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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23日星期四

梁京:万里、习仲勋的幸运与习近平的不幸

图:1989年习仲勋(右)与万里(左)

中国八十年代改革和开放如果没有万里在安徽支持农民包产到户,没有习仲勋在广东支持农村企业对外开放,邓小平的路线就完全可能输给陈云的路线,中国经济也就不会发生历史性的崛起。我相信,随著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被后人知晓和理解,即使在中共之后,这两位共产党人的历史英名都不会受损,而习近平则很可能永远背上历史的骂名。

万里和习仲勋的历史地位,固然与他们卓越的人品有关,但我们都知道,投身中共革命者中不乏品格优秀的人,但绝大多数都没有万里和习仲勋那样幸运。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反思,就被中共血腥的内斗吞噬,或者被官场逆向选择淘汰。不少幸存者虽然从革命害人害己的残酷现实中清醒过来,但已经永远失去了弥补和纠正中共和个人罪错的机会,从而失去了自我救赎的机会。万里和习仲勋则不然,他们不仅有机会从整人和被整的切身经历中获得了反思力,而且,还借文革后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重返权力,获得了推动个人解放和社会进步来自我救赎的机会。

万里和习仲勋都属于中共领导人中更富于人文精神,更崇尚自由和解放的一类,因此,对中共革命给农民带来的苦难,两人都有深切的罪感。如果没有毛死后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没有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这种人很难得到封疆大吏的权位。文革后的皖粤两省,是中国农村危机最突出的地方,安徽的农民吃不饱饭,广东的农民往香港跑。文革后中央的当权者清醒地知道,派平庸之辈去这两省主政,稳不住大局。于是才有了万里和习仲勋为改革破局的机会,而两个人都义无反顾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性的机会。

一旦天下升平,就容不得能臣和进取之士,这是大一统的中国不变的政治逻辑。而这个逻辑,必然会带来不可抑制的政治衰败和社会溃败。习近平的不幸就在于,他的政治经验和官宦生涯,基本上都发生在这个政治衰败的周期,而他被推上最高权位,更是与中国濒临危机全面爆发密切相关。

当然,习近平并非没有机会,因为正是他的父辈实现的改革突破,给中国带来了百余年来前所未有的机会:中国有了重建内部秩序和世界秩序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

习近平的麻烦就在于,在政治衰败和社会腐败的大势下,他为了政治生存和仕途发展,不得不让自己的世界观和是非观做出适应性调整,否则,他早就在权位竞争中出局。即便是万里和习仲勋这两位改革的大功臣,为了子女和亲友的利益,也不得不选择了中国治世能臣退隐保全的传统之策。这虽然无可指责,但习近平显然从中得出了非常负面的教训。

习近平能否超越党天下的政治思维,推动中国政治的进步,党天下的政治思维,他个人迄今为止的言行和表现,令人难以乐观。这无疑增加了中国再度错失历史良机,重陷治乱循环的可能。果真如此,习近平自然逃不脱历史的骂名。

不过,今天的中国和世界已经和百年前大不一样,习近平超越不了自己,还不等于中国就不能走出治乱循环的宿命。如果事态的发展是中国超越了习近平,从而实现了政治秩序的历史性突破,那么习近平还是逃脱不了骂名。那么,习近平还有没有机会超越自己,像他的父辈那样建立历史性的功业呢?

无人能作出令人信服的预判。但我相信,他如果继续像现在这样坚持中央集权,而不是选任万里和他的父亲习仲勋那样品格的人去地方探寻出路,他将逃不脱历史的骂名。

有人会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找不到万里、习仲勋这样的人了。我不能接受这个判断。真正的挑战是,习近平这样做会不会像华国锋当年那样危及自己的权位。面对这个挑战,习近平需要的不仅是更多的自信,而是像万里和他的父亲习仲勋那样对正义和历史的信仰。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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