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沉默的暴行

滕彪

難以置信的真相

　　四支電警棍開始電擊我，我感到所擊之處，五臟六腑、渾身肌肉像自顧躲避似的在皮下急速跳躲。我痛苦的滿地打滾，當王姓頭目開始電擊我的生殖器時，我向他求饒過。我的求饒換來的是一片大笑和更加瘋狂的折磨。⋯⋯「你丫的不是說共產黨用酷刑嗎，這回讓你丫的全見識一遍。對法輪功酷刑折磨，不錯，一點都不假，我們對付你的這十二套就從法輪功那兒練過來的，實話給你說，爺我也不怕你再寫，你能活著出去的可能性沒有啦！把你弄死，讓你丫的屍體都找不著。」⋯⋯不知何時，有人在我頭上、臉上撒了尿。三支電警棍開始電擊我，我毫無尊嚴地滿地打滾。十幾分鐘後，我渾身痙攣抖動得無法停下來。⋯⋯接著，我被架著跪在地上，他們用牙籤捅我的生殖器。我至今無法用語言述清當時無助的痛苦與絕望。在那裡，人類的語言，人類的感情沒有了絲毫力量。

　　這是高智晟律師在他的《黑夜、黑頭套、黑幫綁架》所描述自己所受酷刑的一個片段。此前他對法輪功學員所遭受迫害的情況作了大量的調查，並以致中共領導人公開信的方式公佈於世。他是最早、也最勇敢地揭露中共當局迫害法輪功的少數幾人之一。說實話，我幾次沒有讀完就放棄，幾次想要接著讀卻不敢。我多麼希望那不是真的，但那的確是真的。人承受苦難的能力是有限的，正如T·S·艾略特所說，「人類無法承受太多的真實」。

　　為了報復法輪功，為了讓他們放棄信仰，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和折磨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從中共最高黨魁的指令，到下面執行者的「寧左勿右」、「兇殘比賽」，十五年來，法輪功學員遭遇了一場巨大的人權災難。「六一○」和其他工作人員打死法輪功學員，不會受到法律追究，這成了一條不明文的規則。而對法輪功學員進行任意綁架和關押，更不會受到什麼約束和處罰。這一正在進行的反人類暴行，完全出自政府的命令、策劃和指揮。據明慧網統計，從一九九九年七月到二○一六年九月，共有四千零三十名法輪功學員慘遭迫害致死，被害者平均年齡五十四歲，東北三省和河北省迫害致死的法輪功信眾都超過四百五十人。從大量不忍卒讀的虐殺細節來看，完全可以和奧斯威辛相比。二○○七年，加拿大前亞太國務卿、資深國會議員大衛·喬高和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兩人進行獨立調查，結論是「曾經發生，且至今仍然繼續存在，對非自願的法輪功學員進行大量器官摘取」，並以「這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形容；且從取得的證據顯示，這種器官摘取在中國許多省份都在同時發生著。

　　沉默是助紂為虐

　　我不打算在這裡重新描述法輪功學員所受到的慘絕人寰的折磨，在這個互聯網時代，想找到這些信息易如反掌。但比這些屠殺、暴行和酷刑細節讓我更震驚的，卻是世人可怕的沉默！

　　在中國，人們對法輪功問題閉口不談，好像完全沒有存在過一樣。在互聯網上搜索不到法輪功的任何消息，在微博、微信上，幾乎沒有這個話題的任何討論。記者絕不會花一秒鐘去考慮採寫關於法輪功的新聞，無論綁架一百人還是弄死一百人，知識份子和作家不會以此題材進行寫作，學者絕不會去做相關的學術研究。絕大多數律師對法輪功案件避之唯恐不及，有些自稱的「死磕律師」也拒絕代理法輪功案件。甚至一些民主人士、異議人士、人權工作者也從不提及法輪功問題，好像這不是一個和人權有關的問題。

　　在國外，情況也好不了多少。主流媒體不願意報道法輪功的新聞；政客不談、作家不寫、學者不研究，甚至相當多的人權機構也不願意談及法輪功。他們不知道真相？

　　問題也許不是無法知道，而是人們不想知道。一九九九年全中國展開對法輪功的瘋狂鎮壓，開啟全部宣傳機器、輿論機器，對法輪功進行大批判和妖魔化：自焚、得病不吃藥、圍攻中南海等等。在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幾乎到了人人過關的程度。我記得當年我在北大讀博士，每人都要寫一份對法輪功的書面認識交上去。我、許志永和另一位北大博士還被安排參加一個座談會，北京很多所高校和文藝界人士都有代表參加，坐在我前排的正是姜昆。整個會場只有我和許志永批評政府的做法違反法治，但沒有人搭茬兒。

　　即使中國的GFW（Great Firewall of China，意指中共的網絡封鎖）對法輪功信息進行了最嚴密的封鎖，但法輪功組織發明了使用方便的各種翻牆軟件，會翻牆的人不可能接觸不到這些信息。審查網絡的網管員們會被告知「法輪功、李洪志、活摘器官」是敏感詞，律師們會被告知法輪功案件是敏感案件。其實不用這些告知，人們「自然」會知道這是言論禁區。根據「沉默的螺旋」理論，每個人都有一種類似「第六感」的「准統計器官」（quasi-statistical organ），不用民意測驗，人們也能知道什麼是壓倒性的主流民意。人們害怕被孤立，而且不需要做什麼專門的調查就自然知道哪些言論、哪些行為會被孤立。不可說的敏感話題，包括天安門屠殺、西藏自焚、新疆維族的人權狀況、高官腐敗等等，而法輪功是所有話題當中最不可說的、所有禁區中最不可碰的高壓線。人們知道高智晟、力虹、王永航、劉如平的遭遇，人們知道自己的某位同學或鄰居因為修煉法輪功一次又一次被綁架或不明不白地在洗腦班死去；人們知道若為法輪功說句公道話，就可能會辦不成護照、丟工作，甚至被勞教、失蹤。人們知道，最明智、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不看、不聽、不說」。

　　那些觸目驚心地存在、卻被明目張膽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實，英文裡把它叫「房間裡的大象」。澤魯巴維爾（Eviatar Zerubavel）在《房間裡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認》中把它解釋為「我們知道，但是我們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該知道」的事。這類似奧維爾在「一九八四」裡所說的「雙重思想」。人們清楚地知道，某些事情是不應該知道的。人們記住某些事情，目的是為了徹底遺忘。人們看到解放軍在廣場上殺人，但人們必須告訴自己沒有看到；人們在私下清晰地記住這個畫面，為的是在公共場合徹底地將它遺忘。人們完全知道法輪功是中共當局不想讓人們知道的事情，無論什麼方面；所以人們清楚地知道自己「不知道」關於法輪功的一切。人們「不說，不看，而且不問，此後，再不好奇。」

　　面對真相需要勇氣

　　人們知道，談論法輪功本身就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二○○七年我在代理王博案時，就深刻體會到那種恐怖。法庭內外，空氣裡瀰漫著敵意和恐怖。開庭後我被四個法警抬著扔到石家莊法院大門外，街上戒備森嚴，死一般寂靜。這種恐怖氣氛，明顯比代理其他人權案件時要強烈。可以想像當我們在互聯網上公佈精心研究的辯護詞《憲法至上、信仰無罪》時，當局的震驚和惱怒。辯護詞徹底否定了當局迫害法輪功的合法性、揭露了當局粗暴踐踏宗教信仰自由的罪行。

　　對法輪功的迫害是常人難以想像的。這些酷刑的細節和施惡者的兇殘邪惡，太恐怖、太超越人類底線以致常常被認為是不真實的。「真的嗎？」「這可能嗎？」人們的第一反應是充滿懷疑。對早期蘇共罪行的報告被斥為是「里加謠言」，對納粹屠殺的早期披露被說成是猶太人的歇斯底里。「這可能嗎？」是很多人的第一反應。這正是可怕的地方：最應該被人類正視的、最殘酷的真實，聽起來卻不像是真的。

　　直接面對真相需要勇氣。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寫了一本關於揭露法輪功被迫害真相的書名為《大屠殺（The Slaughter）》，資深記者諾丁·格爾（Jay Nordlinger）在為此書寫的書評中承認，因為事實太過可怕，讀起來非常艱難，「我承認我跳過了一些章節，也不忍看一些照片。」我至今仍記得，在讀到高智晟公開信時所產生的不安、沮喪、驚恐和企圖否認。

　　這正是人性掙扎的關鍵時刻。正如面對奧斯威辛。奧斯威辛讓人們不安，讓人們的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思維和情感受到劇烈衝擊。為了心理上的安慰，人們更願意把這類事件當成人類文明或歷史常規的一個例外，一個可以忽略的低概率事件。只有把它們排除在思考之外、排除在現實之外，人們才感覺到踏實，周遭的事物才可以把握和理解，生活才可以心安理得地繼續下去。

　　但總得有人正視這些，正視這些極端的邪惡和極端的苦難。不要說這並非人類文明的偶然分叉，就算是，也是人類必須面對、必須重視和反思的嚴肅事件。經受了心理或情感的巨大震盪，我們的心靈會變得更加強大。這些邪惡和苦難不會因你的無視而不存在，恰恰相反，人們的無視是作惡者日益囂張的條件。

　　有時候需要的只是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或者對周圍事物的一點反思或好奇。有個朋友跟我講過這樣一件事：他大學畢業要從山東去廣東找工作，但是工作單位要求他開具「沒有犯罪記錄、沒有修煉法輪功證明」（辦護照、找工作等往往要求開具這樣一份證明，我本人也開過。）他從沒聽說過法輪功是怎麼回事，更不明白為什麼要證明自己沒有修煉法輪功。於是就「翻牆」搜索，然後，他就覺悟了。

　　說出真相即是抗爭

　　但公開說出真相，這一看似簡單的道德要求，卻並非易事。不但要冒著遭遇有權力者鎮壓的風險，而且將面臨周遭「沉默的大多數」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巨大壓力。說出真相會讓邪惡大白於天下，會傷害一些人的切身利益；說出真相會彰顯沉默者的不道德，會打亂人們希望維持的安全、甜蜜的生活節奏和心理想像。人們喜歡心靈雞湯、催眠曲和春節晚會，不喜歡血淚、恐懼和死亡，但越是在這種環境下，說出真相越可貴，越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和人性意義。在沉默流行的地方，在專制和謊言橫行的時代，說出真相不但是反抗的開始，而且是反抗的核心。

　　包容是宗教情懷的要素

　　某些宗教信徒具有一種信仰的自我優越感，不願意承認其他信仰的平等地位；有些無神論者具有智識上的自我優越感，覺得信教者不夠聰明。法輪功學員被當作敵人、邪教徒、病人、瘋子、被洗腦之人、不可理喻之人，這種看法可以減輕行惡者的心理壓力，或者減輕沉默者的道德責任。有人更把責任推給法輪功受害者自身，這和把天安門屠殺的責任推給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一樣，是顛倒因果。

　　法輪功學員雖然很善良，但也不無缺點，我曾向他們當面提出過批評，有些學員有不容批評的傾向，這也許和所處的極端環境有關，但這是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同時，他們自己是宗教不寬容的巨大受害者，因此應該以更寬容的態度去對待批評者。此外，法輪功學員所辦的媒體的專業水準有待加強，有時把時事新聞、教義和一些傳言同爐冶之，顯得不夠嚴肅。雖然有時候傳遞信息風險很高，或者為了保護有關當事人只能採用匿名或者化名，但仍需仔細確認，避免任何誇大的描述，以免傷及媒體自身的權威性。我曾直率地向他們指出，法輪功學員受到的迫害和所受到的國際關注完全不成比例，他們必須考慮改進媒體的策略及加強專業性。

　　但是，這些完全不構成對法輪功所受迫害保持沉默的正當理由。我接觸的法輪功學員都非常友善、堅定、熱愛生活，即使是飽受迫害也心無仇恨。不過這不是問題的核心。就算對罪犯、「壞人」，這種大規模的任意羈押、羞辱、酷刑、摘取器官，也明顯跌破了人類文明的底線。文明並不體現在如何對待「好人」，而是體現在如何對待所謂的「壞人」、「異端」、「瘋子」、「脫軌者」。

　　在沉默中爆發或是死亡

　　談到中國，人們看得見的、津津樂道的，是金碧輝煌的摩天大樓、鼓起來的錢包、高速公路、奧運金牌、孔子學院。但還有一些事實對於理解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歷史和社會更加重要，卻因為太過血腥恐怖、太讓人們心理不舒服而被有意無意地掩藏，或遺忘，包括西藏、新疆、法輪功、黑監獄和六四屠殺等等。江澤民、周永康和六一○機構的反人類罪行當然是迫害法輪功的罪魁禍首，但世人的沉默，這可恥的共謀，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無論如何，沒有數以億計的人參與到這「沉默的共謀」之中，法輪功問題不可能成為全世界範圍內幾乎是最大的「房間裡的大象」。

　　威塞爾（Elie Wiesel）說奧斯維辛「不僅是一個政治事實，而且是一個文化事實」，是「非理性的蔑視與仇恨的頂點」。對法輪功的迫害同樣如此。納粹的大屠殺真相已經大白於人世，作惡者已經受到懲處，人類對此進行可貴的反省。而中世紀的異端裁判所和納粹時期的集中營在今日中國仍然橫行，法輪功所遭受的迫害還在繼續，作惡者仍逍遙法外而且繼續施暴，人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知而不言的沉默、冷漠，仍在成為暴行的共謀！這沉默和冷漠必將被歷史所記錄，人類也正在為此付出代價。讓我們再次發出馬丁·路德·金的警告：「我們看到真相卻一言不發之時，便是我們走向死亡之日。」

——《争鸣》杂志2016年十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