見有風骨有情懷的獨立知識分子。他們一直維繫并延續著一種寶貴的士人精神。胡適先生在那一大批民國知識分子中，是我最心儀的一位。
為了解父親的一段歷史，去台灣中央研究院，向中國近代軍史及軍醫史的方面的專家張力研究員、游鑑明研究員討教。結束后去了胡適紀念館和胡適公園——先生離世后，長眠在那裡。
林語堂先生也是我非常喜愛的文人。
錢穆先生故居。
林語堂和錢穆的故居，包括後來遊覽的齊東詩社，都是年久失修、人去樓空了，後來有關機構幾乎要推到另做它用。時任台北市文化局長的龍應台女士極盡努力，終於將它們保護下來。
這座掩映在綠樹深處的小樓房，是蔣介石最後的棲身之處。
下面是有關兩個墓園的故事。
一個是"六張犁"公墓。
日本學者橫地剛在《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在臺北市的東南偏東方向有一個叫做六張犁的丘陵。在這裏可以眺望到臺北市的街容。這裏長眠著201名20世紀50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大多數墓碑都已被土掩埋，上面長著竹叢。據說已經有將近四十年的歲月沒有人走近這裏了。"
墓園門口，豎著一塊水泥碑，上面寫著"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穿過公墓牌坊，右側有一塊很大的黑色大理石照壁，頂上橫書"人民忠魂"4個金色大字，兩邊分別鐫有"民主統一走向富強壯志未酬"、"愛國愛鄉改造社會死而後已"，中間刻著一朵碩大的向日葵花。照壁的左側旁邊是臺北市政府2002年立的一塊漢白玉碑，碑文是：
"1950年代在臺灣歷史上留下一道鮮明的傷痕。在這個史稱"白色恐怖時期"的五年間，遷臺不久的國民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對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進行全面檢肅。在當時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的大環境下，人性受到扭曲，程式正義不受重視，以致社會上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特別是不少理想色彩濃厚的年輕知識份子，在"肅清匪諜"的行動中，未經正當審判程式或未有充分證據，即被處決，造成許多家庭暗夜飲泣，整個社會噤若寒蟬。往後近四十年間，臺灣經濟快速成長，教育全面普及，自由民主的思潮成為社會主流，這段埋冤九泉的歷史記憶逐漸破土而出。為了撫平受難者家屬傷痛及平反這段歷史，中央政府在民國八十七年制定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也成立了基金會推動相關工作。而臺北市政府乃配合將當初埋葬受難者遺骸的這塊墓區重建為紀念公園，自民國八十五年開始規劃並匯整受難者家屬意見後，八十八年編制預算，九十一年興建完成。我們希望透過對這些逝去靈魂的悼念，使家屬長達半個世紀的傷痛，得以紓解。我們更希望：在這塊我們深愛的土地上，人性不再扭曲，恐怖不再肆虐，自由得到尊重，人權永獲保障。"
帶領我們去的，是當年一位受難者家屬，她可以講出其中許多碑石下面的故事。其中也有共產黨人。曾有大陸的家屬，在她們的幫助下尋到了親人的骨殖并移回大陸安葬。
戒嚴時期，執掌台灣大權的兩蔣，也有著自己的墓園。由於小蔣的解嚴，得以讓這兩塊墓地在台灣同時並存。
走下神壇的蔣氏父子。
這些偉人塑像我們非常熟悉。蘇俄一母所生的國共兩兄弟，有很多的相似之處。
台灣民主化之後，對兩蔣有過激烈的撥亂反正——特別是對在個人崇拜上走得更遠的老蔣。許多老蔣銅像被拆除銷毀，其中一小部分被民間出資保護起來，讓它成為一段歷史。那種你死我活直至掘墓毀尸的對抗結束了。
這是高雄市一座巨型老蔣銅像，已經大卸八塊準備回爐，被桃園大溪兩蔣文化園努力尋回，但已經不可完整恢復。這樣的複原，也是一種象征。
我下榻的旅館，在鬧市區黃金地段信義路。繁華的大街背後，就是普通百姓的最日常的日子。
很像大陸小縣城的街市是吧？常常有攤點擺放到路上。
按台灣的人均收入，這裡的物價要比大陸便宜。
下面要說說兩個監獄。
一個是令台灣思想政治界與異議分子刻骨銘心的景美"警備總部"軍法處暨看守所。我們熟悉的李敖，柏楊，陳映真等人都在這裡待過。
這裡審理過著名的雷震案、江南案和美麗島案。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人就是在這裏，作為施明德、林義雄、黃信介、呂秀蓮、陳菊等人的辯護律師出庭。"美麗島大審"讓這批律師曝得大名，從此走上政壇。
關於這裡，余少鐳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以"叛乱罪"（或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民主人士，几乎是所有独裁政权的惯用伎俩。但通过"军事法庭"来审判持不同政见的平民，则是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独门秘笈。它最恶劣之处，便在于过程不受法律约束，受难者往往被超期羁押，而且大多是秘密审理，记者想拍个电视画面都不成。
刑讯室
罐头一样的牢笼。
重犯的脚镣。
當年被誤判并關押了12年的陳欽生先生向我們講述那些個恐怖的歲月。他站在這間重刑犯監號門前，拉動那根粗鐵栓，發出刺耳的聲音。他說，當年在夜深時，聽到這種聲音，心裡便會抽搐，接著就傳來鐵鐐在地上摩擦的嘩嘩聲。大家知道，又有人要拉出去槍斃了。
"美麗島"大審判。是專制與民主的最後一次大較量。從此之後，暴力與血腥漸漸退場。
在石刻的受難者名單上，陳先生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陳先生已經退休，他現在的主業，是一名人權園區的義務講解員，台灣那邊叫做"志工"。
高墻的縫隙間，一隻隻鋼筋扭成的飛鳥。
離台北兩百公里，還有另一座監獄。是今天依然在運行的監獄。
我是從台灣作家楊渡先生的文章中知道它的。
楊渡兄在文章中說：我剛接任文化總會秘書長，便建議會長馬英九，與其坐困愁城，不如宣佈由"文建會"撥預算，請文化團體進行藝術下鄉活動，進入偏鄉學校、弱勢群體、監獄工廠，讓人文藝術與民間分享，讓平時無緣藝術的社會底層，有機會分享到藝術的美好。 就這樣，優人神鼓申請到計畫經費，到了彰化，去彰化監獄進行藝術下鄉活動。公益團體進入監獄教藝術，例如陶藝、繪畫、音樂是有過的，但表演藝術團體進入監獄，這是第一次。 沒有人知道，他們會撞擊出什麼樣的火花。 三年後，彰化監獄邀請我去參觀鼓舞打擊樂團的表演，那是優人努力的成果。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如果監獄，變成藝術學校》，對此讚歎不已。
圖為志工葉先生與準時在門口迎候我們的監獄教誨師。
由服刑人員（台灣叫受刑人，或學員）演出的優人神鼓竟然走出高墻，為社會公演。
監獄最高長官——典獄長洪先生給我們介紹學員們的生活，工作，學習，心理，藝術培育及刑滿就業等各類情況。這裡生產的花燈，工藝品，蕎麥掛麵……產值已經相當高了，一些服刑人員甚至成為養家糊口的主力。
服刑人員做的一些工藝品。他們很多人在裡面讀書，繪畫，習書法。不定期辦一些展覽。
寢室。和多年前的景美看守所大不一樣了。
監獄企業生產的暢銷產品： 蕎麥掛麵。
這裡有一個以彈撥樂器為主的樂團。名叫"工尺譜樂團"
他們使用的樂譜，就是古老的工尺譜。這是如今大陸連專業人士都沒幾個認識的記譜方式。我想只有這種特殊地方，才能讓這些完全沒有音樂基礎的人們，靜心學懂這樣的樂譜。
我把我上面的那些想法，給這些特殊鼓手們說了。我向他們致敬，就像向那些優秀的藝術家致敬一樣。
這就是楊渡兄數年前在文章中提到的彰化監獄的"優人神鼓"。
百度上說：優人神鼓是臺灣一個表演藝術團體，前身為優劇場，1988年由創辦人劉若瑀於木柵老泉山創立；1993年黃志群加入擔任擊鼓指導，成為優人神鼓。優人神鼓以"先學靜坐，再教擊鼓"為原則，揉合果托夫斯基（en:Jerzy Grotowski）身體訓練、東方傳統武術、擊鼓、太極導引、民間戲曲、技藝、宗教科儀、靜坐等元素，創立了一套獨特的表演形式"當代肢體訓練法"
沒有在現場聽過的人，極難感受到那種撼人心魄的魅力。不可想象的是，這些曾是人性喪失，意志萎靡，文化缺失的年輕人，會奏出這樣恢弘激越抑揚頓挫的鼓曲。他們幾乎都與音樂無緣，我問洪先生，他們服刑之前，受過音樂教育嗎？洪先生說，要是他們受過音樂教育，就不會犯罪了。
一首五六分鐘的鼓曲，各種不同音色音高的大鼓小鼓，一場下來，數以萬計的鼓點，輕重緩急一拍不差完成演奏，是一件神諭之事。他們的教誨師說，確實很難，打鼓之前，要練打坐，修養心性，再練打拳，訓練肌力，再才開始練鼓，一日數小時，一曲數百遍，真是一次脫胎換骨重塑心性的過程。
優人神鼓藝術的創始人劉若瑀、黃志群夫婦，親自入監給這些年輕人做藝術培訓。他們付出了怎樣的努力，這也是我們不可想象的。
我把我上面的那些想法，給這些特殊鼓手們說了。我向他們致敬，就像向那些優秀的藝術家致敬一樣。
這些精壯強幹的鼓手，常常會外出參加演出。那些製作花燈的學員，常常使用鋼筋鐵條各種工具。我很自然地想到，他們會不會逃跑？會不會利用那些"武器"作出不當之事？我委婉地問典獄長，如果有這一類事情發生，會不會對他們作出刑訊動作？洪先生說不會，哪怕他們對監管人員動手，也不能還手的。又笑笑說，現在新聞界對這一塊監督很緊，有一點事情，就會沸沸揚揚讓獄方下不了臺。
接受中廣電台採訪，話題是我在台灣出版的新書《迷冬》。
就在錄製要開始的時候，主持人胡忠信先生收到了 一條消息。台版《迷冬》獲得2016年《亞洲周刊》十大小說獎，排名第一。這是2016年給我的最後一份禮物。
緊接著，南方家園出版社請我給一批《迷冬》簽名。我希望有更多的台灣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能過讀到這本書，就像我在此书的序言的题目《记住，并永远不再踏入那一片疯狂之海》
给台湾读者留下我的谢意与期待。
旅臺期間，有許多的重逢與邂逅。
"陆生"，也就是大陆在台湾的留学生。同文同种，他们少了很多欧美留学生的文化语言之隔膜。
數年前，在維也納。嘉明兄是我家的常客。如今他是我的東道主了。
男人之間，如有刻骨銘心的往事。一句話，也能勾出兩眶熱淚。
一路上，都有朋友陪同去吃这些苍蝇小馆子。这一家有马英九来进餐的照片。
許許多多這樣溫暖的燈火，招徠你進去會一個陌生的友人。
台湾作家杨渡夫妇和他们的一双儿女在一家台湾小店请吃。作家、资深媒体人陈浩先生与翻译家邓嘉宛作陪。
邓嘉宛小姐带来了她早已购买的港版及英文版《如焉》和新出的台版《迷冬》让我签名。
又一位與我同歲的。高先生是我們遊覽中正紀念堂的志工講解員。在台灣，很多這個年紀的人，都是在幼年與父母親人一道來到台灣的。
蜚聲華語文學世界的學者型作家龍應台女士。辭去文化部長后，她又回復自由自在的平民身，終於可以用更多的時間探望照顧遠在屏東的九十老母親了。除外，寫作，講學，民間文化公益活動，成為她的日常生活。
于我來說，她更像一位失散在台灣的一個小妹。1949的大江大海之中，載著她的那條小船在波濤中隨風而去了。
吃完飯，從小店出來，散步回家。
台灣的許多朋友，似乎都沒有私家車，或不常開私家車。大家都步行，或坐公交，捷運（地鐵）
周渝先生是我們在台期間往來最多的，如同街坊鄰里或少年密友，一有空便相聚。太太喜歡他的字，他便興致勃勃地給寫了好幾幅。
在我們離開台灣的當天，周渝兄硬是插空請我們吃了一頓大名鼎鼎的鼎泰豐。這家台北生意最好的館子，離我們的旅館一箭之遙，但是看著每天人山人海地排著大隊，又一次次打消了去吃的念頭。為了一了我們的心願，周渝兄提前排隊，等我們忙完直接去享口福。
離開台灣的前幾天，乘高鐵去桃園，看望多年老友、現在中央大學任教的王力堅教授。在出站口接上我們，他就徑自將我們帶往海邊。
大海對岸就是一衣帶水的大陸。
我看見海邊許多的碉堡。那都是五十年代建的。當年，一邊要反攻大陸，一邊要解放台灣。
那場血戰終於沒有到來。半個世紀前的碉堡，已經變得像礁石一樣滄桑，那射擊孔中終於沒有噴出仇殺的火舌。
是的，這樣絢麗的晚霞……
這樣寧靜的萬古江河……
這樣璀璨的燈火……
這樣碧玉般的溫潤透明的夜空……
我們不需要對抗與戰爭。
再見，台灣。我漂移的故鄉。
再見，台灣。一樣的面孔，一樣的語言，讓我們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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