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忠：北京阅兵为何引发台湾争议？（附西方领袖为何要杯葛天安门大阅兵？）

台湾这几天也在热议涉及9月3日北京的大阅兵。然而，焦点不是像西方媒体聚焦北京如何戒备森严、如何劳民伤财、如何穷兵黩武，而是议论台湾党政要员及退役将领是否适宜出席北京的大阅兵。

　　 北京为了强化这项数十年来最大的面子工程的能见度与正当性，不仅邀集各国首脑出席阅兵，也广邀在台的抗日老兵及党政军退职大老出席，其中不乏重量级政坛人物，包括已表示将出席的前副总统连战、新党主席郁慕明等。对此一事态的发展，台湾政府非常重视，罕见地三管齐下，先后由总统府、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呼吁"国人应审慎考量社会观感"，身份最为敏感的国防部，更直接对"国军退役袍泽先进"喊话"本于军人信念，自我约束管理，不要前往中国大陆参加中共纪念抗战活动，共同维护国家及历史尊严……"。

　　 在政府强力劝阻下，出身军职、参加过抗战的行政院前院长郝柏村、陆军上将许历农，也公开劝阻退役将领出席。不过，连战还是不顾反对声浪，坚持前往北京。对此，马英九亲自表示，"不宜参加，这就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的立场。"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华民国政府的立场"，大陆的抗战史观又如何？

　　 众所周知，中共自建政以来，"抗日战争"一直是最重要的教育与文宣主题之一。不论是小学的语文（国文）、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社会的课本，还是电影及近年来大量涌现的"抗日神剧"尽是以共产党的游击队、中共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抗日英雄故事为内容。数十年来"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狼牙山五壮士"、"鸡毛信"、"小兵张嘎"等在大陆家喻户晓的抗日故事都涵盖这些主题。如此铺天盖地营造"共产党英勇抗日"、"国民党消极抗日"的形象，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统一战线"的结论，早已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社会根深蒂固。

　　 然而，如此的"抗战"史观架空了当时作为抗战主体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否定了蒋介石委员长带领全国军民浴血奋战的领导地位，抹煞了作为抗战主力的国军的巨大贡献与牺牲。其中，国军发动了大型会战二十二次、包括台儿庄在内的重要战役一千一百二十七次、国军包括八名上将等二百零六位将军壮烈殉国、陆军伤亡三百二十一万多名官兵、海军舰艇全数打光、空军四千三百二十一名飞行员牺牲、二千四百六十八架战机被击落……，上述伤亡牺牲，对于接受中共教育的大陆民衆而言，这些全是陌生的数字。\r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国民政府与国军的抗战史实逐渐受到部分大陆近代史学者的关注。然而，为配合今年的"大阅兵"工程，所有抗日论述都不得偏离"共产党是抗日中流砥柱"的原则。从台湾的视角而言，以扭曲抗战史为理论铺垫、以不排除犯台的解放军为活动主体、以提高习近平威信、为巩固中共政权而营造的"大阅兵"，身为中华民国的党政军退职大老倘若受邀请前往出席，是何等的不宜，不难理解。台北的理解是，出席北京阅兵等同呼应中共史观，甚至是价值观错乱、损害国格与国家认同的原则问题。马总统苦心劝奉前副总统连战先生三思，也是基于如此考量。

　　 自从马英九总统主政以来，两岸交流日趋频繁。然而，两岸围绕在双方定位的政治对话仍无法展开。换言之，两岸问题的症结仍未有打开的迹象。此次台湾社会就北京大阅兵的争议，凸显的是两岸迥异的抗战史观，如能因此而激发两岸学者共同研究抗战的历史，或许可能成为意外的突破口，宜鼓励之。

　　 

　　 原载于《明报》2015年8月31日

　　 

　　 作者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副教授

附：

西方领袖为何要杯葛天安门大阅兵？（林泉忠）

天津的历史性大爆炸事件过了才没多久，随着天安门大閲兵进入"倒计时"及现场的演练场景一一曝光，媒体很快就将焦点转移到即将来临的9月3日的"天安门大阅兵"上。

此次"天安门大阅兵"不仅规模空前，政府的重视程度更是历来罕见。从提前实施车辆限行及各项防范措施、北京及周边六省市区强制减排并关闭污染企业一万多家以确保"阅兵蓝"、閲兵日全国放假一天、北京学校延迟一周开学等特殊措施即可见一斑。

然而，这次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名义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美中不足的是似乎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普遍支持。直至目前为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国家领袖或拒绝出席，即使有意访华也特意错开北京的大阅兵仪式。目前西方阵营中已表态将出席阅兵典礼的只有捷克总统，韩国政府则表明总统朴瑾惠将访华，但未透露是否出席大阅兵。

西方领袖为何"迴避"此次北京的大閲兵？

综观国际舆论，西方杯葛北京大閲兵的缘由可归纳为四大因素。

一、对举行大阅兵目的的解读不同。中国解释此次阅兵目的是彰显"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但是境外不少舆论并不作如此解读，而是倾向认为是透过如此国家工程来凝聚国内社会的向心力，是"民族主義工程"。

二、对以"大阅兵"形式呼吁和平做法的不同看法。纪念过去战争的目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彰显和平。中国也是如此陈述，但西方却多方揣测，质疑为什么抗战已经结束七十年，为何首次在"抗战纪念日"举行大阅兵？因此纷纷评论大阅兵的目的"并不单纯"。加上除了俄罗斯外，二战主要战胜国尤其是欧美西方国家并无此"大阅兵"惯例。一般国家纪念二战，目的在于抚慰英灵、强调和平的意义。

三、南海问题。近期中国在南海大规模"造岛"包括建造军事基地引发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不满，批评中国此举是"试图改变涉及国际航行与多国利益的现状"。美国藉此于今年五月开始以实力介入南海纷争，南海争议也将成为今年9月底习近平访美的重要议题之一。西方舆论认为倘若各国领袖出席北京大閲兵，等同认可中国的"军事扩张"战略。

四、特殊的"天安门情结"。过去的事情，西方有特殊情结，"天安门"遂成为某种特殊象征。因此，在此时空下，倾向不宜出席天安门广场举办的"大阅兵"。

中国举国高调重视的「大阅兵」，却未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西方的「杯葛」自然有可以进一步讨论的空间，然而此一现象也凸显了尽管实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仍未能获得国际主流社会的理解，也意味著中国与世界「接轨」仍有漫长的路要走。而这点也隐含中国正在推动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被广为忽略却无法迴避的另一重要课题。

原载于《明报》2015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