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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义 |
5月13、14兩日，魏京生基金會在華盛頓D.C.召開了"文革50周年反思研討會"。會上我作了兩個發言，合併起來，稍加整理，權作我紀念文革50周年的一點意見。在會上，我環顧左右，發現自己竟然成為會議上年歲最大者，真是感慨不已。"回顧某事50周年"這句話不那麼容易說——人的壽數有限。能清醒地回顧50年前發生的文革更不容易：歲數太小的當年不明世事，太大的現在已經老去，且當年被束縛在"單位"裡，對全局不甚了然。而我，當年剛剛高中畢業，文革中歷見豐富，又恰是19、20、21歲。（有人插話：到底是多少歲？眾哄堂大笑。我解釋道：我所謂的文革，即與中共歷次運動有明顯差別的文革，僅僅是兩年多，跨三個年頭。）我還能回顧文革60周年嗎？最好不作此想，把現在想明白的話趕緊說了，盡到一個親歷者的責任。
兩天的會議，最大心得是：許多圍繞文革的爭議，一是缺乏對歷史的描述性了解，論者多囿於個人境遇；二是同一詞彙，各有所指，其實是名實之辯。我下面整理的發言，盡可能列舉事實，少作闡發。
獨立工會運動的先驅——"全紅總"
八九民運失敗後，我挑着木匠工具箱、背着破被卷走向民間，流浪並秘密寫作。這對我不算太難，本來就是從鄉村、礦山走出來的。於當年底完成一部自傳《歷史的一部分》。寫的都是真話，是可以作為遺言的。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或遲至一九六七年初，北京出現了一個工人組織︰"全紅總"。它的全稱記不清了，大約是"全國紅色造反總團"。這個依托於全國總工會的組織，一開始就毫不含糊地代表工人階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表現出一種獨立意識。雖然這些要求多為經濟要求，但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政治要求的先聲。當這個組織剛剛開始展開全國性活動，共產黨最高當局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宣布"全紅總"為"反動組織"，逮捕了它的領袖，取締了它的組織。這大約是文革之中欽定的第一個"反動組織"。（目前我手頭沒有任何資料可供查閱，在核實之前，"大約"二字暫時保留。）當時群眾組織林立，共產黨為何偏偏視"全紅總"為洪水猛獸而大下殺手呢？——事隔多年，我才理解︰這是由於這個工人組織一開始就脫離了共產黨"群眾鬥爭為上層政治鬥爭（權力鬥爭）所用"的軌道，而表現出反壓迫、反剝削、爭自由的獨立自主傾向。
逃亡到美國後，了解到"全紅總"歷史，證實了我當年的觀察和估計。需要糾正的是，"全紅總"佔領、取代了全國總工會，而不是"依托於全國總工會"，全稱是"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魏京生插話：我知道，是全國總工會裡的造反派搞的。我答話：發起者不是總工會的。"全紅總"46名常委，絕大多數是外省工人。）
"全紅總"成立於1966年11月初，不到一個月發展到18個省級分團。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全國性的自發的工人組織。其宗旨是改革合同工臨時工制度。成立後一個多月，召集北京分團5萬多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然後包圍、進駐勞動部。其浩大聲勢驚動了中共上層，第二天（12月26日）晚，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緊急接见，想了解並加以控制。在這個接見會上，"全红總"的代表們憤怒控訴：現行臨時合同工制度，把幾千萬工人的政治權利完全剝奪了。他們所列舉的十七年來工人們受壓迫、受剝削、受歧視的大量事例，使這些中共大員受到震動，有些人大會堂的招待員被感動得痛哭。
再一日，12月27日進駐全國總工會，完全取代了官辦工會，直到被鎮壓。
這個迅速崛起的工人組織有何進一步設想呢？——預定在運動後期（當時一般估計為1967年底）將"全紅總"辦為獨立於官方工會的常設工會，暫定名為"全國勞動者聯合會"。最樂觀的計劃是1967年5月1日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壞的設想是，如一旦遭到公開鎮壓即轉入地下，在雲、貴、川三省擇地建立基地。
中共高層迅速警覺。元月19日，周恩來辦公室電話通知，稱周不允許有全國性組織，並聲色俱厲地下達指示："地方組織可以奪地方上的權，你們全國性的組織是不是要奪中央的權？中央擬在最近就要下達撤銷全國性組織的文件，希望你們自己主動撤銷，帶頭遵守中央的指示。"
好不容易組織起來的工人們拒不服從，三天後，"全紅總"3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示威。主要口號有："要革命，要造反，要吃飯，要生產！""誓死砸碎一切剝削制度！""全紅總是革命群眾組織！"
遊行示威之後，"全紅總"的總部委員召開緊急會議，看清楚擺在面前的道路只有兩條：一是主動撤掉組織，逃回家鄉尋求安全，但難保當局不會秋後算賬。二是硬頂下去，就要作好坐牢殺頭的準備。這樣幹一下，就是失敗了，也可以喚起廣大工人的覺醒。何去何從，無記名投票，表決結果：55比1。出席會議的56名總部委員中55名選擇堅持下去，選擇撤銷解散的僅有1人。
最後的結局：
全國各地各級"全紅總"負責人大都被捕。總部工人領袖分別被判刑20年（靈魂人物貴州青年工人方圓）、兩人15年、10年、兩人7年、一人5年。
半個世紀過去，再來談全紅總，我們很難指斥他們是"奉旨造反"、"跪着造反"，不是純粹的民主運動。我們也很難說他們不是獨立工會運動的先驅："全紅總"被鎮壓13年之後，1980年，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非共產黨控制的自由工會——波蘭團結工會成立。再經過為時不短的9年鬥爭，推動實現半自由的選舉，結束了波蘭共產黨一黨專政。這個選舉日恰好是中國新一輪民主運動遭到血腥鎮壓的日子：1989年6月4日。
河南大造反派黨言川
"全紅總"主要領袖、貴州臨時工方圓扯旗造反時年僅18歲。河南大造反派黨言川二十出頭，比方圓稍大，但扯旗造反要比"全紅總"早3個月，在《紅旗》雜誌10月社論之前。早這3個月，就更與"跪著造反"少了干係。1966年8月是什麼日子？那是"紅色恐怖萬歲"的"紅八月"！正當北京在權貴紅衛兵制造的大屠殺大恐怖中顫栗時，河南省卻冒出一個震動全省的平民造反派組織——"鄭大聯委"。它的靈魂人物，是鄭州大學中文系學生黨言川。同"全紅總"一樣，這個學生組織，也以難以想像的速度崛起。剛成立13天，1966年9月3日，便發出一份《火急呼籲書》，稱："多少年來，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樣子……尤其是在1958年以來，出現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問題和駭人聽聞的反革命事件，這些事件，必須徹底追查清楚，堅決地把根子挖出來！……"心有靈犀一點通。河南人無須猜測，就明晰所謂"駭人聽聞的反革命事件"即"信陽事件"等慘絕人寰的大規模餓死人慘案。第二天，9 月4日，成立"專揪吳芝圃戰鬥隊"，派人專程去廣州捉拿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大饑荒制造者吳芝圃。再一日，9月5日，"鄭大聯委"策劃組織了"省會各界革命群眾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線煽風點火大會"。參加者有來自全省各大城市的5萬多人。在這個大規模自由集會上，黨言川和他的造反派戰友們毫不含糊地開始追究餓死三分之一百姓的"信陽事件"。黨言川、"鄭大聯委"始終堅持清算大饑謹罪行，大獲人心。也正因此，河南造反派迅速壯大，從少數派變成了多數派，並奠定了河南文革的主軸。有人說，文革時期的中國人整個是瘋的，"造反"二字之前，必須加上一個限制詞，叫"奉旨"造反。什麽造反派，不就是毛澤東的一群狗嗎！真是這樣嗎？請看一看河南。在1966年8月那種紅色恐怖的時刻，河南人民借着"造反有理"的聖旨，趁機造反了！他們清算吳芝圃們，而吳芝圃們背後站的是毛澤東。他們當然就不會有好下場了。幾個月後，軍隊介入，扶植保共派，摧垮造反派，黨言川鋃鐺入獄。軍方鐵腕鎮壓，"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變成了"大鎮壓，大逮捕，大登記，大請罪"。簡而言之，當時全省各監獄中關押的"文革罪"犯約占半數以上。
發言時間有限，黨言川的故事不能多談了。10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比較詳細，題目是《大造反派黨言川——紀念文化大革命爆發40周年》。信陽是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誕生地，也是餓死人最多的地區之一。1960年底，李先念和陶鑄率工作組到信陽調查，五個月後，陶鑄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一百多萬了。"河南全省餓死人的情況也來不及細談了。簡略地說，比如1959年，河南全省糧食產量只有281億斤，吳芝圃們竟上報為702億斤。這顆"衛星"一升天，河南人就只有下地獄！兩個數字往那兒一擺，餓死幾百萬黎民百姓的慘劇已勢難挽回。作家白樺是河南人氏，後來回老家息縣一帶作了些初步調查：息縣639個村莊死絕。鄰近的固始縣，400個村莊死絕。
什麽是文革？什麽是文革前17年？這基本上是由掌握話語權的人們所塑型的。首先是控制一切思想言論的"黨"，以及在文革中受到"衝擊"的幹部（中共官吏），還有慘遭迫害的知識分子、社會名流。在他們眼中，文革確實應該"徹底否定"。此乃經歷所造成，可以理解。我的經歷複雜一些，除了遭受凌辱、毒打，還鼓起勇氣反了一反。除北京，我還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四川、貴州、廣西文革，比蹲監獄、住牛棚的人多了一點見識。上帝讓我當年經見如許，就是要讓我將來作證，特別是為那些沒有話語權的人——那些死去的和卑微的人作證。青年時代，我曾有10年歲月是同農民、工人、流浪漢每日廝混在一起的。這奠定了我終身的感情傾向。我不是民粹主義者，不喜歡農民起義，只是想為他們也說幾句話。據我觀察與思考，文革的核心問題、起因或樞紐，泰半在於"大躍進"時期的人為大饑饉。共產黨上層的分裂、毛劉之間的權爭、民眾對共產黨的仇恨，就是活活餓死了這幾千萬人。在我所到省份，在激烈的文革爭鬥後面，都可以看到大饑荒的悲慘背景，幾乎無一例外。
要講的話很多，今天的時間不夠了，謝謝黃慈平主席給我寬限！
（魏京生插話：今兒下午時間寬裕，你接着說。黃慈平出去接電話去了。）
全國公安大躍進
於是我多講了幾句——
1958年1月1日，毛公開提出"大躍進"。大家都知道這個"大躍進"，但相信太多的人不知道"公安大躍進"。同樣在1958年初，公安部聞風而動，立即制定了《1958年公安工作計劃要點》，要求全國公安機關"努力實現無15元以上的盜竊案，無10元以上損失的火災，無較大群眾性迷信活動，無賭博的'四無'農業合作社和無破壞事故，無百元以上盜竊案、無10元以上火災的機關、企業、學校。"這一迅速實現"人間天國"的宏偉計劃，毛親自審閱後下發。實際上，這是要動用專政工具來保衛"大躍進"順利實行。已經是"夜不閉戶""海內昇平"了，地方公安部門還覺得不夠，甚至提出了"玻璃板"、"水晶石"的口號：要把整個社會搞得像玻璃板、水晶石那樣一塵不染、晶瑩透明。有老公安說，這麼搞，不要說沒有任何犯罪，就是夫妻吵架、婆媳拌嘴都不會有。
為實現共產主義天國，從中央到地方，層層制定捕人計劃，下達捕人指標。"大躍進"嘛！上級將捕人指標下達到下級，下級再層層加碼，捕人指標越來越高。抓了多少人？大躍進期間（從1958年到1960年），三年時間，很多地方捕人數超過建政以來（1949年到1957年）八年之總和。
以安徽省為例：全省1957年逮捕8000多人，而1958年中央下達的捕人指標是4.5萬人，不料安徽省超額完成任務，全年逮捕了10.1萬人。大躍進三年間，共逮捕17.3萬人。被捕者大多是發發牢騷、偷青吃青、瞞產私分、挨餓逃荒。這17.3萬被捕者中，有5萬多人死在關押場所，達總數的將近1/3。
這種政治性突擊抓捕，完全無視任何法律程式。很多被捕、判刑的人，沒有犯罪事實，有的連檔案都沒有，甚至連姓名都沒有。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沒有出過庭，沒有和法官見過面，稀裏糊塗被送到勞改農場。由於沒有檔案，成了勞改農場黑人黑戶。青海省的浩門農場，就有800多個黑人黑戶勞改犯，不知道為什麽把這些人由東南沿海地區送來勞改，不知道每個人判了多少年刑期，他們統統成了無期徒刑犯人，死了也無法通知家屬。（這800個人全部死絕了，我在《歷史的一部分》中寫過。）
被關押的人，遭受刑訊逼供和長期饑餓，造成大量死亡，而當政者卻無動於衷。以青海省民和縣為例，3年中死於縣看守所、拘留所的就有729人。1960年8月，公安部長謝富治來視察，親眼目睹從看守所往外抬死人，一詢問，知道看守所天天都死人，忽然良心發現，對公安局長說：看守所天天死人，你也不采取措施制止，不怕夜裏鬼來找你麻煩嗎？！謝富治已經夠左的了，他也受不了了。謝又囑咐陪同視察的公安廳長楊某：今年青海省計劃捕人指標要和去年（1959年）大體持平，不得超過。謝富治去新疆視察返回來，路過蘭州，又把楊某叫去，說今年青海省捕人指標一定要控制在中央下達的5000人之內，要超過，必須報中央批準。楊某立即向省委書記高某匯報，高某主持省委常委會，認為"今年是誓死保衛大躍進，堅決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關鍵年，捕人不能少。"於是決定全年捕人指標15000人。報告打上去，中央和謝富治都沒有表態，結果全年逮捕了18000多人，是中央5000人指標的3倍多。
幾個匪夷所思的小故事
講完公安大躍進，眾皆沉默不語。我趁機又講了幾個小故事——
故事一：湄潭縣關死饑民事件
貴州湄潭縣我去過，出美女，地靈人傑。1959年9月17 日（中秋節），遵義地委要在這裏召開全專區各縣"捉鬼拿糧"現場會（即反瞞產私分現場會）。屆時地委書記、專員要來，湄潭縣委和綏陽公社為了面子上好看，將滯留鎮裏的遊民，從農村來的饑民、餓漢，到餐館、居民家討飯要飯、"抓拿搶吃的人"，進行了多次清理、遣送。但不夠徹底，到9 月16日（開會前一天）傍晚還抓到48人。綏陽公社黨委某書記，讓將這48人暫時扣押在公社供銷社一間倉庫裏，其中一個瘦個子半夜從倉庫門的鉸鏈縫裏擠出來逃掉了，還剩下47人。現場會開了兩天，自然是很成功。半個月後，這位公社黨委書記這才想起被關押的人，打開倉庫門一看，47人全死在裏面。這一事件震動湄潭，也震動了遵義地委，但消息被嚴密封鎖了。
文革中我到過貴州，有過一些驚心動魄的經歷。清華井岡山（激進造反派）駐貴州聯絡站有幾個人在遵義，都是我的同班同學。當地造反派要造的反就是餓死人，同學們為他們出謀劃策，一起調查整理材料。造反派被鎮壓時，派一輛大卡車裝上大桶汽油，把同學們和秘密整理的大饑荒材料一直送出省界。大躍進期間，遵義究竟餓死了多少人？當年的貴州省糧食廳廳長王民三寫道：我親自計算死亡人數時"大吃一驚，因為1957年末人數是379萬人。兩年人口不增反減70萬！"如此算來，遵義地區餓死人當超過百萬。
故事二：兩個救命生產隊長
1960年4月，青海互助縣紅崖子溝公石郎大隊窩子生產隊馬某就任生產隊長。他的70多歲的老媽媽對他說：你當生產隊長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隊的人都餓死了，你給誰當隊長？當時全隊村150多人已經餓死40多人。馬隊長冒着風險，將生產隊僅有的4400斤糧食偷偷分給社員，還把生產隊4只羊換了800斤蔬菜分給社員。他知道就這點糧食、蔬菜遠遠不夠，遂帶領社員上山挖野菜，餓死人狀況暫時停止。可他的這些"不法"行為很快被上級發現，公安局以"壞分子"罪名將他逮捕，被法院判刑5年。丹麻公社丹麻大隊紅山生產隊隊長戚某，見全隊117人餓死51人，怕全村餓死，帶領尚能走動的7個社員，趁夜偷了大隊幾百斤青稞。來不及磨成粉，連夜煮熟，挨門挨戶送到各家。天還沒亮，被大隊幹部發現，報告了公安局。警察來抓他，沒有餓死還能動彈的村民為他送行．求告說：我們生產隊100多人，現在只剩下50來人，要不是戚隊長給我們分點糧食，恐怕都餓死了。公安同志，我們只要求一件事，你們不能虐待他，不能把他整死，我們還等他回來救我們呢！公安局以"壞分子"罪將戚隊長帶到縣城集訓隊。一個月後，戚元法死在集訓隊。這個生產隊最後只有18個人沒有餓死，幸存下來。
故事三：偷割驢耳朵的少年犯
青海省湟中縣被譽為"青海的糧倉"，也是餓死人最多的縣。1960年春，湟中縣漢東公社元山生產隊每人每天口糧只有2兩（16兩1斤），比四川宜賓農民向我控訴的每日3兩7錢5還要少。14歲的學生李占祥，全家11口餓死7口，就跑到大隊飼養場，偷了兩只小羊羔，回家維持了五天。怕全家死絕，又拿上鐮刀、繩子，再次跑到飼養場。乘飼養員不在，將一頭毛驢的腿和脖子捆上，割了一只驢耳朵。飼養員和大隊幹部順著滴血，找到李家，他正在刮驢耳朵上面的毛，又搜出兩張羊羔皮，人贓俱獲。大隊幹部將他捆上，在他耳朵上穿個洞，掛了割下的驢耳朵，送到公安局。公安局長表揚了這位大隊幹部，以"殺害牲畜罪"將李某逮捕，判處10年徒刑。後來，省委工作組到湟中縣檢查，問為什麽李占祥還不釋放？局長說，李占祥偷大隊羊羔、割驢耳朵，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當時的省委書記王昭聽匯報後說：李占祥家11口人餓死7口，他為了活命不得已才那樣做，再說他還是個孩子，按法律規定也不應該逮捕呀！這樣，李占祥才被釋放回家。回家後知道全家人除他外全餓死了。監獄倒是救他一命。於是帶著幾件破衣服，到新疆去找他叔叔去了。
文革前十七年，可謂暗無天日！
有了機會，為什麽不趁機造反？
幾句結語
有人對文革時期的"四大"甚為不屑，認為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是假民主假自由。完全正確。對這種高論，我是竭誠擁護的。但是，無論在1966還是2006的中國，在這種令人窒息的高壓社會，能說一句話，總比勒住喉嚨要好。當年的老百姓說："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總比"大鎮壓，大逮捕，大登記，大請罪"要好。當然，假如歷史給予我們可能，一開始就舉起"結束中共一黨暴政"的旗幟，那就更好。我所謂"兩個文革"、"人民文革"的提法，不過是提請注意文革中人民反抗暴政之因素，不可跟在人家屁股後鸚鵡學舌式地"徹底否定"。控訴"造反派"暴行我也竭誠擁護，但請不要虛指，最好附上那個"造反派"的組織名稱。這樣一來，人們一查，多半會發現那原是"老紅衛兵"或"保守派"，可作會心一笑。說白了，用最極端的話來講，各地大殺"地富反壞右"的，不都是"老紅衛兵"和"保守派"嗎？時至今日，地富反壞右走資派等等一切"階級敵人"早都"一風吹"了，唯獨"造反派"、"三種人"還在另冊上從未"平反"，絕不"平反"。那是因為，五十年前，在短短數十天、幾個月、至多一兩年時間裡，他們戳到了中共統治集團要害，把他們戳痛了。
統治者的報復已然足夠，我們為何還要把他們踩在腳下繼續踐踏！
2016年5月16日整理於維吉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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