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达赖喇嘛在纽约会见海外华人作家，右一为作者（2013年10月21日）
达赖喇嘛用他的行动，向我们显示了什么是流亡中的自由。并提醒我们，在自由世界流亡，并非不幸，因为对于一个自由的心灵，自由就是国界，自由就是家乡，在我们得到自由的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快乐。
和流亡相连的关键词：自由
今年是文革爆发五十周年，文革结束四十周年。是文革使得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和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六月将是八九天安门事件二十七周年。海外的中国人会有很多纪念活动，纪念文革，纪念六四。在文革后，尤其是八九后出走海外的很多朋友，都将在这样的纪念场合重逢。当初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都两鬓苍苍。三十年过去，今日中国的政治状况，很多方面还不如当年。故乡不只是不堪回首，我们中很多人在中国政府的黑名单上，连回国奔丧尽孝都做不到。我们仍然不同程度地在政治、个人生活、精神状态的某个方面处于流亡的状态。
1959年3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避免民众流血，突然出走印度。在到达避难之地后，达赖喇嘛和他年仅十几岁的弟弟，回望被喜马拉雅山阻隔的家乡。他说，"现在我们是难民了"，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1990年，达赖喇嘛出版了他的自传《流亡中的自由》。达赖喇嘛用他的人生经历，向我们证明，和流亡相连的，还有一个美丽的关键词：自由。
2015年年底，我在南印度西藏下密院偶然遇到了一个中年俄罗斯男子，聊起来才知道，他是一个社会学研究者，在西藏难民定居点已经住了几年。他是专门研究西藏难民身份认同问题的。他想要回答的问题是，十余万追随达赖喇嘛出走的藏人，生活在印度次大陆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十亿印度人中间，他们的身份认同状况是怎样的。他们是在怎样的具体状态下"融入"了主流社会？他们是否能继续保持自己的藏人政治认同？他们对自己政治前途的期望是什么？
他的研究题目抓住了政治流亡者一个普遍的两难处境。和当代一些突发的战争或自然灾害造成的流亡群体不一样，藏人的流亡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现在还看不到结束流亡返回家园的可能日期。在异国的生存发展和保持政治认同形成了无法回避的张力。在欧美的中国政治流亡者同样如此。我们看到的普遍情况是，欧美自由国家给了中国政治异见者自由和生存发展的空间，融入主流社会却和保持原有政治意识构成一对矛盾，特别是从事文科且流亡时年龄较大的人，都面临着所谓"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的悲情局面。
藏人形成流亡基地自立互助
当年，达赖喇嘛和追随他出走的十余万流亡藏人，面对着更大的困难。印度次大陆的湿热气候对流亡初期的藏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很多人死于疾病伤痛和营养不良。印度次大陆和欧美不同，那里本身有普遍的贫困问题，生活资源不足，还有数亿人口的汪洋大海。藏人在这个人口汪洋中，融入主流社会后，很可能意味着丢失政治认同，并逐渐失去自己的文化独特性。
在困难而危急的流亡初期，达赖喇嘛做出了决策，藏人既要在流亡之地生存发展，也要保持藏人的文化、语言和政治认同。于是，达赖喇嘛向印度政府提出，藏人要聚居，形成流亡基地，藏人的儿童要在专门为藏人办的学校里接受现代教育，藏人要建设自己的寺院；然后，藏人将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自立互助，生存发展，并为印度社会做出贡献。
半个多世纪来，流亡藏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的第三代都已经成长起来。西藏流亡社区是二战后世界流亡人群中最和平、最友好、最为组织良好、最受全世界尊重的流亡社会。我在印度、尼泊尔各地的藏人定居点看到，最好的建筑是寺院和学校，藏人的年轻一代大多都能用藏语、英语和印地语三种语言，老人得到了妥善照顾。各个难民村的领导机构是福利办公室，其主要工作是赡养老人，提供医疗等事务。各地藏人根据不同条件，发展自己的产业。南方以三大寺为核心的定居点，俨然成为丛林中欣欣向荣的现代城镇。冬季在全印度卖毛衣的商贩，几乎全是流亡藏人以合作社形式互相扶持的小贩。流亡藏人的学校都是当地比较好的学校，一般要招收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当地印度人孩子。流亡藏人开办的旅馆饭店招收印度员工，为印度社会提供工作机会。
年轻一代的流亡藏人，很多在印度大学里完成了高等教育，有些则来到欧美，顺利融入了欧美主流社会。但是，历经半个多世纪后，很多藏人仍然保持难民的政治身份。藏人行政中央（即西藏流亡政府）已经改革成为民选的现代民主社会的权力机构。流亡藏人的政治身份认同不存在丢失的危机。达赖喇嘛在2011年极具勇气和深谋远虑地宣布政治退休，把权力全部移交给流亡政府，让流亡政府得到锻炼机会，让民主机制逐渐成熟，至今已经五年。藏人的流亡基地就像孩子学步，尽管还不稳，终将强健起来。
自由就是国界，自由就是家乡
在欧美的中国政治流亡者群体，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有些人迅速融入了主流社会，却和原有的政治诉求渐行渐远，还有些人以妥协为代价回归故乡，更多的人在生存和流亡之间挣扎。有一些人坚持当年的政治理念，至今保持难民身份。中国政治流亡者群体中，有很多十分出色的人才，很多人做出了极大的个人牺牲。但是，中国政治流亡者的悲情经常表现为沮丧感和孤独感，其原因是流亡者群体在自组织方面的数次失利，于是产生了古今中外政治流亡者难以避免的互相指责和碎片化。
相比之下，流亡藏人在互助和自立能力及其组织方面交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单。这和达赖喇嘛的引导和指点是分不开的。达赖喇嘛是古印度佛教那兰陀学院理性传统的继承人，最推崇公元二世纪龙树菩萨的中道哲学。达赖喇嘛和藏人半个多世纪的流亡，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十分困难的状态，但是达赖喇嘛从没被悲情所俘虏，从不沮丧，从不绝望。流亡初期，当全世界都以为西藏问题已经从国际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的时候，达赖喇嘛继续他的弘法事业，给所有愿意听的人讲经，和著名天主教修士托马斯·默顿交流冥想修行的心得。当他终于能够访问西方的时候，途径任何地方，只要听说那里有高深的宗教修行者，他就前往要求会见交流。他和全世界所有主要宗教的精神领袖都有来往，都友好平等地交流。每到一地，他都争取访问大学，要求和著名科学家对话。他和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的对话，持续了三十年。无论处于什么境地，无论遇到什么挫折，达赖喇嘛的态度是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快乐来自于内心。他的快乐的笑声，出自内心，闻名世界。
流亡藏人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表现出政治流亡群体非常难得的团结互助和自立发展的能力。藏人内部也有地域、宗教流派和政治观点的差别，也有流亡中的种种艰辛，敌视流亡藏人的外部政治势力也在渗透和破坏藏人社会，但是，达赖喇嘛用他的理性、深思熟虑和幽默快乐的语言，四两拨千斤，稳定了藏人社区的人心。达赖喇嘛用他的行动，向我们显示了什么是流亡中的自由。达赖喇嘛的榜样在提醒我们，在自由世界流亡，并非不幸，因为对于一个自由的心灵，自由就是国界，自由就是家乡，在我们得到自由的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快乐。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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