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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带有人形图案的占卜表来自筮法。它发表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Courtesy of Tsinghua University |
本文最初发表于《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纽约时报中文网翻译、发表此文，获得了《纽约书评》的授权。
在北京准备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香港发生了一起小小的戏剧性事件。时间再往前推两年，有几个文物贩子搞到盗墓贼从中国的中南部掘出的一批泡在水中的竹简。这些文献当时已经走私到了香港，存放在一个保险库里，等待着买家。
华人世界里的许多大学和博物馆都表现出了兴趣，却不愿出手购买。这些文献写在数千枚的竹简上，大小跟筷子相当，其历史似乎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那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催生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流派。但它们的真实性仍然存疑，而且购买赃物也有违道德。之后，到了7月，一位匿名的清华大学校友开始介入，买下这些受潮了的竹简，将它们运回位于北京的母校。
校方当机立断，任命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时年75岁的李学勤担任专家组组长，对竹简进行研究。7月17日，研究人员小心翼翼地把竹简放进装满水的搪瓷盆，希望能复制让竹简的纤维材质得以长时间保存的环境。
第二天，灾难发生了。研究团队的成员惊恐地发现，薄薄的竹简上已经开始出现黑点。一天的工夫，霉菌就能把竹简蛀穿一个洞来。校方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指示该校最好的化学教授要想办法保护这些竹简。
在接下来的几周，科学家们日以继夜地工作。那时，校园里空荡得有些反常——原来学生已经放假，其他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校园东边数公里之外的奥林匹克公园。为了这次运动会，举国上下保持高度戒备，安保部门禁止科学家把稳定剂带入这座戒备森严的都城。但校方再次全力相助，说服有关领导保护这些竹简是国家应优先考虑的事项。到那年夏天结束的时候，李教授和他的团队获得了回报：这是一批帮助我们对争论不休的中国历史进行重新理解的珍贵文献。
直到现在，这场革命主要还是局限在古文字学界和释读古文献的专家。基于清华大学对清华简的解读，加之过去20年间其他的几处考古发现，它的重要性正慢慢地渗透至其他学科。虽然在西方，这批竹简的重要性远未获得广泛的认可，但在中国，随着这批文献的整理和发表，报纸和电视台纷纷进行报道，已经激起了许多人的兴趣。不过，这些出土文献所带来的影响，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方能为人所领悟。
这批竹书之所以重要，还是因为它们异常久远的历史。通过碳-14测年，它们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00年前后。时值战国时代思想学说发展的巅峰期，那是一个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的动荡时代。在这段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包括关注等级关系与社会责任的儒家、追求与道（一种元气）达成统一的道家、主张严格遵守法令的法家，以及主张平等的墨家。两千年来，这些思想流派支撑着中国社会和政治。直到现在，习近平也对这些学说大力宣扬，作为一党执政的支柱。
这批新发现的文献，挑战了长期以来有关这个时期的种种定论。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思想家考虑到官员的任人唯贤，最后产生了著名的科举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的帝制官僚体系。但这批竹书显示，当时的一些哲学家认为，统治者也应该凭本事而不是根据出生进行选择——这跟传统统治中国历史的世袭王朝大相径庭。从这批竹书中，我们还能看到，即便是在所谓的世俗化的儒家世界里，巫术和占卜比我们过去一直所以为的要更为盛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时，圣贤们并非心悦诚服地拥护各自分立的哲学流派，而是各种观点竞相交锋。思想界显得更为灵动不拘、生机勃勃——后来甚少出现观念争鸣如此明显的时代。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制王朝。之后，这些互相竞争的观点就消失了。秦始皇试图通过焚书来统一意识形态，这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惨痛的浩劫之一。现代历史学家质疑究竟有多少书真的遭到焚毁。（更多作品可能是进入到皇家的编修项目中——用新的标准字体把竹简上的内容重抄到新的技术应用上，例如丝绸的卷轴，以及后来的纸张。）但事实是，两千年多年以来，我们对中国数量众多的哲学流派的全部知识，都受到了秦统一以后修订文献的限制，更早期的版本以及相互竞争的观念都消失了——直到现在这批文献的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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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世纪初中国帝制的解体，反传统者利用古代文献的缺失，对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质疑。以顾颉刚（中国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为首，这场"疑古"运动对中国人数千年来所接受的历史知识提出了质疑，从最早的一批朝代是否真的存在过，到伟大哲学文献的统一性，不一而足。在顾颉刚及其支持者看来，中西历史很相似，开始都是以神话和口述传统的形式出现，很晚以后才逐渐有了文字记载。这些观点貌似有理，只是依赖对传世文献的细读来寻找破绽，并没有考古证据的支持。
在1949年共产党胜利之后，这种质疑历史的做法遭到取代。历史通过另一种定焦镜头来加以解读：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刻板划分。虽然在一些中国的博物馆里，至今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划分方式，但由于毛时代的各种灾难让人看透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今天已经不大有人真的相信它。不过，在此后的许多年里，随着中国努力塑造新的认同感，一场"信古"运动逐渐兴起——它现在获得了共产党的推动，构筑出一部充满孝顺与和谐的简约历史，一个完全无害的童话般世界，却死气沉沉、了无生气。
古代文献的发现，已经开始对这些过分简单化的立场提出了挑战。1993年，在中国中部湖北省的郭店村，一群蟊贼盗墓未能得逞。考古学家开始介入，结果发现了800枚竹简。次年，上海博物馆购入1200枚走私到香港的竹简。接下来是2008年的清华简，这次发现的完好竹简数量有近2000枚（随着残断简的拼接，最终数字还将有变化）。所有这三起考古发现，很有可能都是来自长江附近的同一个地区，那里曾经是楚国的所在地。通过碳-14测年，表明这三批竹简都是埋葬于公元前300年前后，恰好是孔子主要的追随者孟子去世前后。
这些并非中国历史最为久远的文字记载。中国文字最早出现在"甲骨"上——这是用于占卜的龟甲，主要来自商朝（大约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50年）。甲骨文对于了解那个时代，具有很大的意义，但中国文明的核心文献却是后来才出现。它们写在用绳子穿起后可以卷起的竹简或者木简上，它们的出现使得创造复杂的传说、哲学和历史作品成为可能。
这些竹书解读起来相当不易。它们其中包含很多变化多端的字形，所以古文字学家对一些重要段落的确切含义争论不休。比如已经出版数辑的清华简整理报告，采用的是李教授的团队认可的版本，但也还是存在不同的观点。（截至目前，仅三分之一左右的清华简发表，每年出版一辑。预计还将出版十辑。）
有关这批竹简，中国的学术界发表了成千上万的专著和论文，对这批新发现文献的每一个细节展开了讨论。西方的学者也以更为缓慢的速度加入进来。不过，或许是因为受益于距离的缘故，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更为坦率、更具争议性。比如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Yale-NUS College)顾史考(Scott Cook)厚达1200页的煌煌巨作《郭店楚简》(The Bamboo Texts of Guodian)，对郭店全部800枚竹简进行了注释和翻译。在包括中文在内的所有语言中，这都是对郭店考古发现最为完整的解读；它也证明对于在博客和聊天室里分享想法和观点的古文字学家来说，进行跨文化工作现在是可能的。
在郭店楚简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道家经典——老子的《道德经》。顾史考写道，该发现至少部分证实了《道德经》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观点，在过去的那个世纪里，这一直引发激烈的争论，尤其是在西方。
这是因为，顾颉刚等人对古史的考辩态度，影响了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一些汉学家。比如，在影响力最大的企鹅出版社1963年版《道德经》的译本中，刘殿爵（香港语言学家、哲学家、翻译家——译注）自作主张给正文添加了196个小标题，认为《道德经》是彼此之间只有"细微"联系的单独格言，很晚才汇集到一起，而且采用的是一种杂乱无序的方式。但新出土的文献表明，早在战国时代，至少《道德经》的绝大部分内容就已经在中国流传。而顾史考和李学勤等这些研究中国的学者都相信，那时已经有了完整版本。
但这些文献最具革命性的影响却是在政治层面上。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古文字学家艾兰(Sarah Allan)在1981年的著作《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The Heir and the Sage)里，曾经颇有先见之明地描述了禅让(abdication)在中国古代思想里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哲学家纠结于国家最好的组织和领导方式：一个人究竟应该忠于家庭（因此要支持是世袭原则），还是应该以国家（以及人民）的最大利益优先，从而认同唯才是举？
中国的一个思想流派墨家主张官吏任命的举贤任能，其他流派也提到古代的君主将王位传给贤良之臣，而非皇子。这些关于禅让的传说，也收录在孟子的作品里。他认同世袭制，但也提出警告，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他，将"天命"传与仁君。不过，总的说来，当时流传的文献都支持宗法制度；反叛是废黜残暴或昏庸君主的最后一个手段。禅让留在了原始社会。
这些新发现的文献表明，其他一些哲学家的立场更为激进。有些人主张，每一个上位者最后都应该选贤能以禅让。不仅如此，至少有一篇明确来自儒家的新文献，使得我们必须调整对这个思想流派的看法。艾兰在胆识过人的新作《湮没的思想：出土竹简中的禅让传说与理想政制》(Buried Ideas: Legends of Abdication and Ideal Government in Early Chinese BambooSlip Manuscripts)一书中，对此作了解释。这是四个之前未知文本的翻译，全部是关于儒家的智识世界，他们都极力主张任人唯贤，哪怕是在统治者的选择上。
其中的《唐虞之道》出土自郭店，这是一篇哲学论述，以尧没有将权力传给孽子，而是授予知识渊博的大臣舜这件广为人知的事情阐发开去。但这本书并没有像之前流传的文本那样将其作为例外，而是把其作为每个时代所有统治者值得效仿的榜样："禅而不专，圣之盛也。"
艾兰还分析了上博简的两种竹书。其中一种以对话体形式记录了孔子和门生子羔关于选贤举能的讨论。在包含孔子生平的著名儒家文本——主要是《论语》和《孟子》中，子羔被描绘成一个没什么才华的边缘人物。但在这篇竹书里，子羔是一个受到孔子欢迎的谈话对象，还问孔子有关禅让的问题，孔子支持这个做法。而此前，大家并不认为孔子是这个观点。从这个文本中，还可以看到孔子讨论受神启而孕以及奇迹诞生这样一些神秘问题。这直接挑战了孔子是世俗论者的传统观点，正如《论语》中所言，"子不语怪力乱神。"
另一篇来自上博的文献《容成氏》，是一部描绘了理想化时代的长篇叙事，每个人根据才华而非出身各尽其能。最后一篇《保训》来自清华简，是一位王对儿子的教诲，提醒他禅让是最高理想。
在简明的前言和结论部分，艾兰提醒说，这些文献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但它们也的确谈到现存经典中的人物和争论，所以，孟子的"天命观"是对这种作品的直接回应，以及它通过吸收禅让制的一些观点，从而做出妥协以维护世袭制，都变得合理可信。艾兰写道，这些故事：
是为了倡导以禅让制取代世袭制。禅让制度是在中国传统中所发现的朝代循环的唯一替代品；作为一种权力继承的替代理念，它止于秦汉。
这些古老的竹书今天还有意义吗？答案是肯定的，它们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事关中国书写文化的悠久历史。在西方，大家普遍认为许多经典文本，比如荷马创作的史诗，或者《圣经》里的故事，一开始都是口头流传的作品，后来才有了文字版本——这也是顾颉刚和20世纪早期疑古派的历史观。虽然顾颉刚的观点在中国已不是主流，但他在西方的继承者，往往对于中国的重要作品很早就有书面文字，甚至本来就是以书面形式进行创作的传统观点不以为然。在许多充满怀疑的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努力证明其文化历史悠久的做法，是隐蔽的沙文主义，或者说是通过夸大华夏文明的古老，来赞美中国这个国家计划的一部分。
但是，这些新的考古发现应该可以令这种怀疑暂时打住。艾兰认为，这些文本的确是在起初就写成了文字，并非口头传说的文字记录版。除了《道德经》，在过去20年发掘出土的文献中，只有很少几种设计有助记方式或者步韵。她写道，甚至那些据称属于远古时代的君王的讲话，也源自文学创作。正如郭店楚简所示，类似《道德经》这样的作品的成书年代，要早于疑古派所认定的年代，甚至有可能跟传统派所声称的年代一样古老。
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是古代华夏文明的范围。在传统史学中，中国北起北京，南抵广东，东至沿海，西达今天的四川。有些西方学者对此不以为然，声称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中国之前，妄谈"中国"是没有意义的。相反，他们主张，存在于秦之前的各国应该被视为各自独立的文化。但这些竹书的出土，至少是部分支持了传统派的观点。它们确定了华夏文明包括南部的楚国。楚国有最为独特的地方文化。这意味着当时各国都参与了同一的哲学争辩和讨论，或许可以说这是一个范围更大的文化区域。
不过，这些竹书也对传统派提出了挑战。直至当下，共产党都用孟子的"天命说"论证其统治合法性：国民党变得腐败、无能，因此共产党夺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中国的经济发展，又成为共产党继续执政的理由，证明了这是上天的支持（用共产党的说法，这是"历史的选择"）。与中国的传统做法如出一辙，共产党明确表示其统治源自继承。这不仅在广义上说，其他政党不能执政，从狭义上说，在参与创立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红色"家庭周围，聚集起一个近似世袭的阶层。但这些古老的竹书显示，哪怕是在远古时代的中国，也有相当数量的写作者不认同这种做法，认为统治应该纯粹基于贤能而非某个群体的身份。
哪怕不用通过今天的镜头详看历史，你也能发现不少其他有意思的、与当今社会相似的地方。在战国时代，随着受教育人群的增多，加之城市化，导致一个向君王出谋划策的士阶层的兴起；有些人认为，他们比命中注定继承王位的人更有资格掌权——这也就是任人唯贤主张的根源。今天，也存在类似的趋势，但范围却要大得多。现在，不仅仅是学者阶层想要有话语权，全体人民都想要。
有人可能甚至会说，这些出土的文献展现了一个比今天要更为无拘无束的社会。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充满激烈争辩的过去——一个儒家赞同君主禅让的地方，他们甚至有可能幻想过自己成为国家的管理者。当今的中国也存在这样的想法，但就跟出土之前的竹简一样，它们埋在地下，成为不可发掘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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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位于故宫北侧，那是几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建筑。这是一个短暂时期，当时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正试图发展自己的建筑风格，几个著名的建筑师拿出来一种混合形式：主结构采用的是砖而非木头，这样在体量上可以更大更高，但屋顶铺了瓦，采用飞檐样式。在那个时候，许多人谴责这种风格东拼西凑，但它们是首都北京少数几幢把过去与现代连接起来的建筑。
2014年，我去那里听李学勤教授的主要助手——刘国忠的一个讲座。几乎每一年，这个团队都会向公众汇报他们的工作进展。作为团队中更年轻、精力更充沛的一员，这个任务往往就落在了他的身上。刘教授是一个说话带有浓厚湖南口音的南方人，谈吐幽默、动人，没有讲稿滔滔不绝说了90分钟。
面对100人左右的听众，刘教授描述了他和其他团队成员在2008年的时候，如何拯救这些竹简，防止它们腐烂。从他出示的照片上可以看到，这些竹简现在放在托盘上，保存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清华大学还为他们盖了一座博物馆和研究中心。然后，他概括了即将发表的竹书内容：一个乘法表，以及几种关于占卜的新书。
刘措辞很谨慎，尽力避免给出最终的结论。他们私下在办公室的时候，或者在他们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团队成员说话总是很自由，但在他们的书面作品中和发表评论时，总是集中在非常具体的问题上。有一次开会，我跟艾兰坐在一起，她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中国人尤其如此，还是因为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动乱），人们往往不想得出更大的结论，"她告诉我。"他们写论文和做研究的时候，脑海中是有大局的，不过却极少写下来。"
不过，还是有许多人似乎感受到了影响。古文字学是一个受欢迎的领域，吸引了中国一些最优秀的年轻学者。在我向刘教授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告诉我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我们有譬如《尚书》这样的经典之作，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它们没有任何变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前是什么样子，那些文本是不同的！"
在演讲中，刘教授说到，这个工作够他忙到退休，然后又补充："不过，之后在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你们和其他人将就此争论不休。"然后，他就结束了演讲，向听众鞠躬致意。大家涌到讲台，接二连三地向这位年轻学者提出各种问题。一个来自易经研究会的人问，他们应该怎么看待那些新发现的关于占卜的文献。一个记者问起那个可以当计算器使用的表格。一名北京大学的研究生热切地问起了禅让的政治意涵。刘教授一一作答，一边分发自己的名片。在名片用完之后，众人开始传递他的名片，用手机拍下。
屋里只有冬季昏暗的阳光。后面的保安等着锁门，但听众不愿意让刘教授走。对于他们来说，他掌握着开启当下的钥匙——那就是过去。
《湮没的思想：出土竹简中的禅让传说与理想政制》（Buried Ideas: Legends of Abdication and Ideal Government in Early Chinese Bamboo-Slip Manuscripts)
艾兰(Sarah Allan)著
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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