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改良才是有效阻止社會發生激進變革的最佳通道。
118年前的今天，由於百日維新失敗，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康廣仁、劉光第、林旭、楊銳、楊深秀被處死於北京菜市口，史稱「戊戌六君子」。戊戌六君子年齡：譚嗣同34歲，康廣仁32歲，林旭24歲，楊深秀50歲，楊銳42歲，劉光第40歲。譚嗣同被押往刑場的路上，被憤怒的人群罵做洋奴，用雞蛋砸。
通讀清朝歷史的時候，也有史學家對這段歷史並沒有濃墨重彩地做過多的描寫。放在歷史的時間軸裏面去看，在戊戌變法之前，由於清朝內部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對外作戰毫無建樹，屢屢受辱。已經有相當的清朝高層官員積極於為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努力，做大清朝的GDP，同時造洋槍，造洋炮，買軍艦。
在這些積極建設社會的清朝高級政府官員之中，雖然有人在國外的探訪之中，也意識到了國外政治制度的一定優越性，但是他們基於生存的政治智慧，在國內的時候一直避免提起這方面的制約因素。
這時，一些體制外知識分子基於對大清國羸弱不堪的現狀，出於憤懣，於是乎聯合了體制內健康力量，包括光緒皇帝，發起了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運動。
毫無疑問的是，要推動政治變革，必須要有足夠的政治力量。即便體制內健康力量擁有光緒陵皇帝作為後盾，但也並不具有充足的社會資源，足以扭轉局勢。在當時的情況下，唯有擁有足夠的武裝力量是決定政治話語權的重要因素。為此，當社會改良的政治運動推動不下去的時候，這些知識分子想到了聯合體制內的武裝力量來推動變革的進行。在當時接受西方軍事訓練的人群之中，相當多的人也吸收了國外的先進經驗，擁有極強的政治變革意識。他們甚至想出了自認為非常聰明的一招，聯合當時新軍的統帥袁世凱，希望借助在小鎮練兵的袁世凱帶領新軍，將阻止政治改革的慈禧太后一舉拿下，從而正大光明的打倒反對政治改良變革的舊官僚階層。
不幸的是，基於政治計算，袁世凱並不認為社會改良力量能夠真正地一統天下，對於慈禧太后來說，這個皇朝依然是她一手掌握之中，區區新軍貌似強大，但畢竟不能扭轉整個中國的局勢。於是他做出了另外的一個選擇，將這群人圖謀發動武裝政變的消息透露給了慈禧太后，也讓慈禧太后從容地有了機會，將這些政治改良運動的人一舉拿下。
在慈禧太后明確表態以後，轟轟烈烈的政治改良運動，一夜之間幾乎銷聲匿跡，所有的體制內健康力量，轉眼間不見了蹤影。那些積極參與推動社會改良的底層知識分子，成為了慈禧太后祭旗的道具，六人被正法，史稱戊戌六君子。
相反，那些懷有激進推動社會變革的知識分子，正在積蓄他們的力量，並沒有冒出水面。直到認同社會需要激進改革的行動家陸續出現的時候，整個中國歷史，最終開始逐步地被改寫。
很不幸的是，當後人看待這段歷史的時候，得出的結論往往是，如果社會不能進行良性的社會變革，那麼激進的革命力量就會佔到上風。
表達這些觀念的人似乎也忽略了，改良派知識分子當時也想到了依靠武裝力量來推動政治變革的決心。他們和革命黨唯一的不同是，他們希望借助體制內健康力量，用最低成本聯合武裝力量，而激進派的行動家通過自身的行動，積累起來足以震懾政治集團的對抗力量。
時至今日，依然有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借紀念戊戌六君子就義的事件，來表達統治階層似乎仍然不知道社會改良才是有效阻止社會發生激進變革的最佳通道。這些當代的知識分子始終迴避的是，當年的社會改良家其實已經變成了激進革命黨。
戊戌變法留給當時的清朝人，和我們後來人的啟示是，在政治變革的道路上，從來沒有任何簡單的低成本的捷徑。
通讀清朝歷史的時候，也有史學家對這段歷史並沒有濃墨重彩地做過多的描寫。放在歷史的時間軸裏面去看，在戊戌變法之前，由於清朝內部的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對外作戰毫無建樹，屢屢受辱。已經有相當的清朝高層官員積極於為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努力，做大清朝的GDP，同時造洋槍，造洋炮，買軍艦。
在這些積極建設社會的清朝高級政府官員之中，雖然有人在國外的探訪之中，也意識到了國外政治制度的一定優越性，但是他們基於生存的政治智慧，在國內的時候一直避免提起這方面的制約因素。
這時，一些體制外知識分子基於對大清國羸弱不堪的現狀，出於憤懣，於是乎聯合了體制內健康力量，包括光緒皇帝，發起了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運動。
毫無疑問的是，要推動政治變革，必須要有足夠的政治力量。即便體制內健康力量擁有光緒陵皇帝作為後盾，但也並不具有充足的社會資源，足以扭轉局勢。在當時的情況下，唯有擁有足夠的武裝力量是決定政治話語權的重要因素。為此，當社會改良的政治運動推動不下去的時候，這些知識分子想到了聯合體制內的武裝力量來推動變革的進行。在當時接受西方軍事訓練的人群之中，相當多的人也吸收了國外的先進經驗，擁有極強的政治變革意識。他們甚至想出了自認為非常聰明的一招，聯合當時新軍的統帥袁世凱，希望借助在小鎮練兵的袁世凱帶領新軍，將阻止政治改革的慈禧太后一舉拿下，從而正大光明的打倒反對政治改良變革的舊官僚階層。
不幸的是，基於政治計算，袁世凱並不認為社會改良力量能夠真正地一統天下，對於慈禧太后來說，這個皇朝依然是她一手掌握之中，區區新軍貌似強大，但畢竟不能扭轉整個中國的局勢。於是他做出了另外的一個選擇，將這群人圖謀發動武裝政變的消息透露給了慈禧太后，也讓慈禧太后從容地有了機會，將這些政治改良運動的人一舉拿下。
在慈禧太后明確表態以後，轟轟烈烈的政治改良運動，一夜之間幾乎銷聲匿跡，所有的體制內健康力量，轉眼間不見了蹤影。那些積極參與推動社會改良的底層知識分子，成為了慈禧太后祭旗的道具，六人被正法，史稱戊戌六君子。
相反，那些懷有激進推動社會變革的知識分子，正在積蓄他們的力量，並沒有冒出水面。直到認同社會需要激進改革的行動家陸續出現的時候，整個中國歷史，最終開始逐步地被改寫。
很不幸的是，當後人看待這段歷史的時候，得出的結論往往是，如果社會不能進行良性的社會變革，那麼激進的革命力量就會佔到上風。
表達這些觀念的人似乎也忽略了，改良派知識分子當時也想到了依靠武裝力量來推動政治變革的決心。他們和革命黨唯一的不同是，他們希望借助體制內健康力量，用最低成本聯合武裝力量，而激進派的行動家通過自身的行動，積累起來足以震懾政治集團的對抗力量。
時至今日，依然有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借紀念戊戌六君子就義的事件，來表達統治階層似乎仍然不知道社會改良才是有效阻止社會發生激進變革的最佳通道。這些當代的知識分子始終迴避的是，當年的社會改良家其實已經變成了激進革命黨。
戊戌變法留給當時的清朝人，和我們後來人的啟示是，在政治變革的道路上，從來沒有任何簡單的低成本的捷徑。
——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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