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寻求“动乱”救济的维稳体制

图：周永康在法庭上受审。

建立在六四镇压基础上的维稳体制，蜕变成制造动乱牟利的怪兽，其头子也成为中南海的心腹大患，这与中共靠到处树敌维系统治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乃彻头彻尾的政治异化。

防止社会动乱是中共维稳体制建立的由头，然而，庞大而严密的维稳体系，却没能阻止中国社会的动乱发生，尤其中共十八大以来，整个社会以维稳为名的大规模镇压层出不穷，但社会却没有显现任何止稳迹象，相反还日益陷入高度紧张而行将爆裂状态。导致如此严峻时局，固然有体制性维稳制造社会矛盾、激化官民冲突之因，但维稳主体急需动乱来救济的深切社会制度性根由，更是值得特别挖掘探究。

维稳经费与群体性事件比翼齐飞

比较一下中国近年来维稳经费增长数与社会群体性事件爆发量，会清楚看到双方居然成正比例增长关系，即维稳经费逐年增长而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

据2011年3月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报告，称当年中国投入到警察系统、国家安全系统，民兵以及法院和监狱等"公共安全"即维稳领域的预算为6244亿人民币，这一数字比2010年增加了21.5%，且超出中国2010年公开的军费预算6011亿元人民币。2013年财政部提交给全国人大的报告中，中国的国防预算将增至7200亿人民币，相当于1157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了10.7%。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公共安全、武警、法院、监狱和其它对内安全机构的维稳总开支将会增长8.7%，达到7960亿人民币（约合1235亿美元）。从这些日益增长的数据来看，对内的公共安全维稳形势极为严峻。

与增长的经费相应的是社会群体性事件飙升。据媒体披露有关部门多年来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8709起，1995年发生群体性事件1万起。1995和1996年增长速度在10%左右，1997至2004年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5%。1999年发生群体性事件3.2万起，2003年发生群体性事件5.85万起，参与人数300多万人次，比2002年分别上升14.4%和6.6%，2004年发生群体性事件7.4万起，2005年发生群体性事件8.7万起，2006年约9万起，2007年超过8万起，2008年9万起，2009年突破10万起。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说2010年是2006年的两倍约18万起，国务院参事牛文元先生说2011年每天500起全年约18.25万起。另据2013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披露："中国环境群体性事件多发，个人暴力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每年以30%的速度上升。"

虽然近年来中国当局已不再公布每年的群体性事件，但从环境群体性事件每年30%的飙升可以预测到中国现在年群体性事件应该突破20万起了。

从维稳经费与群体性事件双双高企比翼齐飞的表面来看，很容易得出中国社会矛盾激化，不稳定因素激增，当局维稳不得不加强的结论，然而，透过这个表面，会发现其中隐藏极其违背常理的诡异因素，让人不禁要问：为什么维稳经费如此高增，而社会稳定却日趋严峻？为什么这两者多年来一直成正比关系而不是成反比关系？

维稳体制为何需要"动乱"救济

从维稳经费与社会群体性事件成正比增长的数据来看，动乱（增加）决定着维稳（加强），却没有显示维稳（加强）反作用动乱（减少），这是违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的，从而揭示维稳与动乱存在深层的依赖甚至颠倒的因果关系。由此人们有理由相信维稳体制自身就在制造动乱，维持并强化动乱，即维稳不是动乱之果，而恰恰成了动乱之因。

对此，现实中诸多事实也作出了明证：如四川国保就对一被从成都接回老家控制的维权人士说：你有种就作点大事，搞点有轰动的事，否则我们弄你都没劲。而广东国保索性公开对一民主维权人士说：你最好拿起枪来干，我们镇压你好有成就感，这样小打小闹（指聚会、抗议等）没意思。还有的地方警察不时提醒异议维权人士：要经常做些事。更有一些上访维权者被不时告知应该前往北京了。由此显见这些维稳部门的人员在苦心孤诣制造一些"不稳定"，急切期待出些"大事情"。透过这些事实，可以看出维稳体制对动乱的依赖，因而维稳具有制造、推动"动乱"的动力。其原因如下：

首先，那些直接承担社会"维稳"的部门只有每年有更多需要做的事才能不断向上面要求增加编制，增加经费，扩充队伍，壮大本部门势力，进而加重直接掌握本部门权力者在整个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份量，当然也可以方便培植安排"自己的"人员。所以社会"动乱"的存在及不断"加大"是参与维稳部门向政府要权、要人、要经费的依据，因此需要有不断增加的"动乱"，不断恶化的形势来提供理由，实在没有就虚构、夸大以达到让权力不敢轻视及离不开自身而顺应自己需求之目的。在这种需要下，参与维稳的部门自然需要那些被其视为不稳定分子"经常做些事"，甚至做些有轰动性的大事。

其次，参与"维稳"部门工作的个人需要建功立业，需要通过与动乱的斗争来显示自己的立场与对权力的忠诚，需要平息一些所谓"动乱"来充实自己的工作总结，丰富自己的工作履历，铺设自己的晋升之路，染红自己的翎戴。于是这些努力发现"动乱"是他们的本职，而苦心平息"动乱"是他们的业绩。如此，"动乱"自然成为他们的需要。

再次，直接从"动乱"中获利。后极权社会产生一个很滑稽的现象，那些专门捍卫政权的情治部门与工作对象——"不稳定分子"在不断建立起互利的关系。近年来，每到敏感时期，许多地方的情治部门就会以"维稳"的名义由几名工作人员（有的甚至常常是携家带口地）陪工作对象到全国各地风景名胜地旅游。为了维持这种特殊的工作消费，因此有情治人员主动要求工作对象要"做些事"，否则他们不好向上面要经费。之所以能够如此，对那些情治人员而言，他们心中非常清楚自己的工作对象并不是所谓的"动乱分子"，但为了工作及利益，他们需要这么些可以对上面保工作、保经费、保编制、保福利、保消费的"动乱人士"。

寻求"动乱"救济的维稳势力

中共当局1989年对反腐爱国民主运动屠杀后所建立起来的维稳体制，已经成为持续制造中国动乱的肇因。而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各种乱象与危局，如能从维稳体制制造"动乱"以自救的角度才会更好理解。

中共十八大后随着对周永康"维稳沙皇"的法办，以政法系为代表的维稳势力面临在权力架构中的轻重甚至去留问题。为了让新当权者形成对维稳的依赖而延续过往维稳老路，进而保全维稳势力及其权利，维稳派努力让社会陷入危机与动乱，就成为必然选项。于是各种激化社会矛盾的疯狂抓捕，激化群体事件的强征强拆与各种侵权名目，激起民族痛苦记忆的回归文革潮，等等，简直是民间哪根神经最痛就挑那根，使中国置身风雨飘摇中，以期达成维系过往维稳模式的目的。

同时，十八大以来掀起的反腐狂潮，使寄生于维稳体制的权贵集团极为恐慌，为了尽快扼制反腐延续，维稳势力努力激化社会矛盾，挑起各种动乱，置权力于危机中，以期促使新当权者不得不放弃反腐而转向维稳保权。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多年来"动乱"日炽，危局深陷，尤其十八大来各种乱象丛生，诡异莫测，其中原委正是维稳体制及其代表势力的刻意为之。因此，中国要想走出动乱困局，就首先得结束罪恶的维稳体制，开启一个真正的法治、民主时代。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