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李源潮（资料照片/public domain）
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曾庆红曾向李源潮检讨自己的重大失误》中已经介绍了，因为李源潮在十六大中委预选过程中名落孙山，不得不委屈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之后，曾庆红曾经在私底下对李源潮、刘延东、李铁林等“太子党”圈子的政治体己们检讨说：十六大召开之前没有先把源潮放在正省部位置上是我的一个重大失误。
曾庆红之所以如此后悔，是因为当时的江泽民和曾庆红和胡锦涛三人在栽培李源潮的问题上意见高度一致，
外界都知道李源潮和刘延东都是“横跨‘太子党’和‘共青团’”，中共官媒也曾报道过刘延东父亲刘瑞龙是江泽民亲叔叔兼义父江上青当年的入党介绍人，但较少有人注意过李源潮父亲与江泽民和“江系”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曾庆红父亲的关系。事实止，从他们父辈的所谓“派系归属”看，李源潮和刘延东一样，与曾庆红、江泽民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用血浓于水来形容。
一九八五年曾庆红出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时，江泽民出任上海市长时，李源潮已经在北京工作，但每次回上海，必须要去拜见曾庆红和江泽民。江泽民八十年代中期到上海工作时，李干成还是市政协副主席和上海市委顾问，因为李干成和江上青的早期经历一样，抗战前都在上海坐过国民党的监，抗战初期又同为苏皖地方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所以江泽民也是把李干成当成父辈尊重的。
至于胡锦涛对李源潮的器重，当然是因为所谓的“团系”。李源潮当年大学本科毕业不足一年即官至副厅、正厅、副部，和李克强的当时的经历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李克强毕业后留校担任团干部的时间还比李源潮长一点。
记得二零一三年李源潮在人大会议上被正式宣布“当选”国家副主席之后，有外界媒体在报道他的政坛经历时用了“太子党打进团中央”的标题，殊不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与李源潮同时“打进”团中央书记处的“太子党”成员至少还有刘延东、陈昊苏和何光伟。后二人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依仗自己的“红二代”出身明里暗里不断给胡锦涛使絆儿，一九八五年胡锦涛未能按胡耀邦的安排进入中央组织部担任常务副部长而是被外放贵州，就是这两个“红二代”到薄一波处使坏的结果。而当时同是“红二代”的李源潮和刘延东则是在胡锦涛手下安份守己，努力配合工作。结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胡锦涛自一九九二年十四大之后便成了分管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常委，陈昊苏和何光伟从此不得烟儿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陈昊苏退位之前总算捞到了一个正部级，但仅仅是一个所谓的“全国性群众团体”的一把手。到李源潮出任国家副主席的那次“两会”召开时也已经告老还乡的何光伟更不如意，担任过的最高职务不过是个副部级的国家旅游局党委书记。而在何光伟退休的同时，李源潮当上了国家副主席，比何光伟年青不足一岁的刘延东当选了国务院副总理。
李源潮以中央候补委员身份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五年时间里，中共内部传出的消息一直都是总书记接班人选的培养对象事实上已经被各项先决条件局限在习近平李克强和李源潮三个人身上。而之所以能够局限在他们三人身上，取决于十六大召开之前即已经内定的对他们三人的省委一把手的预先安排。事后再分析起来，就可以看出中共高层当时为这三个人设计政治出路时的别具匠心。他们三个人在十六大召开之后立刻接替的三个省委书记的前任人选，李源潮接替的是回良玉，离开江苏后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习近平接替的张德江也是升任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接替的陈奎元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如此一来，令习近平、李源潮和李克强三人从当地党内副职升为正职的过程显得十分自然。
当时曾经有外界评论说胡锦涛为了加速培养李克强，把时任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安排到北京担任“虚职”。
事实恰恰不是这么回事。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后被胡锦涛安排李克强替换掉的前河南省委书记陈奎元是１９４１年１月生人，比胡锦涛年长将近两岁。此人本来长期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作，但未在当地担任过团职，不象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来自内蒙古的刘云山一样，曾经在团的系统与胡锦涛共事。但是，正是这位陈奎元，一九九二年一月被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和党委常委的位置上调到西藏自治区担任区党委副书记，目的是代表当时在北京养病的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的工作，并因此在十四大上以自治区代理书记的身份进入中央委员序列。就因为是代胡锦涛在西藏自治区吃苦，所以胡锦涛对他的政治前途特别惦记。在他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八年整的时候，胡锦涛利用自己在中央政治局内分管组织的权力，提议调陈奎元回到内地，改任河南省河南省委书记。十五大和十六大上，陈奎元继续当选中央委员。
十六大之后，出生于一九四一年一月的陈奎元如果继续留在正省级工作岗位上，那么他的政治生命到二零零六年一月，也就是等不到十七大的召开即已经完结。但是，因为胡锦涛安排他以中科院院长和党组书记身份兼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副国级序列，政治生命就至少可以延续五年。之所以说至少，是因为副国级领导岗位不象省部级领导岗位，一到年龄就要中途下岗。副国级领导岗位则是要干满一届或两届才会退休。那么，陈奎元在二零零三年被胡锦涛安排了一届政协副主席后，在决定十六届中央委员在十七大上谁去谁留的时候，因为定下了国家级领导人以一九四零年划线，所以与贾庆林同龄的陈奎元得以在十七大上连任中央委员。待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一届全国政协召开时，他也才满六十七岁，不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退休年龄，自然可以连任一届。政协副主席可以连任，中科院院长的职务很可能也会继续保留。
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到陈奎元，就是要说明在十六大进入中央委员序列的正省部级领导人中，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三年出生，也就是继续留在省部级领导岗位上必然不会将其政治生命坚持到十七大的人物有一大堆，但单单有一个陈奎元在没有被安排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也没有被预定为国务委员人选的前提下，被以政协副主席和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的特殊职务将其政治生命预先延长了五年以上的，只有陈奎元，可见胡锦涛这个人的组织路线与过去的江泽民一样，仍然存在着任人为亲的因素。
而仅仅从这个角度分析，假如十七大召开之前的中共政权里仍然还是象当年的毛泽东当权时一样，党的一把手可以一言堂，那么习近平虽然仍然可能会获得重用，但总书记接班人，甚至总理接班人选都可能不是他习近平。共青团内人士在十七大之前早有对外放风，最合适的党政接班人培养对象就是李源潮和李克强。
而如果仅仅把李源潮和李克强两人作比的话，或者说中共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接班人选必然要由这两个人分担的话，那么李源潮更似乎被培养成总书记，李克强更适合被培养成总理。之所以说李克强更适合被培养成总理，除了他经济学理论较强，有经济学专业的博士头衔，还有分别在农业大省大省的主政经历。
那么，如果说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之间的几年里，中共高层在讨论未来总书记接班人培养对象时最后确实被限定在习近平、李源潮和李克强之间“三选一”，那么胡锦涛个人可能会更倾向于李源潮。
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后，有海外“中立”媒体刊文分析说：习近平在中共内部被比来比去，被认为会被广泛接受。至于李源潮，除了基层工作经历没有习近平那样长久和扎实，十六大上落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经历也自然会令参与党内民主推荐的那批人考虑到资历不足。
毫无疑问，李源潮最终在所谓的“比选”过程中败給习近平，十六大上的中委落选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就是为什么曾庆红在十六大之后当着李源潮的面“悔不当初”。
也许十六大召开之后，无论是曾庆红还是胡锦涛都还在李源潮和习近平之间“犹豫”再三，但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入狱，向党内党外昭示胡锦涛的接班人非习近平莫属的机会终于来了。后续内容，留待下篇文章再作介绍。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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