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肃反时期的爱情

邵燕祥与夫人谢文秀

作者：邵燕祥

来源：读与评

办公室里的恋爱

她叫谢文秀。一九五三年她十九岁，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提前毕业，分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张家口集训一段，等中央台机构调整有了眉目，才来北京，时间已是秋冬之际。

那时候我将去煤都抚顺驻点采访，行前正办交接，在团支部的最后一件工作，就是从谢文秀手里接收她的组织关系。只看了她一眼，就记住了她矜持的眼神，脸色显得苍白，一件瘦瘦的毛蓝布外衣，罩着溜肩膀，很纤弱的样子，她把介绍信给我，一句多余的话没有，转身就走了。许多年后，谈起第一印象为什么这样深，我说，从我上大学，进机关，几年间，女同学女同事，你是第一个比我小的！小一岁也是小嘛。知道她分到工业组当编辑，我每想，不知哪篇稿子会落到她手中，她又会怎么看，有几次试探地打听工业组的分工，好像我的稿子她都没经手。事后自然也就淡忘了。

没想到，在工业建设的现场跑了一年多以后，一九五五年三月我也被分配到工业组，听到这个任命，怦然心动了一下。沉闷的机关生活，单调的发稿业务，加上每周两个半天的枯燥的学习，真不如在外面采访活动远甚。但在这个陌生的办公室全新的环境里，左边不到两米远处，就是她的办公桌，而我管不住我的第六感觉，暗里关注着她的一蹙眉，一微笑，一插话。她的话很少，开会的时候话更少，只有她见到了原先的女同学，像黄亚男什么的，话才多起来，讲的是上海话。我很失落，进不了她的沪语文化圈。现在人说磨合，来形容人际关系，未免太"工业化"了。人之相知，更不用说年轻人，在敏感的年龄，人人都"心有灵犀"，再说，我虽不是个惯会献殷勤的人，但私心藏着一句"甘隶妆台伺眼波"(清人龚自珍句)的境界，如果没有组长、组员这个无形的屏障，感情的表达也许会自由得多，通畅得多，可是若不是有幸置身一个组里，能这么朝夕相处么。

我们都住在集体宿舍，那时我们机关的集体宿舍一般只给每人一张床，没有桌椅，更没有放书架的地方。晚上下了班，有家的回家了，办公室清静得很。我已经弄不清是因为她差不多每晚都在办公室度过，我也愿意留下来，不再满街游荡，还是因为我要在办公室读读写写，她也有意无意总是留在她那离我一两米的办公桌前台灯下，听收音机里的古典音乐，看小说。总之我们很默契，在往往是一支又一支《小夜曲》声中，谁也不说什么，沉默中传递着温馨的消息：我们各自都还没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可以一起分享寂寞，共度这寸金的时光！

天天在一起，还需要约会吗？第一次，是在五月初的一个周末，我怯怯地向她发出邀请，明天，我们去看苏联美术展览去吧？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为了这个可贵的机缘，我永远感激那次美展上展出名画的列宾、希施金、列维丹们，哪怕还有后来的格拉西莫夫！

然后，我们在星期天，也常常是相守在一起了。隔壁的农业组、财经组，以至整个楼层，只有我们这一间热热闹闹，黄亚男，好像还有彭紫荪，都来海阔天空地聊天，聊天之不足，我们唱过去的歌，我从她们那儿学会了不知谁作曲的李白《清平调》三章，"云想衣裳花想容……"

也就在那个夏天，我写过几首关于黄河的诗，有一首呼唤"拚命地歌唱，拚命地爱！"诗评家如果知人论世，当不会把它归入"假大空"的系列中去。尽管在诗里的规定情景，"拚命地"唱的是豪迈的壮歌，而不是"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干"！

我到工业组，不过短短的两三个月，我和文秀在工作关系之外，只是心底萌生了交朋友的隐秘意愿，远远没有更深的倾诉和表白，但已经被人们视为正在恋爱了。我知道，私下里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幸亏我们没有什么怕人说的，我听过人们议论某些人的家事和"私情"，听着都觉得不堪；还幸亏我们的感情由浅入深，一直到结婚，建立家庭，合乎人们的道德预期。如果有一对男女青年，经过一段较密切的交往之后，在爱情和婚姻上各自做出另外的选择，那将承担的议论就会更沉重。

中国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人们潜意识中认为异性间是没有友情可言的，男女的接触总是指向所谓"男女关系"。人们的窥视欲因而格外发育，加上没有丰富的文化娱乐，在街头巷尾，难免张家长李家短；在一向以"反对自由主义"(例如反对"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下乱说")相标榜的机关团体，并不例外，在八小时以外的业余时间，以至工间操这点空隙，也要用小市民式的飞短流长来填充。何况还有毛泽东的话垫底：革命队伍里的同志，"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呢。

我的肃反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我很快就获得了这样的"关心""爱护"和"帮助"，却是从肃反这样一个阶级斗争、政治立场的重大关口切入的。

一九五零年代初已经有过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五年由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引发的是机关团体内部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我所在的广播局大约从这年七月份开始按照上级布置开展运动。我们第三支部成立了领导肃反的"五人小组"，这样的小组全国各地各级机关团体都成立了，受命于中央领导肃反的十人小组，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层，组织上一竿子插到底，政治上雷厉风行，层层抓"反动小集团"的高潮一下子全面铺开，遍地开花。

在人民日报紧接着刊发三次加了"按语"的"材料"，把胡风和他的文学朋友们从宗派情绪升级为反革命集团之际，正热中于写政治诗的我，受到"为政治服务"的激情怂恿，急匆匆写了《就在同一个时间》，用形象的描写把已经落难的胡风和他的友人狠狠地"妖魔化"，用他们的"鬼蜮"行径来证明肃反的必要性，呼唤人们在各个角落搜索暗中活动的"反动小集团"!此诗6月10日写成，6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在第三版上为公安部长罗瑞卿关于肃反的长文作补白。很长一个时期，我为当时刊落了一句诗而遗憾，却根本没有反省它在这个自然也是"扩大化"了的运动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我到重工业部去旁听例会，在院子里就看到动员肃反的黑板报上全文转抄了我这首已不仅是"帮闲"的"诗"。这样为政治运动呐喊助威、剑拔弩张的东西，对于当时的绝非暗藏的反革命但列为肃反对象的知识分子来说，也如会场上的口号一样形成一种舆论压力吧。

我们的五人小组，由广播局党组成员、主管编委顾文华牵头，参加者是工农财三个业务组的组长或副组长(我，苑子熙，刘彬)，加上支部书记何光。

有了领导机构，就要在管辖范围里排队，谁有可能是暗藏的什么什么呢?当然要找在"旧社会"里有复杂经历的人。一下就选定了农业组里的张耀康和胡曙。他们都已人到中年。张是浙江人，抗日战争后期进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国立政治大学前身)经济系，毕业时已临近国民党垮台，在家乡附近做过一段江山县税务稽征处长，一九四九年后上了上海老报人顾执中办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结业后分配来电台。胡曙为福建人，著名侨商、"虎牌万金油"老板胡文虎的同乡，少年十二三岁时参加过当地中共地下党组织，不多时因局势恶化，由党决定切断组织联系，后来他辗转赴沪在胡文虎系的店里，从学徒而职员，解放后胡家撤离大陆，他上学读书，也是一九五三年从复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电台来。

按照过去审干的标准，干部历史有"清白"与"清楚"之分。清白，就是没有政治历史"污点";清楚则是虽有或大或小的政治历史问题以至"污点"，但交代清楚了。张耀康上过国民党政校，跟上共产党党校当然不同，不过他在参加工作和一九五一年"忠诚老实学习"时已经交代清楚，当时也经查证，做了"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胡曙当然不同于"三门干部(出家门进学校门，出校门进机关门)"那么简单，但如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总不能凭空怀疑他有什么政治问题。可是运动来了，在运动初期，强调"不放过一个坏人"总比强调"不冤枉一个好人"为先，五人小组里大家心照不宣，既然他们历史复杂些，那就再过滤一下吧;何况这次运动是要抓"暗藏"，能够"暗藏"至今的，总有更多障眼法，不那么一眼看得出来吧。

我自知年轻，缺乏阅历，但凭我的直觉，这两个人尽管与年轻人在待人接物上有所不同，如张总是谦恭多礼，胡则显得城府较深，但这能成为怀疑的依据吗?这话我没说出来。许多年后，听说康生自诩从一个人的眼神就能发现他(或她)是特务，我如轻信自己的直觉，就判断其并非好人，这思想方法不是一个道道吗？不管怎样，大家都怕被反映为右倾，即使走过场，也得走了再说。顾文华有足够的政治生活包括审干、被审干的经验，他不说过头话，按部就班，上传下达，其实心里有底——这从他后来一到运动就称病回避，尽可能不参与整人，可见一斑。这次他没有退避三舍，但在他掌握下，第三支部对张、胡二人的审查，虽也开了几次会，由同事们纷纷提问，有时虚张声势地喝唬几声，却一直没有升温到非把他们打成历史反革命不可的程度。

恋人受到揭发被审查

运动进行中，机关党委接到了外单位转来对谢文秀的揭发材料。是她分到新华社的同学的交代，那同学在运动初期遭遇审查，可能是说了点什么，由此"顺藤摸瓜"(这是政治运动中借鉴侦察刑事案件的做法，一句耳熟能详的经验)，力求"扩大战果"，于是追查到来京一年多的时间里，曾经跟哪些同学联系过，见过面，几个人喝过一次咖啡之类，年轻人哪经过这种阵仗，可不是一五一十地写成流水账。接着，就是每一次都跟什么人说过什么话，听什么人说过什么话，在场的还有什么人，一笔一笔，都得搜索枯肠，不厌其详地交代出来。

这里面涉及一个年纪稍大的人，还是在校期间，因为家庭划为地主成分，其实长辈都已经过世，在家乡土改工作队的勒令下，他不得不代表他的地主家庭回乡挨斗，他多少说起过这件事，这自然是个攻坚的缺口;他本人在运动中遇到什么，是另一回事，而凡与他哪怕只有一面之雅的人，也得缕述有关的经过，检讨自己有没有"丧失立场"的思想反应，等等。

我作为五人小组成员，看了转来的材料，也看了谢文秀奉命写的材料。对照起来，若合符契，可证都是实话实说。而她对所谓反动言论只是听人说说罢了，并没有特别在意，这跟她一直并不怎么关心政治的情况，参照看来也是一致的。同时，支部还对谢文秀一两年来接触过的其它人(主要是来京后有过些往来的老同学包括中学时的同学，以及在张家口一起集训的新同事)进行了走访或书面调查，没有发现其它问题。

尚未到运动后期，五人小组也无权宣布对谢的审查结束。但至少在我，认为这一页已经掀过去了。谢文秀当然不可能是暗藏的反革命，就是那个替已故家长在土改中挨斗的人，光是向别人说说有过这么一件事，也不能算是反革命活动吧。这几个同学校友，更谈不上是什么小集团。我当时是这样认识的，这也在常识以下，没什么特别高明之处。

不过，专业的党务工作者未必这样看。他们理所当然是一批党性最强的人，能够时时处处坚持党的原则。

党委副书记顾湘是一位"老延安"，老大姐，四十多岁若在在今天还算"中青年"，而在当时革命队伍的年龄构成中，"三八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论革命资历仅次于"红军干部"、"长征干部"，是在农村包围城市的大形势下由解放区农村"进城干部"的中坚力量，自然而然也赢得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尊敬。

我从1949年一到电台，就认识顾湘了，她也是"看着我长大"的老同志之一，我入党时得到过她衷心的祝贺。那时候电台人少，没有谁不认识谁。顾湘显然在解放区做过群众工作(政治术语叫群运，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例如青救会、妇救会等必须深入到陌生的群众中去争取同情和支持的工作)，在我们这些学生出身的年轻人眼中，自是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她也的确关心我们，愿意接近我们——并无功利目的，也不是着眼于"做"我们的"工作"。

在南河沿宿舍住邻居的时候，夏夜纳凉，她深情地向我们述说在太行的生活，还哼唱当地的民歌;她的丈夫张晋德，一九四零年代参与过秧歌剧——新歌剧《赤叶河》的作曲，五十年代初是中央台的文艺科长，热爱音乐，亲自到新疆采录老歌手演唱的《十二木卡姆》……我听高而公含糊地说起过，在解放区某次运动里，由于顾湘出身于地主家庭，曾被捆到树上暴打，我虽不懂事，但也知道，像这样的伤心事，是不能去触人家伤疤的，因此也从来没问过。至于是哪次运动，起初我猜想可能是"三查三整"，后来想，当时她们已在太行山下漳河边上磁县地界的电台，原班人马一九四九年一起进城，至今都在台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没发现顾湘跟谁有什么过结儿，看样子不像发生在一九四八年，而是更久以前，也许是在延安整风审干的时候吧，那是离我们太遥远的往事了……

话扯远了。我只是说，在平时，顾湘从来没向我摆过"原则面孔"。而在肃反高潮中的某一天，在昏暗的走廊里碰上，她忽然回身叫住我："小谢正受审查，你可不能跟审查对象谈恋爱哦!"这个提醒来得突然，我一时语塞，顾湘就走过去了。

顾湘身受过被审查时的捆打，她是饱经政治风浪的人，自然不愿意看到我在这样的运动中"犯错误";而她在局党委的工作岗位上，必定听到了关于我"跟肃反审查对象谈恋爱"的举报——某个人或某些人甚或某级组织的"情况反映"，"民不举，官不究"，既然有了举报，就不能装聋作哑，而要有所表态。积半个世纪的政治经验，于今回想起来，顾湘这几句话，是"打招呼"，但未必是组织决定要她出面作此警告，若是那样，她满可以正经叫我到党委办公室，郑重其事谈一次话，不会是偶然路遇的规劝了。

但我当时少年气盛，不以为然，心想恋爱是我个人的事，我对谢文秀的了解，使我相信她不会干"反革命"活动，更不可能是"暗藏"的反革命，觉得顾湘的话是多馀的，我才不怕呢，"我走我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议论吧。"反正由于我们支部肃反主持者顾文华的清醒和稳健，对谢文秀的所谓审查适可而止，随之我的"跟肃反审查对象谈恋爱"一说也就不了了之。但在五十年沧桑过后，我深感误解了顾湘的苦心。

她在党委，谁的档案不能看，她固然知道我从小"跟着共产党走"，可以信任，就说谢文秀，也从未隐瞒家庭出身，她父亲纵然是银行经理襄理一流，却从不参与政治活动，更没参加过"反动党团""会道门"，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也顺利过关;无论按照当时或今天的逻辑，谢文秀都不具备从事"暗藏的反革命活动"的作案动机——这是今天我们用办案的法律用语来追述旧事，以顾湘的水平，当时无疑也会做出相应的判断。她大概相信事情会像延安整风审干那样，经过审查啦，甄别啦，一切会水落石出，而她希望像我这样一路顺风的年轻人，能一避运动的锋芒，检点言行，免得横生枝节，吃眼前亏。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七八年，我到专家楼宿舍去看望"文革"期间再次饱受批斗以至皮肉之苦的顾湘(她在北京广播学院任党委书记，"文革"中一般是学校比机关冲击得凶)，相逢一笑，尽在不言中。这么好的一个人已经不在，愿她安息。

第三支部的肃反过关了

第三支部的肃反运动是波澜不惊地度过了，谢文秀固然没问题，张耀康、胡曙也都悄然解脱。在整个广播局好像也没有抓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来(记得听说对外部有一位从日本归来不久的刘姓侨胞被抓，但过几个月也放回来了)。机关肃反在形成高潮后不久，就赶上下达了政策界限，习惯上叫"杠杠"，规定得清清楚楚;例如曾在国民党党政机关任职的，只有省市县的政府、党部这个垂直系统的主要负责人，直到"反动党团"即国民党区分部、三青团区队负责人(大体相当于共产党、青年团的支部书记)，属于历史反革命分子，而其它在旧机关中任职人员，如未查出当时的政治性恶行，又没有什么"现行活动"，则只属于政治历史问题(自然还有严重与一般之别)，跟一九五一年"忠诚老实学习"运动后的定性标准差不多。但几乎是重又把历史问题翻腾一遍，在我们支部，似未大伤感情，在其它单位(更不用说在政策水平较低的基层)就难说了。

一些"肃反对象"芥蒂于怀，两年后在号召"大鸣大放"时一吐积郁，这样的人无一例外都划了右派。在现代法治社会，"一罪不二罚"。但在那时，一旦有所谓前科，那么一来什么运动，都要把历史冷饭热炒一过。天津极年轻的诗人侯红鹅(后在唐山林西矿劳改，便更名林希，八十年代成为全国知名的小说家)，在一九五五年反胡风时受到冲击，因为他与诗人阿垅(被定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一九六七年瘐死狱中)有一些文学交往，被反胡风的"按语"点到，自然在劫难逃，而到了后来反右时，又加扣一顶右派帽子，这样的事并不鲜见。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划右派的依据，就有一条是"攻击党的肃反运动"。《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根据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人代会上的发言，大讲肃反运动的重大成绩，那里有正式公布的挖出多少暗藏反革命的数字，我记不清了;同时还有一个数字，是说在"肃反对象"中还有多少人，最后查明不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查清了他们的历史问题，使他们得到了党和群众的信任，云云，这自然也是运动的成绩了。后来打成右派的，多半是这一部分本应对党感恩戴德，却忘恩负义，居然对党心怀不满，反咬一口的人。其后若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样成为"老运动员"的，不是罪有应得吗？

我们的肃反正值一九五三年春斯大林死后两年间，苏联正在努力平反过去肃反中造成的冤案。我们在电台内也能感受到这方面的潮汛。

因苏联以间谍嫌疑逮捕了美国记者安娜·刘易斯·斯特朗，处决了她任《莫斯科新闻》主编的俄籍丈夫；受此案牵连，一九四九年初，在尚未进城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英语组工作的美国同志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也被中共中央派师哲诱捕，关起来了。一九五五年，李敦白重新出现在西长安街3号电台院内，他原先的中国妻子，一位英语播音员，不久前刚刚改嫁。温文尔雅，戴一副金边眼镜，操一口四声分明、相当纯熟的汉语的李敦白，仍然回到英语组当定稿人；其后，他跟局总编室秘书、一位来自河北农村的姑娘、中共党员王玉琳结婚了。

其后不久，俄语组来了一位从苏联释放回归的苏子元。与习见的关东大汉不同，这位曾经在三十年代活跃于黑龙江边境林海雪原的老同志，显得瘦小，并无军人的威武之姿，但他当时却是以中共秘密党员身份参加抗日联军的成员，并为远东的苏联红军情报机关工作，一心只是为了抗日，同时完成中共、苏共两党布置的任务。后因寡不敌众，他那支抗日联军避入苏联境内，谁知都被捕缴械，沦为肃反对象，有的劳改，有的流放。十多年后，赫鲁晓夫当政，平反冤案，他才得被遣返中国。他来到俄语组，也是做定稿工作。

在这两位共产党人饱经沧桑的眼中，中国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该是似曾相识吧。他们两人安然度过了这次运动，直到十年后的"文革"，才又卷入中国的"是非"。

作者附笔：

马尔克斯曾写有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然则这篇纪实文字，写的就是"肃反时期的爱情"了。一晃整整六十年过去，我和谢文秀两人之间的遇合，放到大历史背景下来看，不过是人海一浮沤；而我们与周围人众之间，则深感如鲁迅之曾慨叹，"人的灵魂是不相通的"。

当年跟文秀初次约会，同去苏联展览馆看苏联画展，大约是在一九五五年上旬的某个星期天；而过不几天的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出了惊动全国的毛泽东命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量级"按语"。五月中旬则开始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抓捕，开启了当代大规模文字狱的历史。并进而发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

后来每见在胡风案件中受难的诗友，总会心怀惶愧地想起，当他们身陷从天而降的牢狱之灾时，我不但曾经落井下石，而且正初尝恋爱的滋味(尽管由于插入了肃反一杠子，甜味也夹杂了苦味)。两年之后的一九五七年，我沦为新一轮运动的打击对象，这时才仿佛看到了自身遭到的报应：这回轮到我了。……这也许就是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个好走极端的社会中，人人或都有分的人生况味吧。

——微信 华人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