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自愿当奴隶的人类真的存在吗？

人为什么自愿选择不自由的选择

徐贲

              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文学博士，加州圣玛丽学院英语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

导读 埃尔斯特同意法国文化学家保罗·韦纳（Paul Veyne）对"酸葡萄"的政治见解。韦纳指出，"酸葡萄很容易让臣民赞美统治者"。埃尔斯特补充道，奴隶敬爱主子是一种意识形态，奴隶敬爱主子首先是因为他们已经处在了奴隶的位置，没有其他的选择。

挪威社会学和政治学家埃尔斯特(Jon Elster)对中国读者来说应当是不陌生的。他著作颇丰，其中至少有两部已经翻译成中文，但似乎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埃尔斯特以研究和发展"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闻名，他将理性选择理论广泛运用于多个领域的哲学和伦理分析中。他认为，理性选择远不只是一个用于解释行为的技术性工具，而且更是提供一个认识人类自己的重要途径——不只是我们该做什么，而且更是我们该如何生存。

因此，我们可以跨越不同的学术领域，从理性选择来思考与人的生存关系最密切的一些问题。埃尔斯特本人对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就有跨学科的特点。对政治领域里的选择，他的代表作是《政治心理学》（有中译本）；对人的情绪与欲望，他著有《心灵的炼金术》（有中译本））；对人的自由选择、选择偏颇和选择限制，他的代表作就是我在这里要介绍的《酸葡萄》（注1）。

埃尔斯特(Jon Elster)及其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品

一、"酸葡萄"和"禁果甜"

拉封丹《狐狸和葡萄》的寓言故事给了我们一个家喻户晓的"酸葡萄"说法——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埃尔斯特用"酸葡萄"来指人的适应性选择或适应性选择改变，"酸葡萄"是一种降低认知不协调（reducing cognitive dissonance）的心理机制。当一个人"不能做什么"和他"可能想做什么"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不协调。（117）为了降低和消除这种不协调，最方便的办法就是调整选择，这样才能适应"不能做什么"的现实。狐狸因为吃不到葡萄，所以调适了它自己的选择："我不要了。"狐狸不只是"不要了"，而且还给自己一个"应该不要"的理由："葡萄是酸的，不好吃。"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调适比狐狸的要复杂得多。埃尔斯特指出，人的选择一旦受到外力限制，在认知上就很难不多不少地精准调适，调适经常会变成"过度调适"（over-adaptation）。例如，在思想审查过程中，执行审查的刊物和出版社会把"自我审查"作为适应性选择，但经常是过度自我审查，因为他们不知道这种自我调适的尺度到底是在哪里。对审查的适应性选择会让执行者把一件本来是不得已才做的事当成一件应该去做的事，不仅应该去做，而且应该做好。埃尔斯特指出，拉丁语中有Amorfate（爱上命运）的说法，英语中有"making a virtue out of necessity"（把非做不可的事装成自愿做的）的说法，指的都是过度调适，语言里有惯用法，说明所言之事相当常见。

"酸葡萄"的反面是"禁果甜"。禁果甜指的是，越是得不到的就越好，与"得不到的就不好"正好相反。禁果甜在中文里的说法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在英语里叫"The grass i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篱笆那边的草绿）。"酸葡萄"的反面还可以是"甜柠檬"，我得不到葡萄，所以不管甜不甜，都是酸的；柠檬是我自己的，所以不管酸不酸，都是甜的。文化或政治上的排外主义与民族自大经常成双成对，这与酸葡萄和甜柠檬相互搭配，是相似的。

埃尔斯特同意法国文化学家保罗·韦纳（Paul Veyne）对"酸葡萄"的政治见解。韦纳指出，"酸葡萄很容易让臣民赞美统治者"。埃尔斯特补充道，奴隶敬爱主子是一种意识形态，奴隶敬爱主子首先是因为他们已经处在了奴隶的位置，没有其他的选择。其次，奴隶可以因此憎恨主子，但他偏偏选择了敬爱。主子可以压迫奴隶，但无法强迫奴隶从心底里敬爱自己（当然可以装装样子），敬爱是奴隶的自愿选择。也就是说，臣民敬爱主子是一种适应性选择，一种在得不到葡萄的情况下，为自己编造的"柠檬甜"神话。在奴隶的"柠檬甜"神话里，压迫不再是压迫，而是变成了"爱护""关怀""保护"。奴隶靠主人过日子，在主人锅里吃饭，就不能砸主人的锅。埃尔斯特认为，这是对主奴关系的一种意识形态理解，归根结底，造成这种意识形态的是主子的压迫，而不是奴隶的适应。他对此指出："被压迫者（奴隶）也许自动编造了压迫的合理性，但这不等于说压迫是他们发明的。"（115）

在奴隶不得不接受压迫，不得不当奴隶的情况下，较仁慈的主子比残暴的主子要好。因此，奴隶经常会对较仁慈的主子（往往是与非常残暴的主子比较出来的）感恩戴德，报以热爱和歌颂。埃尔斯特指出，这是一种酸葡萄机制的"操控"（manipulation）效果，"酸葡萄可以让人们满足于自己所能得到的那一点点东西"。（115）生活在专制下的人们很容易满足于统治者给予他们的恩惠，尤其是物质享受和提供安全感的稳定。有了这些"好东西"，他们对得不到的其他好东西变得不再那么有兴趣，甚至把有些好东西当成坏东西来加以排斥。例如，他们会告诉自己，那些他们得不到的东西——自由、权利、尊严——原本就是不值得希求。这也就是埃尔斯特所说的，"故意给人们一些选择，目的是排除他们对另一些可能选择的向往"。（114）

政治和社会学家斯蒂芬·鲁克斯（Steven Lukes）说，"一个人可以对另一个人动用权力，逼他做不肯做的事情，但也可以利用权力来影响他，让他自己觉得愿意这么做。让别人愿你所愿，通过控制他们的思想和愿望来让他们听你使唤，这不是更高明的权力手法吗？……思想控制可以用更加日常生活化的手段来实现，如控制媒体消息和对个体的社会化。"（注2）对鲁克斯的这番话，埃尔斯特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统治者改变被统治者的想法，使之与自己的统治需要相一致，这是统治者在被统治者的头脑里装进了他们原来没有的想法呢，还是在利用他们头脑里原本就已经有了的某些想法？（115-116）

二、酸葡萄心理的认知失调

埃尔斯特认为，统治者并不能把民众从来没有的想法、情绪和思维方式强行植入到他们的头脑去，统治者必须巧妙利用民众头脑里原有的东西，使之为自己的统治利益服务。例如，许多老百姓本来就盼望有好皇帝和父母官的保护，这种想法对统治者有好处，所以统治者就把自己装扮成慈父。因此，埃尔斯特指出，"酸葡萄是严格意义上的内因作用，而不能用外因来解释。臣民习惯于听天由命，这对统治者是有利的，但是，要让臣民们能够听天由命，……则需要他们觉得听天由命对他们自己是最有利（最好）的选择。"（116）

这种制度在有专制文化传统的国家里最为有效，也最能保持稳定。这是因为，那里的人民从来就不知道自由究竟为何物。所以最可能以一种怀疑、抵触的态度对待自由。让人民不爱自由的最佳方法不是批倒、批臭自由，只要让他们怀疑自由就可以了。由于他们自己从来没有亲身体会自由好处的机会，所以他们很容易就会相信，他们所没有的自由是不好的（酸的），而他们目前的处境要比有自由好得多（是甜的）。

酸葡萄是一种不自由状态下民众与权力的特殊关系，其适应性选择趋向于过度适应。托克维尔已经注意到法国人有"一做奴隶，就会争取做超级奴隶"的现象，埃尔斯特认为，这是一种人类普遍现象。（118）

他指出，酸葡萄的过度适应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旦如此，便欲罢不能。但是，这种欲罢不能与普通的"上瘾"又有所不同。上瘾只是无法摆脱，而适应性选择欲罢不能，则是因为这一选择所包含的以付出代价，这就像结了婚的人，重新选择会有许多现实的障碍。另作选择意味着浪费已付出的代价，因此其实是无法回头另作其他选择。（121）许多人入了帮派组织，即便后来极度失望，也再也难以退出，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了贼船"。他们只得硬着头皮，打肿脸充胖子，声称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这种硬着头皮的选择效应会对他人有欺骗和误导的效应。更有甚者，人一旦做出了某种不理想的选择，即使是无奈的，也经常趋向于夸大这种选择的好处，竭力向别人表明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最好的选择。（120）哪怕在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错误的之后，他也仍然可能会死不认错，变本加厉地为自己的选择辩护。埃尔斯特说，"酸葡萄会包含对未选择的可能和对没有选择的可能竭力贬低。因为自己选择了，所以把自己的选择看成或说成是特别重要的。"（122）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当过知青，一辈子庸庸碌碌，但到头来却偏偏说自己"青春无悔"（被称为"捂着伤口唱赞歌），不只是欺骗自己，而且也是误导他人。当然，这很可能并不是有意识的欺骗，而是一种对选择的评估机能失调。

埃尔斯特认为，美国心理学家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种评估机能失调。费斯汀格心理研究观察的是1950年代初芝加哥一个叫"追求者"（Seekers）的地方教会，教会首领向教众宣布，1955年12月25日，一场洪水将会摧毁世界，而外星人会驾着飞碟来解救他们。"追求者"们为世界末日做好了一切准备，辞去了工作、变卖了家产，甚至把裤子上的铜拉链都剪掉了，以免妨碍飞碟的电子通讯。结果，当那一天到来时，世界并没有毁灭。按理说，这些做出错误选择的人们应该清醒了，但是，完全出乎一般心理推断的预料，这些坚定不移、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信徒不但没有改变他们的信念，反而更加相信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认为，世界没有按原计划毁灭，是因为他们迎接死亡的虔诚态度感动了上帝。预言失败不仅不是坏事，而且还是好事，不仅是坏事变好事，而且是幸亏有坏事，帮助他们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经过选择心理调适的"追求者"们在行为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完全改变了以往一贯低调、不愿与外人来往的教派特点，变得热衷于宣扬他们的教派信仰，到处加倍努力向他人证明自己教派的正确。

"追求者"这种行为并不是一个笑话，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今天有人不仅怀念"文革"，而且还期待再次发生"文革"，坚持认为"文革"式的暴风骤雨，可以解决当前社会腐败的问题，便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理论的图。源自维基百科

三、从拉封丹的酸葡萄到埃尔斯特的酸葡萄

埃尔斯特用"酸葡萄"的比喻说法，提出适应性选择的问题。一般人熟知的"酸葡萄"只是他所讨论的适应性选择的一小部分。拉封丹故事里的狐狸只是"假装"不喜欢他得不到的葡萄。它自己说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实际上不是狐狸自己在自由选择，而是被限制的选择在替他选择。狐狸并不会因为这一次得不到葡萄，就永远都不喜欢葡萄，下一次它碰到自己能够摘得到的葡萄，还是会喜欢的。而且，还有一种可能，狐狸的眼睛盯着一串看上去特别可口的葡萄，因为摘不到，所以用酸来安慰自己，但随后又把眼光转而投向另一串虽然不那么好，但却是摘得到的葡萄，并摘下了这第二串葡萄。

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这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这就像一般男子如果不能娶到自己心仪的姑娘，还是会娶另一位姑娘的（尽管可能先会用酸葡萄安抚一下自己）。一般人不会就此选择单身，或者选择自宫去当太监。另找对象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单身或自宫则是埃尔斯特所说的"变态选择"。

埃尔斯特所讨论的"酸葡萄"适应性选择，主要不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更是变态选择。因此，酸葡萄的问题不在于作了"求次"的选择，而在于变态选择。有时候，"求其次"也是不错的选择。经常是，事情或生活不如意，与其耿耿于怀，事事求完美，倒还不如退一步求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退而求其次"是一种根据现实条件，经过调整，比较实际的选择，但它仍然承认，那不得不放弃的选择是比"次好"要好的选择。这与变态适应性选择把"次好"看得比"好"更好，或者根本就失去了好与不好的判断意识或区分标准，因而走向原来选择的反面，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一个人身处苦难，实在改变不了苦难的环境，就能把苦难当幸福来享受。这样的适应性选择是有道德缺陷的。

变态适应性选择及其道德缺陷在喜欢上当奴才的人身上表现得特别充分。我们知道，奴才有可能"喜欢"上自己的生活方式，"爱"上自己的主人。不管在皇宫里还是社会上，都可以找到许多这样当奴才的例子。这样当奴才是因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由于变态适应性选择，把当奴才，并且努力当好奴才，自觉地当成了自己的选择。奴才自愿选择当奴才。这给关注奴才的人们提出了一个伦理问题：既然他是自愿选择当奴才，我们是否应该不干涉他的选择，而是予以理解和尊重呢？还是应该干预他的选择，说服他不要当奴才呢？这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

表面上合理的结论似乎应该是，应该尊重奴才的决定。对他个人来说，他有选择的自由。对社会来说，这样的选择也是有益的，因为顺从的奴才不会造反，不会引发动乱，由忠诚关系维护的稳定主-奴关系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从"社会整体选择效率"来看，主奴"整体关系"中奴才的利益与主子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如果主子幸福，那么奴才也幸福。结论是，奴隶制或主子-奴才制度并没什么道德缺失。

如果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看法，那么，我们实际上已经是在做一种不同的道德评价了。这必然也包括对奴才的适应性选择所作的道德评估。以此评估来看，选择当奴才，如果不是最坏的适应性选择，至少也是最坏的之一。以今天世界上人们普遍认同的自由、平等和人的尊严价值来判断，这是一种产生于不道德主奴关系的变态适应性选择。奴才的选择受主奴不平等关系所限制，他的选择实际上是主子为奴才设置的选择，他实际上无法选择不当主子的奴才，这才学会充分理解当奴才的好处，自愿地选择了当奴才。埃尔斯特指出，奴才选择的背后有推动这个选择的个人看法和欲望（当奴才的好处），但是，"我们应该审查（奴才的）信念和欲望是如何形成的，并以此来评估信念和欲望的广义理性"。（15）

早在18世纪，让-雅克·卢梭就在《社会契约》（1762）中认为，即使一个人自愿与另一个人订立自愿为奴的契约，这个契约也是无效的。无论是献身为奴或卖身为奴，都剥夺了一个人运用自由意愿的机会，这时候，签约为奴者已经不是一个道德主体，他与任何人所结之约都是无效的。（注3）同样，自愿选择主子的选择，这也不是一个自由的道德主体所做的选择，不管理由多么充分，从道德上说，也都没有意义。如狄马所说："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在道德上都是没有价值的。你表扬一个太监守贞操，就像在我们的时代你表扬一个下岗工人勤俭节约，农民衣着朴素一样没有意义。"（注4）有些人出生在一个由不得他们选择、参与或改变的体系中，只有一种教育，只有一种信息，只有一种正确——只有一种活法。他们别无选择，而不是做出了一个自由的选择。

【注】本文原标题为《人为什么自愿选择不自由的选择：埃尔斯特的<酸葡萄>》

参考注释：

注1.Jon Elster,Sour Grapes:Studies in the Subversion of 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出自此书的引文在括号里注明页码。

注2.Steven Lukes,Power,Ａ Radical View.London: Macmillan,1974.

注3.Ernest Barker, ed., Social Contract. London, Methuen,1952,bk.1,chap.4,p.175.

注4.狄马："苦难的妙用" http://www.jianshu.com/p/97096aeae88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