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体制内反腐治不了权力割据之症

三年多来的反腐事实上是上层轰轰烈烈，中层冷眼旁观，基层照旧腐贪。在这种情形下，权力割据一如既往，虽个别团伙失去了宗主，但系统团伙基础仍在，只要稍假日期，必又风生水起，蓬勃发展。

反腐剑指权力割据

中共十八大以来，新当权者所掀起的反腐浪潮激起了世人对其动机的诸多猜解，其中反腐就是新贵与异己的旧贵的权斗及反腐就是顺应民心与历史的变革，是有代表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从三年多来的各种反腐事实看，将反腐定性成权斗或变革，似乎都无法全面而客观地反映出这场反腐的实质。

种种迹象显示，在轰轰烈烈的反腐背后，深藏着对中国当下权力运行困局的突围式求解。

中国自从1989年针对那场反腐爱国民主运动的屠杀以来，中共统治集团依靠谎言来维系的纽带已然崩断，以至权力集团统治力急剧裂化，出现系统性全局性的条与块各自为政，独立成王，在全国生发出各种大大小小的类似封建时代不受中央管制的以权力为分割的"藩镇"，形成了人类历史所罕见的"权力割据"局面，使中国陷于被各种权力集团肆意瓜分豆剖、欲取欲夺的绝境。面对这种惨况，新登台的权力集团内个别理想主义者祭出反腐大旗，试图通过反腐来打破权力割据的藩篱，续接断裂的维系权力集团统一的纽带，重造中央权威，即重整朝纲，续延统治。

"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实

中国近年来政治权力运作中的现实状况是常为人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今天从反腐查出一个个团伙来看，这种现实的确是胡温时期的真实描述，且至今仍在当下延续着。因为今年5月在北京发生的雷洋事件，虽媒体披露习近平亲自严厉批示，但政法系至今拖延处理，这就显示着政令依旧难出中南海的现实。

"政令不出中南海"其实是笼而统之的一种说法，其指由中南海名义上的统治集团或最高统治者公开所形成的或批示的那些台面上的政令，无法得到下面落实。

中国大陆各级权力运行分为条与块。条就是各系统、行业、职能的直管上下一线，即由中央直属部委自上而下的一种指挥体制；块就是以地方行政当局统管的某一区域全部的行政行为。中国现实中这些条块在名义上虽隶属中南海管理，但实际却无视中南海政令，而服从于另外某种隐性的力量。

权力割据的实质

从多年来的中国社会现实看，普遍存在条块上的部门或行业决议高于国家政策法规，即各条块自身制订的东西在条块中受到遵行，其权威性要超越于国家政策法规之上，以至形成条块上的直接领导讲话强于部门决议，部门决议强于行业或地区政策条例，行业或地区政策条例强于国家政策法规的上下权威倒置情况。这种情况造成直接领导一言九鼎，下级对上级服从而超越国家政策法规约制的现实。这种现实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权力系统的人身依附，因为听人的重要于听政策法规的。这样就造成权力系统近亲繁衍，各种宗亲门第结网抱团，成为权力运行与传承的信托、纽带与中轴，而编织统领这个网络与集团者被奉为宗主，进而有的被推拥入中央常委，成为最高利益代表。如此一来，各个集团所听命的就是他们的宗主，而不会是摆于台面的中南海政令。这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权力运行模式，本质上类同于封建军阀割据形式下的"权力割据"，即在各种利益纠集与势力消长下形成权力宗派集团，各自为政，各自繁衍，各自封闭，各自成为独立王国，是真正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南海政令传不进。

在这种"权力割据"下，外在形式上虽披着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事实上各系统只听命与受制于主宰自身的宗主。这就形成近年来权力运行系统中的石化系、政法系、军队系、宣传系，山西帮、秘书帮、上海帮，团派、江派等等。这些权力割据下的帮系团伙将宗主的意志与指令置于国家法规与中南海政令之上。如前几年黑龙江农垦系统官僚经常公然说的"我们只听命于隋总统（隋凤富时任农垦总局书记），小涛（胡锦涛）与小宝（温家宝）的话在这不管用"，以及政法系统官僚经常公开叫嚣的"我们就是法律，反对我们就是违法"，由此可见"政令不出中南海"之一斑。在这种权力割据下，胡温成为了摆设，中南海政令只充当外在宣传的幌子而沦为官场嘲讽的对象，就自然成为常态。

这种权力割据的局面，已经深刻反映中国统治集团维系纽带在表面统一下的实质性崩断，形成不同领域与不同地域各种独立王国，权力完全异化成团伙垄断、割据、掳掠的工具，权力的私有性、团伙性、短期性、疯狂性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而腐败成为了团伙效忠互信的凭证。在这种权力割据下，中国从权力系统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方面，出现了种种超乎常理的匪夷所思的腐化堕落怪象与灾难，中国全局性危机正日益深重。面对这种危局，中共十八大碰巧出了习近平、王歧山这种个体意志强而政治权力资源深厚的理想主义铁腕式人物，他们不愿意延续胡温被摆设的命运，于是祭出反腐大旗来试图摧毁权力割据的壁垒，以终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局。

出路在跳出体制自我反腐的设限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虽然轰轰烈烈，但属体制内权力系统自身的反腐，没有引入任何体制外力量，因而不能触及制度性腐败的症结，也就没有脱出历史上封建王权反腐的窠臼，必然具有先天不足，在全面性上无法消除派系，只是暂时禁锁几个宗主，甚至对造成宗派繁殖的直接罪魁都无法追剿，故给人反腐选择性与权斗的印象；在彻底性上无法深入基层，使腐败连根拔起。三年多来的反腐事实上是上层轰轰烈烈，中层冷眼旁观，基层照旧腐贪。在这种情形下，权力割据一如既往，虽个别团伙失去了宗主，但系统团伙基础仍在，只要稍假日期，必又风生水起，蓬勃发展。

由此看来，导致中国今日权力腐化泛滥的外在直接诱因是权力割据，而形成权力割据内在根由则是：一、维系权力集团的价值信仰丧失；二、规制权力集团的法制政令失效；三、监督权力集团的公民权利虚置。所以，要想真正根除权力割据，就必须重建权力集团价值信仰，将信奉权力党有下的私有转化成权为民授下的民有；彰明国家法规政令，将遵行宗主指令转化成遵行国家法度政令；落实公民宪法权利，将选举权、监督权、言论权等等防范公权肆虐的公民权利切实保障起来。即要根除权力割据下的腐败，就得切实落实"权为民赋"、"依宪治国"、"人权至上"。

而要想做到这样，就必须跳出体制自我反腐的设限，转而动员集结全社会力量，借鉴世界反腐成功经验，从落实公民权利入手，到保障宪法实施权威，最终扭转公权私用，达成权力来源于民、受制于民、服务于民的目标。惟其如此，才能根除权力割据之祸，消解权力腐败之困，终结政令不畅之病。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