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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4月27日，辜振甫與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辜汪會談」（取自網路） |
一九九八年的辜汪會晤，蔡英文最難忘的是辜老的談判風采。
高手過招，幕前的針鋒相對，招招精彩，幕後看不見的角力更是暗潮洶湧。
主戲的部分，「辜汪會晤」、「辜江高峰會談」，你來我往，大家各自宣讀自己的劇本，各唱各的調。我方主角辜振甫，在什麼場合要講什麼話，都是原先就準備好的，有媒體發問，就由時任海基會秘書長的許惠祐發言，其他人不能隨便對外發言，所有人都是按照寫好的劇本演出。
主戲的部分，「辜汪會晤」、「辜江高峰會談」，你來我往，大家各自宣讀自己的劇本，各唱各的調。我方主角辜振甫，在什麼場合要講什麼話，都是原先就準備好的，有媒體發問，就由時任海基會秘書長的許惠祐發言，其他人不能隨便對外發言，所有人都是按照寫好的劇本演出。
1998年10月14日，辜振甫與汪道涵在上海舉行第二次「辜汪會談」（中新網）
「當主角辜振甫在講，我們就像戲裡的配角一樣，在旁邊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如果有什麼臨時的事情，我們就隨時予以協助，」吳榮義說。「中國代表說他們的，我們就說我們的，大家各唱各的調，但是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我們的立場就是要『平等』、要『對等』。」
但是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能夠SOP，雖然幕僚們已經很盡力地想要讓整齣戲「照著劇本演」。
被邀賞畫，辜老從畫風到作品倒背如流
在出發前，政府各部門所組成的幕僚小組，在沙盤推演的時候，會一再確認，每一次辜老對外發言，目標是什麼？表達什麼？時間要多久？「我們每一個環節都會去推，我們的作戰計畫書有厚厚的一整本。」劉德勳說。
比如說從台灣啟程，幕僚規定所有的人一定要從辦公室出發。
從辦公室出發途中，遇到媒體要不要表達什麼立場？還是到機場再表達？這些都在沙推的範圍內。最後幕僚們決定讓辜老在機場正式說明我方的立場，不僅表達給國內聽，也要表達給對方知道，因此機場記者會的場地、動線規畫、辜老要講什麼，幕僚早就都已經先準備好。
到了中國，整個活動開始進行，白天主角在公開場合發表意見，幕僚們晚上開會檢討當天的狀況，並推估明天可能的變化，「所以每天結束都會開會，大家晚上都還要戰戰兢兢一起沙盤推演，就怕出狀況。」劉德勳回憶。
只是劇本寫得再好，還是有例外的時候。
上海博物館。(取自鳳凰藝術)
辜汪正式會晤後，代表團應邀參訪剛開館不久的「上海博物館」，一行人參訪完博物館，辜老接受媒體採訪，發表完參訪感想後，館方突然很熱情地說：「我們還有一個地下室的展場想請辜老去看一下。」
這是預期之外的行程，由於沒有媒體跟隨，一行人就下樓參觀了。
同行的劉德勳回想當時的場景，上海博物館地下室有一個大場子，擺了一個大石桌，辜老跟夫人站在前面，其他團員站在辜老身後，館長就站在辜老身旁，這時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拿出了上海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一九九八年，上海博物館新館開幕不久，馬承源館長開心的拿了兩樣「鎮館之寶」想要在台灣來的代表團面前好好地炫耀一番，讓大家見識一下「祖國博大精深的文化水準」，這個上海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其中之一就是元朝畫家王冕的畫(王冕的墨梅圖是上海博物館蒐藏珍品)。
墨梅圖。(取自藝術迷網)
當館長說出，「鎮館之寶」是「王冕的畫」時，同行的幕僚們心想：「完了，沒有沙推到，我們只知道王冕畫荷花的故事……。」沒想到當館長把畫打開，只說了一句「王冕的畫」，辜老就接話了。
辜老不疾不徐地說：「王冕的畫，畫風的特質是……。」一下子把王冕這個人、畫風、特色、有哪些重要作品一口氣全部講完，馬承源館長沒得表演，只好悻悻然說了一句「把畫捲起來」，馬承源館長的舉動，讓在場全部的人當場傻眼。
考題還不只這一道，收起了王冕的畫，館長馬上又拿出第二個鎮館之寶-犀牛角杯，馬承源開始介紹：「這世界上只有四個犀牛角杯，全世界只有四個，上海博物館蒐藏其中一個，相當的珍貴，」館長一邊說，一邊打開盒子，端出犀牛角杯。
這時候辜老說話了。辜老跟站在身邊的夫人講：「我們家那個櫃子裡的犀牛角杯也應該要保養一下了！」聽到這裡，代表團成員個個面面相覷、目瞪口呆，原來辜老的家裡也有一個舉世珍藏的犀牛角杯。
雙方的較勁無所不在。
辜老精研王冕的畫或是他家裡也有一個犀牛角杯，在兩岸高度政治、高度敏感的互動裡，並不是表示辜老家裡多有錢，這其中凸顯的一個觀念是，「對方的東西還放在博物館裡，我們則是融入到生活裡，進入到社會家庭中，那種文化層次就有差異了。」劉德勳分析。
被要求作詩，辜老兩三下落筆完成
之後前往北京，在北京大學的參訪行程，代表團又再度遇到狀況之外的考題。
北京大學有個嚴復銅像，由於嚴復就是辜老夫人的祖父，所以代表團一定要前往致意，辜家也因此買了數量龐大的一套書要送給北京大學。
當時幕僚們事先寫好的劇本是：「一行人抵達北京大學會有媒體採訪，還要接受贈禮，接下來到嚴復銅像前面致意，媒體會問夫人，也會問辜老，接下來就是合影、繞校區等等。」
沒想到一行人走到嚴復銅像前面時，卻看見銅像前有一個大桌子，上面鋪了毛筆、硯台，這是劇本沒有的。幕僚們心想：「那是要簽名嗎？對方根本沒有提到，
沙盤推演也沒有這一段啊？」這時有人開口問：「是要簽名嗎？」北京大學的人說：「不是，依例到嚴復銅像這邊是要寫詩的。」
幕僚們一聽心裡「七上八下」，大家想：「這下慘了，沒有沙推到，又是臨時考題，總不能說請給我們五分鐘，讓我們想一下。」沒想到辜老一聽就哈哈哈笑了幾聲，隨手拿了毛筆蘸了墨，僅花一、兩分鐘就開始落筆，洋洋灑灑如行雲流水般，兩、三下完成了一首詩，對照辜老的「一派自若」，旁邊的幕僚們都緊張得快說不出話來。
「一九九八年辜汪會晤的很多場合，都不是沙盤推演可能預料得到的，有很多臨場應變的場合，如果沒有辜老高度智慧來化解，很難進行得這麼順利。」幕僚們回憶。
兩岸之間的交往，檯面上、檯面下可說是處處交鋒，同行的蔡英文近身觀察辜老，不只在談笑間用兵，還會唱京劇，「他可以用中國人熟悉的方式，去表達跟他們不一樣的意見，這是談判最高招，已達藝術境界。」蔡英文說。辜汪會晤一路下來，看著辜老面對江澤民、汪道涵時不卑不亢的態度，及有為有守的應對進退，蔡英文心中深感學到了寶貴的一課。
至於怎麼樣才能夠達到談判的最高招「用對方熟悉的方式，去表達不同的意見？」這麼多年之後，蔡英文終於了解，那是「人生閱歷」的累積，「辜老在兩岸談判的高超手腕，就是人生經驗閱歷豐富的最極致表現。」蔡英文說。
哲人日已遠，辜老的談判風采，永存在蔡英文心中。
兩岸之間，一字之差，失之千里
從一九九三年四月的辜汪會談，到一九九八年十月的辜汪會晤，相距五年六個月，其間兩岸制度化的協商中斷了三年多，充分顯現兩岸互動上要建立起互信，是一樁最艱難的事。
新加坡辜汪會談之後，我方原本希望兩岸、兩會制度化的協商、交流能夠順遂地往下走，但是，兩岸關係之路崎嶇難行，就連原先以為可以順利進行的事務性協商，也一直顛簸不斷。
新加坡辜汪會談中，海基、海協兩會雙方同意，之後可以就三個議題開始協商，這三個議題分別是：劫機犯遣返、偷渡犯遣返以及漁事糾紛(指兩岸漁船對撞事件等等(，這三個議題並不涉及政治層面，是海基會副秘書長層級的交流，但是等到兩會開始針對此三個議題進行協商，問題就一個個跑出來了。
「每一個議題裡面，對方總會把幾項當作是一個政治性議題，然後雙方協商就陷入膠著狀態。」劉德勳說。
那陣子有很多中國的客機飛到台灣來，劫機犯該怎麼處理，成為兩會第一個要協商的議題。
當時我方的原則是：「採用國際標準」，就是依各國處理劫機犯的通用程序處理，當被劫持的飛機一下到我方的機場，我方的檢察官就會帶著航警人員上飛機，接著把全部的人帶下來，飛機先回去，劫機犯則留下來做後續處理，進入司法程序，換句話說，國際標準不會原機遣返。
這時候，海協會就會要求我方「劫機事件應該將劫機犯原機遣返」。而海協會所謂的「原機遣返」就是把嫌疑犯上手銬之後，當場交還給他們，讓飛機、機組員、旅客與嫌疑犯搭乘原機，回到原先的航線、航程，就是原機遣返。
但國際標準中並沒有「原機遣返」，「因為原機遣返風險很高，是很危險的。」劉德勳分析。
怎麼說很危險？因為劫機事件，短時間內沒辦法確定有沒有共犯，如果貿然「原機遣返」，風險太高，所以一般按照國際慣例，一定是把飛機留在降落地，我方開始進行司法程序，絕不可能原機遣返。
當時兩會有關劫機犯協商的過程中，條文裡就寫著，劫機犯在司法程序中，經雙方協議，飛機先遣返，人員留下來繼續做後續的司法處理。
基於安全，按照國際慣例，我方協商代表提出這樣的做法聽起來合情合理，但是海協會協商代表卻說：「不行。」
為什麼要用「司法程序」，難道不能改為「內部程序」嗎？海協會協商代表不停地質問。我方負責談判代表也提出質疑：「司法程序是公認的，那內部程序是什麼？」
「內部程序」過於模糊，我方無法接受，「司法程序」對方也認為「司法」兩字太過於敏感，就因為條文當中要用「司法程序」或「內部程序」，讓幾乎已經達成共識的劫機犯遣返協議再度陷入膠著。
劫機犯遣返之外，偷渡犯遣返雙方的協商過程也碰到障礙。
偷渡犯遣返，海基、陸委兩會緊抓的大原則是，本國人如果偷渡回來台灣，也就是說台商如果偷渡回台灣，是不遣返給中國的，也就是所謂的「己方人民不遣返」，這是海基、陸委兩會掌握偷渡犯遣返的一個大原則。
在這個大原則下，我方協商的條文上就寫：「己方人民不遣返。」但是這樣寫，海協會就不同意了，為什麼會不同意？因為海協會負責協商談判的人員認為，這樣的用詞有瑕疵，「在談判桌上，他們就質疑為什麼條文是寫『己方人民』而不是『己方居民』不遣返？」劉德勳說。
到底「己方人民」跟「己方居民」有什麼不一樣，不是才差一個字嗎？為什麼雙方要對此僵持不下？
「因為一字之差，差別真的很大。」熟悉兩岸法政事務的劉德勳說。
他說明，首先，如果是「居民」，在法律上，一個人可能有很多居所，比如一個台商，他可能戶籍地設在台中，公司在台北，公司又派他到上海，所以他在台中、台北、上海都有居所，這時我方可以說，他當然是台灣的居民，他的原住所在台灣。
但是，從對方的角度來看，對方也可以說，這個台商在上海也設了居所，所以也是上海居民，這時候對方就可以抓著「己方居民」這條寫下來的共識，來跟我們要人，「居民」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但如果是「人民」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存在，因為人民就跟護照一樣，分得很清楚。
「人民」跟「居民」看似差別不大，實際上卻是天差地遠，也因為協商的過程中，類似「人民」跟「居民」的爭議持續不斷，兩岸事務性協商進展也相當緩慢。從一九九三年四月的辜汪會談，到一九九五年六月，劫機犯遣返、偷渡犯遣返、漁事糾紛這三個議題，兩會一直在談，但始終沒辦法簽定，後來因為一九九五年中國提出「江八點」，而我方拒絕接受中方提議兩岸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政治議題談判，中共乃藉由李前總統的康乃爾之旅以及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中斷兩岸事務協商，並接二連三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導致兩岸之間變得緊張，整個事務性協商也告停頓。
兩岸互動充滿了敏感且複雜的氛圍，始終要在確保立場和維持往來之間尋求可能的機會與空間，親身參與兩岸事務多年的蔡英文深刻理解，兩岸之間任何一個字、一句話、甚至一個動作都具有高度敏感性。
這也造成她之後不管在任何職位上，每次只要講到兩岸的東西，都會如此「錙銖必較」，甚至還被稱為「蔡更正」。因為她知道，兩岸之間，差一個字，結果就會完全不一樣，處理兩岸的任何事情，沒有犯錯的空間，因為一犯就是大錯，所以真的非得小心翼翼不可。
＊本文選自商業周刊出版，作者為張瀞文，台灣彰化人，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畢業，一九九○年代末期開始從事新聞工作，曾以醫療崩壞專題「十八位名醫最沈痛的控訴-別把人命省掉了」入圍吳舜文新聞獎，食安專題「一桶油，怎麼騙台灣七年？」入圍現代財經新聞報導獎，探討台灣空氣污染PM2.5專題「要命的空氣」入圍曾虛白新聞奬以及卓越新聞獎。「十八位名醫最沈痛的控訴」專題獲得財經新聞報導獎雜誌類佳作。（本系列結束）
蔡英文：從談判桌到總統府書封。（商業周刊出版）
——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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