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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右一：赵復三。中：本文作者晓丹 |
2015-09-10 08:58:35
（一）
暑假在中国旅行，美国的手机暂时搁置一边。两个月后回到美国，打开手机却听到一个噩耗，是赵復三先生的侄女赵红的留言："三伯伯两天前过世了。"那是2015年7月15日，赵红留言是7月17日，我听到留言的时候已经是8月3日。赵復三先生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所以赵红称他为"三伯伯"。他今年89岁。
我到网上搜寻，关于他的过世，只有中国社科院丁伟志、何方等几人联名发布了一个讣告，赵復三上一世纪80年代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与赵朴初、赵紫宸合称为宗教学界"三赵"，由社科院发讣告也合乎常情。只是除此之外，网上再没有其它片言只语。赵復三，在1989年的大事件中，怎么的也算是个举世瞩目的人物，他是当时政府官员中因政治原因外逃，官阶最高的人物之一。
1989年，赵復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副部级干部，也是中国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法组织执行局的执行委员。教科文组织有168个会员，每个国家在教科文组织里都有一个代表、中国的总代表是赵復三。6月8日，教科文组织正在巴黎开会。这是一个例行会议，有教科文组织的既定议题要讨论。但6月4日在中国北京发生的事件震惊中外，会议上大家都撇开了既定议题，讨论起中国的六四事件，有些代表甚至还出示了从媒体上下载的屠杀学生的血腥照片。赵復三是会议中唯一的中国人，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要求这位来自中国的代表介绍情况。赵復三处在了两难当中，一边是中国政府高层的指令文件，邓小平亲自下令，对外宣传统一口径："天安门事件，一个人都没死！"另一边是来自北京家人的消息，赵復三家住北京木樨地，是通往天安门长安街的一条大道。六四时有个邻居，扒在自家阳台上，从上往下看热闹，被流弹击中身亡。另外他也看到了外国代表出示的血淋淋的照片，证实了天安门屠杀流血事件。面对如此为难的境况，他该如何发言？
赵復三，这位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在他一生的外事生涯中，一直都在做党的驯服工具，然而这一次，良心却不再允许他说假话，面对联合国大会上168个国家的代表，他定了定神，用缓慢而坚定的语气讲了三点：第一、为六四发生了这样的血腥屠杀事件感到震惊；第二、为六四中的死难者表示哀悼、致敬；第三，中国的历史要从此开始重写。
这掷地有声的三点，直接违反了最高指令，一场未知的灾祸随时可能降临！在返回中国代表团住所时，他看到门口安全部的警卫，双手叉腰，斜着眼看他，令他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联想到两天前有人告诉他，中国有个驻古巴的外交人员，因说了实话，唱了反调，被安全部的人押送回了北京。赵復三预感到，他6月8日在联合国的发言肯定已经报告北京，安全部正在待命，下一个被押送回国的就该是他了。
6月12日联合国又要开会，赵復三在开会前做了些准备，会后没有回住所，而是悄悄去了巴黎，他有个女儿，在巴黎教钢琴。就这样，赵復三抛弃所有，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的逃亡之路。
一年之后，美国奥克拉荷马市立大学（简称OCU）的校长吉尔.沃克先生聘请赵復三出任宗教哲学系教授。这所大学是基督教卫理公会在奥克拉荷马创建的一所私立大学，沃克校长本人就是基督徒，他曾多次访问中国，都是由赵復三先生做的外事接待，当时赵先生是基督教「三自革新爱国运动」的北京市总干事，青年会的领导人物，背后当然是统战部，但赵先生本人并不是共产党员，这是他自己亲口说的，他坦诚自己有宗教信仰，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心里有一根底线是家族传承的，他不能参加无神论的共产党。经过多次接触，沃克校长对赵先生的人品、学识非常钦佩，尤其对赵先生在基督教方面的知识、学养欣赏异常，他也敏锐地意识到赵復三这样的人在中国高层的处境，很早就向赵先生暗示，如果遇到麻烦，他可以鼎力相助。就这样，赵先生转辗来到了美国。我也是在这所大学认识了赵先生，并与之结下多年的友谊。
（二）
1991年夏天，我先生邵剑平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 获得金融博士学位后，被OCU聘为金融系教授，我们就从弗吉尼亚搬来了奥克拉荷马。在校方举办的新学期教师联谊会上，我作为家属也被邀请在列，因而认识了赵復三先生。第一次见到赵先生，他的温文尔雅，谦恭礼让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当时和他交谈时，他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我说是华东师大，他笑了，说："啊，我们是校友！圣约翰大学是华东师大的前身，我们进校先后大概相差了40年吧！" 那时候我26岁，他已经65岁了。而我知道，1949年院校合并之后的华东师大，哪里敢称自己是圣约翰的传承！
邵剑平与赵復三。
我后来去选修了他的圣经课程，他对圣经的教义、真理、以及经文的讲解真的是如数家珍，还常常直接引用拉丁文做注释，他的英语及其优美，一堂课下来，给人满满的饱足感。他上课还非常讲究礼仪，穿一套剪裁相当合体的黑色西装，戴一个白色的脖圈，那是神职人员的装束，学校对教授并没有服装上的限制，但作为神学教授的赵先生，他对自己有严谨的要求。
然而，对于一个已经60多岁的老人来说，孤单一人在美国重新开始全新的生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校为赵先生特别配置了一栋简易居所，就在离学校不远处，他每天上下班可以步行，尽管如此，他还是必须学会开车，在美国不会开车简直就是没有腿。而赵先生真的学会了，无论是购物、出门办事，还是会友，他都是自己开车。我家住的地方离学校有四十分钟的车程，赵先生每次来我家也都是自己开车来。
当时，OCU还有另外两位华人教授，一位是计算机系的王立天，他是台湾国民党高官王升的儿子；还有一位是教育系的刘迪麟，他的太太居然和我有亲戚关系。我们四家无形中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常常在周末开party，当然是来我家的次数最多，我家当时住在奥克拉荷马郊区一片橡树林中，是周末休闲的好地方。赵先生和剑平很谈得来，常常一聊起来就不忍释手，尽管他学识渊博，又是长辈，但遇到他不擅长的领域，比如金融、经济等问题，他总是虚心请教，我常常听见他用这样的语气对剑平说话："我要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或者："这方面我不懂，请谈谈你的看法。" 赵先生每次来我家都会带一样小礼物，有时是买一袋时鲜的水果，有时是带一本书。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一生中珍奇古玩不会少见，却常常会对我家里摆设的一些寻常饰物，或者墙上的一幅无名作者的油画发出由衷赞美，他总能从这些普通的物件中，找出值得欣赏的地方，而且说出来头头是道。我心里明白，倒不是因为那些东西真有那么好，而是他渊博的学识，深厚的教养， 对主人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礼貌，一句话，是他生命的智慧，在日常生活、为人处事的点滴细节上都折射出光辉。他的这些言谈举止常令我感动，常常觉得我们这些喝党奶长大的一代人在文明涵养上的欠缺。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剑平喜欢逛旧书店，有一次在旧书店里淘到一本中文圣经，是1913年的版本，里面的文字是近代古文，及其优美流畅，书的扉页上写着"美国施约瑟新译"、"上海大美国圣经会印行"。据书店主人说，藏书者是一位旅行家，在全世界各地买了许多书，尤其喜欢收集圣经，他过世后传给下一代，到孙子辈就把这些书全都廉价卖了。赵先生来我家，剑平拿出书来请他鉴赏，他竟然激动不已，说这恐怕是绝本了，年轻时候他就听说过施约瑟牧师，他是从美国去中国的一位传教士，非常精通汉学古文，这本圣经是他直接从拉丁文翻译成中文的，这位牧师手有残疾，他是靠一根食指打字翻译这本书的，因此这本书又被称作"一指圣经"。赵先生再三叮嘱说："好好保存这本书，这在中国恐怕早已绝迹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和眼神都充满怜惜。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还有什么比一本绝版好书更值得这样以爱相待，而他的爱心里，又包含多少难言的悲哀！我则由衷感谢赵先生说出了这本书的来历，不然，这世间还会有谁知道"一指圣经"的故事？即便有人知道，又如何与眼前这本书发生任何关联！
八九年之后，美国有一大批有识之士都投入了民运，各方力量也都想把赵先生拉进自己的阵营，但赵先生一概拒绝了各方面的接触，包括各路记者的采访。他非常低调地住在奥克拉荷马这个美国西部偏僻的小城，宁愿与我们这些完全没有功利目的的小人物交朋友，他和我们一起谈哲学，谈历史，谈信仰，谈各国见闻。赵先生很少谈他自己，只有一次谈到他还在国内的太太，和两个在欧洲定居的女儿，那一次给我的印象是，他和太太感情一直都不好。他和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中国时事，从他的谈话里我了解到，他对极权制度的认识可谓是深入骨髓的，若非如此，他也不会这样决绝地背井离乡，走上这条叛逃者的流亡之路。事后，李鹏曾经通过其他人转达口谕说："想办法让赵復三回来，只要写几个字就行。"所谓写"几个字"也就是"悔过书"的代名词吧，我亲耳听到赵先生对剑平提起这件事时，面带平和的笑容说："既然已经出来了，就不会再回去了。"
当时民运界因为无法与之接触，看不清赵先生的真面目，就出现了各种谣言，有人认为他是中共派来的特务，也不排除国家安全部门自己就在散布这样的谣言，以抹黑他在海外的名声。然而对于这一切，他却毫不辩解，默然无语地度过了8年教书生涯。1998年他从OCU退休，打算去欧洲与女儿同住。临行前，在我家里为他送行，那时候他侄女赵红也来到OCU就读，我们就是在那次party上认识的。
赵先生去欧洲以后给我们寄来过平安卡片，这也是他的悉心之处。其实每年圣诞节，我们都会互相交换贺卡，我至今还保存了一张他1993年写给我们的贺卡，那是圣母怀抱着圣婴的封面，打开来，里面除了英文的印刷体之外，还有赵先生亲笔写的汉字："剑平、晓丹：愿圣婴带给你们平安、希望和仁爱，并经过你们流向周围的人们中间。復三 九三年圣诞节"。赵先生的字相当工整，一笔一画，有棱有角，正如他做人，谦恭严谨，是非分明。
赵先生是2000年之后重新回到美国的，那时他与耶鲁大学已退休的图书管理员陈晓蔷女士结为连理，两人住在耶鲁大学附近一栋环境幽雅的小房子里。
这里有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
（三）
晓蔷老师是我的忘年交知己，我们常在电话里聊天，她告诉我许多她自己和復三先生的故事。
她和復三认识是从很小的时候。1931年晓蔷出生于上海，住在淮海路（从前的霞飞路）一带，復三的叔叔家也住在那附近，復三常到叔叔家来玩，经常见到这个比他小五岁的晓蔷妹妹，他们也常在周日的时候，一起到慕尔堂做礼拜。在晓蔷的印象里，復三就是一个大哥哥的形象。
后来，晓蔷家搬去了苏州，在景海女中就读时，她和林昭是同班同学，林昭原名叫彭令昭。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女生叫陈景苏，她们三个成了景海女中的"三剑客"，都是才华横溢，文采极好，常在当时有名的《苏报》副刊发表文章。1949年以后，晓蔷随父母去了台湾，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台大毕业，到东海大学教书，1971年作为交流学者来到美国，最终读了一个图书馆专业的学位。毕业之际，正值耶鲁大学图书馆要做四库全书，她就应聘作了耶鲁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而林昭，这位北大才女，却在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被打成右派，关在监狱里许多年，不屈不挠地与专制极权抗争，最终被判死刑。枪决她的当天，政府还派人到她家里向她母亲索讨两毛钱子弹费。而当年那位有"太白遗风"的潇洒女子陈景苏却下落不明，完全失去了音讯。中学时代的"三剑客"，就这样面对了各自的人生命运。
看起来，晓蔷的命运还算是最好的，她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日子过得宁静而美好。1978年，赵復三去耶鲁大学访问，竟与晓蔷不期而遇，这位昔日的大哥哥，已成为博学多才的儒雅人士，而这位当年的小妹妹，也已成为端庄优雅的知性女子。那时候他们两人都有各自的家庭，重逢只意味着生命里多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擦肩。
又过了20年，復三已从OCU退休，定居欧洲。1999年春天，丈夫已经过世的晓蔷，独自一人去荷兰参加郁金香节，本来另一个朋友会去接她，却临时有事，就请復三帮忙去接晓蔷。这位昔日的大哥哥，接到了从前的小妹妹，他们一起去看郁金香，去逛博物馆，生命的又一次擦肩，使两人都停下脚步回眸凝望，自此，他们有了通信交往，有了感情的连接。
定居欧洲的赵復三，日子过的并不愉快，他没有很多储蓄，买不起单独的房子，住在女儿家里，又总觉得自己是女儿的负担，在给晓蔷的一封信里，他甚至流露出去修道院打发余生的念头。一个已经七十多岁的老人，又如何去修道院面对孤独贫苦的生活？晓蔷想想心里都担心，于是主动提出让復三来美国与她一起生活。2000年，復三来到美国，他们就住在耶鲁大学旁边一座小房子里，两人相依相伴，携手散步，同案读书，度过了9年的快乐时光，在这段时间，復三完成了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翻译工作，这本书原是60多年前，冯友兰在美国大学开讲座，向西方人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英文讲稿，先是被涂又光翻译成中文，后来冯友兰之女冯宗璞请復三做翻译，又出了赵的译本，目前普遍评论都认为赵復三的译本更好。
2009年，83岁的赵復三患了突发性脑溢血，在医院昏迷了一个多月，经过全力抢救，身体是恢复过来了，记忆力却全面丧失。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是谁，我和剑平又是如何在OCU与他相识，他却非常清醒地对我说："真是对不起，我患了病，脑部做过手术， 从前的事都忘记了。你说的这些好像有印象，也许见到人可以想起来。" 我听了心里很悲哀，问晓蔷老师情况真的这么严重吗？她说："是的，凡是从前的事他都不记得了。但他的身体还很好，能吃能睡，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只是需要有人时时陪伴照顾。"我真的为晓蔷老师担心，她也是快80岁的人了，又如何照顾这样一个随时可能发生状况的病人？晓蔷却乐观地说："目前还好，我还能开车，可以应付日常的生活。医院就在离家几分钟之外的地方，我们身上都随时带一个按钮，发生紧急情况就按按钮，救护车几分钟就会到。"我问她有没有想过两人都去住老人院，她说也想过，但两人都不习惯美国饮食，何况费用也高，他们出不起。
这样又度过了6年，復三先晓蔷而去。我收到噩耗的时候，立即给晓蔷老师打电话，她对我详述了那些日子发生的事，復三走了，晓蔷在"松雪岭"为他买了一块墓地，虽然花费较之别处墓地贵了许多，但晓蔷觉得，为了她所爱的人长久的安息，花费再多也是值得。
"那是一个有湖有溪水的地方，风景很美。"晓蔷幽幽地说道，"最主要一个原因，还是因为容闳也葬在那里。到耶鲁大学来的学生、学者，都会去看一看容闳的墓地，也许他们也会顺便看一看赵復三，復三也就不会太寂寞。我能做的，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给他最后的一点清风明月......"
容闳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是清朝留美第一人，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欲报效祖国，回去当上曾国藩的幕僚，他大胆向慈禧奏折，开创了清朝的留学事业，后来又出版《西学东渐记》，他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无人可以匹敌。但晚年，他是死在美国的，这就有了"松雪岭"的墓地。
追思礼拜那一天，来的人不是很多，復三一向低调，就连去世也是这样悄然。来吊唁的人多为他生前好友的第二代，他的生前好友，活在世上的也不多了。这些人就这样静静地坐在墓园的草地上，默默地回忆故人生前的点滴，没有大量的花圈，却有很多盛开的白玫瑰，那洁白芬芳的花朵，仿佛象征已逝者高洁的品格。白玫瑰，此刻当是生者对故人的最好寄托吧，像晓蔷说的："给他最后一点清风明月......"
晓蔷老师还告诉我，她收到一些朋友送的礼金，全部转捐给了一家帮助老年痴呆症患者的慈善机构，这也是復三的心愿。復三生前就有这样的慈心，总想着对社会做一些捐助，他们没有很多钱，但他们有知识和见识，前些年他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到旧书店去寻宝，买了大量的书籍，復三认为年轻人需要有学养方面的熏陶，最好的办法是读书，读好书。他和晓蔷在旧书店里买了大量文史哲方面的好书，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让下一代年轻人得益。这些书在復三过世以前也都做了妥善的处置，一千册捐给了香港浸会大学，另一千册捐给了晓蔷的母校台湾东海大学。这两所大学都认真地做了编目，每一本上都注明了由赵復三和陈晓蔷捐赠。晓蔷说："我和復三都是老派的理想主义者，心里总放不下对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只可惜復三到老都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为自己的同胞做一点事。"
是的，在长达二十六年流亡的晚年生活中，赵復三先生不计世事沉浮以及个人的荣辱得失，从未轻身而昧大义，他始终放心不下的是：中国文化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样一位终身热爱祖国的人，却最终未能落叶归根，只能是埋骨异邦！这真是不幸啊，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他所处时代的不幸，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赵復三先生走了，我知道过不多久人们就会将他忘记，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实在是一个太健忘的民族，面对世代的苦难，我们选择忘记，面对历史的罪行，我们选择忘记，面对良心，面对灵魂的拷问，我们通通选择忘记，难道忘记真的是一副万能的安慰剂，我们还要付上多少可怜生命的代价？而我也知道，赵復三先生是会宽恕我们的，他对上帝虔诚的宗教情怀，会让他再次为这个民族捧上一副悲悯心肠。而我们，又如何宽恕我们自己，如何可以在忘记之前，用忏悔的方式得到上帝的宽恕？（刊於明鏡月刊2015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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