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言：余英时家族与中国近代史

余英时

在安徽省的安庆市有个叫做潜山的县城，潜山的最北面有个叫做官庄的小镇，与岳西、桐城、舒城三县市相连。官庄地名始于宋代，据《宋史》记载："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屯田、营田、职田、学田、官庄之政令。"清朝《吴振臣宁古塔纪略传》载："清康熙时，宁古塔将军编流人随旗下，设立官庄。"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其时的官庄是行政机构的名称，千百年来这里因为世代读书，为官者众，后人便以官庄为地名沿袭下来。 

旧志中称潜山县古为扬州之域，实为蚩尤族之地，夏商周时期都属扬州，春秋时为皖国，秦时属九江郡，西汉废除秦制，改九江郡为淮南国，一直到西晋仍然是郡治，隋朝废郡置州，后复改为郡治，唐代改称舒州，后屡经反复。 对于潜山何以称"潜山"，潜山教育界前辈光明甫在遗作《释"潜"》一文中曾经认为"潜"字源于《汉书》， 而余英时先生真正学术的起点，也恰恰是从研究汉朝开始。

余氏在官庄镇是大姓，乾隆壬子年（1792年），乡贤余文章建了余氏五世堂支祠堂，格局为"四水归堂"式的徽派建筑，乾隆皇帝亲赐予御笔"五世同堂""七叶衍祥"的牌匾以及圣旨碑刻，余文章便是余英时的先祖。 余氏宗祠名为"德馨庄"，门前有一棵四人合抱的银杏树，乾隆五十五年，当时余文章已经将近九十高龄，膝下有七子，全家一百三十多口人，五世同居，县令见闻奏报朝廷，乾隆乃赏赐"五世同堂"的牌匾，时隔三年又赐"七叶衍祥"四字。 

余文章有一子为余必名，生一子名余辉宣，余辉宣之子余宗谟有一子名余祖圭，余祖圭生一子名余协中，余协中便是余英时的父亲。 余英时乳名小宝，字宝生，号清遗，本名余敦雯，改名英时，乃是取"英雄出时世"之意。 余英时是余家有记载以来的第二十二代。 

余英时一九三零年农历元月出生于天津，乃是破腹产所生，母亲张韵清因为难产去世，张韵清是桐城人，是桐城名士张英、宰相张廷玉的后人，张女士能文擅诗，文学功底深厚，著有《谷香斋诗集》等。 桐城历代文人集《桐旧集》中便收录了张韵清先人的若干诗歌，计九人共五十首，这九人分别是：张氏、张莹、张似谊、张令仪、张润芬、张瑞芝、张玉芝、张爱芝、张熙春。 

有趣的是，张韵清在桐城有一侄女，名为张先琦，后来嫁给了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丁关根。张先琦曾到官庄镇寻找张韵清的坟墓，但是因为抗战期间毁于战祸，遍寻不得，其统战意味，不言自明。九十年代以来，大陆不时透过各种管道传达北京希望余英时回国看看的愿望，一度还派出一个十九人的安徽代表团亲访余英时，动之以乡情，但余就是不为所动，甚至直截了当的表示他没有乡愁，对方只好哑口无言的离去。  

八十多年前，余英时在潜山度过了八年的乡居生活，他所在的村叫做金城村，出生的屋子习惯性的被余协中叫做西山大屋。 余英时来潜山的原因，乃是因为抗战爆发，当时父亲余协中因为忙于四处奔波，便将余英时送回潜山老家寄养，余英时的养母名叫张韵华，七十年代末余英时回国时，还曾经在北京探望养母。

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恰好是中国大陆波谲云诡的历史时期，余英时及其身后的潜山余氏家族的百年变迁，恰恰是中国近代史剧烈变动的缩影，二十世纪上半叶，潜山家族的分化，折射出国共政争中近代史的戏剧性，而余英时本身成长的历程，经历了自抗战之后中国近代史中若干重要转折点，余英时都和这些转折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辛亥士绅余谊密

潜山近代史上第一笔值得书写的人，是士绅余谊密，和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同辈，同属"谊"字辈，是余英时的堂叔，余英时后来还应邀为余谊密的诗文集写序。余谊密又名余咏南，别号疏园，一八七三年出生，原籍江西，明朝初年余氏先祖搬迁到潜山官庄林家冲，世代耕读为业，做官为本，先大父余诲辉曾著《爱日斋诗文集》，曾大父余诲宗早逝，大父余诲放于光绪七年赴考，病逝于南京。 

余英时对余谊密非常崇仰，童年时父亲就向他介绍余谊密的"盛德大业"，抗战时期，余英时避战乱回家乡也曾瞻仰过余谊密的旧居，见过余谊密的书法手迹，曾发出"睹杯土拳石而仰泰山之高"的感慨。在为余谊密的诗文集所撰写的序言中，余英时对余谊密生前身后的不幸遭遇和结局有不平之鸣，他认为史学界应当重新认识并评价余谊密的生平事迹。 

余谊密少年时，五叔余凤溪曾经命题令其作文，余谊密虽年幼，立成百余言，让余凤溪惊叹不已，随即让余谊密从其读书，后来余凤溪屡试不第，于是归乡主讲于宜城、天柱等书院，余谊密曾经随其五叔就读于这些书院，后来余谊密考取了廪膳生员，随后科举拔贡门弟子，余谊密获选，是年晋京朝考补直隶州州判，后来又曾经担任山东抚院吴赞延幕下文案，后来曾经担任单县县令。 

辛亥革命爆发之时，余谊密开始了其在民国正式的官宦生涯，先任潜山县临时议会会长，继而任安徽省临时议院议员，后来先后任怀宁、南陵县知事，后调任芜湖知县，因为芜湖是商埠，清朝时曾经签订租界章程，但是外侨恃强凌弱，经常违章自由购地，以至于纠纷四起，余谊密遍查旧档，绘具地图，撰写租界条例，规定民间买卖易主，必须查明确无私卖外侨事情始准立约，外侨慑服。 

余谊密在怀宁县期间，倪嗣冲攫取安徽省军政大权进驻安庆后，对余谊密颇为赏识，并不因为他曾是柏文蔚的下属而弃之，后来倪嗣冲调他任南陵县知事，任南陵县长期间，余谊密深恶鸦片之祸害，决心禁烟，受到南陵县民的一致好评。 

一九二一年，当时许世英担任安徽省长，许世英和余谊密于一八九七年同期参加朝考，算是"同年"，许世英任命余谊密为淮泗道尹。第二年马联甲代理安徽省长，提拔余谊密任政务厅长兼任芜湖道尹。一九二三年冬，马联甲在安徽民主势力的打击下去职，余谊密第二次辞官回乡。一九二六年春，高世读担任安徽省长，重新启用余谊密担任省政务厅长。这年冬天高世读因病辞去省长职务，去职时推荐余谊密担任代理省长获准。 

当北伐军进逼安徽时，作为安徽省的军政首脑的陈调元和余谊密易帜投诚，归顺于北伐军麾下，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任命陈调元为安徽省长，余谊密任省政务委员会委员，蒋作宾担任省长后，特推余谊密当财政厅长，一九二七年冬，安徽省政府改组，余谊密第三次辞官回乡。 余谊密曾回乡建成"玉成堂"，自撰对联曰："余少日孤贫止志气未堕乃有今日，若后人奋勉要家声丕震方可为人。" 

一九三一年陈调元第三次主政安徽时，江淮大水泛滥，余谊密赶赴上海向国账会许静仁等汇报灾情，行至水灾会门首，被汽车撞伤，后来未能痊愈，行走不便，故而回乡养病，取别号疏园，校编五叔余凤溪的《梓天文韵言》，同时自编《疏园集》六卷。 

本应该安享晚年余谊密，完全可以不问世事，以诗文自娱，但是波涛汹涌的时代还是没能放过他，三十年代初，大别山地区红军活动频繁，余谊密深感忧虑："今日方面军无不带剿匪旗帜，而区区之匪竟任其纵横，如入无人之境……深虑匪势蔓延益广，将至不可收拾。"因此余谊密未雨绸缪，一方面购买枪支弹药，同时冒险回县城组织团防，与其弟余谊寅和次子余觉配合国民党第二十五陆军向红军黄柏根据地进行了三个月的清剿。 

一九三五年除夕，余谊密奉母命回乡过年，红军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得知消息后，派人前去侦查，决定活捉余谊密，参加行动的包括八十二师手枪团的两个分队和特务营的三个连共三百余人。当时余谊密已经听闻红军要来抓捕他，但是他自信官庄修有碉堡，自己又带有一个连的兵力，所以没有在意。 

红军伪装成拜年客，成功骗过了岗哨，顺利将余谊密活捉，同时抓捕了余谊密的儿子余觉和当地的许多地主，第二天国民党二十五路军闻讯前来救援，红军仓促之间做出决定，将余谊密就地枪杀，随后红军转移到舒城，将余的次子余觉和其他地主一并枪杀，余谊密之孙余世铸被家人用七千元赎回。 余谊密的孙子余世培当时也被枪杀，而余世铸虽然被赎回，但不久后即夭亡，当时年仅十二岁。 

余英时在《疏园遗作集存序》中如此感慨："余生也晚，值乱世，已不及见咏南公。平生盛德大业，唯于庭趋时得闻其一二。抗日战事起，余随家人避难返皖西潜山故里，先后逾八年，尝于其间数访公旧居小楼，一楹有林泉之胜，傲然宿儒精舍，不知其为显官别构矣。"又言："公以科第致身通显所至皆有声，而生平事迹流传乡里间者转多在其德业相励之教，苟卿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者于公征之矣！"可见余英时对余谊密的感情，有趣的是，此序末尾日期署中华民国庚申年，可见余英时先生的故国情怀。 

2

革命烈士余大化

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说，余英时及其身后的潜山余氏家族的百年变迁，恰恰是中国近代史剧烈变动的缩影，二十世纪上半叶，潜山家族的分化，折射出国共政争中近代史的戏剧性。余氏家族既有余谊密这样的国民党高官，自然也有余大化这样的共产党烈士。

余大化乃是余谊密的侄子，和余英时属同辈，按照年龄来说，算是余英时的堂哥，余大化的父亲余谊和，和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谊爽）同辈。

余大化生于一八九九年，七岁读私塾，二十岁到安庆，先后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一甲种农校，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安庆当时是安徽新思潮的大本营，陈独秀便是从这里走出，余大化当时阅读各种宣传新思想的书刊，后来五四运动爆发，余大化积极投身其间，余大化当时被选为安庆学生联合会委员，不仅如此，余大化还率众驱除了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两任校长，并迫使当局改派安徽教育界颇有声望的光明甫担任校长。 

余大化积极投身革命，引起了堂叔余谊密的不满，两人曾经为此产生激烈争吵，因此断绝往来，后来曹锟贿选，余大化在安庆参加并领导了"六二学潮"，反对三届省议会议员选举，当时余大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曹锟发布命令，通缉余大化等人。而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安庆当局改变态度，同意余大化等人出国深造余大化到达日本之后，参加了国民党设在东京的左派组织。 有趣的是，今日潜山当地都认为余大化在东京和周恩来有同窗之谊， 但是周恩来留学日本是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五年周恩来已经在广州担任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且在一九二五年领导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 

余大化积极支持"联俄联共"，同时目睹北伐节节胜利，迅速赶回国内，一九二七年二月余大化被派回潜山，组建国民党潜山县临时执行委员会，积极参与北伐，同年三月，余大化和王效亭等人参加了在安庆召开的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蒋介石从南昌来安庆，取缔了国民党左派组织安徽省党部，会议被迫在武汉召开，四一二政变之后，余大化在武汉向共产党提出了入党要求，经过中共安徽省临委王步文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七一五政变之后，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革命宣告失败，安徽省清党运动由此开端，潜山县成立了清党委员会，抓捕共产党员，余大化当时的共产党员身份是保密的，他以国民党县党部常委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潜山代表大会，但县长储乙燃在清党委员会汤志先的支持下，竭力反对大会所做出的减免租税、平均地权等议案，双方矛盾日益激化，后县长储乙燃将余大化、范笑山逮捕，当时地下党组织劫狱，未能成功，为了防止再次劫狱，储乙燃于十二月八日清晨封闭城门，将余大化、范笑山风别杀害于东西辕门。 

韩久胜曾经指出，余谊密在余大化之死问题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韩甚至以《反动官僚余谊密杀害二侄经过》为题撰写文章批判余谊密，韩久胜在文章中指出，当时余大化被捕，因为其和余谊密的关系，储乙燃曾经打电话给余谊密清室如何处置他的侄子余大化，但是韩文明显带有主观臆断的色彩，文中居然出现了"余谊密想起上年他把余大化找到家中，对其参加革命活动的过激行为严加斥责，而余大化慷慨陈词，据理力争，说的他哑口无言后扬长而去的'狂妄'情形，毫不犹豫的表示同意对余大化处以极刑" 这样明显带有政治立场的文字，因此余谊密是否在余大化之死问题上起到恶劣作用，也值得商榷。余仲春在《余谊密和余大化》一文中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就在行刑时，余谊密先生派出的营救信使携电文刚到源潭，可惜晚了一步，谁也无法料到储乙然来了个先斩后奏，突然袭击。" 这显然与韩久胜的说法大相径庭。

余谊密的曾孙余仲春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也曾经指出："曾祖父与余大化烈士之间感情深厚，亲若父子，而大化叔祖父对我的曾祖父余谊密先生也是崇敬有加，余大化之所以对余谊密先生十分尊重，主要是因为他九岁丧父后，余谊密先生尽心尽力将他和他的三个弟弟抚养成人，成家立业，还将他的二弟毓民安排在身边从事秘书工作。这一切也是对某些记述中所言的"叔侄不和"、"断绝关系"等说法的有力驳斥。" 

余仲春更指出，当余大化就义的噩耗传到安庆后，余谊密异常悲痛，多日不思茶饭，分别手书了两幅挽联表达哀思。公祭的挽联上联为："乱世横死者亦多矣，此是也，彼非也；上年一叙话历历分明，奈何知不可而为，岂命焉有定？"下联为："吾家修宏才其难哉，天与之，命夺之；今耗百里传纷纷营救，孰意竟无故已去，只魂兮归来。"家祭的挽联为："龙侄早逝心尤痛，伯父惜才泪更枯！" 但是韩久胜也在文章中录入了这些挽联，但是韩认为余谊密乃是为了逃避潜山人民和余氏家族的抨击和责骂，并且韩久胜使用了诸如"假惺惺"这一类词，认为余谊密妄图推卸杀侄的罪责。 但是韩的说法显然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难以服众。

据余仲春描述，当时余谊密还出资购置棺木，将余大化的遗体送回故里安葬，并对其遗孀、两个幼小的遗子以及毓民、友隆、化民的生活给予多方关照，同时嘱咐自己的仲子竺僧对化民尽力予以帮助，还对在自己身边工作的毓民进行了安抚。由于余大化兄弟四人从小所缺失的父爱在曾祖父这里得到了弥补，所以他们都亲切地称谊密先生为"伯伯"。 

但是韩久胜指出，后来余大化的胞弟余化民参加共产党，组织黄柏暴动，不幸被官庄团练逮捕，当时有人念及其是余谊密的侄子，欲免其一死，余谊密手书官庄团练："社会败类，家庭逆子，杀！" 但是韩久胜这种说法，依然缺乏可靠的依据，基本上属于传闻，带有鲜明的阶级斗争色彩，属于顾颉刚所谓"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与余大化相似的是，烈士余良鳌也颇值得一书，余良鳌生于一八八一年，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但是因为政见被除名，科举废除之后，余良鳌积极参与民主革命，清帝退位之后，余良鳌历经沉浮，最终在萃新小学任教，当时该校有位陈姓同学，其伯父在《新青年》杂志社工作，不断的将《新青年》寄给这个学生，余良鳌读到之后大喜过望，将自己所授课程停下，以《新青年》为教材，向学生灌输科学与民主的理念，但是不久之后余良鳌便因宣扬马列主义被开除。 这位陈姓同学的伯父，极有可能是籍贯安徽的陈独秀或者是高一涵。

被开除之后的余良鳌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组织，与余大化一起投身到国民革命之中，清党之后，余良鳌积极反蒋，后来工农红军潜山独立师建立，蒋介石派大军进山围剿，余良鳌不幸被捕，后被多次严刑拷打，当时的县长崔澍龙下令将其在梅城西门外杀害。 

像余大化、余占鳌这样余氏家族在国民革命与国共政争中牺牲的烈士，还有很多，比如余氏家族江西修水一支，与潜山余氏家族同根同族，便有余垂成、余经邦等诸多烈士，余垂成曾经担任红军第十六军政治部主任，余经邦参加过秋收起义， 这些热血青年在近代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3

北平地下党项子明

余英时曾经在《悼念志天表哥》一文中写道："志天表哥逝世，我个人特别难过，回想抗战以后我们相处的一段日子，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我们一起在纽约相聚的情况，更是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志天一生（整整一生）都献给了国家，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从他女儿汪青那里我知道他最后一年的心理状态。他还是爱国，还是念念不忘为中国同胞谋幸福。他所承受的一切我心里明白。" 

但是余英时对于这位名叫汪志天的表哥，怀念起来却带有诸多的顾虑："我很想写点东西纪念他，但是也怕下笔不慎，产生什么副作用，所以治好暂时不写，将来总有可以写的时候。我曾受志天兄的影响，也关心祖国的事，有生之年，仍当本一己的良知为祖国做点事。志天兄并没有死，他还活在许多人的心中。" 李慎之曾有名言："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放在汪志天的身上，恰如其分，这位后来改名为项子明的共产党员，以自己起起伏伏的人生，践行了李慎之的这句名言。

项子明一九二一年生于安徽桐城范岗镇高黄村汪桥，其祖父汪炘是清末举人，曾任良乡县令，和著名革命党、反清义士吴越交往非常密切，吴越刺杀前夜，还曾经和汪炘一起饮酒。 三叔汪世铭毕业于清华大学，曾经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成为民社党革新派负责人。五叔汪伏生曾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后来曾任蒋纬国汉文老师、行政院救济总署分配厅厅长。其父亲汪心濂，曾任职北洋财政部。 项子明的母亲余助贤，便是余英时的四姑。

项子明在这样的家庭中出生，却天生对革命保持强烈兴趣，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当时十四岁的项子明便跟随着学生队伍参加游行，一九三六年项子明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组长，同时参加了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迫使其抗日之后的学生运动，一九三七年项子明由平津流亡到西安，参加了陕西抗日决死队，后撤退到了甘肃天水，一九三八年辗转到达延安。 

据刘玉柱后来在一二九运动四十五周年的座谈会上回忆，后来与项子明在北大曾经共事的韩天石，当年为了参加一二九运动，韩还曾经被北大开除。韩坦率承认，当时一二九运动并非自发，二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酝酿，当时韩天石还没有入党，但是后来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后来又发起了一二一六运动，风潮比一二九运动更大。 

项子明在延安被选为陕北公学学生会主席，并且在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陕北公学学生总会组织部长，次年项子明随华北联合大学到敌后根据地河北省阜平，被选为华北联大第一届学生会主席，一九四零年任华北联大党委青年委员，在华北地区，项子明积极发展共产党员，一九四五年化名为汪志德，进入北大法律系一年级学习，作地下党学生工作，任北京大学地下党负责人，兼管中法大学和照样大学地下党组织，一九四九年前夕任地下党东城区指挥部负责人。 项子明主管北大地下党时，西南联大迁回北京，原来北京大学的党员陆续转回北大，西南联大的党组织习惯上称为南系，而项子明领导的北大地下党通常被称为北系。 一九四九年以后，项子明曾经担任北京市学校党员训练班，任党委书记，而后任北平市委组织部科长，一九五三年后在北京市委办公室工作，一九五六年担任北京市委办公室主任，随后任北京市委秘书长，文革前夕，项子明一度担任北京市委常委。 

文革开始时，北京市委被揭发出一起震动全国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矛头指向北京市市长彭真，项子明亦受牵连，起因是一九六一年北京市委遵照毛泽东、邓小平的指示，对中央文件进行清理检查，总结经验教训，当时市委指定邓拓主持文件的检查工作，但是邓拓并未直接参与，具体工作由项子明负责，清理检查中央文件在畅春楼进行，文革风暴初起，边有人拿此事做文章，尤其是康生，蓄意捏造材料，而后谢富治主管北京市委，就此事在全市组织大规模的揭发和批判，不仅仅在在畅春楼清理检查中央文件的同志受到迫害，就连曾经到过畅春楼参加过其他会议的人也受到牵连。 

文革之后的项子明，依旧为北大奔忙，一九八三年，项子明担任北大代理党委书记，率团赴美访问，期间积极争取丁石孙担任北大校长，在波士顿时，项子明参加一个物理学家的晚宴，巧遇中学同学杨振宁，杨一眼就认出了项子明。项子明在纽约访问时，当时余英时专门从普林斯顿跑来，刚开始的时候，余英时有一些拘谨，吃午饭的时候项子明对余英时说："你研究中国思想史这么多年，应当去给北大的学生讲讲治学。"余英时答道："就怕给你惹麻烦。"余英时还坚持要带项子明坐一次纽约的地铁，在地铁里余英时告诉同行的袁明，他从小是在项子明家长大的，表兄弟情同手足，后来项子明参加了革命，而他则选择了治学之路，袁明后来回忆起余英时这段话，觉得很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 

余英时八十年代中期曾经写信给项子明，写信推荐一位他的博士车淑珊前往北大，因为车淑珊博士论文写的是杜甫的诗歌，需要前往北大查阅相关资料，希望项子明给予照顾，余英时还托车淑珊带了几本书给项子明，信中还提到当时项子明的女儿汪青已经到达美国，余英时夫妇非常喜欢她，余英时信中还提到大陆最近有不少好消息，很让人振奋。 

项子明在一九八五年查出患上了鼻咽癌，一九八九年又查出患上了结肠癌并且转移到了肝部，当时中国经历了一场空前的风云变幻，余英时先生在这场大变局中挺身而出，而项子明虽然在病重，却依然关心着这场关系到国家前途的风波，风波平息之后，项子明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在临去世之前他不愿意多增加别人的焦虑，总是对别人说："我身体很好，没有问题。"据项子明的爱人颜纯说，项子明没有留下多少的遗言。 （作者为《知识人》丛书主编，著有《王国维与民国政治》、《革命时代的知识人》等，编有《辛亥百年：回顾与反思》等书。本文刊发时注释略去。）

——撰文：周言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网友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