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直：供給側改革、SDR扭轉中國經濟？

截图：湛江市长多次亲吻发改委批文

中國大陸現在流行的熱詞是「供給側改革」。

有人把現時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類同於上世紀80年代美國的供給經濟學，這種類同有無道理，應該是仁智互見的問題。但是，有一點卻不容否定，那就是不論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還是本世紀當下的中國，都面臨著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問題。幾年前的4萬億，今年以來的屢次降低存貸利率以及準備金利率等財政金融手段，都沒能解決日益扭曲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問題。由是，在為經濟求解過程中轉向供給側改革，是大陸嘗試解決經濟結構問題的最新努力。

用財政手段調整需求側，一直是中國政府的拿手好戲。這是因為通過財政手段調控需求側的管理模式，與計畫經濟的管理模式邊界模糊，政府自身做出調整的幅度最小。實際上，舉凡中國經濟結構扭曲之處，舉凡中國產業結構重疊、產能過剩之處，無不是政府調控的傑作。

此說被具象化的典型圖景，就是前年廣為大陸媒體刊載的廣東湛江市市長，在北京國家發改委大門外親吻鋼鐵項目批文的照片。但是，其實就在距湛江不到200公里的地方，一個在建的大型鋼鐵項目還未建成即成過剩……中國的現實是，僅僅河北省鋼鐵集團一家，其產量即可登頂世界鋼鐵量產之巔。這也正是北京市、河北及其周邊省市毒霾繚繞不散的基本原因。

對於政府來說，相比供給側改革，需求側的調控實施得力、見效快速。此外，其中不為人所公開道的關鍵還在於，調控需求側，可為設租和尋租留有更隱蔽、更大的空間。這一點，僅從國家發改委成為反腐運動中落馬官員層級最高、數量最多的政府機構就可證實。因此，在抱薪救火的需求側調控失敗之後，中國政府轉身面向供給側改革，其首要必做之事，不是向市場、向市長乃至向企業發號施令，而是先行改革政府自身供給公共政策和公共產品的方式，以市場化的要求來調整政府機構、改變政府職能和規範政府行為。

供給經濟學的要義在於「小政府、大社會」，在於少干預、多減稅。這樣的要義在中國大陸會否發生橘南枳北的問題，實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如果按現在中共有關做大做優做強國有企業，進一步強化國有企業的資源獲取優勢和市場壟斷地位的政策，由此通過國有企業的經濟活動來控制初始資源分配，以求達到供需平衡的目的，那麼，所謂供給側改革不過是在蘇聯、在東歐、在中國大陸已經徹底失敗了的計畫經濟2.0升級版而已。

如果說以供給經濟學為內核的供給側改革是加速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的話，現行做大做優做強國有企業的政策無異為這個改革踩下煞車，甚或是從已有的市場化改革階段大步後退。從大陸現有輿論看，藉供給側改革這個外殼，說市場化改革的有之，言計畫經濟的也有之。

以現有中國大陸已達至的發展階段，要完全退回到計畫經濟時代，是斷然不可能之事。但是，一腳油門一腳煞車的政策信號，無疑會為經濟增長的現實與前景平添混亂。在大陸，計畫經濟之不可能，就在於中國經濟增長已捆綁於整個世界經濟，斷開這種聯繫，中國經濟必毫無前途而言。

8月，IMF發布的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初評報告稱，IMF理事會將在11月最終決定人民幣能否納入SDR。從現有資訊看，美日等國均已為人民幣納入SDR開了綠燈。人民幣納入SDR，從中國國內多方態勢而言，不啻在中國大陸的市場化之途上築起一面止退的大壩。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人士)原载《世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