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淇昆：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3）

作者刘淇昆

今日中国，对八国联军的肆意诬蔑俯首皆是，这里略举数端。

最能挑起民族主义激愤的，是外国人淫辱中国妇女。不管中国妇女如何被本国的权贵、兵痞或匪徒凌辱，国人可以漠视；但一旦失身给"鬼子"，则是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

国内一个广泛流传的八国联军的罪行是："同治帝的岳父崇绮的妻、妾、女、媳，老少十人被几十名联军官兵公开奸污后，被迫自尽"。这是以讹传讹。八国联军入京时，崇绮远走保定。他的妻子派尔佳氏性情极其刚烈，决定全家自杀殉国。她命人在后院挖了两个深坑，然后集合全家人，分开男女，"入坑生瘗"（即活埋）。崇绮的一个儿子（葆初）、四个孙子（廉定、廉客、廉密、廉宏）都勇于一跃，甘死不辞。全家十三口，除留下一个曾孙外，阖门"殉国"[1]。崇绮在保定闻到家人死讯后，这位对义和团"信仰尤笃"、力主废光绪的"大阿哥党"也上吊了。至于外国联军，这些"殉国者"连影子都沒见到。

"八国联军入侵时，不少妇女因为担心受辱，跳井或投河自尽"；这种流言激起过无数国人的愤慨。中国妇女在兵连禍结之时担心受辱并不奇怪，本国的兵匪对妇女的肆意凌辱给了她们足够的教训。她们对外国联军不了解，想象之中，"鬼子兵"的恶行自然比本国军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当时确有妇女为怕受辱而投水或悬梁自尽，但究属个别事例。《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八国联军"行至穆家庄及天齐庙地方……该处妇女多有惊怕投河者，洋人辄救起，曰'勿警怕，不伤汝等。'盖洋人探知穆家庄、天齐庙地方，多系回教人居住，并无人入拳匪党者，故不肯扰害。"[2] 这里，联军不是妇女的淫辱者，而是妇女生命的拯救者。（可悲的是，联军善待穆家庄民众，反而给穆家庄带来了灾难。义和团以穆家庄"与洋人通气……意欲剿洗净尽"，"拳匪千余人，将穆家庄围住。远则用洋枪轰击，近则用刀剑残杀，该处居民无敢抵御，被焚者数十家"[3]）

再看看清宫中一些年轻宫女所遭遇的不幸。八国联军破京之日，一些宮女觉得留在宫中危险，为安全计，她们逃出皇宮（作为后人我们知道，其实皇宮当时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些宮女"走出安定门，遇溃兵被刼，多散失"[4] 。宮女为了逃避她们想象中的危险，却掉进了真正的火坑。

八国联军进京后，有一家满族人，"一家七口，以为国破家亡，无法生活，遂全家自缢。适有外国人进院，用刺刀把绳割断，尸体放下，有两人刚上吊，所以又活过來"；其中一人是这家的女主人。联军士兵救了上吊的中国人。自己的同胞会伸出援手吗？中国人的反应是："大家不但不敢进此院，且所有邻居，到夜间都不敢在大门外经过"[5]。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八国联军对妇女的態度，折射了西方文化中对女性的尊重。联军对俘获的女性拳匪，处置方法和对男拳匪不同。联军在天津的临时政府（俗称"都统衙门"）在经过审判后，公开处决过数十名拳匪，但均为男性。联军曾经俘获过两名义和团女首领，她们被捕之后被关押在都统衙门。临时政府委员会（临时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经过专门讨论，决定將她们送往上海，交给那里的天主教会收容、看管。1901年4月此二人被交给上海圣约翰教会，安置在徐家汇孤儿院。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天津临时政府一直向上海教会提供她们的生活费。如此折腾，显然是为了避免在灭洋灭教的重災区天津，有血海深仇的教民对拳匪首領可能施加的報复。在联军撤走、政权移交之际，临时政府不能不將她们交还给中国政府，遂请上海教会將这两名女团民交给上海地方当局[6]（但教会实际上有庇护她们、不交当局的权利）。这种种安排，难道不是联军对两名义和团女首领的照顾、保护？名噪一时的"黄莲圣母"林黑儿以及三仙姑是"七天不梳头，砍去洋人头，七天不裹脚，天下洋人杀尽了"的"红灯照"首领。她们被八国联军俘虏后，一度也关押在都统衙门；后来此二人竟不知所终。关于她们的下落有种种传说，如隐居在乡下、去了国外等。可以肯定的是，洋人沒有杀她们。《拳乱纪闻》有下述记载："红灯会首仙姑二名，已由津地洋官购缐拿获，传言此二女子原系侯家后妓女，均不过二十余岁，按西例妇女向不加戮，大约此二女虽必监禁甚久，然不至有性命之忧。"如果落到清政府手里，她们的下场恐怕和拳匪首领曹福田的沒有两样——凌迟处死。

八国联军进京之后，"联军司令部下令军队抢劫三日"。此谎言之离奇，世所罕见。抢劫竟然由司令部下令；士兵若不服从命令去抢劫，是否要受军法处置呀？有论者称，在《瓦德西拳乱笔记》中，这位联军总司令承认了此事。此为谬传。在瓦氏的《拳乱笔记》中，有"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会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的字样；不过这不是瓦氏的陈述，而是该书的印行者在书中加的「旁批」[7]。

联军的随军牧师、英国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掠夺财物在军营都是禁止的行为，可是这种行为很快变得越来越普遍了，致使不得不在八国联军当中下达一份禁令，禁止所有士兵，无论来自哪个国家，都不得进入当地居民家中抢夺财物。作为宪兵司令的洛上尉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一个团里已经有15名士兵因为违背这条禁令而被逮捕。军官们正在想办法，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来减少抢掠行为的发生，并且希望把这些罪行的伤害降到最低。"[8]"美界（美军管辖区 -- 引者注）还出布告，不许其他国家的士兵在下午六点后进入美界。若美国士兵擅入民宅，百姓可以将其捆送巡捕房，赏银元一百。若士兵持枪，百姓不敢捆绑，可以悄悄尾随，另外派人去举报。举报者不会说外语也无妨，只需竖起两个指头，当局就会派人来抓。"[9] 联军在搜捕拳匪时，因进入民居搜查武器，引起居民的抗议。美军总指挥查菲将军于是下令，放弃这种入屋搜查武器的行动[10]。还有一招用来惩治洋兵抢劫："美兵官出示，如有洋兵入人宅舍，可以煤油和燕支水，洒其衣服，即可识认严惩"[11]。

事实上，八国联军破京之日，兵荒马乱之中，大肆抢刧的首先是清兵和拳匪，这样的历史记载数不胜数，如"福祥（甘軍統領董福祥 -- 引者注）走彰仪门，纵兵大掠而西"（《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二）；"二十二日（公历8月16日，即聯軍破京的次日-- 引者注），晋军甫饱颺（饱颺：饱掠而去 -- 引者注），武卫军又至，土匪为之鄉导，挨户倾筐倒篋，殷实之家，无一倖免"（《 缘督廬日记鈔》）；"此次出京，危险已极，沿途居民铺户，均被溃兵以随驾为名，其时驾尚未出，纷纷西行，抢刦至室室皆空"（《拳乱纪闻》）。"陈亷访所统各军，掳掠尤甚，据云联军未入城时，京城业已掳掠一空。陈统各军將所掳大小煙土，堆积如盐包，每斤仅售数百文，貂套一袭仅售银二两"（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事杂记》）。北京的流氓地痞也趁时而动："京都失陷，城内外居民，纷纷逃避，土棍贫民，群起抢掠，王公府第，及民宅鋪面庙宇，多被焚抢"[12]。趁乱哄抢、浑水摸鱼的还有大量的普通市民。八国联军士兵也参与了抢劫。"联军抵京所获者甚微，蓋金银重宝已为董福祥之兵所刦夺，刻下能取之物，不过皮货及古玩而已，金砖金條，则从未见过。"[13]

《庚子使舘被围记》中记述了作者亲眼目睹的一场对当铺的抢刧，颇具典型性。这场抢劫的始作俑者是联军士兵："法国兵数人及印度安南兵数人"；由于遭到当铺的武装反抗，两个路过的俄国哥萨克兵也加入其中。紧随联军士兵入屋行刧的一群中国人，"有执屠刀者，有执铁棍者，均北京之流氓"；他们比联军士兵危险得多。那些联军士兵主要对黄金有兴趣，而在当铺中他们没有找到；"法人安南人印度人亦出，各人背上背负一包"，走掉了。真正大规模、彻底的抢劫（或许用"洗劫"更恰当）來自中国人；首饰、古玩玉器、名人字画、皮衣、繡货、绸缎等固然势在必得，日用百货、平常物品也不放过。除紧随联军士兵入内的本地流氓外，在当铺"前面站滿数百赤膊之人，汗流遍地，以候进来之机会。 其中并有年老之妇人"。这几百人等在当铺门外，是因为有一个哥萨克兵持枪守门。当外国兵走掉，"外面鵠候之众，遂一拥而进，如一群猎狗，并有妇女小孩，皆闻当铺被抢之消息，来此发财者。一见哥萨克人走开，即争前抢入，唯恐落后，相挤相打，似稍迟即被人抢完者。既入内，嘈杂愈甚，皆拚命抢夺，一切不顾矣。有呼叱之声，有呻吟之声，亡命之兇徒，与懦弱之百姓相杂，手执屠刀铁尺，见有人阻其路，即肆意击之。有抢物未得而受重伤者，有被挤倒地者，纷乱之狀，不堪入目。"

以上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英国人，在八国联军入京时，对一家当铺被洗劫的描述；再看看中国人自己的记载。"提起抢掠的情形来，真是梦想不到，所有的买卖，都已被抢，无一幸存，最特别的是当铺及米粮店。各当铺门口扔着的衣服，都是山堆大垛，因当铺中房屋深而黑暗，抢的人多，谁也不能挑拣，背出一捆来，一看不是绸缎或皮衣，就都扔在门口回去另抢。各米粮店门口，洒掉的粮食，都成了堤坡，因装入布袋者很少，多数都是用筐篮裝走，所以有此现象。最特别的是抢酒店，因各种店舖都抢完，只余酒店也就抢了，有用盆壶灌的，有用桶担的，洒的滿街酒香，远闻十里……过了几天，滿街都是卖衣服的。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两件两截大衫。两截大衫者，乃上身是夏布或细白布，下身是罗或纱。"[14]

正是中国人这种铺天盖地、席卷一切的抢掠，给了联军士兵抢劫的借口和某种良心的安慰：如果我们不把一些财物据为己有，留下来也会被中国人自己一抢而光[15]。

华人甚至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抢到了八国联军的头上。瓦德西曾向德国皇帝报告："无数华人对于本国同胞，尤其是无人留守之房屋，加以抢劫，并出售其赃物。当其我们步兵大队出征保定，离去营舍之时，因该队营舍之面积甚大，防守较疏之故，竟被华人所抢掠。"[16]

可能出于这个经验教训，瓦德西在与中方谈判代表庆親王、李鸿章会见时，建议华人为了保全财产，最好不要离家出走："瓦帅云：'居民在京者，其产业或可保全。此间华民，偷窃他人物件者甚多……居民有财产者，不宜它往。如北省一带，能从此安静，吾心更喜。'"[17]

为了"北省一带，能从此安静"，八国联军大力整顿治安。他们在北京分区而治，"皆试办军巡及警察，以禁止掳掠"[18]。有时人写的"西江月"为证：

贫者倏然而富，富者家产一空。数日抢掠不消停，日本出示纔定。

仍有不遵彰法，照旧抢掳肆行。日本捉拿问分明，立刻明正典刑。[19]

联军入京之初，民众的抢劫普遍、猖獗到什么程度呢？有清一代，旗人（滿族人）是统治种族，终生享有朝廷提供的免费钱粮。八国联军入京后，旗人的特殊供应中断了。何以为生呢？"北城住户，多是旗人，旗人的生活，都是靠着每月的钱粮，他们从去年夏天（指庚子年夏天-- 引者注），就沒有得到钱粮，旗人如此，汉人也是很难生活，洋兵进城时，虽然大家抢了不少，但已经吃花了半年了，也快完上来了"[20]。北京贫穷的旗人和汉人，靠着京城失陷时抢劫来的财物，居然可以"吃花了半年"尚有剩余。在人类发"国难财"的历史上，北京人可谓佼佼者。

放弃发家致富的可能、來中国"普度众生"的外国传教士，也被国人诬蔑在八国联军进京时抢劫。国人指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Bishop Favier）曾经出布告，容许天主教徒在8月18日（西什库）教堂解围后八天之内抢夺生活必需品。价值不满白银50两的，无需上缴；超过50两的，要负责偿还，或交教堂处理。樊主教为此特地在《纽约时报》发表声明：所谓容许抢夺生活必需品，根本无其事。因为当时店铺无人料理，无法购买物品，他准许教民在经过认真的登记后，拿走所需物品，而事后根据纪录都付了款[21]。

八国联军滥杀平民百姓，也是国人对联军的诬指。实际上，庚子战争中联军避免伤害无辜。比如，8月13日联军兵临北京城下，"以巨木为架，升大炮于其上，向京城中陆续开放……计连开十三炮，某国提督恐多伤民命，殊垂上天好生之德，竭力劝阻，始已。"[22] 攻打一个国家重兵防守的首都，因为"垂上天好生之德"，只开了十三砲就停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慈悲心怀。这位将军不会不知道，他的这种仁慈可能会增加自己军队的伤亡。美军没有参加攻打大沽炮台的军事行动，但是美国军舰"莫诺卡西号" 收容了37名中国妇女和儿童，以躲避战火。战斗结束后，当将这些妇孺送回岸上时，美军发现了一个被弹片击中而失去胳膊的中国百姓。舰长命令將此人和两个联军伤兵一起抬到军舰上，进行手术治疗[23]。再比如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美军和英军清剿大股拳匪的战斗中，一名中国妇女被流弹射中了肘部。联军立即对她进行手术治疗，并将她妥善保护起来。该名妇女既震动，又感激[24]（史料中未说明这个妇女的身份；但是从上下文看，她可能是被拳匪掳掠来的"慰安妇"）。八国联军在华作战，因为酷暑和水土不服，官兵大量病倒，医疗资源极其紧张[25]。在这种情况下，联军对中国人施医救治，尤其难能可贵。

前文提及，庚子战争爆发前，经清廷允许，四百名外国水兵到北京保护各国使舘；这些洋兵被国人称为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6月13日义和团围攻奥国使舘，"先头部队"被迫开枪自卫，用机关枪驱散气势汹汹的拳众。为避免火力杀伤，他们把机枪的准星调高，开枪只为吓退拳匪。拳匪败退后，竟然大肆吹嘘他们有"刀枪不入"的神功[26]。先头部队的不忍杀戮，居然成了拳民吹牛皮、招摇撞骗的本钱。战争正式爆发后，也发生过联军士兵向攻击他们的拳民放空枪，以避免杀戮之事。比如8月4日傍晚，天津"有义和团约百五十人，自外来攻租界……租界内各国练兵放无子枪数排，意欲使之惊退"[27]。

两天之后，清军重兵攻击（为联军占领的）天津。8月6日"將晓，砲声如联珠，枪声如暴雨，中外之兵，皆死亡不少，从来无此恶战也……洋兵或起或伏，其势似难制胜。乃由洋官传知各处，齐將门首白旗拔去，以待中国官军入城。移时，忽闻中国官兵败走，又皆將白旗插上。"[28] 这是怎么回事呢？八国联军入城后，天津居民家家在门口插白旗，表示投降、顺从，是一种保平安的举措。而当清军反扑，联军担心城市有得而复失的危险，于是洋官紧急通知各处，让居民將门口的白旗拔去。这样一旦联军撤退，官军入城之后，不会对投降过外国联军的市民兴师问罪，施加迫害。在战火纷飞、军情危机之时，外国占领军对中国民众的安危竟有如此周到的考虑，是难能可贵的。（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绝不会干八国联军这样的傻事。让清军残害老百姓，不正可以加剧中国军民的对立吗？）

联军的仗义勇为和对生命的珍惜，突出地表现在（清廷正式宣战前）为拯救被义和团屠戮的中国基督徒及其家人，联军的"先头部队"（及使舘其他人员）自发组织抢救队，冒死去北京市区救人，而不顾公使们的反对。美国公使馆卫队长迈耶斯说："……拯救教民的行动会更加煽起仇洋情绪。但当我们看到浑身受烧伤和砍伤的教民不断地逃到使馆区时，我们这些血肉之躯不能不向他们提供帮助，并将其他的教民从恶魔般的拳匪手中解救出来。"[29]

"八国联军焚毁了翰林院"，不仅是国人枉加罪名，而且是倒打一耙，因为作此伤天害理之事的，正是中国人自己。英国公使馆北靠翰林院。躲避在英使舘内的各国外交官和眷属，以及使馆收容的难民，视宏阔的翰林院为天然屏障。"他们觉得，中国人对学养、传统和建筑美的崇尚，会阻止他们以任何手段毁灭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30] 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浪漫想象很快被事实粉碎。6月23日，使馆之战刚刚开始，甘军为火攻使館，一个庭院一个庭院地焚毁了翰林院[31]。

对这样一桩罪责分明的战争罪行，国人竟然还要赖到八国联军头上。这种指责的荒唐之处在于，8月15日联军破京时，这个神聖的殿堂成为一片废墟已经近两个月了。如果说，翰林院是公使馆守卫者（在联军入京之前）放火烧的，则更是匪夷所思；无异于说，使舘人员想找死。实际上，清军纵火之后，使舘人员曾冒死冲入翰林院，设法扑灭大火。

翰林院被毁，大量的古籍文献、稀世珍本化为灰烬。八国联军不仅要为此承担罪责，还被国人诬为将翰林院书籍"抢劫一空"。实际上，英国公使窦纳乐（Macdonald）在翰林院大火熄灭的次日，就通过专线给清廷的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发出急电，通知他们，英方曾试图抢救图书馆，并要求他们出面收拾翰林院残存的书稿；可是中国政府根本不予理睬 [32]。英国外交官和使馆内的中国汉学专家懂得这些书籍的价值，它们不仅属于中国，而且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财富。在被中国军队围困、攻打的生死关头，使馆人员依然竭尽全力抢救翰林院的典籍。"……英国水手志愿兵均已成列，其往外线者亦皆闻信赶来，破墙而至院中……此时火势愈炽，数百年之梁柱爆裂做巨响，似欲倾于相连之使馆中。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无论如何牺牲，此火必须扑灭。又有数十人从英使馆而来……人数既加，二千年之文字遂得救护。"[33] 英国公使把搶救出來的書籍和手稿设法送到了总理各国事物衙门。

国人在庚子战后又是如何对待自己国家珍贵的典籍呢？"翰林院所儲《永乐大典》，百世之珍，亦毁弃流散。乱后，崇文门琉璃厂一带骨董肆、旧货摊，收买此类书物，不知凡幾。萃文书坊买《永乐大典》八巨册，祇京钱一吊而已。"[34]

国人抹黑八国联军、诋毁联军声誉的一个手法，是利用西方人自己对联军一些不实的指责，或者是恶意的攻击。

西方的媒体和社会舆论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从不给当权者歌功颂德，从不赞美、谄媚政府。相反，监督、批评政府是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天职。政府千般好处无人讲，一旦有错绝不饶；"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笔者为写此文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史料。对八国联军在中国的诸多仁政、善举，对联军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把天津改造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本文下一部分將详细论述），笔者主要是从中国人的文章、典籍以及《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中发现的。西方人的著作中很少有对八国联军的赞誉之辞，更没有对八国联军的评功摆好。在西方人眼里，八国联军在中国平息暴乱，人道救援，维持治安，救济贫困，管理市政等等，是联军当局的职责。做这些事情是政府的本份，而不是功绩，因此根本不值一提。西方媒体和公众舆论关注和讨论的，是政府哪些事情做得不好（或不够好）。对八国联军入京之初的抢劫行为，西方媒体和公众舆论大力揭露、深刻自责，鸣鼓而击之。军人的不法行为透过媒体和反对党的放大镜、哈哈镜，难免失真。而对中国人而言，这些报道和评论越是失真、越是离谱，就越符合抹黑八国联军的需要。

西方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多元性：左、中、右齐备，理性与偏见并存。以一个现代的例子为证。对"9.11"恐怖袭击，西方舆论中不仅有谴责，认为美国"咎由自取"的声音也并不弱；更有人竭力宣扬"阴谋论"，说"9.11"恐怖袭击是美国政府自己策划的。西方国家中这种极端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思潮，在一百多年前的庚子战争时期不仅存在，而且在知识界的影响不容小觑（其时馬克思主义正方兴未艾）。这种思潮的一个著名代表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马克·吐温对中国义和团的大力颂扬，对西方传教士和八国联军的肆意诬蔑，是国人抹黑八国联军的无价至宝和重要依据。凡是国人谴责八国联军或外国传教士的（较为正式的）文章，馬克·吐温的话是一定要引用的。

馬克·吐温何许人也？他是彰明昭著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狂热分子，"美国反帝大同盟"（American Anti-Imperialist League）付主席（他担任此职一直到去世）[35]。庚子年间，馬克·吐温对义和团灭洋、灭教的恐怖杀戮和肆意破坏，对清政府杀害外交官、围攻各国使舘的战争罪行，竟然表示无保留的支持。他在庚子年8月12日写给朋友的信中说："现在全中国都站起来了……我希望他们能把外国人都轰走，永远不让他们再回去"。同年11月，马克·吐温在"美国公众教育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说，宣称（庚子之乱）"事情都是外国人闹出来的，只要他们能滚出去，那是多么大的好事"。在演说中他甚至高调宣称："我就是义和团！"[36]这和一个当代的美国人在大庭广众之中狂妄叫囂："我就是本·拉登！"有多大区别？义和团令人髮指的烧杀抢掠暴行，骇人听闻的反文明破坏行径，西方媒体作了广泛的报道，马克·吐温并非无所闻。但是凭着他"反帝"的狂热，凭着他极左的"一根筋"，他可以统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可以就中国事务任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国人斥责八国联军时最爱引用的馬克·吐温的一篇文章，是他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1901年2月号上发表的"给坐在黑暗中的人"（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文章中被国人如获至宝引用的一段文字为：

"美国公理会差会部的梅子明牧师先生已从外地旅行回来，他是去为义和团所造成的损失索取赔偿的。他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强迫中国人赔款。……他已为每一个被害教徒索取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损毁的教徒财产给予全部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这笔钱将用来传播福音。梅子明先生声称：他索取到的赔偿，比天主教所获得的数字是低廉的。天主教除了要钱外，还要用人头抵人头。他们为每一个被害的天主教徒索银五百两。在任丘有六百八十名天主教徒被害，为此，这里的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要求赔偿七十五万串现款（合三十四万两银子）和六百八十个人头。"不要说中国人，就是有正义感的西方人听到对传教士这样的控诉都会义愤填膺。可是，这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和欺骗。谎言的原始制造者是纽约《太阳报》的无良记者，谎言的大力传播者则是馬克·吐温。

前文曾提及："为了解决中国的对外赔款问题，列强驻华公使组织了英、德、比、荷四国组成的'赔款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有关赔款的标准、范围，确定中国对各国政府、社团及个人的赔偿原则"。"赔款委员会" 擬订了《各國索賠章程》，全文如下。

一、失毁物产，果系因去夏拳匪所致者，始可索赔。

二、索赔之款，计有三种：一为各国赔款；二为各行及各西人赔款；三为华人曾经西人雇用者之赔款。

三、所有失毁物产，应开列详细章程，以便索赔。

四、索赔清单，须交呈其本国公使，如事关各国者，则交呈资格最深之公使。各公使既将交呈索赔清单验过，如一切悉按此次定章开列，即送交中国政府索赔，不再另列细单。

五、各物理合索赔者，均须照实价开列。应赔之款，亦许给息。平民以五厘，商家则以七厘行息。息钱未付之前，不得以息生息。至被毁之物，能与以下所列第七款章程相同者，始可给息。息即自被毁之日起算。

六、如各行各西人经带兵官饬令将其所属之货物供给军营以为保守之需者，则其所属之国或兵官必有字据承认，不向中国索赔。被毁物产，须有实证：即按照其本国国律开单，交呈其所属之公使验明，并无可疑之处，始代向中国政府索赔。

七、被毁之物，须将未乱前本有此物之实据，交呈其所属之公使照验。如该公使以为毫无疑窦，即能向中国政府索赔。失主所业何事，以及其平时进款若干，其所失之物亦可按之估价。

八、应赔之款，俱照关平估出。

九、无论何国何人，俱当按照以上所列各章开单，方能索赔。[37]

《辛丑条约》对西方各国索赔的原则、手续和中国赔款的总金额作了严格的规定。无论何国何人，只能按《各國索賠章程》进行索赔。所有的索赔必须提供确凿无疑的损失证据，必须经过各国公使的审核和批准（其时北京外交使团接到各国政府的指令，"要求友好地解决赔偿事宜"）。马克·吐温文章中的美国公理会牧师梅子明（William Scott Ament）"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强迫中国人赔款"，"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天主教传教士的索赔更是骇人听闻，而且"要用人头抵人头"，等等。谎言的无耻程度证明了谎言散布者人格的低下和智力的贫乏。梅子明难道是下凡的神仙，身后跟着十万天兵天将？他凭什么可以任意践踏国际公约，践踏《各國索賠章程》？他凭什么"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强迫中国人赔款"，而且想要多少要多少？如此索赔，豈不天下大乱！根据历史文献《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八国联军的天津临时政府视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私下向民众索赔为非法行为，是要抓捕、审判的（本文第七部分论述天津临时政府的施政时將有详细说明）。

马克·吐温文章中最荒诞不经的谎言是"天主教除了要钱外，还要用人头抵人头"。此谎言到了中国人手里甚至有进一步的发挥，变成了"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梅子明以'用人头抵人头'为口号就杀害了中国无辜农民六百八十人"[38]。基督教新教牧师梅子明指摘的天主教教士的"人头要求"，变成了他本人的大割人头、大肆屠戮。这是国人相当典型的"控诉"八国联军的方式。

庚子之乱中，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被血腥屠杀；遇难人数之多，死亡之惨烈，为近现代史上所仅见。《辛丑条约》规定了"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禍诸臣"，惩办了中央政府中罪恶昭彰的战犯，被判死刑的不过数人而已。前文提及，在灭洋、灭教的重災区山西省，庚子战后教会擬订的"耶稣教受害华人章程"，教会提议仅仅惩办各府的拳匪匪首一人（而在庚子之乱中，山西省一府之内被杀害的教民往往成千上万）。若匪首表示痛改前非，亦能从宽免究。在灭洋、灭教的另一个重災区天津，八国联军的天津临时政府在经过司法审判后，处决过数十名罪恶昭彰的拳匪（均为男性），仅此而已。天津义和团猖獗之时有一个特色，就是女性的广泛参与。年少女子有"红灯照"，已婚妇女有"黑灯照"，寡妇们则组成"沙锅照"。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因为"西例妇女向不加戮"，不管是哪一个"照"的首领，即使被临时政府抓获亦无性命之忧，如声名显赫的林黑儿、三仙姑。那些相信、传播教会要"用人头換人头"的，他自己的人头可换成猪头矣。

马克·吐温在对基督教会进行放肆的攻击和诬蔑后，把矛头指向了美国政府。他公开呼吁："不论是在华活动的传教士们，或者在美国的基督教差会总部，他们的政策和行动都是由他们国家的政府所控制和支配的， 这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基本事实，必须押上审判台接受人民公审并打倒的应当是帝国主义！"[39] 马克·吐温的叫嚣改变不了"一个不容忽略的基本事实"：美国是政、教分离的国度；民主选举产生的美国政府不会干预、更不会"控制和支配"教会事务。被押上历史的道义审判台，"接受人民公审并打倒的应当是"马克·吐温自己。

针对馬克·吐温的诽谤、中伤，美国基督教会要求他"向公众发表公开道歉"。1923年，馬克·吐温的出版人在出版吐温的著作《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k Twain， Europe and Elsewhere》时，不得不删改"给坐在黑暗中的人"，删去吐温文章中有关梅子明牧师和传教士在中国索赔的荒谬章节[40]。

联军在华作战，八国军队的军纪参差不齐，军人操守有别。军纪最好的恰恰是馬克·吐温攻击的美国政府的军队。

在美国的历史记载中，八国联军之战被准确地称为"中国解救远征"。美军在这次解救远征中被誉为"一支非凡之旅"。它的非凡之处首先在于美军在中国的行为准则、规范，与它在（国内的）南北战争中在南方占领区是一致的，即严格执行1863年发布的"军令100：战地美军指令"（General Orders No. 100：Instruc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of Arm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包括严禁劫掠、保护平民。即是说，美军像对待美国人那样对待中国人[41]。

美军进京后驻扎在先农坛；美国将军威尔逊称其为"一个典雅的古老庙宇"。其时正值炎夏，骄阳似火，但美军没有进驻那座规模宏大、浓荫覆盖的庙宇，而是在外面安营扎寨。庙宇中巨大的殿堂留给了刚从使馆营救出來的、饱经苦难的中美两国的病弱者和伤员[42]。

美军管辖区原是京城繁华的商业区，包括被义和团焚烧破坏抢劫最严重的前门一带。美军入城后的当务之急是"清理街道，扩清空间"。于是那一带的居民不无惊讶地看到，美国大兵努力清理街道，聚集散失各处的物品[43]。与此同时美军着手建立秩序，恢复治安。威尔逊将军寻觅到当时最好的翻译，把他所有相关的命令、指令"译成中文并张贴在所有公共场所，以便开业的店主商贩和清廷官员能够不需翻译而自由阅读"[44]。美军司令部不仅要求美军严守纪律，秋毫无犯，而且在管辖区内严格维护治安，严禁任何人的抢掠行径。对抢劫者开枪镇压，包括自己的士兵[45]。"自从命令张贴之后，没有发生任何一次违反纪律的行为。其结果出奇得好"；"中国人开始明白并最终确信，在美国占领区他们不仅有人身安全，而且所有的财産也是安全的。几天以后，街道秩序恢复，市场重新开张，所有阶层的人们返回他们的住宅，仿佛外国军人不存在。"[46] 当时北京居民的日记载："城中美界安堵如故（像原来一样平安无事 -- 引者注），市肆全开，人心静谧"[47]。

前文提及，八国联军在北京"特设汤厨二十处"，向贫民提供免费食物。美军在其管辖区内再额外设立三个"粥厂"，救济穷人。"南城珠市口、太清观、南横街等三处，蒙暂辖美界知府特尔森君送给小米若干石，商请绅董煮放。美兵官在京，善政不可枚举，此举尤足令人生感也。"[48] 特尔森（John Tilson）是美军上尉，任美军与华人之间的联络官。特尔森能够代表美国以"善政不可枚举"的赞誉进入中国近代史文献不是偶然的。除开办粥厂，救济穷人之外，他在美军管界还清理出被遗弃的房子，开设诊所，为妓女进行健康检查。美军的随军医生还在市民中开展了大规模接种疫苗的活动，防止疾病的传播。当北京严寒的冬季来临时，美军管辖区为贫苦无依的人建立庇护所，收容他们，并增设粥厂，广施救济。美军当局采取措施，设法医治中国社会的两个痼疾：赌博被禁止，所有的鸦片烟舘被封闭。由于 "不可枚举"的善政和人道关怀，成千上万的北京居民蜂湧而入美军管区，以至于造成住房的严重短缺[49]。

美军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间都军纪严明。1900年9月12日，查菲将军发布命令：所有在北京以外执行任务的分遣队，必须在军官或士官的统领、指挥之下。所有的军官、士官均需严格命令部属，禁止开枪，除非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如果士兵违反这条军令，軍官有责任將其逮捕。抢劫财物更是严令禁止的[50]。联军指挥部曾收到来自通州的一份报告，指控联军在那里有不法行为。美军总指挥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决定全面调查。调查结果证明：美军在那里的纪律良好，行为规范[51]。对待俘虏美军不会虐待，更不会屠杀，包括对并不享受战俘待遇的拳匪。美军或许会将他们充作劳工，在战后则全部移交给中方（中国政府反而將他们处死）[52]。

1900年10月，联军的"管理北京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City of Peking）成立。委员会下设小组委员会，负责不同领域的工作。美国人参与了两个小组委员会。一个是与德国人一起，负责健康保障、疫病防治、街道的清洁照明、公厕的设立、房屋的分配、医院及中外医生的管理等；在另一个小组委员会则是与英国人合作，负责财政管理、海关营运以及市政开支[53]。

美军严明的军纪也表现在军需采购方面："美国有组织地征收牲畜，支付合理价钱。并且颁布了命令，禁止以其它各种手段获得牛羊肉"[54]。军需采购价钱合理，雇佣劳工亦待遇优厚。联军在天津作战期间，美军给予中国劳工的待遇是，除管饭之外，每天的工资20美分（当时租界内的二等巡捕日薪只有10美分）。为保护中国劳工的人身安全，美军还为他们提供守卫。在从天津向北京进军的途中，用车子为美军运送軍需给养的中国劳工，除管饭外，报酬是价值1美元的黄金[55]。

战争中士兵的劫掠行为是难以禁绝的，尤其是出兵作战帶有对敌国報复的情绪。美军高层采取了各种手段制止抢劫。如果发生劫掠，除在现场镇压之外，美军会将劫掠的物品全部没收，设法归还原主。若物主无法找到，则将物品交给军需部门，通过拍卖让士兵掏钱购买，然后发给士兵凭据以证明占有物品的合法性。美军对士兵拥有的私人物品严格检查，若无凭据，一律没收[56]。拍卖所得的收益存放在美方金库中。美军曾发现大量银锭（价值376300美元）；这些银锭和缴获的其它货币被运到香港和上海的银行，卖给摩根大通的代理人，收益也存放在金库中。在外交和解达成后，美方将所有这些收益都交还给中国政府[57]。清政府恐怕作梦也想不到，战争结束时会來这么一笔横财。

美国公使康格在联军入京一个月之后（9月17日）给国务卿的电报中说："这个城市正在建立良好的秩序，尤其是在美国人和日本人管辖的区域内，中国人正在返回他们的家园，店铺正在开业，等等。"公使舘解围，外交官、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徒获救，社会秩序得以恢复、重建，美国认为"中国解救远征"的任务基本完成了。"美国不支持延长在中国任何地区和任何地点的外国军队的占领，也不支持在京修筑国际据点，而要继续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58]。联军入京后，美军只参加了联军的两次军事行动，均在九月中旬，即在北京西山八大处和天津静海独流镇清剿大股拳匪[59]。据《申报》1900年10月2日报道，美国在十月初即声明退出德国瓦德西元帅所统领的剿伐拳匪的军事行动，"不再与闻战事"。美国大规模从中国撤军也于十月初开始。

美军在华行动直接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关注。美国在华专员罗克西尔（Rockhill）在暴乱平息后，专程赴天津市区及京津一线视察。（1900年）10月1日他给国务卿约翰·海发了一份电报汇报情况："我很高兴能够告诉您，我们军队在这里和别处任何地方的行爲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他们的纪律和良好的耐力受到所有方面的赞许。"所有方面的赞许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中国民众的赞许。据时人记述："美界绅民以归美国暂管以来，地方安谧，刁斗不闻，于是制造万名旗伞匾额等，用鼓吹送至美提督暨兵官等四份，以志感铭。"[60] 鼓乐前导，敬送"万名伞"（或称"万民伞"）及匾额，传统上代表中国民众对地方官治理业绩和为官操守的高度评价。1901年3月，由于美军的大规模撤离，北京一万三千市民联署请愿书，呈交给美军总指挥查菲將军，请求美军留守[61]。这是北京市民挽留美军的一片赤诚，是中国人民给予美军的崇高荣誉。

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是八国联军平息了拳匪清兵的大屠杀、大破坏；是八国联军解救了各国的外交官、传教士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基督徒，同时解救了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北方民众。八国联军不是中国社会秩序、民众和平生活的破坏者；刚好相反，他们是中国社会秩序、民众和平生活的恢复者。联军出兵之前，"地方蹂躏，民生塗炭"[62]。不仅京津地区被破坏得满目疮痍，在灭洋、灭教的恐怖中，"各省风鹤频惊，商务败坏，市尘寥落，居民日夕惴惴，几无安枕之日"[63]。八国联军平息暴乱，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场罕见的浩劫。

（未完待续）

（全文请见作者博客 www.mrliuburnaby.wordpress.com，登录后点击"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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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五

[2]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3] 同上

[4]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5]《齐如山回忆录》 第三章 义和团进京、洋兵进京、作生意时代

[6] 刘海岩:"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天津若干问题考析"

[7]《瓦德西拳乱笔记》，瓦德西1900年10月22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8] 宝复礼:《京津随军记》

[9] 芦笛:《刺刀逼著蓋起來的廁所》

[10] Franz-Stefan Gady:"When Americans Ruled Beijing"（美国人治下的北京）

[11] 叶昌熾:《 缘督廬日记鈔》 

[12]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13] 佐原篤介:《八国联军志》

[14]《齐如山回忆录》 第三章 义和团进京、洋兵进京、作生意时代

[15]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16] 瓦德西1900年11月25日给德国皇帝的报告

[17]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一

[18]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舘被围记》

[19] 洪寿山:《时事志略》，第二十段"日本出告示"

[20]《齐如山回忆录》第四章 学警察、谈考试、往欧洲、助革命、看兵变

[21]《纽约时报》1901年2月10日

[22]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三

[23] 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国与日本》第四卷

[24] James Harrison Wilson:《Under the Old Flag》（旧日旌旗招展）

[25] William C. Harlow:《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国救援远征的后勤保障）

[26] 钱文军:"义和团战争之感叹"

[27] 佐原篤介:《八国联军志》

[28]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29]《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30] Peter Fleming:《The Siege at Peking》（围城北京）

[31] 同上

[32] David Silbey:《The Boxer Rebellion and the Great Game in China》（中国的拳民暴乱）

[33] 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第三章

[34]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事杂记》

[35]《维基百科》"American Anti-Imperialist League" 条目

[36]《互动百科》"馬克·吐温"条目

[37] 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四

[38]《晚清历史现场》第二卷 内忧外患

[39]《北美评论》1901年4月号，马克·吐温: "To My Missionary Critics"

[40]《维基百科》"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条目

[41] William C. Harlow:《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国救援远征的后勤保障）

[42] James Harrison Wilson:《Under the Old Flag》（旧日旌旗招展）

[43] 同上

[44] 同上

[45]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国：古代与今日）

[46] Harrison Wilson:《Under the Old Flag》（旧日旌旗招展）

[47] 叶昌熾:《缘督廬日记鈔》 

[48] 佐原笃介、沤隐 辑:《拳乱纪闻》

[49] Franz-Stefan Gady:"When Americans Ruled Beijing"（美国人治下的北京）

[50] 同上

[51]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国：古代与今日）

[52] William C. Harlow:《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国救援远征的后勤保障）

[53] Franz-Stefan Gady:"When Americans Ruled Beijing"（美国人治下的北京）

[54] Martin Miller:《China: Ancient and Modern》（中国：古代与今日）

[55] William C. Harlow:《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国救援远征的后勤保障）

[56] 同上

[57] 同上

[58] 美国在华专员罗克西尔(Rockhill)1901年11月30日写给美国国务卿约翰•海汇报谈判情况的信

[59] William C. Harlow:《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China Relief Expedition》（中国救援远征的后勤保障）

[60]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

[61] Franz-Stefan Gady:"When Americans Ruled Beijing"（美国人治下的北京）

[62] 清廷上谕，佚名:《西巡迴鑾始末》卷一

[63]《申报》1900年10月2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