耘余闲墨（1）：「文革」的文化复制性质（綦彦臣）

讨论「文革」的性质是个老话题，我自己也写过包括学术文章在内的一些文字。虽然话题老，但仍有深刻思考的意义，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有人试图建立以传统为依托的政治模式的情况下，确实有必要认识「文革」的反动性。进一步地是，中国传统的反动性——外儒内法政治传统是本质性的反人性的东西。

现在，有一种很严重的社会现象，是为教师暴力。比如说，学生因两三句不满即遭教师痛殴，被殴者甚至是未成年人；再比如，学生干部因未能组织同学们给教师送节日礼物，竟致被老师找茬施暴。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以「师德欠佳」来指责或归咎于教育产业化。在社会心理上，多数人认可教师暴力，认为这是「严师出高徒，棍棒出孝子」传统的复现，有着文化合理性。中国传统以忠孝合一为基础。孝是品行之端，忠是更高层次的孝。这个道德原则之执行，偏好依靠暴力，因此「棍棒出孝子」就成了通俗准则。但从历史事实与伦理逻辑来看，忠孝政治是完败的。且不说「全世界各民族出叛徒（汉奸）最多的是中国」之泛论，仅看晚清定型的民俗箴言之有「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慈子奔他乡」，就有结论。靠暴力（以「棍棒」为符号）执行伦理设计，当然不正亦不慈。那么，在有了反抗的机会之后，剧烈报复也就成为血腥的现实。

「文革」之前存在着教师暴力，这是无疑的——我在少年时代就目睹过，只是它没今日的烈度而已。即便「文革」时代，一些受迫害的教师在迫害解除后，还会用遭到迫害的手段来整治自己的调皮学生——我就曾是被整治者之一。而「文革」之前的教师暴力如同其今日之被社会文化心理认可那样，是传统赋予的非契约权力。依今日教师暴力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看，「文革」不是「革传统文化的命」，相反，它具有很好的文化合理性。可以设想，如果「文革」再来，教师的遭遇会更惨，灭门血案恐怕是很一般的景观。这不是呼唤「新文革」，也不是为「旧文革」平反，仅仅是在思维质量上提醒那些如我一样的为社会提供思想资源的人们——我们这个社会太缺乏思考深度，或者说高质量反思还是稀缺品。

既然「君不正」与「父不慈」要承担「投外国」与「奔他乡」的撕裂性成本，或者说「投」与「奔」之选择是历史可能与现实可行，那么，负面传统或者边缘传统则不容忽视。忠孝合一之广义社会伦理与外儒内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干脆说是「狗皮褥子没反正」。所以，王朝统治大多败于「不孝」之反抗。首先是内难，而后是外部入侵。我无意贬斥那些「文革」中的受害者（尤其教师群体），但他们作为施害者群体的身份——这一面不能否定；若否定了，反思「文革」就意义不大。简单地说，让整个文化共同体摆脱「文革」恐惧，根本在于废黜忠孝合一、外儒内法。

冷静地看待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实现文化转型远比政治转型更重要。而且，社会性的文化转型慢慢铺开，政治转型或是自然发生于其间，或转型阻力变得很小。文化转型其实已经发轫，就是缓慢一些，质量不算高。这样，就需要一帮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人如「新黑五类」中的「异」和「网」（这两类有重叠），向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思想资源，也即推动整个社会地反思能力的提高。

按照实证经济学研究的路数，我写的这个小题目，只是个案例分析。相关的可做深度解析的还很多，比如说，阶级问题。因为「文革」之故，「阶级斗争」一词臭了，但是，当今中国又确实存在阶级斗争，仇官、仇富是之，官、富仇穷亦是之。这样，思想者们不能因「阶级斗争」一词之臭，就不说阶级斗争问题了。在规范政治学学术上，「阶级斗争」是个重大项目，民主政治（选举与议会）被称为合法的「阶级斗争」。

关乎「阶级斗争」还有一个与「文革」相连的思维题目。按着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与剥削）产生于人类出现剩余产品之后。通俗地说，吃不了、有剩头，争夺来了，剥削与阶级就生成了。但是呢，在人类生活的实质上，是「没的吃，才有的争」，也就是说没剩余产品时剥削可能更强烈。表面看起来，我举的这个例是非常学术化的。其实不是！在思想供给层面的现实是：马克思主义臭了，「阶级斗争」臭了，「阶级」还提它干什么？结果呢，思想者们因避「臭」而懒惰；结果呢，教师暴力那样的社会合理性还继续存在，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上午，完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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