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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7月31日，释昭慧在凤凰网谈释永信事件 |
尽管培根说"宗教是防止生活腐败的香料"，但在当今中国，这种防腐香料本身也散发出腐臭的气味。前不久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人举报贪腐和性丑闻，大陆宗教界鸦雀无声，倒是台湾玄奘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昭慧法师对此发表意见，她称"宗教丑闻放在阳光下会比较健康"。
释昭慧的侠义敢言令很多大陆人开了眼界，激起了一片推崇叫好之声。但由于新闻封锁，少有大陆人知道，这位台湾的著名法师还曾在去年写信给习近平，要求释放因为六四亡魂举办超渡法会而被逮捕的大陆法师圣观。
去年年底的一个小雨清新的早晨，我和台湾社运界的朋友一道，乘高铁去桃园观音乡，到昭慧法师所在的弘誓学院做客。临去前，一位记者朋友对我说："你会喜欢昭慧法师的，她和你有相似之处。"我当时有点纳闷：自己俗人一个，怎么会和一位佛教的法师相似？
按照哲学家阿伦特的划分，公共领域是世俗的，它是不同于宗教天国的人类活动舞台。但是，台湾的这位昭慧法师却非同凡响，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学佛生涯中，她以比丘尼的身份进入公共领域，发挥批判精神，从传统宗教人士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佛教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类特立独行的宗教人士目前尚只在社会民主、言论自由的台湾出现，其成长过程和社会影响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意义。
@ 佛教与公共精神的相通之处
一般认为，佛教与世俗的公共领域关系不大。大慈大悲的佛陀向佛教徒宣说万法皆空的道理，力图把人们从红尘纠缠中解脱出来。和其他宗教一样，佛教的存在为的是一个目的：解决做人的痛苦。维特根斯坦认为，宗教信仰的价值就在于它能给人带来"绝对意义上的安全感"。王夫之说："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如果统治者压迫人民过分，人民就只能从佛教中寻找心灵安慰。
与追求"到达彼岸"的佛教不同，公共领域是现实中尚未渡过烦恼河的"此岸"，是介于国家和私人之间的一个空间。在这个领域里，公民以自由人的平等身份、自愿地参与公共生活与政治实践。这个领域的外在构成，可以是广场、议事厅、俱乐部等各种公共场合，也可以是传媒形态的公共舆论领域，或是各种非政府、非营利的社团组织，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形态。
在早已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宗教已经退守到心理和伦理之领域。那么，台湾的佛教人士是如何进入公共领域的，释昭慧又怎么成为台湾社会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谈释昭慧个人的成功之前，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历史，厘清佛教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差异与关连。
尽管佛教与世俗的公共领域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梁启超曾清楚地指出佛教与公共精神之间的关系。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说佛教是"兼善"，而不是"独善"。这就说明，佛教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的解脱，而是有入世的公共道德的。佛教讲"众生平等"，这种来自东方的信仰不可以强行灌输，而是需要信徒自我修行，其中就展现出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佛教视一切众生为父母，他们要普度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样，他们就不能不关注世俗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况。
不光是在精神关怀的价值理念上，佛教教义与世俗的公共道德有共通之处，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寺院还曾一度成为公共领域。例如明朝后期，王朝中央政权衰落，士绅们向佛寺捐赠财物，佛寺为士绅聚合提供了一个公共场所，还开设公共讲堂。这样就在国家之外形成了一个士绅社会，那是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形成时期所出现的公共领域。
@ 公共知识分子不同于"政治和尚"
在弘誓学院的南苑喝咖啡，我和台湾环保、妇女、禁赌和同性恋权利等各个社运组织的朋友聚会，现场感受到这所寺院所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在欢迎社运人士前来休假的发言中，昭慧法师说，由于社运人士工作中的对立性很高，有冲突有防卫拉扯，因此大多数从事社运的人会在心理上会留下创伤，因此需要"心灵沉淀日"，寺庙可以让人安静下来。于是那两天，我们向法师学习打坐，静静地反观自照，并分享从事社运的经历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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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茉莉送书给昭慧法师 |
中国文化是一种缺乏公共精神的文化，如林语堂所指出的，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人们心系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我们要改变这种自私的文化，只引进源自古希腊城邦的西方公共领域理论是不够的，更需要从东方民族自身的文化中吸收和开发公共精神。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一批中国佛教人士主动入世达变，例如曾会见孙中山的太虚法师，他们发挥佛教的"救世之仁"，展开了一场佛教改革活动。
虽然太虚法师等人引发了现代佛教的公共性问题，他们身为僧人同时也拥有公民资格，但他们不能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热衷于与中华民国政府结盟，没能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同时，他们站在支持当权者的立场上参与政治事务，而不是开拓以批评为目的的民间公共领域。因此，他们只能如当今台湾与国共两党合作的星云法师一样，被视为"政治和尚"。
释昭慧出现在台湾"人间佛教"发展时期，她的导师印顺法师是人间佛教的倡导者、台湾最优秀的佛教思想家。印顺大师主张佛教徒不应该引遁独善，而应该回到人间，要脚踏实地在人间修行，帮助人间。作为印顺导师的弟子，释昭慧继承了人间佛教的思想，奠定了她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论基础。
同样是受印顺大师影响的女弟子，释昭慧与证严法师走上不同的道路。证严法师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慈善家，但她也不能被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她创立慈济功德会从事社会救助事业，基本上不碰政治议题，不进入以批评为目的的公共空间。
@ 来自寺院的牛虻走向社会运动
这是释昭慧独树一帜的地方。她不是如太虚、星云等去与掌握权力的国家统治者结盟，也不是只埋头做佛教界传统的慈善服务事业，而是抬起头来进入公共领域关注社会问题。和其他世俗的人文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她作用于社会、影响国家权力的方式是犀利的批判，通过台湾自由的公众舆论发生影响力。
这在传统佛教看来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传统佛教介入人世大都是通过各种善行，即修福德证智慧，而很少在现实世界上"见恶"与"制恶"。而释昭慧自小经历缅甸尼温政权排华，回台湾后毕业于师大国文系，受当代民主思潮的洗礼，认同普世价值，再加上性格嫉恶如仇，无法忍受不公义之事，她因此突破了传统，举起批判的旗帜。
释昭慧遇上了好时代。台湾在1980年代政治解严之后，社会宽松自由运动蓬勃发展，公共知识分子因此有了生存的条件。释昭慧标举"提倡智慧增上，入世关怀，激发积极勇健之菩萨精神，推展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其理念有了广泛实践的机会。
就像一只来自寺院的牛虻，释昭慧首先挑战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1987年，台湾一个杂志刊出一篇描述昆曲《尼姑思凡》的文章，佛教人士认为其内容有辱佛门，但其时台湾佛教比较弱势，被精英批得灰头土脸。同年《中央日报》又发表有损出家法师的形象的报导，于是释昭慧奋起抗争。她领导学生，集体去电抗议、发动拒订、要求平衡报导。后来台北艺术大学拟演出昆剧《尼姑思凡》，释昭慧作为当时的中国佛教会护教组负责人，带领护教组成员进行抗议。
自此一役，释昭慧以"新一代僧尼新作风"，赢得了社会的关注。此后，释昭慧参与各种人权议题，从事动物保护、环境保护乃至性别平权等各种社会运动。如她自己所说，慈善事业是为了救济苦难，而社会运动则是为了防治罪恶。她认为，现实人生的很多苦难是由制度政策所造成的，作为以救拔众生苦难为己任的佛弟子，在制止罪恶的发生上也不应当缺席。释昭慧不但进入信仰的世界，也进入行动的世界。
她的战役一个接一个，介入的有台北大安公园观音像事件，反挫鱼运动，提倡废除八敬法，参与反赌联盟，支持同性恋婚姻等等。其中以公共舆论推动政府政策的形成的事件有：从1993年起，作为台湾关怀生命协会创会理事长，释昭慧在其任内促使立法院通过《野生动物保育法》与《动物保护法》。1998年，台湾政府规定圣诞节当日放假，为争取宗教平等，释昭慧联合佛教人士成功地推动了"佛诞节放假"运动。
◎ 公共说理中的价值根据问题
由于释昭慧社会抗争的成果累累，她被誉为"怒目金刚"的化身。多年来，她不屈不饶地对不公义的现状发问，以凌厉敏捷的文风挑战常规，冲击了台湾社会思想的麻木。她的所作所为获得很多台湾知识分子的认同，也引起不少争议。
台湾宗教学学者温金柯先生在和我谈到释昭慧现象时，说："昭慧具有佛教法师、大学教授以及社会活动家这三重身份，她必须同时具备两种忠诚，一种是对学术和知识的忠诚，另一种是对她所属宗教团体的忠诚。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更准确地解释她的种种言行。"
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释昭慧作为宗教家，与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否会有一些矛盾冲突？人们一般认为，科学可以被证明是错的，而宗教却意图垄断一切真理，是不可辩驳的，二者因此互相排斥。好在佛教这种宗教具有开放性，它并不要求盲从，例如佛陀就曾要求信徒要像购买金子一样检验他所说的真理。而且，佛教和其他科学一样，也强调逻辑及理性。释昭慧著作丰富，长于说理，文采和口才都很好。
但在以说理辩论为主的公共领域里，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因此，不管具有什么身份的人，都必须承认一些基本的共同价值。尽管释昭慧是佛教法师，她在说理的时候也只能以公民的身份去说理。如果释昭慧参与辩论的事件涉及法律，例如为慈济的内湖开发案辩护，那么她在说理时需要诉诸的是公众认可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至于"善恶必报"的说法，那是佛经的规诫，只能作用于人们的信仰，而不是公民处理世俗事务的权威根据。
因此，一位佛教法师对公共事务发言，需要本身具有更多的社会常识，更谦卑更具宽容之心，以及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康德说："知识分子要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但公共理性和"圣徒的脾气"是难以相容的，后者比较偏执狭隘，容易把事情弄糟。
如前所述，昭慧法师曾多次对大陆问题发言，如要求释放被捕的大陆法师圣观，在释永信事件上建议佛协建立公正透明的处理机制，这些都显示了台湾宗教界的大爱之心与正义感。但昭慧法师还需要补充更多大陆历史知识，例如，她可以比较六十年代大陆红卫兵运动与当今自由台湾的公众舆论，认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虽然太虚法师等人引发了现代佛教的公共性问题，他们身为僧人同时也拥有公民资格，但他们不能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热衷于与中华民国政府结盟，没能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同时，他们站在支持当权者的立场上参与政治事务，而不是开拓以批评为目的的民间公共领域。因此，他们只能如当今台湾与国共两党合作的星云法师一样，被视为"政治和尚"。
释昭慧出现在台湾"人间佛教"发展时期，她的导师印顺法师是人间佛教的倡导者、台湾最优秀的佛教思想家。印顺大师主张佛教徒不应该引遁独善，而应该回到人间，要脚踏实地在人间修行，帮助人间。作为印顺导师的弟子，释昭慧继承了人间佛教的思想，奠定了她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论基础。
同样是受印顺大师影响的女弟子，释昭慧与证严法师走上不同的道路。证严法师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慈善家，但她也不能被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她创立慈济功德会从事社会救助事业，基本上不碰政治议题，不进入以批评为目的的公共空间。
@ 来自寺院的牛虻走向社会运动
这是释昭慧独树一帜的地方。她不是如太虚、星云等去与掌握权力的国家统治者结盟，也不是只埋头做佛教界传统的慈善服务事业，而是抬起头来进入公共领域关注社会问题。和其他世俗的人文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她作用于社会、影响国家权力的方式是犀利的批判，通过台湾自由的公众舆论发生影响力。
这在传统佛教看来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传统佛教介入人世大都是通过各种善行，即修福德证智慧，而很少在现实世界上"见恶"与"制恶"。而释昭慧自小经历缅甸尼温政权排华，回台湾后毕业于师大国文系，受当代民主思潮的洗礼，认同普世价值，再加上性格嫉恶如仇，无法忍受不公义之事，她因此突破了传统，举起批判的旗帜。
释昭慧遇上了好时代。台湾在1980年代政治解严之后，社会宽松自由运动蓬勃发展，公共知识分子因此有了生存的条件。释昭慧标举"提倡智慧增上，入世关怀，激发积极勇健之菩萨精神，推展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其理念有了广泛实践的机会。
就像一只来自寺院的牛虻，释昭慧首先挑战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1987年，台湾一个杂志刊出一篇描述昆曲《尼姑思凡》的文章，佛教人士认为其内容有辱佛门，但其时台湾佛教比较弱势，被精英批得灰头土脸。同年《中央日报》又发表有损出家法师的形象的报导，于是释昭慧奋起抗争。她领导学生，集体去电抗议、发动拒订、要求平衡报导。后来台北艺术大学拟演出昆剧《尼姑思凡》，释昭慧作为当时的中国佛教会护教组负责人，带领护教组成员进行抗议。
自此一役，释昭慧以"新一代僧尼新作风"，赢得了社会的关注。此后，释昭慧参与各种人权议题，从事动物保护、环境保护乃至性别平权等各种社会运动。如她自己所说，慈善事业是为了救济苦难，而社会运动则是为了防治罪恶。她认为，现实人生的很多苦难是由制度政策所造成的，作为以救拔众生苦难为己任的佛弟子，在制止罪恶的发生上也不应当缺席。释昭慧不但进入信仰的世界，也进入行动的世界。
她的战役一个接一个，介入的有台北大安公园观音像事件，反挫鱼运动，提倡废除八敬法，参与反赌联盟，支持同性恋婚姻等等。其中以公共舆论推动政府政策的形成的事件有：从1993年起，作为台湾关怀生命协会创会理事长，释昭慧在其任内促使立法院通过《野生动物保育法》与《动物保护法》。1998年，台湾政府规定圣诞节当日放假，为争取宗教平等，释昭慧联合佛教人士成功地推动了"佛诞节放假"运动。
◎ 公共说理中的价值根据问题
由于释昭慧社会抗争的成果累累，她被誉为"怒目金刚"的化身。多年来，她不屈不饶地对不公义的现状发问，以凌厉敏捷的文风挑战常规，冲击了台湾社会思想的麻木。她的所作所为获得很多台湾知识分子的认同，也引起不少争议。
台湾宗教学学者温金柯先生在和我谈到释昭慧现象时，说："昭慧具有佛教法师、大学教授以及社会活动家这三重身份，她必须同时具备两种忠诚，一种是对学术和知识的忠诚，另一种是对她所属宗教团体的忠诚。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更准确地解释她的种种言行。"
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释昭慧作为宗教家，与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否会有一些矛盾冲突？人们一般认为，科学可以被证明是错的，而宗教却意图垄断一切真理，是不可辩驳的，二者因此互相排斥。好在佛教这种宗教具有开放性，它并不要求盲从，例如佛陀就曾要求信徒要像购买金子一样检验他所说的真理。而且，佛教和其他科学一样，也强调逻辑及理性。释昭慧著作丰富，长于说理，文采和口才都很好。
但在以说理辩论为主的公共领域里，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因此，不管具有什么身份的人，都必须承认一些基本的共同价值。尽管释昭慧是佛教法师，她在说理的时候也只能以公民的身份去说理。如果释昭慧参与辩论的事件涉及法律，例如为慈济的内湖开发案辩护，那么她在说理时需要诉诸的是公众认可的权威——法律与道德。至于"善恶必报"的说法，那是佛经的规诫，只能作用于人们的信仰，而不是公民处理世俗事务的权威根据。
因此，一位佛教法师对公共事务发言，需要本身具有更多的社会常识，更谦卑更具宽容之心，以及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康德说："知识分子要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中运用理性。"但公共理性和"圣徒的脾气"是难以相容的，后者比较偏执狭隘，容易把事情弄糟。
如前所述，昭慧法师曾多次对大陆问题发言，如要求释放被捕的大陆法师圣观，在释永信事件上建议佛协建立公正透明的处理机制，这些都显示了台湾宗教界的大爱之心与正义感。但昭慧法师还需要补充更多大陆历史知识，例如，她可以比较六十年代大陆红卫兵运动与当今自由台湾的公众舆论，认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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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释昭慧写信给习近平要求释放的大陆法师圣观。 |
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热爱雅典城邦，他认为，一个健康的灵魂和一个健康的城邦之间有着某种可以相互印证的联系。释昭慧是台湾的优秀女儿，她经常勉励自己要以一颗"欢喜心"来面对世缘。作为佛教界精英，她进入现实人间，从佛教里生长出公共精神来，这就提升了台湾公民社会的品质与水准，也使台湾的公共领域弥漫着浓郁的佛教人文关怀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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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5年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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