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高瑜女士没见过面，但却印象深刻。有几次都几乎要见面了，却擦肩而过，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
记得九三年底假释期间，何家栋老先生向我推荐说；你在监狱里呆得太久了，对外界的情况了解不够，需要一个新闻助理。这样你才可以对外界有及时和准确的反应，不至于出错。
我说我在监狱呆了十几年，几乎不认识什么人。万一用人不当，也是个麻烦事儿。老先生推荐说；有一个人选很合适，她是个老记者，有良心又很勇敢的那种。现在有良心的不少，勇敢的就不多了。而且她既了解共产党，也了解民运圈子。很适合你现在的情况。唯一的缺点是比你年纪大。
我自然是很高兴 , 说年纪大正好可以多向她学习。谢过何老先生就等着高女士。不知因为什么原因，高女士没能来。后来才知道她也因为所谓的泄密案进了监狱。所以在法国人权组织准备发奖，征询我的推荐时，我就推荐了高瑜。
因为中国的新闻界被共产党摧残了几十年，缺少的不是有良心，而是勇气。就我所知，新闻界有良心的记者编辑多如牛毛，有胆量敢说真话的人也不少。但是，敢说那些共产党不许说的真话，就需要胆量了。这样的人，凤毛麟角。
第二次和高女士打交道，是去年。和第一次打交道相隔了二十多年。这时候何老先生已经去世，高女士也已经名满天下。她和李伟东、姚监复三人来美国。本来约好来华盛顿见面，结果姚先生有事，需要高瑜陪同。高女士又急着回国。又一次擦肩而过。
据说朋友们都劝她；习近平正在反普适价值观。也正在抓捕异议人士，晚一些回国可能更安全一些。她很自信的说，没事儿，大家不必担心她的安全。除了勇敢，可能自以为有一定的安全系数，是重要的原因。毕竟过了二十年，人应该比较成熟，考虑问题比较周全了。
所以大家也都没有死劝，都觉得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很多在国内可以自由活动的异议人士，而且可以自由的进出国境，必定是有保护伞。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越激烈，在反对派里寻找同盟的动机越强。这也是走向民主的预兆，或者说是演习。
但是高瑜却被捕了，经过了将近一年的争论，居然被以接近莫须有的罪名判了长期的徒刑。不管那个罪名是否成立，至少是非常简单。这么简单的罪名，却等了将近一年。其中必有不为外人所知的蹊跷。
这让我想起三十五年前对我的审判。时间也是很长，罪名也是很简单。甚至最后还取消了几项罪名。我觉得不是我的辩护词写得好，共产党在政治案件中，从来不讲理。后来才知道，是在中央和政治局里有争议。所以最后才保了一条命。
高瑜案和去年的徐晓案，显然有类似的情况。徐晓和高瑜都是敢言的记者，都是女性，都可以自由出入国境，也都肯定有保护伞。不同的是，许晓是最近很出名的胡舒立的部下；胡舒立显然是王岐山的派系。
所以抓捕徐晓是在警告王岐山，必然的结果是没过几天就放人。毕竟不敢得罪王岐山，至少不敢太过分，警告一下就可以了，见好就收。但高瑜就不同了，没有保护伞或者不够强硬，结果就不同了。
二十多年前，高瑜就属于民间自由派。现在的自由派大多也和当年一样，很难区分体制内体制外。近年来不仅自由派的经济色彩更浓了，政治色彩逐渐淡化。而且和美国的政界、学术界的自由市场派的关系也更加紧密，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更强。
习近平集团最近大肆鼓吹完善市场经济，这可能是高瑜和她的朋友比别人对安全更有信心的原因。但也可能是一个错误的理解。
中共最近极力鼓吹所谓的新加坡模式，说明习近平的方向不是什么自由市场经济。而是邓小平希望，而又没有建立起来的古代的模式。也就是专制政治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而高瑜事件，正是对自由市场经济派的警告，是标志性的事件。
关于中国不可能学习新加坡模式，网络上已经有很深入的评论了。而建立中国古代那种皇权专制下的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皇权专制。其实更不可能。
但是我们认为不可能，不等于共产党认为不可能。因为这种专制，是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党专制的统治方式，唯一可能存活下去的模式。习近平的理想，正是这个。而不是高瑜和自由派学者们一厢情愿的想像。
可以说，大家都上当了。习近平树立权威之后所要做的完善市场经济，不是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更不是打击官僚资产阶级。而是完善官僚资产阶级对国有资产的瓜分。现在不是已经开始了新一轮国企改革了吗。在一党专政的黑箱操作下，是怎样瓜分人民财产的，过去三十年人们已经看得很多了。
把全民财产的概念偷换成国有资产。为官僚资产阶级用各种借口偷窃人民的财产制造了理由。高瑜事件又说明改革的方向不是自由市场经济 , 而政治上又坚决保卫一党专政。这样的改革骗局，正是习近平的路线图。
_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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