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渊：记李佩和 Mary 女士，回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按：友人发来一篇记著名力学家郭永怀夫人李佩女士的感人文章《真正的精神贵族：她的美曾倾倒无数人，她的痛却不为人知》，我本人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学生，李佩女士是我们每一个同学最尊敬的先生，二〇〇一年一月初，一干同学与友人Mary van de Water 等在华盛顿聚会，会后众同学命我作文记念往事，作成后首发于当年三月或四月出版的香港《开放》杂志上，后来有许多网站转发，题目千变万化，但是至今还有人记得。在李佩先生九九之年，重发旧文和新语《真正的精神贵族》，以颂扬她给我们的教诲和榜样。 朱学渊旧文：回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刚经过文革浩劫和左倾路线长期折磨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处于百业凋敝的可悲境地。除对抗强权的"两弹一星"激荡人心外，基础科学研究则一律乏善可陈，所能表彰的也只是，童第周的金鱼杂交，陈景润的数论猜想，或杨乐、张广厚的函数研究等，几件试管中或纸面上的成果而已。没有出路的青年学子把攻读"基本粒子理论"当作了用武之地；大作家徐迟写了篇泣颂闭门造车精神的"歌德巴赫猜想", 竟误导了亿万百姓，将陈景润的算术当做是"富国强兵"的画饼。自外于世界的中国，久违了科学的潮流。经过数十年的锁国路线和弱智政策，已把中国误得"人财两空"了。 一九七八年，是中国走向光明的一年。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提出的"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真知灼见"（或曰 common sense）；晋升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知识分子们，无数为之感激涕零。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把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果"一笔勾销，化解了无数消极对抗力量。专制恐怖的时代已经结束，人类理智的春风吹向人间，"改革开放"的苗头正在萌发之中。在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后不久，教育部和科学院就分别部署大规模地招收研究生。不拘一格寻找"伯乐"和"千里马"的开明风尚，取代了那个活似种姓制度的阶级路线。仇视知识、崇尚愚昧的中共，也终究悟出了："世间最大的浪费，莫过于对人才的摧残"的不惑真理。 母校"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就在这时被催生了。也有人管它叫"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其实它与迁到合肥去了的"科大"没有统属关系，西郊玉泉路的"科大"校舍，已经成了"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地盘。而"研究生院"，还是借北郊"林学院"的"遗址"开张的；那个"北京林学院"也没有死，它是在"四人帮"的时代，被活逼到出林木的云南省去了。一九七六年的"京津唐大地震"还叫人心有余悸；可是那个说是要"几年搞一次"的"文化革命"，终于魂归西天了。一九七八年秋天，在那个布满了被遗弃的地震蓬的，死寂般的林学院里，突然涌进了一帮来自全国各地的意气风发的"研究生"。 我们这届入学的共有八百多个同学，都是由科学院下属各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自己录取的。其中有自学成才者，亦有饱学不遇者；有池鱼遭殃的干部子弟，亦有不得翻身的地富余孽；更有年少无辜落水，中年始得平反者。年龄、成分和经历的落差，非但没有助长尊卑、门户之见，反而造就了一派平等、清新气息。而导师中又以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教授最开明，他兼收并蓄、普度众生，招了好多个非常有才干学生，分别挂在高能物理所、理论物理所和自然科学史所的名下。那时，不少省市地方，还思想禁锢、不识时务。陕西省公安厅曾来人追查"有重大政治问题"的刘平宇同学（何祚庥先生的学生），气势十分蛮横，校方孙景才先生严词以对，叫他们坐了冷板凳 ；后来平宇同学赴美时，"科学报"还发表了一篇"刘平宇出国了"的专文，抨击陕西省的恶劣做法。 院长是由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先生领衔；实际管事的副院长彭平先生，是"一二·九"运动时清华学生领袖之一，他与钱伟长等十名志士骑自行车去南京请愿抗日，曾震动全国；解放后他做北京市共青团委的工作，文革以前就因为路线问题倒了楣；教务长吴塘先生也是个儒士干部，一个面目堂皇、和颜悦色的正人君子。胡耀邦在文革后期曾经一度主持过科学院的工作，很得民心；科学院里也有一种的"团派"的开明空气。因此，我们这个"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生动活泼，就与"教育官僚"蒋南翔治下的"清华"、"北大"的循规蹈矩，适成反照。 那时间，科学院里的一切都是科学家说了算的。著名的"三元流理论"的奠基者，已故吴仲华教授在文革中曾挨过耳光，这回轮到几十年来第一次加工资（一人几块钱而已），他手握大权，执意要当年的打人者向他道歉；结果，"工人阶级"不得不向他赔罪了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算为自己讨还公道。科学家们说话也很幽默机智，记得有一次钱伟长、谈镐生二先生，陪林家翘先生来院里座谈，林先生不大明白中国的事情，问他们二位：为什么"数学研究所"里又分出了个"系统工程研究所"？钱伟长先生不假思索地答道："解决人事矛盾嘛。"一语中肯，惹得哄堂大笑；而林家翘先生好象仍然摸不着头脑，他大概还没有弄清楚"矛盾"一字的意思。 "林学院"主楼的一、二两层做教室，三、四、五层做宿舍，房子不够用，还有一些就住在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各个研究所的几百个同学聚在一起，一日三餐都在一个不大的食堂里，围成一圈一圈的咬咸菜，喝玉米粥；有的切磋学问，有的针砭时弊（那时共产党还无贪渎之风）。林学院里学术气氛十分高涨，而政治气氛则更为开放。辽宁张志新女士被残杀的事件被揭发出来后，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北大郭罗基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谁之罪？"的轰动文章，在阅览室里的那张报纸上，批满了骂毛泽东的文字，院方也睁眼不管，让它挂了许多个日子。中国茫茫大地上，"言论自由"之风，"林学院"里早吹了十年。 那时，科学院里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师，他们大多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有洋人也有华裔，都住在"友谊宾馆"里，五百元人民币上下一个月。这些教习中，不少很有个性，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很好奇。其中有个叫"白克文"的美籍华裔青年，刚从哈佛大学毕业，一句中国话不会说，又喜欢穿中山装，有时连"友谊商店"都混不进去，管门的说他的英文是"假冒的"；然而，他没事就往农村钻，有一次在颐和园那边与农民一起打鱼，被地方政府送了回来，弄得外事和保卫部门都紧张兮兮的。有同学问他美国是否很自由，他说："美国也有挨饿的自由"。社会理念溢言于表。 Mary 和 Lyndall 在同学们的心目中，"首席英文教习"是Mary Van de Water小姐，她稍年长，三十五、六岁；学问和人心都很好，但脾气却很坏，容易与人冲撞，曾经当众与那个脾气也很毛躁的白克文争执；Mary说话很有见地，有愤世忌俗之意气；明明是个美国人，却偏偏要说一口英国音；她后来做出了一番惊人之举。来自澳大利亚的Lyndall女士，那时还是一个真纯、羞涩和乐于助人的小姑娘，她与陆文禾同学堕入情网，两人后来在佛罗里达共结连里。 同学们学习英语的兴趣特别旺盛，年轻的同学进步更快，口语琅琅上口。那时似乎已没有了"里通外国"的担心，不少同学与教习们打得火热，有人还常去他们的公寓洗热水澡；而他们也不嫌弃我们的苦日子，天天挤在食堂里和大家一起啃窝头，在谈笑风生中，留心者还都拣到了一口好英文，他们也了解了中国的真情。 郭永怀夫人李佩女士，任"研究生院"外语教研组负责人。她是四十年代的进步青年，受业于康乃尔大学时，结识卓有成就的航空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先生。五十年代初期，两人胸怀激情和理念，回归报效；郭永怀与王淦昌、彭桓武三先生，乃中国"两弹一星"之父。一九六八年，郭永怀先生因飞机失事而不幸殉职，是国内尽人皆知的一件大事。李先生承庭家训、学兼中西，是科学院里很难得的一个美国通。她日日奔波于中关村和林学院间；应接国外知名学者，安抚外籍英文教师，有尊严而无傲气；对同学们亦从无疾言厉色，那清癯的身影中有着一颗慈母般的心，是院里最有威望和人缘的人物之一。 来校开课的，都是当时国内的顶尖学者，如彭桓武先生讲理论物理，谈镐生先生开流体力学，黄昆先生授固体物理，邹承鲁先生上分子生物学。彭桓武先生是一身老农打扮，谈镐生先生会与学生递烟喷雾，都很和气。他们课上也只是点几个问题说说，行云流水，很是精彩动人。听彭先生课的同学很多，他上台时穿着厚厚的北方老棉袄，讲到后来便满身大汗了；记得他说过，中国的学术著作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索引，用起来很不方便。黄昆先生那时才五十多岁，还很健硕。一天正讲"能带论"，讲台太窄小，不小心从一头失足跌下来，他正正色说："umklapp，我要是颗电子，就已经到了那头去了"。当然，不懂固体电子论，是听不懂这句很风趣的笑话的。还记得，那时候吴方城同学的斗争性就很强，带头给邹承鲁先生贴了一张大字报，好象是因为考题太难了；邹先生也当仁不让，用非常优美的书法回敬学生一张，劝大家多多留心功课。 国外知名学者来校讲课的，也是川流不息。李政道先生假科学会堂讲"统计力学"和"量子色动力学"时，全国各校都有慕名要来听课的，因此不得不发票入座。那时他进出都是坐的"大红旗"轿车，礼遇很高。我们这些人别说"红旗"，就是"伏尔加"也没坐过；后来从美国回国，才尝到了"伏尔加"颠颇起来的味道，不知道李先生当年坐"红旗"的感觉如何了。他每星期要请几位同学与他一起吃午饭，这本该是个"工作午餐"而已，可是国内那时还不懂这一套，一桌子正餐大菜，叫大家都不敢下筷子。在饭席上李先生很热情地说话，李夫人则常常在一旁提醒他："政道，你太累了"。还记得李先生说过，下一个世纪中国人应该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前辈们对我们都充满了殷切的期望。 据说，最初外派方式是由一些老一代的学者定下来的，他们自己是在二、三十年代出国留学，因此对二战后期到冷战时期的西方科技进步，特别是美国大学向研究生的提供大量资助的情况，了解不足。自掏腰包派出"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的办法，就是周培源等先生与美国科学院约定成章的；当然，那时西方世界对竹幕后中国的人才水准也不了解。一九七八年政府首次外派五十人，七九年增至五百人；前五十人的内情无人知晓，但后五百人尽皆精锐。美国学府刮目相看，中国政府也发觉自己当了"冤大头"。 也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手头拮据，只想用不多的外汇，象当初清政府派出象詹天佑、唐绍仪等一批幼童学子，博采各国之长，回国指导改革。科学院也从我们中间选拔了一百多名较年轻的同学，在玉泉路办了一个"出国班"。因此"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同学，也就有了两个门户："林学院的"和"玉泉路的"。两拨子人虽然联系不多，但还是心心相通的，大家都希望有出国的机会。"玉泉路"的同学在耐心等待"组织安排"，那时政府大概正在美国、欧洲、日本为他们化钱买路子；而"林学院"里，除了少数有海外关系，和李政道先生挑上的几个同学外（这就是CUSPEA交换计划之始），则都苦于无门。 一九七九年中美正式建交，七九年十月，Mary Van de Water小姐，竟大胆向几个同学传授了申请美国大学研究生入学的门道，结果一试果灵。不出数月，近百名同学从各个美国大学获得了助学金；其中，何晓民同学于二十一天内，就办妥入匹兹堡大学的一切手续，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于是一个"自谋出路"的群众运动一轰而起；又不出一年，数百名同学飘洋过海。校方竟一律不加阻拦，美国大使馆更绿灯大开，从未听说哪个同学签证被拒绝了的；倒是科学院外事局多事，还要找点麻烦，审查各人的"门路"，后来也知道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于是也就网开一面了。 待到八二年，"北大"、"清华"诸校同学亦循此道时，"林学院"里已经人去室空。此风传到上海，已是几年以后，我们有些同学已经在做博士后了。这几百个自谋出路的同学，不仅在人数上相当于政府一年派出之总和，出国后在学业上也大展风采，资格考试轻车熟路，都有傲人的基本功夫，美国各校倍生好感，从此对中国学生大门洞开。很可惜的是，我们这些一文不名的"自费"先行者，大多未能入得已与中国政府挂钩的一流名校，这对未来进入门户之见很深的美国学界，遗有若干不良之后果。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开启的留学潮，就此在全中国磅礴兴起。二十年多来，数十万华夏学子走向世界，无数学成者留居各国，无惧优胜劣败，立足科技，创业从商。如今世事逆转，当年的"外流人材"，一举领来了国际资本、现代技术和民主思想，邓小平先生的"走出去，引进来"的理想，却以一个未料的方式实现着。 事隔二十年后，一群在北京聚合的研究生院的同学，从各地赶到美国首都，追寻他们幸运的回忆，渡过了感觉极为良好的一天一夜。在他们学有所成的身影和岁月造就的霜鬓中，还依稀可辨当年百废待举的林学院中的风发意气。 May 和 同学 良师益友Mary van de Water小姐也专程从英国赶来，与我们共度良宵，她的瘦削身影和鲜明性格，和那口愈见深重的英国口音，依然传送着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奔放热情；她说我们这群中国人，是她毕生真正的和永恒的朋友。有个同学的回忆，一九八零年夏天，他在广州火车站送Mary去深圳，Mary小姐随身携带的，竟只是一个装满了求学申请的小箱子。这一夜她留宿在唐一华同学家中，无意中说到，老唐家的客厅比她在英国的居所至少要大三倍。我们这些原来连邮票都买不起的"穷光蛋"，如今的美国"专业人士"们，可真不能忘却一个国际社会工作者，曾经伸给过我们的援手。 大家认为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开启的留学潮，是中国思想解放历史上的一件不可磨灭大事，特别是Mary Van de Water小姐的贡献，是值得为之树碑立传的；没有她的努力，这个潮流的到来，可能要推迟数年之久。在热烈的气氛中，这次聚会的组织者陈祥昆、毛进同、杨晓青、唐一华代表全体与会同学，向Lyndall和Mary女士赠送了纪念状和礼品。 然而，Mary Van de Water小姐却揭出了一个"秘密"：当时，她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在派遣留学生方面的包办无效倾向，因此她向李佩女士提出，可否向同学们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并且鼓励大家自行办理申请手续，争取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但她又担心这些同学，可能会受到校方的不当处分。深谙国情的李佩先生，亦知其"法"之可行，及其"罪"之难当。于是由李先生出面向彭平先生建议。几天后，思想开明的彭平先生竟同意了李佩先生和Mary小姐的建议。Mary女士回忆，那天彭平先生背操着双手，踱着方步，若有所思地对她们说："我已经老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了，你们就这么办 吧"。于是，在院方领导的默许下，破败的林学院里涌起了不可阻挡留学潮。与会同学都为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经过三十年的历次政治运动，国内各大专院校位实权、居要津者，多系"外行领导"或"又红又专"者。尸位素餐犹可原，而红专双全者最为可恶，他们中仅个别人学有所长，大部分人则是搞业务的"废料"；平日只会见风使舵说假话，运动中更能狠心整人当先锋；文革中，他们中亦有不少被"冲击"，这也就成了文革后重新上台的"本钱"。他们有的只是膜拜威权的奴性，惟独没有一点悲天悯人的良心；对于这种毫无廉耻的人来说，充当国民党的特务，日本人的汉奸，或共产党的积极分子，都是随遇而安的事情，只不过无法一身三兼而已。彭平先生则不然：一个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国民党牢狱中的囚徒，屡经路线斗争的共产党人，竟心无余悸，睿智犹存；居权位而褒掖后进，利国利民不顾得失；开风气之先，则毅然决然。正如孟子所曰："大人者，未失赤子之心者也。" 无论是破坏传统或重建文明的真实历史，都不可能完全是由个别伟人作就的。振兴中华的事业就凝聚了无数有良知的人，如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彭平、李佩、Mary等人的见识和心血，以及它的全体学生勇气和实践。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启动的这个"自费留学潮"的重大意义还在于：一个企图包办一切的"大政府"，终于发见了自己的"低效"和"无能"；而无权无势的千万"小人物"，却从中找到了"自我"和"自信"。近百年来的中国，仅少数"精英"、"领袖"高举民族主义大旗，而十亿人众却不许有自强精神。意气高昂的"研究生院"的八百弟子，竟破国门而出，创一代新风，在改革开放中推波助澜，於"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大业，有不没之功。 我们的祖国已经从一场噩梦中苏醒；然而，是否愿意珍惜和表达对苦难和善恶的记忆，无疑是检验这个民族真将成为一头醒狮，或重新沉沦于醉生梦死的一方试剂。我们留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贫贱而奋发的生活，缅怀那些曾经启迪过我们的一代无异于民族英雄的学术大师，更感激那些作了无数善举而不事声张的光荣的先辈们。 写于二〇〇一年初 从玉华：真正的精神贵族：她的美曾倾倒无数人，她的痛却不为人知 　　　 　　　 这位老人和李政道一起帮助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她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选录学生。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总共办了600多场。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唯一的女儿郭芹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她流过眼泪。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3回工资；她说现在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一公……都曾是那个沙发的客人。但是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曾跑遍了半个地球，如今，她的背驼得像把折尺，一天的大多数时光蜷缩在朝南书房的沙发里，困了就偎在电暖气上打盹，即使三伏天，她也觉得冷。前些年，眼看年轻人骑车撞了中关村的老科学家，她还特气愤，跟在后头追。如今，她连站到阳台上向朋友招手的力气都快没有了。 只有牙齿和胃，还顽强地工作着。她的胃曾装过胡适家的肉菜、林家翘家的饺子、钱学森家的西餐，那个时候，厨艺很差的周培源只有洗碗的份儿。如今，她还像年轻时在美国一样，爱吃蒜香面包，用自己的牙慢慢地磨。 她的眼眉越来越低垂，这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日本人的刀、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如今，没什么能让这个百岁老人大喜大悲了。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晚年的她用10多年，开设了600多场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还高规格的"中关村大讲坛"。 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有多少是她的学生。甚至在学术圈里，从香港给她带东西，只用提"中关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她的"邮差"之多，级别之高，令人惊叹。 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理所当然"、"舍我其谁"地请在这条道上，有人评价这个只有几十斤重的瘦小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 她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 1、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如今，破败不堪的"科源社区"牌子，"科"字只剩下了"斗"字，老楼的楼道里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小院里四处堆放着杂物。这里不再是"中国最聪明头脑的聚集地"，而是租住着很多外来打工者，随便敲开一扇门，探出一颗脑袋："王淦昌？贝时璋？郭永怀？没听说过。" 中关村的房价都快十万元一平方米了。不远处的LED超大屏幕闪烁着最新款的高科技产品广告。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 当时飞机上十几个人，只有一个人幸存。他回忆说，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一个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后来的事情就不记得了。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李佩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 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后来，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等级森严的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同时，李佩还将一同牺牲的警卫员牟方东的部分骨灰，也安放在雕塑下面。"小牟太年轻了，太可惜了，也是为着跟他，所以才牺牲的。"李佩说。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政治的湍流一次次把她们卷进漩涡。此后的几十年来，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没人说得清，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只是，她有时呆呆地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女儿郭芹最后一次见到住楼下的作家边东子，用一双诚恳的眼睛说："写写我爸爸吧。"边东子后来写了《中关村特楼的故事》，他说："即使是功力深厚，又如何能写全、写透、写准她了不起的爸爸和同样了不起的妈妈！"直到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 李佩回家后，女儿郭芹的朋友们都嚷着来她家看"那坨大金子"。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四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 2、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老太太对李伟格说。 至今，李佩先生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的陪嫁。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 有后辈说她对待名利的样子，就像居里夫人把最大额的英镑当书签，把诺奖的奖牌随意给孩子当玩具。直到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如今，这些东西就保留在力学所的304房间，深棕色的门上面写着"郭永怀副所长办公室"。隔壁是"钱学森所长办公室"。钱学森说得没错，从办公室往外看，是一排高大葱绿的松树。只是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时间拔高了松树，也馈赠了李佩很多人生的礼物。 当文革结束，她重新恢复工作时，已经快60岁了。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每次上课，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学生。这些教材被沿用至今。 她做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语言学系主任Russel Campbell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她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她都要求学生用全英语做陈述。很多学生回忆，李佩先生从不大声训斥学生，却有一种"微笑的严厉"，她把最淘气的学生调在第一排，这种无形的压力让人做梦都在说英语。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英语系主任彭工眼里，总给同事带小点心的李佩先生做事果断，是一种"有人情味的果断"。 3、金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 这个经历过风浪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做了很多擦边的事，有的甚至是"提着脑袋"在干。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李佩就向学生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鼓励大家申请自费留学。 刚刚文革结束，人才匮乏。李佩就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从事教学工作。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很准。她请出山的"右派"许孟雄，是邓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当时没有托福、GRE考试，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录学生。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可她没有一天退休，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是李佩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都是站着的。他说，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李先生70多岁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他说，他一生中遇到过很多好老师，但"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老师是李先生"。李先生传授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人学"，人格的完善。如果一个教育者只是传授知识，那无非是"从小硬盘变成了大硬盘"。 在马石庄眼里，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闺秀"。她在燕京大学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她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巴黎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美国三层的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 "他们这代人回国为的是什么？她一生对教育的关心，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不是今天的我们能完全理解的。"马石庄说。多年的交往中，他感觉这个老太太淡定极了，从没有慌慌张张、一丁点邋遢的时候。"一个人从战火中走出来，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走过大半个地球，中年丧夫，老年丧女，还有什么让她'不淡定'、'不沉静'？" "100年里，我们所见的书本上的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见过，而且一起生活过、共事过，她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还惧怕死亡吗？" 马石庄说，老人从没跟学校提过一件私人的事儿。 只有一次，老太太给马石庄打电话，说"有一件私人的事求学校"。马石庄心里一咯噔，李先生从没开过口啊。原来，李先生住的楼后面有一间锁了很久、没人用的平房，李佩希望学校把钥匙给她，她想给小区老人收拾出一个读书看报下棋的地方。 最近，上海大学的博导戴世强带来了苏州豆腐干，顾淑林先生带来了大凉山苦荞米，李佩送给卢鼎厚教授月饼，八九十岁的老人们像孩子一样分享美食，交流怎么使用微信。只是，李佩先生越来越忘事。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她7次提醒戴世强回上海后帮她买一瓶瑞典出口的药，临离开的时候大家才知道她是帮照顾她的保姆要的。"李先生一辈子哪里有过私人的事儿！"马石庄感慨。 他不喜欢用"玫瑰"这样的词形容李佩先生，"太轻太花哨了，李先生是永远微笑着迎接明天的人"。一个老朋友也认为"玫瑰"太轻了，她说，李佩先生有极大的气场，像磁铁一样，能把周围的东西都吸引过来。毕业后，马石庄选择了当老师，他说，这种选择是受了李佩先生影响，"从李先生身上，看到了教师就是这个社会的精神遗传基因"。 4、探求"钱学森之问 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80岁才开始。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大讲坛的内容也五花八门：农村问题、中国古代文学史、天体演化、昆虫、爱斯基摩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美国总统大选、天津大鼓等等。"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开论坛是极其琐碎的工作。有时候和主讲人沟通，从主题到时间确定，来来回回要打几十个电话。确定了主题，她就带着年轻的朋友在中关村四处贴海报，她说，不能贴得太早，也不能贴在风口处，以免被风刮跑了。 请来这些大人物讲课，全都是免费的。有一次，她邀请甘子钊院士，"老甘啊，我可没有讲课费给你，最多给你一束鲜花"。甘院士说："你们的活动经费有限，鲜花也免了吧。"后来，花也是李佩先生自己买的。 等到94岁那年，李佩先生实在"忙不动"了，才关闭了大型论坛。在力学所的一间办公室，她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学生，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除了寒暑假，平时都风雨无阻"。这样的讲坛延续至今。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美妙极了。 她和老朋友李政道也探讨这个问题。李政道说单用一个"答"字不太合适，所以用了"求答钱学森之问"。李政道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问，"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 喜欢音乐、年轻时编排过《白雪公主》，演小矮人的李佩先生，也常和李政道谈艺术和科学的关系。 春节时，李政道用炭笔画虎、画狗，当贺年卡送她。他俩认同："艺术和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当然，李佩先生也有发飙的时候，不管自家客厅里，对面坐的是什么大人物。 她反对大学扩招。她反对现在大学减少英语课时。她对坐她家沙发上的一名大学副校长直摇头，她反对人民大学办物理、化学学院，反对清华大学办医学院。她反对"北大要把1/3副教授筛选下去，改革进行不下去"的悲观论调。 她主张教育不能赶热闹。"要坐得住，不要赶热闹"。以前这句话常从郭永怀厚厚的大嘴说出来，他开口讲话时笑意总是从嘴上放射到整个脸部。 在她90多岁的时候，她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钱学森文集（中文版）》。对外人，李佩先生常常讲钱学森，却很少提郭永怀，旁人说李先生太"大度"了。 5、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 她本可以得到很多荣誉，几十年里，无数协会想让这个能量超大的老太太当会长，她都拒绝了。她唯一拿到手的是一个长寿老人之类的奖牌。 因为访客太多，李先生家客厅的角落摆了很多小板凳。有小朋友来看她，八卦地问："您爱郭永怀先生什么？"她答："老郭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不会讲假话。老郭脾气好，不像钱学森爱发脾气。" 曾有人把这对夫妇的故事排成舞台剧《爱在天际》，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剧，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从她的脸上，读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演着别人的故事。 这群年轻演员曾拜访过李佩先生。一位演员说，当他见到了郭先生生前最后一封家书，见到了郭先生的自画小像，郭先生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雕像。他开始明白李佩先生的那句台词了："我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老。" 可"不老"的李佩先生确实老了，她的背越来越弯，开始只是小锐角，后来角度越来越大。 曾经在学生眼里"一周穿衣服不重样"、耄耋之年出门也要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别上卡子的爱美的李佩先生，已经顾不上很多了。 她曾趴在窗边送别客人的阳台蒙满了灰尘，钢琴很多年没有响一声了，她已经忘了墙上的画是她曾和郭永怀相恋的康奈尔大学。记忆正在一点点断裂。 早些年，有人问她什么是美。她说："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数学也很美。"如今，她直截了当地说："能办出事，就是美！" 很少有人当面对她提及"孤独"两个字，老人说："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 "与其说她忙碌，不如说这是一种忘记。"马石庄评价。 她也过了说理想的年龄。"我没有崇高的理想，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她淡淡地说。相反，她感慨自己"连小事也做不了"。看到中关村车水马龙，骑自行车的人横冲直撞，甚至撞倒过老院士、老科学家，她想拦住骑车人，但"他们跑得太快，我追不上了"。 尽管力气越来越小，她还是试图对抗着庞大的推土机。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13、14和15号楼也面临拆迁命运。李佩和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院士等人，通过多种渠道呼吁保护这些建筑。2012年，北京市政协通过动议案，要求将中关村"特楼"建成科学文化保护区。中关村的居民们感慨：多亏了这两位老太太！ 泽慧院士几乎成了李佩先生仅存的老邻居。院里的老人纷纷走了，钱学森走时，李佩先生还能去送行，等到钱学森的夫人、她的挚友蒋英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她已经没力气去送最后一程，只能让李伟格代表她送去了花圈，伤心的她连续3个月没睡好觉。2015年她又给老朋友、101岁的张劲夫送去了悼词。 何泽慧曾对多次登门、甚至有次坐着小马扎的温家宝说："在这里住惯了，哪儿也不去了，除非上八宝山。"李佩先生也对旁人说："现在，除了到力学所，我就待在家里，哪儿都不去了。"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来越黏人，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下助听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来越安静。似乎也没有太多年轻人愿意听她唠叨，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但每一个踏进13号楼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