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国股市暴跌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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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中国和世界都有一些重要的事件发生，但是对太多中国人来说，这个世界发生的任何新闻，都没有股市暴跌更重要。上至最高当权者，下至把自己终生，乃至未来的积蓄，都已投入股市一搏的新生代股民，都知道自己面临著一个关口。当权者知道，如果处理这次股灾的决策失误，会给自己带来巨大麻烦，因为错误的决策不仅会伤害已经深陷困境的实体经济，而且会带来中国金融秩序的混乱，从而增加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风险。至于那些遭受惨重损失的股民，虽然知道挽回损失希望不大，但如果当局的决策进一步影响到自己的生计，他们就很可能把自己赌场的失意，转化为对当局的愤怒，乃至政治对抗。

正是在这个严峻的背景下，当权者于周六紧急决定，同时降准降息，以罕见的力度增加流动性。这个重大决策是否能挽救对A股的信心，很多人持悲观态度。不过，我支持这样的看法，真正的挑战是这个决策能不能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中国的麻烦就大了。

中国股市的疯牛现象，其实，很多人早就看到了。而且，那些有经验的炒家造就稳健出货。他们知道这样的疯牛，不会有好下场。令许多人感到疑惑的，是决策者究竟是如何想的？他们究竟是看不懂疯牛的危险，还是另有图谋？根据国内消息，最高决策者并非有意要激发股市发疯，而是犯下了重大错误。错误之一，就是鼓励企业用自己的股票作抵押向银行融资。这样一来，如果企业高管人为抬高自己的股票价格，就可以一石多鸟，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融资规模，而且可以给个人带来巨大的炒作机会。决策者的另一个错误，就是放纵炒作股市的杠杆融资，让偏好赌博的中国股民，面临不可抗拒的投机诱惑。

真正深刻的问题是，这样明显的错误，为什么迟迟不能发现，以致带来非常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风险？我的看法是，此次股灾反映了中国改革的系统性难题。这个难题，就是中国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主体，其实不是敢于承担风险、追求利润的企业家，而是回避风险和逃避责任的官僚。李克强想了各种办法，都解决不了银行不愿给企业贷款的问题。因为主导中国银行的是官僚，他们没有意愿与企业分担风险，分享利润。无奈之下，逼出了这个用股票来融资的办法。表面上看好像是皆大欢喜，银行回避了风险，企业得到了贷款，但结果却是放出来一头股市疯牛。

我不相信中国的金融精英们看不出这个办法隐含的巨大风险。但是，假装不知这个风险，显然对自己和家人炒作股票发财实在太有利，因此，对官僚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装傻。当然，这一次肖钢将逃不脱决策失误的责任。他犯了双重的错误，第一是没有及时打击杠杆融资炒股，从而制造了一个大炸弹。第二，为了防止这个炸弹升级为原子弹，他又以引爆股灾的方式来打击杠杆融资。肖钢将难保证监会主席的官位，但我相信，那些在这一轮疯牛股市中大发横财的金主，会以某种方式给他发奖金。

因此，此次股市暴跌揭示的最深刻教训，就是中国官僚阶层本能的利益冲动，已经与整个国家和社会有了根本性的冲突，而当权者却不得不继续依赖这支官僚队伍来推动所谓的"改革"。在这个悖论下，官僚集团是真傻也好，是装傻也好，都会带来种种灾难性的后果。

上周被股市暴跌淹没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政治局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决定。习近平显然在寻找治官的新路数，而且他看到了，官僚阶层的利益扭曲，是这个国家，也是他自己面对的最大威胁。但是，我对习近平的最大疑问，就是他有本事选贤任能吗？如果不能，那么，推动能上能下，就无异于制造股市疯牛，鼓励各种疯狂的政治投机，加速中国政治危机的爆发。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胡少江：神经紧张的党中央一枪“撂倒”了白岩松

白松岩

六月二十日，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参与的两档新闻节目《新闻周刊》和《新闻1+1》，分别停播一周。央视对停播的解释，是因为频道节目的安排所致。这样的解释，显然太过牵强。

随后几天，越来越多的分析认为，背后的原因远比这种解释复杂。这极有可能是继毕福剑之后，又一名央视名嘴，因为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原因，遭到最高当局的封杀。封杀白岩松的原因，与他在《新闻1+1》和《新闻周刊》两档节目中，主持两件枪击案时发表的评论有关。

第一桩枪击案发生在五月二日，四十五岁的农民徐春河，在黑龙江庆安火车站候车室内被警员李乐斌开枪击毙；第二桩枪击案发生在六月九日，河北肃宁农民刘双瑞，开枪打死两名村民和前去执行任务的两名警察，刘本人则在最后被警察击毙。

在主持报道这两起恶性案件的节目中，白岩松评论的口径，与警察部门的立场有所不符，因而被认为是对执法部门的大不敬，对政治正确的忽视，甚至藐视，从而引起了上级的不满，乃至停播其主持的节目。

其实，白岩松在这两个报道中并未走极端，而是非常中性和职业化。在庆安火车站枪击案中，他只不过是回应公众要求公布真相的呼吁；在肃宁枪击案的报道中，他只不过没有用警方用过的"牺牲"二字，来描述两位警察的死亡，也合乎逻辑地对让哪位"五十多岁的老汉"开枪的原因提出了一个疑问。

根据任何一个法治社会的标准，白岩松的举动都没有违反法律；根据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准则，他的言论也都没有违反社会道德。即使是按照中国现有的臭名昭著的不成文新闻控制规则，白岩松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违规"之举。

公众不满意经过剪辑的电视镜头，要求庆安公安当局，公布事发现场的完整视频当然没有错；白岩松支持这一要求，也是媒体人应尽的职责，他还特别理性地指出，公布真相不仅是为了满足公众要求，而且对在一线工作的民警，也是一个正常的交代。

至于用"死亡"而不是"牺牲"二字形容中枪而亡的警察，以及没有称呼据说是患有精神病的老汉为"犯罪嫌疑人"，那是因为白的报道发生在权威的法律部门为事件定性之前。事实上，在节目中，白岩松也播放了对警察部门现场采访的片段，包括"牺牲"和"犯罪嫌疑人"等警察部门的原话，也都被如实采用。

对白岩松的处理，显然不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意，也不是简单地是由于警察部门的压力。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权力结构来分析，停播白岩松主持的节目，一定来自更高的权力部门。联想到近来对律师、新闻从业人员的大量镇压之举，这似乎是中央加强对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一个新信号。

白岩松不是在这个整肃中"中枪"的唯一的社会精英。他在肃宁枪击案的报道中发问："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端起了枪？"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稍加改动，问到："是什么让现在的权威人士对像白岩松这样温和理性的社会精英扣动了扳机？"

一个明显的答案是，现在的意识形态控制者的精神状态与那位肃宁的五十多岁的精神病老汉并无二致。它已经神经紧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他们眼中，不是奴才就是敌人，甚至中性都无法容忍。他们不仅镇压可能的敌人，而且通过制造敌人，来恐吓不满的精英阶层和社会大众，为自己的倒行逆施壮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林忌：民族性大论战

梁文道批判香港本土主义，把矛头指向陶杰，在昨日苹果副刊仍坚持说：「本土族群主义的背后，有陶杰先生言论的养份」，成为香港否决政改以外，由政界谈论到文坛不止的议题；然而，在口水与朋党之外，真正的议题却被遗忘了：一， 所谓「民族性」是真货还是伪学？二，香港的本土思潮，真的是个别人士之果吗？

由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鲁迅的《阿Q正传》、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的酱缸、陶杰的「小农DNA」，其实都是在批判华人思想的问题，狠狠攻击「中华文化」影响下，华人的种种陋习的源头，即华人穿起西装，驾驶著德国的跑车，西化外表的包装，都无法改变其内心的「丑陋」。事实上，随著中共经济改革三十几年来，这「民族性」都一再印证其正确－－大陆那些富起来的「大款」，可有「发财立品」？可会学识「文明世界」的价值，例如追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以至种种「普世价值」的美德？不要说远，单是在个人卫生，以至公德心方面，答案亦显而易见－－有病的就是所谓「中国文化」本身，是华人社会的环境、习惯的潜移默化。

以此路进，套用黄仁宇《新时化的历史观－－西学为体 中学为用》的方式，早就有了解答－－就是思想的全盘西化。香港年轻一代的本土主义，其实就是来自思想日益西化的影响。八年前，我对此提出，这是有如电脑OS作业系统的改变，因为旧有「中式」作业系统，根本无法符合当代文明的要求，其种种有如陶杰所说的「小农DNA」，需要去芜存菁，甚至全盘摒弃；陶杰的方法是推崇英美的「进步」，对比起华人社会的反智；而年轻本土主义者所追求的，则是和中国文化以至中国，来一个更彻底的否定，这其实不是新鲜事－－只不过，近百年前的五四运动再来一次。因此，如果要指陶杰是「本土族群主义的养份」，那么胡适、鲁迅、柏杨等都是。的确，陶杰很受欢迎，但他只不过是道出了民心的潮流，因为在内心深处同样批判旧思想的，其实是香港人自己，陶杰只是把大家的心声，以其妙笔引起更大的共鸣而已。

至于梁文道更大的错误，就是尝试在纸上或所谓「理论」，去找出香港本土主义的「养份」，然后，把矛头指向陈云与陶杰。观乎西方历史，当知道世界各地「民族建构」的过程，多来自一个差劣而不合格的外来政权的殖民统治；香港本土主义的源头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推行大量荒谬的政策，弄至本地年轻一代由生子没有床位、养子没有奶粉、教子没有学位，行街睇戏坐车，以至去乐园也没有空位，这种绝望的高压政策本身，才催生了香港的本土主义。梁文道等的错误，就有如当年中共把香港「民心未回归」推去「一报一刊两枝咪」般，而不是其荒谬的施政，是倒转因果的本末倒置。没有政府的倒行逆施、没有每日遭遇的中港磨擦、没有中国的殖民统治，陶杰主持多几多晚《光明顶》或陈云再写多几多本《城邦论》，也不会受到愤怒香港人所追捧。套用香港左翼最常用的一句，请「对准政权」－－源头就是中国政府及其政策。

幻想香港有人可以靠卖书变成希特拉再上台屠杀中国人，实在是历史与政治的白痴－－香港与中国的力量对比，就有如幻想同属德意志民族的小国列支登士敦、卢森堡，甚至是瑞士、奥地利，可以大屠杀德国人般脱离现实。请不要离地幻想，以为几本书或者几个电台节目可以变成毒气室－－希特拉的《我的奋斗》，是上台后才成为真正的畅销书，而希特拉可不是靠卖书上台的。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江棋生：我看8•31决定与6•18否决

香港立法会（扬帆摄）Photo: RFA

去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落闸拒绝港人的真普选诉求。今年6月18日，香港立法会依法投票，慨然否决京官的假普选方案。我对8·31决定，给出顶级差评；我对6·18否决，送上由衷点赞。

先说8·31决定差劲在哪里。

人所共知，当代人类政治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社会主义玩假选举，资本主义搞真普选。而所谓一国两制，是指中国大陆搞社会主义，香港搞资本主义；那么，大陆玩自己的假选举，香港搞他们的真普选，就是不言自明的硬道理。在拥有正常理智、遵奉正常逻辑的人看来，不让资本主义的香港搞真普选，没有任何说得出口、拿得出手的理由和借口。

然而，近乎匪夷所思的是，北京当局还真就这么干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说：香港选民一人一票，在经北京当局政审合格的2至3人中，选出1人当特首。香港公民无提名权，过不了政审关的公民无被选举权。

按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标准，这绝对不是真普选，而是百分之百的假普选。这种普选中的选民，不是有自主选择权的公民，而是被用作投票的工具；这种普选产生的特首，只会是首先向中联办谢票、主要听命于北京的马仔而已。

说实在，我确实有点弄不明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一个小口子，在弹丸之地的香港搞一下真普选，对北京当局而言，真有那么可怕、那么不爽、那么不可接受吗？我想，对当局来说，真普选导致的最为不妙的一种结果是：港人"瞎了眼"，一人一票选出了一位敢"与中央对抗"的人当特首。然而，即便如此，当局用得着害怕么？那位特首敢与《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对抗，从而危害国家安全、坑苦香港民生吗？给他10个豹子胆，他都不敢。在没有言禁、报禁、党禁而有真普选和司法独立的香港，民选特首被关在民主、宪政、法治三合一的铁笼子里，他只能按香港现行法律行使权力、治理香港，否则，他就得下台。对此，难道还会有什么悬疑吗？

退一步讲，如果北京当局对真普选确是怀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反感和抵触，确是万万容不得，即便仅在香港实施也不行，那当初与英国人谈判并承诺实行"一国两制"时，为何不提出保留条款？后来与港人商订《基本法》时，为什么不声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不包括真普选？而先前既然答应了，签约了，如今再窝火，再不爽，在众目睽睽、朗日清风之下，也只能硬着头皮言而有信、让话算数。人世间通行的，不就是这么个理吗？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不是君子，盗亦有道。可叹8·31决定的炮制者们，竟然无所出息，与他们夺取政权的前辈如出一辙，视承诺为儿戏，对守信无敬畏。更有甚者，北京当局还一不做、二不休，居然把背信弃义的8·31决定说成是"不可撼动"的，它"适用于以后各任特首"的产生！

8·31决定所凸显的北京当局的颟顸、霸道和厚颜，把珍视尊严、追求和争取真普选的港人，逼到了别无选择的境地。试问，他们还能听得进严家祺先生言者谆谆的劝导吗？他们还会取得和严先生一样的共识，自己单方面"讲妥协"，以看到初升的太阳那样的好心情，愉悦地、多多益善地为8·31决定投下赞成票，从而见证"香港的民主化是一步步向前迈进的"吗？（见严家祺《致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的公开信》，2015年6月14日贴于《博讯·博客》）

6·18否决之前，我读到了梁家杰议员在立法会上的发言全文。梁先生说："如果我们今次通过政改方案，就是连拒绝指鹿为马的尊严都丧失，以后就不能再有自己的思想，香港人就从此沉沦。中央逼香港人接受的，不只是一个选举方案，而是盲目顺从的态度，放弃自己的认知与是非之心。"梁先生的这段话，不，梁先生发言的全文，说得何其棒、何其爽、何其有震撼力啊！事情已经摆明：站在底线之上，没有妥协，不能退缩。面对无理逼迫，是忍辱认命，还是公民抗命？答案呼之欲出。

基于自己的认知，香港泛民主派判定：8·31假普选决定是北京当局一意孤行、悍然落闸阻断香港民主化进程的骗招和损招。为此，听者藐藐的泛民主派议员，一票不落地全部投下反对票，坚定鲜明地对8·31决定说不，遂在香港史和中国史上，铸就了意义非凡的6·18否决。

6·18否决的到来，除了建制派议员荒腔走板自摆乌龙，闹出了一朵硕大的奇葩花絮之外，其它一切都很正常，很质朴。6·18否决不是泛民主派议员的过分之举、出格之举，更不是街头政治巨大压力下的无奈之举。诚如程翔先生所言，6·18否决只是表明，港人坚守了做人的底线而已——说真话不说假话的底线，和维护基本是非黑白标准的底线。然而，正是这种价值和道德的双重坚守，展示了港人的尊严和气节，如同每年六四夜维园动人心魄的万千烛光，6·18否决为大陆中国人"抗拒强权歪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

我不想讳言，我对香港"占领中环"的抗争方式从未点过赞。但是我要说，使建制派议员灰头土脸乃至失声痛哭的6·18否决，不是标志香港的"街头政治"压倒了"代议政治"，更不是什么正中北京专制政权下怀，让其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目标"。撇除28 : 8的戏剧化效果，6·18否决可以视为一场民意对抗强权的悲壮的胜利：一场重申"一国两制"契约、反对背信弃义的胜利；一场捍卫自治权力、抵制京官治港的胜利；一场追求真民主、拒绝假民主的胜利；一场拥抱真进步、誓言不沉沦的胜利。

本来，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除外交和国防外，一切香港事务，皆由港人说了算。但是，作为契约一方的北京当局，在权力任性的驱动下，愣要越界干涉和管控。这就叫：香港本无事，京官滋扰之。现在，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面对香港的宪政民主成果，北京当局的既定方针是：蚕食存量，落闸增量；而泛民主派港人的使命是：守护存量，逆袭增量。因此6·18否决之后，香港的民主化之路依然曲折艰难。梁家杰先生的发言，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知。他的发言中我唯一不以为然的地方，是他提到要"说服中央"。恕我直言，这种"说服"犹如春梦，很不靠谱。香港民间和香港年轻人发出的"自己香港自己救！"和"建设民主香港、重夺我城未来"，当是振聋发聩、理性务实的最强音，也是"香港会终见真普选，香港人终会做真老板。香港终会再见政通人和，香港会继续璀璨，光辉永久"的切实依凭和可靠保证。

2015年6月27日 于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6月29日播出）

“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十三）——让我们一起走出困顿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给我的上一次"延长审限通知书"的签发日期是2015年3月9日，三个月的延长审限6月8日到期。怀抱着最后一刻可能会开庭审理的侥幸，我于6月6日（星期六）飞回北京，当晚入住宾馆后立即与律师通了电话询问情况，被告知法院那边还没有消息。隔过周日，6月8日（星期一）上午，接到律师的电话，他收到了三中院的第四次"延长审限通知书"，延长期还是三个月，而不是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修订"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放至"六个月"的一审判决期限。至此，我的"状告海关案"开庭日期，被高院四次批准延长。

"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说得很清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结束与律师的对话，为了弄清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因何特殊情况，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准许三中院延长一审，我拨通了案件联系人、也是我的状告案合议庭书记员张怡的电话，告诉她我特为案件回国，6月6日到京，6月14日返回美国，刚刚从律师那里得知三中院第四次延期审理我的案件，希望能够与我的案件合议庭庭长贾志刚法官有一次沟通，了解案件不能开庭审理的特殊原因。电话那头的张怡十分客气，给了我贾志刚法官办公室的电话号码，但又立即请我不要自己打电话给法官，说她会向贾法官转达我的意思，贾法官会给我回电话的。请张怡记下我的北京手机号，放下电话，开始等待。整整一天，贾志刚法官没有来电。

第二天，6月9日（星期二），为了确保留言能被存入贾志刚法官的电话，我在清晨七点拨通了他办公室的电话，按留言机的指令，道出我的姓名和联络方式后简短留言：我特为案子回国，希望至少有机会与您有个沟通，使我了解一再延期审理的原因，也使您了解我的诉求。如蒙回电，将不胜感激。一直等到下午，没有回音。两点半，再次给贾法官电话，那一头还是机器在说话。只好再留言，恳请能给我回个电话。6月10日（星期三）静候一天，还是没有等来贾法官的回话。6月11日（星期四）九点整，第三次拨打贾法官办公室电话，接听的还是机器不是人，重复了我的姓名、联系电话，再再次恳切请求给我个沟通机会。放下电话，于心不甘，拨了张怡书记员的号码(看看手表，是九点零五分),张怡接了电话，说她已经将我的意思转告给贾法官了。我说一直在等他的电话，他却一直不回，我已经三次留言了。张怡说贾法官天天开庭，很忙，我若再晚打五分钟，她也去法庭了。我说此次特意为案子从美国回来，你也应该能够理解机票的昂贵，即使不能面见法官，总要让我说上几句话吧？麻烦转告法官，请他哪怕下班后匀出几分钟的时间，来个电话，作个起码的沟通和了解。张怡客气地回答：一定转告。

直等到6月14日（星期日）上午11点45分，杳无音信，到了登机时刻，无可奈何地关上了手机。此次往返机票外加北京食宿花费，不菲的价格换来了又一纸延期审理通知、与合议庭书记员张怡的两次通话+给法官贾志刚的三次留言。这些结果，即使我人呆在美国也是同样可以得到的。有人说我蠢得可以，但是我不这样想，我以我的行为告诉法官我对合议庭的尊重，对"状告海关案"态度的执着，不管你们拖延多久，我都不会失去耐心和决心。我希望以我的行为和态度，提请李南央案合议庭成员给予一个状告"官府"公民同等的尊重，赞同她的理性，承认她依法寻求宪法赋予公民权力的正当。

但是这次，贾志刚法官显然是连话语层面的接触都不愿与我发生。法官躲着原告，北京市的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联手将一个情节简单明了的民告官案，三个月接着三个月地屡拖不爽。中院不解释延期的原因，高院不说明批准延期的理由。我想问一句三中院：你们想拖到哪一天？再问一句北京市高级法院：你们凭的什么，批准三中院一延、再延，而不问责他们的不作为？

也许法院有法院的困顿，但是作为被告的个人，我更是倍感挫折和无助。5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章、第一条的内容是：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字体加黑和下划线是作者加的）

贾志刚法官的态度，让我看不到公正，北京市高级法院一再批准三中院延长审理期限的做法，让我看不到及时和对公民的保护。

这次回国前，先生怕我会有麻烦，让留下一段音频，万一我被抓了，就贴到网上。想到最近一位朋友给我看的微信圈内传的魏京生大约一两年前的一段视屏（对着镜头，魏京生说他郑重声明，他的党从现在起放弃非暴力抗争，支持大陆一切以暴力推翻中共的行动，他认为用暴力的手段推翻共产党是中国剩下的唯一道路——大意如此），我录了这样一段话：

"明天就要回国了，这次回国之前留一段录音，因为不知道这次回国的情况会怎么样。还有几个月就要六十五岁了，活到现在有些问题想得比较清楚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一个政党是用它的党员的鲜血和生命，用劳苦大众的鲜血和生命夺得的政权，它必然会用践踏生命的方式去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政权。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真地不能再要流血的暴力的革命，不能再要流血的暴力的运动，我们应该在国家现有法律的框架之下，通过法律的程序去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宪法所给予我们的权利。这么做，我们总有一天会走到法比党大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我们才有机会修出一部相对完美的宪法。我自己的爷爷三十几岁就去世了，他去世前是早期同盟会的会员，他的好朋友是黄兴和宋教仁，是主张宪政的；我的父亲明年就虚岁一百了，他二十岁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到晚年还是疾呼中国宪政大开张，他给自己的定位是要救这个党；我呢，无党无派，我是相信个人的力量的，我觉得中国十四亿人口，如果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话，这个力量是排山倒海的。你们若同意我的这段话，请帮助转贴。"

我自己简单的"状告海关案"被中院和高院联手拖延，开庭之日遥遥无期，有生之年能否等到，也未可知，我承认，按法律的途径争取宪法给予我们的权利是一条漫漫之路。但是，这是中国走出以暴易暴，推翻一个暴政后，建立起又一个更恶的暴政的怪圈的唯一途径。即使现在看不到路的尽头，也要坚持走下去。暴力看似捷径，但是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以为覆车之鉴吗？

我的律师告诉我，今年5月2日警察在黑龙江庆安火车站开枪打死农民徐纯合后，两位律师前往了解情况，被庆安县当局拘留；又有四位律师前往营救，又被庆安县当局拘留；立即有律师在网上公开联络同仁前往实施再营救；一呼百应，形成七百多律师的队伍欲赴庆安。面对如此的压力，当局只好放人。中国已经拥有了一个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民的权力而无所畏惧的律师群体，尽管他们依然受到共产党各级司法局的制约，但是他们独立于官本位体制之外，不靠政府发薪，不用政府官员给他们定职，因此有了自己的头脑，形成了自己的力量。中国公民现在所急切呼唤的是一支只遵从法律，而不听命于任何党政部门和上级个人的法官队伍，法官的级别绝不应等同于官本位的科、处、局、部，他们的权力凌驾于一切党政机构和党政官员之上。

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四条明确地写着："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在中国法官队伍挣脱出官本位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实在是需要有法官勇敢地站出来，真正地实践这一条款。只要有了第一位，就会有第二位、第三位、第十位，……成百、成千位的群体跟进。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我找到了律师夏楠、夏霖接手了我的案子，我和我的朋友们对二位充满了敬佩。我和支持我的朋友们，等待着敢做敢为的法官开庭审理我的案子。听说我的案子的合议庭庭长贾志刚是位年轻的法官，真希望他拿出青年人的锐气、法官的尊严，按照"行政诉讼法"第四条、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规定，干脆利落地开庭审理"李南央状告海关案"。

本案原告李南央遵从法律，并委托律师帮助我在法律框架下起诉首都机场海关的违法行为，我们翘首期盼着合议庭的三位法官：贾志刚、董巍和陈金涛，依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一章、第一条阐述的立法之本，尽快开庭审理本案。只有百姓、律师和法官共同承认法律条款至高无上的尊严，一起走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中国人才有可能理性地、和平地走出党比法大的中国特色的困顿。

 

梁京：中南海面对三农危机新挑战

一个月前，读到于建嵘的一篇文章，警告中国的决策者，二代农民工是未来中国的隐忧。其实，于建嵘看到的，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就是中国的二代农民工既不能被大中城市认同，又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务过农，很多人是随父母在城里长大的。于建嵘估计，二代农民工的人数有一亿二之众，他们将成为中国未来的大麻烦。

上周，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文，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而习近平则赴贵州考察农村扶贫问题。中南海发出了强烈的信号，他们开始认真应对三农问题的新挑战。http://money.163.com/15/0621/11/ASKNCU9E00253B0H.html 

2002年，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给朱镕基的那封著名的信中，对当时中国的三农问题作出了经典的概括："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封信成为推动中共三农政策调整的一个历史性事件。此次中南海发文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可能成为标志著中国三农危机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与十三年前相比，中国农村确实没有那么穷，农民也没有那么苦，农业也没有那么危险了，但是，中国的三农危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更深刻，以至威胁到了整个中国的未来稳定和发展。这个判断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深度榨取农民和农村推动的城市化进程，尤其是高度依赖农民工的城市发展方式，已经导致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塌陷。三农危机正在转化为中国的城市危机、转化为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二代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去留两难的困境，正是这个危机的集中表现。

面对这个危机，目前，中国的主流精英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就是干脆把全部传统意义的农民都赶进大城市，让资本下乡，让农业彻底资本化、现代化。不久前，楼继伟在清华演讲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个思路。这个思路的基本依据，是把农民全部赶进城，可以拉动需求，刺激经济继续增长，而中国的大城市还有很大的潜力容纳更多农民进城。

此次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表明，楼继伟代表的这种主张，并没有被李克强接受。李克强选择的，是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李克强的这个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现实中，中南海推动大城市接纳农民工完全推不动。所谓的户籍改革，遭到了各大城市的有效抵制；而与此同时，内地农民逃离农村的大潮，却越来越猛，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治理危机正在迅速升级。北京市政府在中南海的强令下，被迫迁往燕郊，就是这个治理危机升级的结果。

那么，李克强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这条路能不能走通呢？我以为这个思路的方向是对头的，但目前的政策措施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最根本的原因，是内地和农村治理早已恶质化、黑社会化。大批内地农村人口逃离家乡涌入大城市，并非完全是因为城市有更多的经济机会，而是因为家乡已经"沦陷"，没有公义，甚至没有基本的人身安全。对那些在家乡没有权势的人来讲，同样是没有政治自由、没有法治，自然会选择到大都市居住，而不会选择黑恶势力盘根错节的小城镇居住，因为大都市还要维持一定的文明底线。李克强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纲要，根本没有面对内地的治理危机。

习近平的贵州考察，完全没有为化解内地乡村的治理危机提供任何新思维。他连自己主张的大学生村官，也不敢再提。他的"重要讲话"充满了陈词滥调和空话，令人十分失望。倒是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中出现了一个新思路，就是要协调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发展。这条新思路包含著政治性的挑战，因为鼓励地方之间的自主协调，意味著鼓励地方分权自治的倾向。这对于习近平的集权偏好和现在高度集权的治理结构，都意味著颠覆性的挑战。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余英时：中美关系的恶化

我们知道中美关系在开始的时候是很令人兴奋的。就是1971年尼克松总统派基辛格到中国找周恩来总理来、毛泽东谈判。好像要表示尼克松要访华，所以那个时候是双方都很兴奋的。虽然开始表示很冷淡，可是有一段时期是非常热烈的。从1971年到毛泽东死后到1977年邓小平上台中美关系可以说是进入了很高潮的一个阶段。因为在毛泽东没有死以前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中国国内还不敢对美国做太友好的表示，周恩来也只是保持一个距离，要看毛泽东怎么说，而毛泽东当时是病着的。邓小平上台以后卡特当总统建立了中美关系，并且请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美国，白宫有盛大招待，而且邓小平到美国到处访问都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奋。所以那一段时期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高潮。所以中国留学生、中国学者不断到美国来访问。美国也有许多学者不断到中国访问。所以那个时候中美关系是非常的好。

由于对美国的民主自由、言论自由种种欣赏的中国知识界的人士越来越多，引起党的恐慌，所以才有1989年的六四。六四是另外一个转变，这就使中美关系开始恶化。但是那时候美国还占优势，共产党的经济还差得很远，许多地方要靠美国帮忙，所以获得许多美国优惠的待遇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许多事情美国施加压力共产党抓了人有时候还要放一放，然后再抓。抓了以后如果美国抗议就放掉，等到以后再说。这是邓小平采取的一个路线，叫做一手硬一手软。软的就是关于人权、自由思想等这些东西要采取软的方式不能硬来，可是在国内的控制是需要硬的，某些地方是不能让步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一直演变到后来的状态。这个演变结果当然是美国帮忙让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

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尤其是过去几年之内，中国的经济由于外国的投资很多，美国帮忙很大，忽然之间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共产党在这个情况之下慢慢对美国的态度就开始转变了，在江泽民时代还对美国倾向于友好一点，到胡锦涛时代就已经比较麻木了，但是还没有到敌视的状态。到了习近平上台，因为中国经济已经涨起来了，对美国是处处针锋相对而且越来越厉害。所以，中美关系恶化是这几年来是很重大的事件。

大体上讲，有许多迹象可以看出中美关系的危机。第一个就是在南海，共产党现在造岛，造各种岛做空军机场，显然有军事，虽然它说的一套总是很漂亮的话，说人人都可以借用，事实上它是造岛来扩张它的势力，扩张它的海域。所以引起菲律宾还有各种所近国家的不安，这就造成美国对于共产党中共领导的情况不放心，因此就和日本发展更好的关系，甚于是建立一种军事同盟的样子，这就使双方关系越来越坏了。

双方关系坏当然不是共产党单方面的，美国也有责任。这个责任就是美国对共产党越来越不信任了，另外一个就是中共又跟苏联发展很密切的关系。中美关系固然恶化，但是中国跟俄国的关系也变成中国是主要力量了，取代了苏联的地位，所以苏联在这个方面也是觉得不是很满意。双方在合作的情况之下跟美国领导的西方对立几乎是回到了冷战状态，这是一方面双方关系越来越坏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共产党发展了多弹头的原子飞弹。从前共产党的原子弹政策不是特别要发展的，只是说要准备别人攻击的话可以回手、可以反击、可以报复。但是不是主动地去攻击，所以就没有发展多弹头的飞弹，这也是习近平统治下的一个新的发展，这使美国非常不安。另外在经济上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比如最近李克强到拉丁美洲访问特别是访问巴西，跟巴西定下了好几十亿的经济关系，比方说帮它发展铁路呀种种。因为巴西的女总统准备在6月到华盛顿跟奥巴马的政权调整美国跟巴西的关系，就在这个时候共产党插进来要挖美国的后腿，让美国跟拉丁美洲各国距离越来越远，跟它的关系越来越近，这等于是在经济上向西方进攻，尤其是向美国进攻。这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最近中国有6个教授跟工程师到美国开会。其中有个教授叫张浩，36岁，是天津大学的，过去在美国把美国的技术偷去给中国政府用。这个人一直在中国没有办法，后来他假借开会的名义跑到美国来，一下飞机他就被抓住，不但抓住他一个人还有另外5个人都是中国公民，所以这里就有6个人刚刚被逮捕，所以这也是一个象征。象征美国对于共产党越来越不信任。这6个人中间就有张浩、庞伟、陈靖平（音）等等，罪名是合谋从事经济间谍，这就是中美关系越来越差的另外一个象征，所以说是多方面的。

我们刚才举了这么多的例子都说明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中美关系越来越差。虽然说双方想调和，可是习近平对于在南海造岛的运动绝不肯放弃，而且非常强硬，对于美国跟中国双方来讲都不是好事情。可是怎么样来防止它？基本上我看中共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中共现在是不是决定要利用民族主义的力量向全世界去发展，走过去向希特勒或者日本军国主义的路那就不知道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企图想来壮大自己、想来借这种力量稳固自己的政权，我想这是一条很危险的路。美国在双方关系恶化中主动的力量不及中共，因为美国显然不会对外国有侵略的行动，这是我们可以保证的，可是对中共大家就没有这个把握。所以今后中美关系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RFA根据作者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

鲍彤：当权力撞上了边界……

去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越俎代庖，替港人做出了应该如何治港的决定。昨天香港立法会开会，出席者36人，合乎法定人数。会议以28票反对，8票赞成，否决了人大常委的决定。

合法的会议，依法进行的表决，理所当然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定效力。全国人大的决定固然曾经是合法的；现在香港立法会以28比8的压倒多数作出的否决，则具有现实的合法性。全国人大常委的决定因此已成废纸。这是中共1949年夺到政权以来第一次在国内遭遇的历史性的挫折。

人大常委的831决定是一个有关选举的决定。它说，它准备把香港特首的选举扩大到"一人一票"，这应该是好事；但它同时规定，被选举人的提名必须服从中央的指示。这就是说，只给你选举权，不给你提名权——港人可以一人一票在我设定的筐子里自由地选举，假如在我设定的筐子里有以王、张、江、姚、康、毛为代号的六个对象，有一人一票选举权的香港选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其中选出一位称心如意的对象担任未来的特首，但一定不得选姓彭、姓高、姓习的[1]；当然更不得选姓章、姓罗、姓储……的。

这是非常高度的中国特色的民主，比大陆已经具有60年历史的"等额选举"水平高多了。用老北京的词汇，这是一种"变着法儿"的聪明。但对中世纪有效的，21世纪不见得灵。大陆正在忍受的东西，香港不一定有市场。

最高利益，最高意志，几辈子唯我独尊惯了，几辈子为所欲为惯了，这次撞到了难以逾越的边界，撞得不轻，而且是在竭尽了多年全力之后，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对港人来说，否决假选举，不等于得到真选举。阶段性胜利，还不是最后胜利。任重道远。港人治港的路，只能靠港人自己再接再厉不屈不挠走出来。

对831决定的策划者来说，其实未必是坏事，应该说是好事——是虽然苦口的良药，是足以醒梦的晨钟。

到目前为止，只有几个非露面不可的跑龙套，出场作了些自我解嘲式的反应。比较重要的人物，都没有作出巴甫洛夫指出的那种一触即跳的条件反应。确实，大人物应该懂得珍惜羽毛。何必把自己的身价和前途，跟那些被否决的东西非捆在一起共赴历史的垃圾堆不可？   

希望由此得出教训，从此起步，倾听习仲勋老人的遗教，保护不同意见，恭恭敬敬老老实实，学习民意导向的现代民主政治ABC。果能如此，港人之福，国人之福，台胞之福，肯定也一定是中共之福，人们会由衷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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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2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宣布，中共党内有个"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联盟"。

——RFA

鲍彤：秘密审判周永康证明中国正在倒退

最高法院院长郑重宣布过周永康案将依法公开审判。三个月后，对周却改变了方针，进行了秘密审判。中国的法没有变，首席大法官也没有变，依法公开则一变而为依法秘密。全国老百姓对此案了无所知，成了聋子和瞎子，当然也只能被迫噤声，成为哑巴。

有人说，对周所以秘密审判，是因为事关党国机密，老百姓无权知道。这就奇了！薄熙来案难道不涉及党国机密？既然薄熙来的妻子谋杀英国人不是国家机密，难道周那些伤天害理神人共愤的事情，倒变成了党国必须帮他维护的神圣机密？为什么薄可以公开审判，唯独必须把周秘密起来？

由此可见，实质的问题是中国正在倒退。中国本来就不存在法治。去年四中全会说，要法治，很起劲地宣传了一通。现在证明，宣传归宣传，倒退归倒退。

倒退也许有理：丑闻实在太不堪，一公开将严重危及党国的声誉和容貌。也许，决定倒退乃是一系列深思熟虑和胆战心惊的判断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第一，必须把丑事当机密，第二，必须把保密当遮羞布，第三，必须把党和国家同肮脏紧紧捆在一起，第四，必须把世人当作可欺的傻瓜和必欺的敌人。也许这些是最后决策的根据——不过，我宁愿都是我的错觉。

真不知道明年的中国人权白皮书会怎么写。它会承认，从大法官宣布公开审判到天津法院秘密审判是倒退吗？它会承认，从薄熙来公开审判到周永康秘密审判是倒退吗？

最重要的不是量刑，而是体现法治和民主和宪政的精神——以民为主的精神。固然有人点赞，说周案已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惯例。那是少见多怪：毛泽东的刑，早就上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和被载入党章的副统帅林彪，周永康又何足道哉！

真正成为大问题的是，刑姓党，不姓民，打来打去打不破公民管不了大小官员的陋规。这陋规和反腐败绝对无法兼容，它跟腐败倒是如胶似漆，天结良缘。党管干部，一进入"中央管理"的范围，非经中央作出"双规"决定，公民不得控告，法院不得受理，媒体不得揭露，党管呀党管，管出了公民不得监督干部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维稳新局面——穷途末路，夫复何言！

下一步怎么办？有说反腐要出新招。杀鸡儆猴是做游戏，不算新招，绝对创造不出"不能不敢不想腐败"的新社会。要造成没有老虎苍蝇的世界，必须铲除培养和呵护腐败的条件，建立主权在民的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

致力于创造这样的大环境，则一通百通。文明世界都是这样做的，哪有国家元首和政党中央亲自决定开展反腐战役以决定选择哪只老虎和不选择哪只老虎的怪事！

否则的话，一边竭尽全力维护滋生腐败的制度，一边精心选择杀一儆百的典型，纵使倾全党全军之力，旦旦以伐之，假打必漏洞百出，真打必筋疲力尽，不打必民怨沸腾，长此以往，何以为继？

——RFA

胡少江：香港自由市民的胜利 北京及其奴才的惨败

昨天，香港立法会以28票反对、8票赞成的投票结果，否决了中央政府提出的所谓"香港政改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北京通过它操控"选举委员会"指定特首候选人，再让香港市民从这些北京看中的人中选出一人担任香港特首。对这个方案，北京和它的追随者称之为"普选"；而香港市民则称之为"假普选"。

在立法会投票之前，北京通过它在香港的代理人利用各种方式向香港市民推销这个选举方案，进行了为期半年之久的所谓"政改咨询"。名为"咨询"，但是面对香港市民的强烈反对，北京没有与持不同意见的市民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对话，也拒绝作出任何有诚意的让步。相反，它利用各种手段，对坚持抗议的香港市民进行谩骂、嘲讽和恫吓，专制者的骄横嘴脸在全世界暴露无遗。

北京昨天品尝了失败的滋味。身居紫禁城的北京专制者们与香港市民们太遥远了！遥远的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距离，更是思想政治上的境界。围绕香港政改方案的政治交锋，是具有现代自由民主思想的香港市民与禁锢在中世纪专制主义理念中的北京统治者的交锋。立法会的表决结果是弹丸小城香港的市民们的胜利，更是现代自由民主精神胜利。

昨天投票结果对香港市民继续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的决心和信心是一个巨大的鼓舞。立法会总共有70位议席，其中一半的席位是北京政府通过所谓的"界别组"选举的方式扶持上台的；在另外一半的由市民直接选举的议席中，民主派成员占了四分之三以上。民主派议员忠实于选民的意愿，正是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坚定立场和精诚团结，挫败了北京在政治上强奸香港民意的企图！

可以想像，北京一定会继续坚持专制立场，也会竭尽威胁利诱之能事，继续顽固地阻止香港的民主进程。但是过去半年的经验表明，只要香港市民不放弃争取民主权利的努力，他们仍然可以令全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强奸民意是北京政府的一向作为，它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而改弦更张。但是香港市民有不为北京政府的恶行背书的权利，更不缺乏维护自己尊严的意志和力量。

昨天的立法会投票结果除了使得北京的专制者尽失颜面，也使得那些甘愿充当走狗的香港奴才们尝到了丧家犬的滋味。这些人有的是因为商业上的利益与北京难舍难分，有的则是做惯了奴才已经不会有尊严地做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人。失去了北京作后盾，他们没有能力独立地与香港的民主派较量。只要香港人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志，这些人在香港的政治舞台上将毫无立足之地。

昨天的胜利只不过是香港市民拒绝专制制度的一个宣言而已，在北京专制者的严格钳制下，香港市民还没有真正得到应有的政治权利。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任重而道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香港市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是一项属于未来的光明事业；而北京政权及其香港奴才所紧抱不放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则是一具属于过去的僵尸，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具有自由精神的香港市民！

——RFA

曹长青： 被“中国货”整惨了的美国公司

CBS电视"60分钟"节目揭露美国最大的地板零售商Lumber Liquidators（美国地板公司）从中国进口的合成地板（laminate）有问题，会致癌，在购买该公司地板的顾客中引起一阵恐慌，结果导致其股票暴跌了60%，成为商界一大新闻。

合成地板，也称"强化木板"或"层压地板"，因它像三明治那样，把几层人造纤维板压粘到一起。合成地板起源于欧洲，是近年流行的铺地材料，因它抗磨性增高，价格便宜，还防腐防蛀，克服了原木的疤节、虫眼和色差等问题，所以广受消费者欢迎。

美国地板公司只有20年历史，但业绩节节上升，在全美46个州有360家零售店，年营业额达10亿美元，成为美国地板销售商的龙头老大。该公司上市后，股票高达每股70美元。在《富比士》"最佳小公司排行榜"上名列第17，被视为最值得信赖的公司之一。

但这家公司被"合成地板"给毁了，更准确地说，被跟中国工厂的合作给毁了，因为CBS"60分钟"节目查出，中国制造的那些合成地板使用的胶粘剂甲醛浓度超标，而过量释放的甲醛会致癌。

在调查中，"60分钟"检测了纽约、佛罗里达、德克萨斯等五地的美国地板公司的产品，在抽取的31个中国地板样品中，只有一个符合甲醛含量标准。他们还派人到中国，通过卧底记者和暗访摄像头，拿到三家中国工厂的管理者承认使用虚假标签，以使产品看起来符合美国法规的证据。

60分钟节目的一个揭露报导，就让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暴跌了60%，这就是媒体监督的力量！

美国地板公司赶紧采取措施，向购买了地板的用户发放了二千多个检测器，该公司说，回报结果是，97%家庭空气甲醛含量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但他们还是决定停止销售所有从中国采购的合成地板。

但即使采取这些措施，美国地板公司的股票还是继续下跌。本文撰写的5月21日这一天，该公司的股票又下跌了16%，从最高时的70美元，现跌至21.10美元。这一天，美国地板公司总裁Robert Lynch宣布辞职。

美国地板公司的合成木板52%来自中国，其库存中还有价值二千多万美元的中国地板。即使美国地板公司把它全部销毁，认了这些损失，也无法止血，因为第一，美国司法部要对这家公司刑事检控（criminal charges）。第二，已有100多家用户提出诉讼，要求索赔。

可想而知，那些装了中国毒地板的用户，都被吓坏了，怎么敢继续在致癌的地板上生活。而拆掉地板换新的，是一大笔损失，还有人工、时间等等，当然需要美国地板公司补偿。另外更麻烦的是，如果有人已致癌，或怀疑致癌或其它疾病，那索赔额就更高了。全美每年安装一亿平方英尺合成地板。专家估计全美有几十万家庭或机构安装了这家公司的中国毒地板。集体诉讼的赔偿额，足以令美国地板公司破产。

美国《市场观察》（Market Watch）的报导说，投资者的一个金律是：不要接掉下的刀（don't try to catch a falling knife）。意思是，对暴跌的股票，千万不要买。这意味着，美国地板公司的股指，可能还会下跌，销售中国产地板，简直要"削"了这家地板公司的命！

一家兢兢业业经营了20年，原来一直蒸蒸日上的公司，就这样要被中国的"毒地板"给毒死了。很多员工都买了自己公司的股票，因为多数美国公司都给自己的员工补贴（你买一股，公司就送一股等）。所以公司股票暴跌，不仅惨了市场上的投资者，更惨了那些员工。他们的经济前景，等于被中国的毒地板给毒化了。

这件事美国地板公司的老板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们没有对那些中国合成地板严格检查。如果他们像CBS的"60分钟"节目那样抽查，也会发现问题。但他们被中国工厂的"毒老板"的假标签给唬住了。

毒源当然在中国。那些工厂老板刻意用虚假标签，以显得符合美国标准，蒙混过关，是有意欺骗！那些善良的美国人，那些地板公司的采购人员，对当今中国人的道德沦丧，完全缺乏想象力。他们无法想象，连毒奶粉都敢制造、连婴儿都敢摧残的国家，什么毒事，都敢做出来。

无独有偶，在美国地板公司股票大跌之际，在美国上市的中国阿里巴巴，也因假货而惹麻烦。法国开云集团（Kering）旗下的古驰（Gucci）等14个名牌被仿造，在阿里巴巴兜售。近日该法国公司在纽约联邦法院起诉阿里巴巴，指控他们为假冒产品提供平台，为仿货提供在线营销、信用卡操作、金融和货运服务，等于协助造假。

起诉书说，阿里巴巴公司在知情的情况下，仍协助旗下网络平台销售假冒商品，从中获利。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网络卖的Gucci山寨包，一个只要2至5美元，而正品价格在八百美元左右。假冒产品一本万利，阿里巴巴也等于"开门"发财。

美国服装与鞋类协会（AAFA）上月也曾向美国监管机构控诉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是全球最大的假货平台之一"，建议把淘宝网列入"恶名市场"。

《华尔街日报》最近详细报导了阿里巴巴平台商家"刷好评"造假，雇人假扮消费者，制造虚假订单，使得商家的销量记录和信用记录提高，并获得虚假的好评。

阿里巴巴在美国遭到集体诉讼，目前已有多家美国律师所在纽约等地递交诉状，指控阿里巴巴违反美国证券交易法。阿里巴巴总裁马云等四名主管成为被告。

进入台湾的阿里巴巴，最近被中华民国经济部发文要求在6个月内必须撤出台湾市场并缴纳罚款，因被查出，他们的台湾分公司虽以新加坡公司名义登记，但实际上属于中国大陆（靠造假进入台湾）。

阿里巴巴去年在美国上市后，股票一度冲到120美元，现已严重缩水，被认为有可能重演该公司当年在香港上市情景：2006年阿里巴巴B2B部分在香港上市，发行价每股13.5港元，结果当天以39.5元收盘，后来冲过41港元。但一年后却跌至4.3港元（缩水90%），网民叫苦连天，损失惨重。

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才给了消费者在法治国家投诉、状告阿里巴巴销售"假冒名牌"的机会。而在中国那样官商勾结的社会，被侵权的消费者和名牌厂家等，简直是哭诉无门。

从美国地板公司，到阿里巴巴，都给人强烈的启示：造假，不诚实，不择手段捞钱，最后会自食恶果。不仅自残腰包，还会自毁形象。这次毒地板事件，恐怕导致美国地板公司从老板到下面的1300多名员工，今后都会恨死了"中国制造"，他们全部的信誉和辉煌业绩，都被中国的毒产品给毁了。

美国地板公司的惨剧，也吓坏了同业，已有几个公司停售从中国采购的合成木板；大概欧洲等国的公司也会跟进。中国的"毒老板"见利忘义，不仅毁掉本厂的出口机会，也严重损害了中国产品的名声。再加上马云这种暴发户在国际舞台的拙劣表演，等于一唱一和，把中国产品的形象，甚至中国人的形象，都连带损害了。今后世人再跟中国做生意，更会万分小心，甚至回避，因为谁跟中国货沾边，谁就可能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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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直：反腐之後的常態政治

周永康的宣判，意味著中國政治又恢復到了以前的常態政治。以周永康案的結束為标誌，習近平主導、王岐山主抓的「疾風暴雨」式的反腐敗運動已告結束。

如果從政治讖語「反腐敗找死」的角度看，反腐敗運動的結束，等於保全了黨的主幹力量，因而也就保全了習近平自己。以長遠計，雖然反腐收場的方式可能非習近平所選擇，但反腐收兵本身對習近平而言，也许并非一件壞事。就此，兩年多的反腐敗運動，其實只是見證「反腐敗找死」這一政治禁忌的過程。

事實表明，反腐敗這一所謂「新常態」政治，無論在中共黨內還是在國家層面，既沒有與之相應的意識形態資源，也缺乏體制性的支撐力量。在不變更政治制度的情況下進行反腐敗，反腐敗遂成地道的自挖牆角。在習近平接位初期，這種看似自挖牆角的舉動與習近平鞏固權力的合理需求之間，可在延續中共整體性權力之點上達成妥協與平衡。因為習近平鞏固權力與習近平反腐敗，是確保中共權力地位可延續的一體兩面。

因此，超出鞏固個人權力的「合理需求」而尋求清黨式的反腐敗，就必遇「膠著狀態」的頑強抵抗。而且，由於中共把永續執政設為至上目標，所以，一切損害這一目標的行動都不具黨統意義上的合法性。於是，頑強抵抗超出「合理需求」界限的反腐敗的力量，就不僅人多勢眾，並且還占據著黨統合法性的制高點。這些力量，完全不必以「非組織活動」來顛覆主導和主控反腐敗者的權力，而大可名正言順地以黨的名義，用現存正常的組織程式和手段，通過民主集中制來形成新的權力架構。

這種根植於中共組織制度的特點，構成了在中共黨內進行大規模反腐敗以及政治變革的煞車機制。一切不順應這種煞車機制的人，都將被甩出中共的權力之車而摔至粉身碎骨。因此，習近平現時所面對的，並非隱藏的、陰謀式的、非組織化的反對力量，而恰是公開的、符合黨統及其意識形態的、循既存正常組織程式的反對力量。這種力量，可以利用黨內有限的自由空間，如發言、投票，在暫態改變黨內的領導架構。

停止「疾風暴雨」式的反腐敗，中共政治又將恢復到常態。這個常態，就是最高層領導以默許其同事、中下層官員一定程度的腐敗為對價，來換取這些人對其個人權力及其所依附制度的擁戴，並以此來潤滑各級官員對政策的實際執行。這種常態政治，自江澤民時代始，到胡錦濤時代，已然運作成型。

當然，這種常態政治的代價，就是社會多發、頻發的各類災難性事件。最近兩年多，中國災難性社會事件的數量相對下降。這個下降，是反腐敗的附加效應。由於害怕因其他事情而牽涉出腐敗，各級官員皆提心屏氣，到處堵漏，唯恐出事。在反腐敗中，不幹事、不出事，是多數官員的座右銘。反腐敗的風球一撤，官員的心態放鬆，不用再怕因其他事發而查腐，許將導致災難性事件報復式的增加。最近中國大陸出現的養老院大火、兒童「集體自殺」和長江沉船事件，只是這種趨向的端倪而已。

常態政治，從某種程度上講，等於解除了各級官員在兩年來日重的危機感。危機感的解除，能否有助於政策的推進，能否恢復以往黨內的潛規則及其建基之上的信任關係，進而有助於鞏固習近平的權力地位，都尚未可知。如果其正面效應遲遲不出現，那麼，這就無異把各級官員的危機感轉嫁到了習近平身上。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家）原载《世界日报》

沈大伟：持续恶化，中美关系已出现重大变化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政治科学及国际事务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近日在香港美国商会午餐讲座再次发表主题演讲，谈及中美关系。以下为演讲内容，由《南华早报》翻译。

     中美两国官员和专家都曾经正确地指出：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事务中最重要的关系。
    
    中美关系也是最复杂的关系。不论在战略、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区域、国际、教育及其他许多方面，中美两国都密不可分。中美在亚太区以至全球都是影响力巨大的国家，不但是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军事预算和海军规模也是全球之最。中美既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石油进口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对气候变化有重大影响，哲学博士生和专利申请也属全球最多。今时今日，中美是国际舞台上真正具有影响力的两个国家。
    
    中美互为彼此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向贸易额接近6000亿美元），而中国更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其对美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2014年超过120亿美元，雇用8万名美国人）。中国是全球最大出口国，美国则是全球最大进口国。每天往来两国的旅客约有9千人。目前有接近3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留学，在中国留学的美国人则有2万人。目前有38个省/州及169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加强人民之间的联系，并提供交流机会。目前有3亿中国人学习英语，约20万美国人学习中文。
    
    以上述情况和许多其他标准来衡量，中美都是密不可分的，在国际关系方面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深远。因此，理解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构成和推动力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不断在变，过去几年和过去几个月就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本人今天主要想说的，是中美关系虽然十分密切，而且两国在许多方面都有合作，但在这段关系中，彼此竞争的情况却不断加剧。
    
    这个现象的结果是：合作与竞争同时存在，即本人所谓的"竞合"情况。但在这段关系中，竞争成份不断增加，并成为这段关系的主要成份，合作则退居次席，并且正在逐渐弱化。彼此合作的空间减少了，因此为了建立合作关系而召开的政府间会议，就变得越来越形式化，并不时出现充满火药味的场面。
    
    两国之间普遍存在互不信任的情况。尽管双方政府仍然十分希望两国的90多个双边对话可以维持下去，也希望两国高层官员继续交流，但甚少再看到大力争取两国加强合作的官员。 〔在几个星期后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会出现这个情况〕
    
    两国人民互不信任的情况也显而易见。新近就这个问题而进行的《皮尤全球态度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2013）就发现，中美人民互不信任的程度正在增加。在美国，68%公众人士及80%专家和学者都视中国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只有26%认为可以"信任"中国。该调查也发现，共和党比民主党更关注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6成共和党人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将"严重威胁"美国，但民主党人中就只有48%有这种想法。
    
    《皮尤全球态度调查》也访问了中国民众，当中66%受访者视美国为"竞争者"，15%认为美国是"敌人"。因此，中国民众中约有三分之二认为中美关系是一种"竞争"关系。相对于2010年时进行的调查，当时两国大多数民众对彼此看法仍然正面，从中可见现在情况已出现显著改变（转差了15-18%！）。一般相信，如再进行类似的民调，结果可能会更差。
    
    我们可以感觉到，中美关系已出现重大变化。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愈来愈难达致平衡──要令关系转趋正面、并于未来朝积极方向发展，就更加困难。我和许多人都认为，两国关系多年来风波不断，双方也一直未能达致广泛共识，无法缔结真正可持续的伙伴关系。中美关系之所以仍能维系，只不过是出于对关系破裂的恐惧。但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两国之间其实并没有真正深厚的联系。
    
    至少在过去10年，两国宏观关系持续恶化，只有当双方领导人出席高峰会议时才略有改善，暂时止住恶化趋势，令外界定期希望：两国关系正趋向稳定及得到改善。
    
    例如2011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赴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2013年习近平与奥巴马在"阳光之乡"进行非正式会晤；2014年11月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前在北京的烟台出席峰会（我未有计入奥巴马2009年11月对华的国事访问，因为该次访问成果未如理想）。而两国官员偶尔召开的双边会议，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等，也为特定的政策领域带来稳定因素和前进动力。但大家很快就发现，这些峰会和双边会议的重要性只属昙花一现；短短几个月后，中美之间就出现新的波折，两国关系再度恶化。天安门事件之后，克林顿和江泽民在1997至1998年期间举行了多次峰会，让中美两国重新建立关系，但此后双方关系就一直处于上述模式，反覆不定。
    
    中美最近的波折，发生的时间仅在习近平与奥巴马在中南海漫步后几个月。事源于中国在南海建造人工岛的行动，令两国针锋相对，关系愈发紧张。在南海纷争的背后，各方愈发关注中国的军事力量、美国在中国附近的军事活动，以及更广泛的亚洲权力平衡问题。但同时也有许多较小但同样重要的事务，例如执法（以盗取技术之名拘捕华人、伪造美国大学入学申请）、法律修订（中国针对非政府组织及国家安全的法律草案）、人权问题（中国自2009年以来便遏制人权、将人权律师拘捕定罪）、网络黑客行为（近日美国人事管理局电脑网络遭中国黑客攻击），以及中美双方在贸易及投资方面的问题。关于两国之间出现摩擦的新闻，几乎无日无之。
    
    我认为这种"新常态"的确已持续一段时间。中美两国最好习惯此常态，而非幼稚地笃信不可能实现的和谐关系。
    
    合作和竞争之间的天秤已经倾侧，竞争已成为主导因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对中美关系来说，安全的重要性已凌驾于经济。军事、国防、地缘政治领域的问题，现在已是两国关系的最重要事务──而这几乎是一则纯粹的坏新闻（唯一的例外是过去两年，双方向来极为有限的军事交流频繁起来） 。在美国，这意味着以商界为首、支持与中国交流的联盟已不再是主导力量，而由几个界别组成、倡议与中国竞争的联盟，如今占了上风。
    
    中美的竞争并不只限于战略方面，而是一种全方位的竞争，包括商业、意识形态、政治及外交领域。即使在学术领域，中国当局都曾向多名美国学者下达禁令，并向国内的大学合资企业施压，例如新颁布的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就令在中国运营的私人非政府组织心头一凉。
    
    近几月以至近几周，以上情况已令华盛顿多家智囊机构前所未有地发表大量评论和报告。我曾在华盛顿居住及工作了很长时间，期间从未见过如此海量、谈及中美关系的文章──而且内容全部都是负面的，只有一个例外（即陆克文的亚洲协会报告）。这些评论和报告对中国及中美关系均持负面意见，而且均认为（一）美国应检讨对华政策；（二）美国应全面对华采取强硬政策。
    
    随着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白热化，上述情况只会令中美关系及两国的互动更趋负面。美国将有愈来愈多人呼吁当局"下定决心"、担起"领袖"角色、"敢于与中国抗衡"等，尤其是共和党人。
    
    这的确是美国出现的巨变，或至少是一种"范式转换"（paradigmatic change），但我个人不认为这是昙花一现的短暂现象。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出现本质上的变化。以下我将详述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有何转变。
    
    以下这件事你可能觉得幼稚到了极点：虽然许多中国专家以至整个外交政策圈和美国政府，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及预测中国的将来，但中国最后并没有如他们所料般发展。尼克松以来，美国八届政府都采用"接触"战略，这种战略基于三个大前提：（1）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政治自由化也会随之实现; （2）随着中国的全球地位提高，正如罗伯特•佐利克所说，它将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拥护二战之后西方创建的全球自由秩序（即"融合战略"）; （3），中国不会挑战美国主导的安全架构和东亚秩序。
    
    第一个前提显然是不存在的；恰恰相反，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强大，政治压迫的情况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严重。这方面的例子多不胜数。在中国，目前政治压迫的情况是继天安门事件之后25年来最严重的。至于前提二和前提三，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对这些区域和国际制度架构作出严厉批评（仅是目前未发生而已）。实际上，若中国真的这样做，将是极为不智的，并且正面冲突并不是中国的行事方式（但美国则相反）。而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政府在目前国际组织以外正在建立另一批机构，清楚显示中国对美国主导的战后格局感到不安。
    
    中国正有条不紊地试图构建新的国际秩序──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是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的著作、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Tellis）和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所撰写的报告《中国军力审查》，还是许多其他研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这个题目。这些评论、研究也一致认为美国要遏制中国。
    
    美国对中国的幻想破灭，或许更能反映美国的问题，而非中国的情况。 2百年来，美国一直天真地希望影响中国的演进；美国的醒悟也许标志着这项任务掀开了新的篇章。美国之前的有关行动──尤其是在国民政府时期，最后都以悲剧告终。随之而起的，是美国国内爆发了"是谁失去中国？"的争论。
    
    作为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我曾仔细研究并追踪两个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并发现了一个重复的规律：美国有一股如传教士般的冲动，希望以自己的形象为模板改变中国，但每次都以失败收场。首先，美国不了解中国复杂的国情，而中国也执拗地拒绝遵从美国的意愿。依我的见解，问题要归咎于美国本身和其不切实际的期望，而非中国。但历史可能会重演。
    
    尽管这是中美关系整体上的宏观环境，但两国仍需共存，并需要和平共处。中美之间有业务往来──除了香港、内地和美国之间的商业活动外，还有两国的外交事务。中美关系和平稳定，对整个亚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都很重要。不论两国人民是否察觉到这点，他们都受着中美关系影响。
    
    也许，能大幅度推动双方关系进展的最直接机会，就是落实双边投资协定（BIT）。预计两国政府都会交换各行业的不准进口商品单草稿（不准进口商品单列明不允许其他国家投资的商品）。现在早已过了发布和交换这些名单的时间，而推迟的原因未明，但有可能是受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贸易促进授权（TPA）的影响。奥巴马政府正试图先完成这两个目标，但众所周知，相关的程序（不论是美国政府方面或是TPP 12国之间的双边谈判）都仍在进行。一位美国前高级政府官员最近便指出，奥巴马政府要获得国会支持TPA和TPP有困难，如果现在硬要寻求通过，将会是死路一条。
    
    就中国而言，中国政府认为，美国提出的所谓"再平衡"战略只是一个诡计，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便是这个诡计的经济组成部份，目的是在各方面牵制中国。虽然我今天的演讲主要和美国相关，但大家都感觉到中国政府对美国既忧虑、又猜疑。双方目前都好像带着有色眼镜看对方，这些成见都会影响双方关系今后的发展。
    
    目前中美议程上的另一项重要事务，就是寻求务实合作的机会，处理一系列所谓"全球治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朝鲜、伊朗、伊斯兰国（ISIS）、阿富汗、反恐、反海盗、气候变化、海上安全、经济稳定、能源安全和海上通道安全的问题，以及需要制定网络活动的国际规则。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论是中美政府协同工作，还是两国政府朝着同一方向各自努力，彼此合作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迄今为止，在应对这些全球治理问题上，尽管10年来美国政府试图争取与中国政府合作，但中国却一直不愿意公开与美国合作。但现时由于习近平支持"积极外交"政策，希望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因此中美合作可能更加可行。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强国，需要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事务，向世人展示其付出与能力相称。这不会解决中美关系的问题，但将有所帮助。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将举行，习近平也将于9月下旬（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前）赴华盛顿展开国事访问。这是两国讨论上述问题的契机，彼此可以尝试切实地合作，消除双方关系之间的隔阂。以往的首脑会议，包括去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双方都曾尝试这样做。但问题是：这些尝试是否只是过眼云烟，还是足以奠定中美关系的发展基础？随着美国总统选举周期临近，加上奥巴马政府成了"跛脚鸭"，要做到这一点也许比较困难。但如果中美关系能够稳定发展，彼此互相合作，这无疑会对下一届总统有利。
    
    但我担心的是：在这个越来越消极和相互怀疑的气氛之下，将越来越多"可信度测试"（对象主要是以国内民众，但在美国，则包括区内的美国盟友）。我个人认为，未来两至三年内希望出现的理想情况是：中美两国有技巧地处理双方关系，并注意对方的"底线"和"核心利益"；并希望期间不会发生诸如中美撞机等无法预料的事件，中国也不会在南海划出航空识别区，明年1月台湾大选时不会由支持台独的民进党领袖上台。不过现时的南海问题有可能令冲突一触即发，因为中国不可能停止建造人工岛，因而无法达到美国的要求。那么，美国会如何应对呢？军事对抗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因此，展望未来，两国有责任学习如何应对竞争、防止爆发冲突，同时要努力拓展真正的合作领域（但也要了解到：希望两国完全同意对方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两国也没有任何剧本可以引导双方关系发展（冷战时期，中美相互依存的情况并不存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既希望也预料两国能"共同进化"，并认为双方需要有"智慧和耐性"，并须抱着务实﹑包容和忍让的态度。但我目前尚未十分清楚：两国的政治文化、目前的政治制度﹑民族身份﹑社会价值观和世界观均有所不同，双方能否在战略方面作出重大妥协。
    
    因此，中美两国可能会认为彼此越来越难以共存。但不论共存如何复杂、如何问题重重，两国都必须要这样做。因为它们只可选择结婚，一旦离婚，战争就会爆发。
    
    本人希望有机会来到这里，发表一篇关于中美关系的乐观讲话。我真的希望这样做。但是，中美关系今后如何发展，我实在是非常担心。在过去的"倒霉日子"里，既然双方都能找到出路，希望它们能再次走出困局。面对目前形势，我们下一步应怎么做？我的建议是：扣好安全带、抓紧帽子、分散资产！
    
    谢谢各位。欢迎你们发表意见、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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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erine：不负这个时代——致中国网友的一封信

在这样一个时代，不管你是否认可，互联网都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信息成为生存的方式。如果对这个时代能有一个梦想，我会希望有那样一天，人们可以自由地上网、自由地获取信息，而没有人会来过问他、没有人能来约束他。

在中国绝大部分互联网用户的概念里，百度可以满足他们搜索信息的需求，微博可以满足表达和互动的需求，微信可以满足社交的需求。百度上那些"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微博上那些"该微博已经被发布者删除"，微信上那些被封锁了的朋友圈，在一部分人眼中是刺眼的空白或黑幕，而在另一部分人眼中则是顺理成章的习惯。

对自由的渴望是身处极权之下的人们觉醒的标志。而在一个被封锁、被阉割的网络信息世界里，并非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自由的缺失。就像鱼缸里的鱼、羊圈里的羊认为鱼缸就是大海、羊圈就是世界一样，在被封锁、被阉割的网络中行走的人们，也认为他们所见的信息就是宇宙全部的真相。当更多的真相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也像鱼缸里的鱼被放归大海、羊圈里的羊被放归野外一样无所适从，并且选择拒绝，重新回到他们熟悉的世界。

非常遗憾，这就是中国互联网的现状：一面是被阉割、被封锁的信息，一面是习惯于被阉割、被封锁的用户。世界网站访问量排名前三的google、facebook、youtube，都是中国用户无法使用的；每当有重大事故、群体性事件发生，或者敏感时期，搜索、社交网站就会全网行动，清除那些"有害信息"；执行封锁、阉割任务的GFW，已经成为中国IT技术最先进、最周密的项目。在自由世界看来，这无疑是大规模的反人类罪行；而在中国，至少目前的比例仍属于大部分的网民群体看来，这是他们的使用习惯。

信息体现自由的尺度，也是民间智力的集合。在极权社会，钳制自由的表现之一就是信息封锁；民间智力则被视为极权统治资源的一部分。因此，对信息的封锁，事实上也就是对民间智力的收割；民间的愚昧和落后，对权利的麻木不仁、对极权的欢迎和歌颂，也就是智力下降的结果，是极权能够保持长久统治的必需。智力下降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民间创造信息能力的下降。极权正借此恶性循环，达成"长治久安"的目的。

既然我们生存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一个信息的时代，反抗极权的重要内容就是突破封锁、拒绝阉割。无论有多高的墙，都有更高的梯子，引导着人们去探寻墙外的世界，探寻这个世界的真相，把他们对于自由的渴望传达给世界。世界也由此一分为二。跨越GFW去寻找自由，在一部分用户看来是智力充值的方式，在另一部分用户看来却是不甚必要的，或许还是"充满危险"的。而这正是封锁和管制所期待的，民众的愚昧和恐惧。

只有把自己视为上帝、把国家视为伊甸园的党和政府，才会禁止民众享有智慧，拥有朝鲜人民同样的"幸福"。而智慧之果就生长在枝头，无须蛇的诱惑。选择了被封锁、被愚昧、被阉割，即使把梯子放在面前，也没有勇气蹬上它看一眼外面的世界。对于绝大多数用户来说，寻找翻墙的梯子，并不是技术上的困难，而是态度上的困难。事实上，从GFW建成开始，就有技术人士不断随着墙的加高，开发升级着翻墙的软件；这些软件也经由热心人士，不断地在墙内传播。各种翻墙的工具并不难以获取，难以获取的是向往自由的心灵。

未知的世界充满着风险，当局也以此来恐吓民众。以当前的技术手段，很难说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具体哪个动作，不在当局严密的监控之下。幸运的是，人们所能依靠的，并不仅仅是梯子和相关的反制技术，还有越来越多的翻墙的人，以及他们创造的更多的信息。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翻墙，极权就必须花费更多的资源——更多的人力、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金钱，从越来越多的信息当中找出它认为有害的一部分加以封锁；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找出发布这些信息的人一一定位并予以打击。

在海量的信息面前，这个任务事实上是不可能完成的。就像众多不翻墙的用户看到的那样，总有足够多的裂隙，把墙外的声音渗入进来；总有足够多来不及删除的网页和信息，出现在每一个人的面前。所谓安全，并不是幻想一个极权力量所不能至的避风港，而是勇敢地加入反对它的浪潮，成为海洋的一部分，成为战斗者的一员。终结极权，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安全。

这并不是说要忽视安全的措施。相反，梯子就是安全措施的一种。雅虎因为出卖师涛，为中国当局提供作为关键性证据的服务器信息，至今仍被当成协助作恶的典型予以展示，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在党控党有的各种网站里，这种作恶正是它们的日常工作。党控党有的网站和网络服务运营商，可以把用户的每一个行为汇总上报给"有关部门"，使它们能够迅速采取行动，打击那些发布"有害信息"的用户；而在墙外的世界，它们只能依靠各种分析、汇总、比对，获取模糊的"证据"，以此恐吓用户交待"罪行"。

同时，各种安全的措施，也随着翻墙软件的传播，在民间口传心授。关键并不在于怎样做的技术问题，而在于态度和选择。通过翻墙，用户可以获得更充分的关于网络安全的信息，能够更好地掌握安全的措施，选择更加科学、更加安全的上网方式。在一个技术高度透明化、操作高度"傻瓜"化的网络世界，获取相关信息，既是一种基础的能力，也代表了网络用户对网络世界的认知水平。

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诞生互联网的时代，也必然是、必须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任何封锁、阉割，都在提醒着人们，极权的罪恶有多么广泛，也在强调着对自由的追求是多么迫切。泡泡网致力于互联网的开放和自由，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自由是我们击败极权的最丰厚的战利品——我们不幸生活在极权统治的时代，我们也有幸生活在与它战斗的时代，翻墙是你的态度、梯子是你的武器，被高墙囚禁的朋友们，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赋予你们的抗争的责任。

泡泡君为你梳理出2014年中国互联网审查大事记。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那些因言获罪的人，那些层出不穷的禁令和接二连三"被消失"的网站（http://tv.cntv.cn/video/C10323/cc9d991ab27e449391d70b9816813902），不要忘记那些本该属于我们的权利和自由。

——泡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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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少江：对周永康的审判难以令人信服

变态辣椒时政漫画

上个月底，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始对周永康案进行"不公开审理"。昨天，法院对周案进行一审宣判。判决书认定周永康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三罪并罚，判处其无期徒刑。根据中央最高当局审发的新闻报道通稿，周永康在归案后认罪悔罪，并且主动退还全部受贿赃物。据说，这就是对其从轻判决的根据。我相信，对于第一个涉及政治局常委的这场世纪审判，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会感到令人信服。

周永康一案的审判难以令人信服。首先，是法院对周的从轻判决没有法理依据。周永康是中国专制制度的受益者和维护者，他从享尽特权的正国级国家领导人，沦为秦城监狱的阶下囚，并不值得同情。在长期担任中共政法机构最高领导人期间，一方面，他领导专政机构，运用各种非法手段对争取公民权利的普通民众残暴镇压；另一方面，他自己却腐败透顶。即使是按照中共自己拟定的法律，他的罪行累累，完全应该判以极刑，否则，中国根本不应该有极刑存在！

这次判决所采取的秘密审判方式，也难以令人信服。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周永康案中的一些犯罪事实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因此，必须对周永康案进行不公开审理。假如说，周永康案中关于泄露国家秘密的罪行不便公开审理还勉强说得过去；但是，他收受他人1.29亿的巨额贿赂，滥用职权为他人谋取高达21.36亿元的非法收益，这两项普通的刑事犯罪，无论如何都算不得是国家机密，完全应该进行公开透明审理。

公开审理刑事案件，尤其是那些高级官员和其他公众人物所涉及的重大刑事案件，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公民有权利了解这些人犯罪的事实、背景和原因，以及对他们的量刑是否合法合理，这是公民的知情权，也是公民对政府官员和司法系统进行有效监督的一个重要途径。二是公开审理有助于保障涉案人的合法权益，中国的公检法系统在暗箱操作和逼供信方面臭名昭著，公开审理给了涉案人一个向社会揭示真相的机会。

有两种人是官方刻意对周永康一案进行秘密审判的受益者：一是那些向周永康行贿的各级政府官员和商人，"保密"使得他们买官卖官和官商勾结的丑恶行径无法公诸于众；二是周永康的提拔者和他的政治局常委同事们，因为有薄熙来当堂翻供的前车之鉴，当局害怕周永康向薄熙来学习，有意无意中暴露了中国最高统治集团长期对他进行包庇和怂恿的恶行，甚至暴露了最高集团其他成员腐败和滥用职权的罪行。

当然，从周案的秘密审判中得益最多的，还是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如果公开审理，中国的普通民众和世界舆论难免会对产生周永康们的制度环境进行深刻思考，他们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寻求一个能够限制周永康和其他高级官员为非作歹的制度，尤其是会进一步要求行使任命和罢免官员的基本公民权利，这些权利过去被周永康和他的同事们非法剥夺，至今仍然被还在台上的周永康一类人非法剥夺。

不少仍然盘踞要职的高官们与周永康一样，都是现行制度的受益者，只要这个制度还在，他们和他们的家族的利益就有保障。他们坚持对周案采取秘密审判，同时严格控制对周永康审判的舆论宣传，就是为了费尽心机地切割周永康和当前制度的内在关联，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由这个制度和这样一些人来审判周永康，怎么可能令人信服？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丁学良：让周案公审真正推进中国法治

法庭上的周永康

周永康即将被公审，此案系全中国人民期待已久，也吸引了全球观察家们的目光，可谓中国第一大案，目前终于有了法律上更权威、技术上更清楚的公告。这位不久之前位列"红都九卿"的大人物，马上就要被以三宗罪名审判。根据北京新华社上周五4月3日的专稿，周永康的"三宗罪"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无数媒体立刻注意到，周永康的前"亲密战友和同志"薄熙来——他俩极有可能很快成为"不亲密的战友和同囚"：一旦互相揭发，就要对对方张牙舞爪；即便同样是关押在秦城监狱，也不会让他俩见面交流——薄熙来在2013年也是被控三宗罪，不过内容稍有不同：受贿罪、贪污罪和滥用职权罪。

周永康案蕴含极高风险的操作

把周永康双规管制继而立案公审，是一件极高风险的操作。人人皆知，他当年不是一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是这个九人班子中"唯二"掌控大规模武装力量的成员；另一位是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1949年以后，只有一位与周永康基本上旗鼓相当的掌控着最广义警察力量（即外国评论者所谓的"中国安全沙皇"）的高级政治领导人被抓捕，即1965年12月突然倒台的、当时在党政军警所有权力系统均担任要职的罗瑞卿。不过那时中国的绝顶权威人士都健在，毛泽东、林彪下令布置抓捕，周恩来出面协调周密安排，"安全沙皇"才被安全地处置（参阅麦克法夸尔、沈迈克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第一章及书尾详细注释，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9年版。务必注意：这里只是就安全风险作比较，而不是把罗、周二人在政治上划等号，因为罗是被林彪陷害的）。

最近两年半中对周永康及其集团的一系列处置，所冒的风险要大得多，其中不确定的因素要多得多，因为目前掌握中国局势的最高层，还远未达到毛泽东那一代的程度。周永康集团的能量也还没有被根除。政治上极高风险的操作，就要预先布置，以收获极高水平的综合效应，否则付出和收益太不成比例。

在1989年夏季的那场政治悲剧清洗了许多优秀中共干部之后的极不正常政治氛围中，周永康身逢其时，扶摇直上，从1992年10月中旬举行的中共十四大上首次进入中央层，不过所得选票总数第90名，只位列候补委员，接近于得票最低的档次（最低的是第130名）。然后周永康就一"虎"风顺，直达"天庭"，终于掌管了比国防预算更高的维稳预算，指挥着无处不在的维稳队伍（参阅徐斯勤、陈德升主编《中共"十八大"政治继承：持续、变迁与挑战》，台湾新北：INK出版社，第一部分）。

从周永康的"人尽其才"到对其"物尽其用"

根据海内外比较可信的各类媒体报道，可以说，什么按党纪国法不能做的事，周永康差不多都做了；什么按人伦天理不应做的事，他也都做了；什么人间可以享受的荒唐事，他亦无一遗漏。因此，周永康从在位直到2012年年底正式退位的漫长岁月里，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两年多里，新一代领导层千方百计地围猎，才把周永康收虎归笼，现在成了群虎中最大的"被猎获物"。那么，北京最高层就不应该浪费他，而要让他接下来做到"物尽其用"。

从"人尽其才"到"物尽其用"，也应该依照法律来办。

让我们首先看看现在对周永康提出的那三宗罪：它们在中国的法律系统中，可说是非常合适的、同时又是非常有效的三个弹性"大箩筐"，任何事实内容可以朝里面装。其中最厉害的一个箩筐，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这也是海内外谈论最多的那项"非组织政治活动"罪；它在中共的党话语系统中，是早年"秘密拉帮结派、阴谋篡党夺权"的淡化版。若是依照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传统做法，犯此大逆罪的可以被肉体消灭（参阅Mao: The Real Story, by Alexander Pantsove and Steven Levine, 2012，第31-35章）。不过，即便如今的中国已经非同毛泽东时代，我们也不要指望这一个"箩筐"会敞开大口让公众看仔细。涉及到最高层人事换届的非常态冲突部分，一定是闭门审讯过堂的。大家看不到那里面的剧情细节，虽然颇为遗憾，但也能够设身处地去理解。

在这一关节点上，必须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能为周永康案件提供有益参考的一个重大先例翻出来，希望当今的北京决策层力求比它做得更好，不应不及它。此即1980年11月20日开始到1981年1月27日终场的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其时林彪夫妇已死，在此省略不谈。对江青集团的指控，众所周知，是深受她一伙迫害多年的中共老干部群体对迫害者们的政治复仇。外部世界几乎异口同声说，法庭过程在形式上"带有现代法制的意味，却是凭借法律的名目……的政治审判"（参阅陈永发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修订版下册，第十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高层的政治复仇又是在中国境内深得民心、且符合大多数普通党员意愿的一件正义举措，主政者确实有推动法制的意图，而且也确实在客观上起到虽然是有限的、同时是显著的法制进步效果（参阅《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

这场审判一结束，许多中国社会科学界特别是法律界人士都说，完全可以不把江青集团的政治问题搅和进来，那些可以根据中共党纪来处理。仅仅凭着她及同伙们十年期间直接下令随便抓人、抄家、没收公民的合法家产、关押未成年人、酷刑、致人以残、导致人非正常死亡、虐待被关押者的年长前辈、占用公共财物、婚外通奸、强奸、长期观赏色情电影和书籍等等一大堆纯粹的违法行为，也能够依照中国普通刑事法条款，判她及其同伙们以死刑或无期徒刑。而且按照这些标准去广泛收集证据、公开举证、法庭辩论，能够对全民进行活生生的法制教育，同时警示目前手中掌权的个人及机构，不得再滥用权力无辜伤害他人。

很快笔者就去了美国学习，在许多次的比较政治学和法学研讨会上，听到外国学者专家们的评论：邓小平一代的改革派领袖们丧失了一半的大好机会，来向全中国树立依法治理的起步楷模。若邓小平领导班子能够明确地、以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人权"为基准，把江青集团以"违反基本人权"的名义起诉、审判、定罪，中华人民共和国马上就朝现代政治文明迈进了一大步。外国人士的这些评论，与上述的中国国内人士的说法，精神上是一致的，就是：法律的尽量归法律，政治的尽量归政治。

要超越三十五年前的世纪大审判

假如把三十五年前的那场世纪大审判，与目前的周永康案件对照来思考，至少以下几点是明白合理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第一，把所有涉及权力斗争的问题打包放进"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箩筐里，中国人都能解读其中的奥妙，籍此便达到了"你懂的！"的威慑和警告效应，大体上说得过去。但不必以这一条判周永康太多年的徒刑，现在毕竟不是毛泽东时代了，政治罪不应过重判。

第二，无数人都注意到4月3日的新华社专稿里，没有出现2014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纪委《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里，"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的部分。假如"真事隐去"是为了保护数十上百名的女性，其中不乏知名度高的，那也可以理解：她们毕竟是权力高于一切环境中被动或主动的牺牲品，同"宁愿进青楼、不愿打苦工"的风月场女子差不多。但是，凡涉及到人命的情色事件，那不可将真事隐去，必须纳入公开审讯的环节。

第三，首要重点是应该充分运用三宗罪的"滥用职权罪"箩筐，这里面可以放进去的实实在在太多了。周永康掌控整个维稳机器的很多年里，用该名义所做违法事情，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最大一宗罪。无数的受害者和目击者都能够举出很多案例。最近露出水面的，是周永康做"维稳沙皇"期间居高临下操作的人体器官买卖产业。根据《财经网》3月16日的报道，"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参加凤凰卫视节目《公益中国》，谈及取消死囚器官移植话题。他表示，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利益链，变得肮脏，而周永康落马才打破了这个利益链。黄在节目中表示，中国很大，死囚器官来源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许主持人接问，这中间肯定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利益链，所以会变得肮脏。黄说：死囚器官移植成了一个特别敏感、复杂的区域；反腐败，没有打老虎、打苍蝇，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宣布取消（死囚器官移植）这个消息。许问：'为什么打大老虎，就能把这个死囚器官这个事情，能够给推翻呢？这大老虎到底是指什么人啊？'黄答道：'太清楚了，大老虎这个知道，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们政法委书记，是原来的政治局常委。……死囚器官的来源在哪里，这不是很清晰了吗？"

仅仅凭这一条，就可以判"拍板人"周永康一个无期徒刑，遑论其它几十种严重违反人权的操作，在他当"维稳沙皇"期间皆蔚然成恶风。这类"滥用职权罪"全部加起来，判他十个无期徒刑也能依法通过。中国的普通民众会拍手欢庆，国际社会也会基本赞同。目前"法治中国"的官方宣示很不得力，国内外观察家均期待中国政府能够推出实实在在的措施。对周永康的这类罪行作公开透明的审判，比几百篇社论更能令公众获得对法治中国的长远信心。

第四，重点之二，是应该充分运用三宗罪里的"受贿罪"箩筐，这里面可以放进去的东西一定是有数可查、惊天动地的。周永康案件不能再重复前两个类似的案子，陈希同案和薄熙来案，只以微末小数来办通天巨案。1989年夏江泽民当上中共一把手之后最大的"反贪腐"操作，是在1994-1995年间清洗时任政治局委员和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当时许多人对公开审判陈希同一案的点评，很像前不久许多人对公开审判薄熙来一案的点评："这么大的官，就贪污了那么一点钱财？"公布出来的陈希同贪腐案中最耀眼的证据，是他接受了一块劳力士手表；薄熙来则是在法国的一处房产，也不算是豪宅。

可是人人皆知，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大中型贪腐案的涉及钱财额是以几倍、十几倍的增速超过中国GDP的增长率。县级、地市级的一个实权人物贪污受贿几千万人民币，已经是家常便饭；稍微厉害一点的同级别实权官员一家贪污受贿上亿元，也越来也普遍。据《财经》杂志4月2日报道，"河北工会网"今年1月5日发布的一则通知附件，披露了多名近年来高级别腐败官员的涉案金额，令人醒目。此附件是省总工会党风廉政建设大会上河北省检察院一位检察官的授课稿，名为《畏法慎行，预防职务犯罪》。据这份授课稿，原军队后勤总部副部长谷俊山贪腐案牵涉金额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在上海曾有一块军产卖了20多亿，光是给谷俊山的回扣就一亿多元。该讲稿还提到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贪腐涉案金额达到24亿元人民币；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据悉被冻结资产达近30亿元。此授课稿内容一经曝光，舆论界哗然——"胡润财富排行榜"上的诸多名人，顿时矮了三尺。

网上的传言常需要大打折扣，但许多内容并非毫无事实支撑。假如周永康家族贪腐案涉及金额达几十亿元人民币，最后只公布三四千万元，就会把该案里所有其它证据的可信度冲刷殆尽，反倒支持了"周案是纯粹的政治迫害"一类说词；而内地的极左派小圈子，眼下每天都在海内外散布此类说词。周永康当主管的那四大块——石油系统、国土资源、四川省、维稳体系——里面已经出了上百名巨贪名流，世人皆知。他/她们的周大主管不可能那么愚笨，二十多年里全家族捞到的，只有下属的一个零头。

总而言之，对周永康案的公开审判，要从三十五年前对江青集团案的审判吸取经验教训，力求通过一个全球关注的大案审判，达到更佳的综合进步效果，让笼中大老虎为国家社会的公益"物尽其用"。若此，世人才会在未来的很多年里，用公正之笔，记下2013-2015年审判薄熙来、周永康集团案，是怎样有力地推进了法治中国的建设。让高风险的作业，得到高水平的收益。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金融时报中文网

转周永康案的几条短评

法庭上的周永康

转@斯伟江：在位时是检察官法官之上的首长，沦为罪犯后也深知这个规律，所以不上诉，认罪后面都意味着交易已经达成，不是什么诉辩交易，轮不到辩护人作交易，这种案子辩护律师基本上是必要的摆设。后面周的儿子一定不会判死刑。在薄公审后欢呼法治的人，该出来洗地了！

转：贺卫方【说实话】刑罚轻重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司法程序是否严格地依据了诉讼法的规定，应该追诉的犯罪是否都得到了追诉，与主犯相关联的其他犯罪是否得到应有的审判和处罚。一个主持全国政法工作长达十年的大鳄，居然是潜藏已久的罪犯，听起来也是令人错愕不已。

转温克坚：这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审判的完成，喻示着通过反腐攫取和巩固权力的闹剧已经偃旗息鼓，而判决结果也表明，相互厮杀的各方也可以很大度的展开合作。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继续厮杀难以避免，看热闹不怕事大的不妨静静等待。

张伦：转我老弟滕征辉关于康师傅案妙评！今天看新闻，羞羞答答地发现康师傅，在天津鸟悄地过堂了，结果就是个无期。那么多传闻，就像烟花一样，凌乱了一地。
     又或像一颗核弹引爆点在海底，你只发现了海面的浪花有点大。很快地，潮汐会把这一切变得一如既往。
      康师傅有贵人啊！而且是个讲究人，用王宝强的话来说叫不离不弃。我们啥时能摊上这么个大哥呢？
      屁民们还没从股海里缓过神来，只有个别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还在那儿嘟囔："不是说好了拉泡屎吗？怎么鼓捣半天，还是个屁！"
《每日一感》

李直：反腐敗走到死棋

变态辣椒时政漫画

April 30, 2015

習近平大張旗鼓的反腐敗戰至今日，碩果不斷且也不少，但卻臻至死棋。

所謂死棋，即反腐難以按既有的節奏進行下去，而若非向前推進不可，則存在政治崩盤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首先體現在整個官僚階層與知識階層同時出現了焦慮心理，官僚焦慮反腐反到自己頭上，而知識界人士則看不到反腐的出路何在。這種因不同擔心而致的焦慮心理，在某種情勢下出現共振，就有可能使當下的政治局面崩裂。

反腐敗當然不是一種可至「帕累托境界」–簡言之就是所有人受益而無人損益的遊戲，但是，作為政治行動，反腐敗的受益者卻必須多多益善。如果反腐敗的受益者僅僅是反腐敗的發起者自己，其他人都損益於反腐敗，乃至在利益上絕收於反腐敗，那麼，這種政治行動就會被認為是出於個人的權謀算計而失去政治後援以及持續下去的動力。這就無疑浪費了反腐敗的天然合理性。

最近網路上有文章以杜撰江澤民會8門外語為由頭，描述了江澤民的「博學與開放」。這種懷舊文章的出現也許偶然，但在反腐已經劍及江澤民提拔重用的一干黨政軍最高層官員的情況下，評江澤民的功、擺江澤民的好，也並非尋常之事。這類文章的出現，除了說明當下進行的反腐敗尚沒有匡正基本是非以外，也說明在相當多官員看來，反腐敗絕非是政治上的最優之選，且以懷舊的方式將這種看法表達了出來。

官員階層對使他們提心吊膽、無所增益的反腐敗持有這樣的看法並不奇怪。對於官員而言，他們寧要江澤民時代的腐敗，也不要習近平治下的反腐敗；他們寧願以個人貪腐促進制度衰敗進而可能陪葬這個制度，也不願服務於一個不能從中暴斂其利益的制度。或因如此，官僚階層對反腐敗的反抗已呈蓄勢狀態，只待破殼之機。懷念江、胡，不過跡象之一。

問題更在於，反腐敗也並沒有帶來與其合理性所匹配的政治變化。而這些變化，則是獲取知識階層等非官僚精英支持的象徵性前提。甚至相反，現時中國社會出現意識形態左轉和肯定毛澤東作為的政治風向，已經讓在毛澤東時代吃盡苦頭的知識階層不寒而慄，由此判定了反腐敗所象徵的政治行動的可能前景。這樣的判斷，也正是知識階層產生焦慮的根由所在。而即使是那些在江、胡時代從腐敗大潮中撈到些油水、從而成為比官僚還堅定的體制維護者的知識精英，也因反腐敗而心生抗拒。

不過，有一個傳承自江、胡時代的政治現象在習近平治下也仍然未變，那就是左的意識形態的維護者與腐敗官員的重合性。鄧後至今，中共黨內改革派消失的後果之一，就是體制正統性非以改革說明之，而愈發回流至左的意識形態。體制的受益者，雖早就不再相信這些以馬、列、毛為主幹而構建的意識形態，但卻因利益的原因而樂於以此來說明體制緣何成功。這種政治姿態，一方面是由於政治正確以確保個人安全的緣故，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種意識形態的排他性而導致的利益獨享性。

正因如此，無論是薄熙來還是周永康，也無論是其他大老虎還是小蒼蠅，幾乎無一例外是左的意識形態的宣導者和維護者。從這個意義上講，習近平開展的反腐敗，也不啻在意識形態上拔除了一顆顆左的釘子，在消減了左的幹將的同時，也凸顯了左的意識形態與腐敗、以及與體制的彼此關聯性。

又由於支持反腐敗的普通民眾難以為排他性的中共體制所容納，也非反腐受益者，至此，反腐敗已走至死棋。

(作者是中國政治觀察家)原载《世界日报》

未普：长城、大运河和中国梦

尼加拉瓜国民抗议中国在该国建大运河

中国自从秦朝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就不惜国本建造万里长城，到了隋朝又开掘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千百年来，这些都成了历史沉淀下来图腾符号。建造这些超大型工程，中央王朝当然既有经济上的理由，也有政治上的理由。

比如，长城的走向从经纬度来看，正符合15英寸降雨线。在这条降雨线以北，土地干旱，只适合游牧民族生存；降雨线以南，则适合农耕民族。长城阻挡游牧民族南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出于国家安全的政治考量，同时，也是经济考量。隋朝开掘大运河，既是出于漕运的经济效益，也包含了一统天下的威权扩展的政治考量。

久而久之，这已经成为中央集权的心理定势，而且是威权文化的一部分。也正因为中央集权，国家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办大事，超大型的工程本身，就是强盛王朝的声威符号。这种历史文化心理一直延续至今，试看中共建政后的三门峡工程、葛洲坝、三峡工程、南水北调，都是可以折射出万里长城和大运河的历史回光。

随著中国经济实力的膨胀，这种好大喜功的传统心态，又随著"一带一路"的壮阔蓝图向全球扩散。最近炒得沸沸扬扬的两条世界级大运河，都由中国投资，分别是泰国境内的克拉运河和尼加拉瓜大运河，这里同样包含著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考量。克拉运河的构想，理由是推进与东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得中国和东盟出印度洋航线缩短1000多公里，航运成本和时间都大大节省；而政治考量就在中国的石油运输，以及世界贸易不需再通过马六甲海峡。众所周知，马六甲海峡的安全掌握在美国手中，而北京对"美国封锁"的阴谋论始终不能释怀。不过，克拉运河现在基本确定是一场炒作，或者说是一厢情愿的空中楼阁。

泰国政府已明确否定克拉运河的传闻。泰国作为一个佛教国家，对万里长城和大运河式的宏大工程毫无兴趣，对环境破坏的前景尤其警惕。加上虚拟中的克拉运河路线经过分离主义严重的泰国南部，建造运河只能制造出更大的政治麻烦。何况任何涉及中美角力的事情，泰国怎么可能甘为北京的一枚棋子？

至于另一条更宏伟的尼加拉瓜运河，计划要穿过加勒比海，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三倍于巴拿马运河的长度，该计划已经得到尼加拉瓜政府的支持。尼加拉瓜作为世界级穷国，要摆脱贫困的愿望可以理解。但是，这里先不提经济因素，从政治角度去看，尼加拉瓜运河一旦建成，不但抢走巴拿马运河的生意，而且中国将强势插足拉丁美洲，成为该地区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这是美国、欧洲，甚至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然而，依照建三峡、造高铁的"中国速度"，尼加拉瓜运河的环境评估未完成就开始前期工作。于是，引来尼加拉瓜国民和中南美洲很多国家的强烈质疑。运河穿过原住民领地和中南美洲最大淡水湖尼加拉瓜湖，这是周边许多国家共同的淡水资源。一旦运河的海水注入淡水湖，将危及人类生存。何况开挖运河的淤泥，以及超级油轮的通过，将使中美洲生态发生灾难性的巨变，无数水陆物种将永远消失。目前，已引起国际环保团体的强烈抗议。中国政府自己建三峡大坝可以不理会反对声音，但尼加拉瓜和中南美洲不是中国的后院。

中国虽然声称这条运河并无政府背景和国家资本的参与，只是民营集团的投入。但是，根据北京强势推动资本和产能对外扩张，以及急于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这种说法是很可疑的。令人感慨的是，这个集权政府对为人民的福祉去建立好社区、好的生存环境、清洁城市的空气这种目标从来缺乏兴趣，而对超大型工程却情有独钟。这和当年郑和下西洋只是弘扬中华大帝国的声威是一脉相承的，这正是习近平"中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鲍彤序《国家秘密》： 真相产生于自由交流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在香港第24届书展上首次亮相，并同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上市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的潜台词想必是，好在历史不是共产党写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一到中国就办不到了，使国家主席不得不发此浩叹。

今天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历史，中共自己的及其敌人的历史，国内外一切与本党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历史，哪怕殷纣王、秦始皇，哪怕金日成、波尔布特，必须归本党写！而且，也唯有本党，才拥有随时随地改写之权！

党的报刊、电台、教科书正在这样传播历史，党所资助的娱乐消遣作品就在这样热销历史，党的理论和文献的编译机构更是义不容辞地在这样创作历史。这些机构，规模之大，合作之密，用力之巨，罗网之细，古往今来，无与伦比，也许只有存在于奥威尔名著中的"真理部"差堪与之比拟。

这些历史制作者的使命，是随时随地用党当前的立场观点，去剪裁和改写党所不喜欢的各种史实。每当党的立场观点有所调整，不管是大变还是小变，他们都有责任及时地改造历史，使过去的历史也能够跟得上党的眼前的行动的方向和节奏。

在歌颂邓小平镇压学生的同时，反对向学生开枪的总书记赵紫阳当然必须在历史上被消失。为了掩盖毛泽东撕毁《十七条协议》的真相，达赖喇嘛当然必须被中共一口咬定为藏独。为了证明夺取政权的合法性，毛泽东屡屡对之高呼万岁的蒋委员长，当然也必须被毛亲自定性为坐享其成的摘桃派。不管哪个独夫民贼，只要本党正处在和他亲密合作期间，他就必须被铁定为天命所归的当然领袖。

党的意识形态，对于一切被领导者（即使是血统无产阶级，更不要说非无产阶级了），正如列宁所说，是必须由党"从外面灌输进去的"。所以，罄竹难书的被如此这般改造过的历史，就统统进入了从娃娃喂起的儿童奶品，成为青少年为了应付考试必须倒背如流的八股，是成人立身处世必须有趋有避的准则或禁区，当然也是凭借"软实力"和"大外宣"免费赠送给国际友人的有奖甜点心。

基于什么生死存亡的考量，纯抽象的面子工程如今成了赤裸裸的现实利益的核心？凭借什么奥秘，造假作伪居然得以公然风行？采用哪些特技，指鹿为马才近乎天衣无缝？他们依靠什么力量，使历史的见证者们要么默不作声，要么心甘情愿作伪证？ -- 诸如此类带有制度性的疑难杂症，个个是探讨中国特色无法回避的课题。

揭开当代中国之谜是一巨大的工程。 《解密时刻》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萃取了一组实例。一斑来自全豹，又以共同的DNA反映着全豹。人们得以自由顺畅地交流信息而免于恐惧之时，真相大白的日子就不远了。

鲍彤
2013年 2月 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