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个人自主与民主实践

既然我们如此重视自主，为什么在政治上，我们却没有权利去做出自己的选择？问题一旦被提出，我们遂马上见到，我们其实长期活在一个割裂的世界：我们有吃喝玩乐的自由，有投资炒楼的自由，有这样那样消费的自由，但却几乎没有政治参与的自由。我们自小被反复教导，香港本质上是个经济城市，人骨子里是个经济动物，所以没有民主，影响的只是那些玩政党政治的人，但对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更加不会损害我们的个人自由。

 

这种割裂真的没有问题？绝对不是。这种割裂，会给人带来很大的伤害，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无法在公共生活中实现“道德自我的完整性”。这个说法看似有点奇怪，但其实不难理解。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整体，而我们的生活由不同领域组成。如果我们要实现自我，则必须在不同领域，通过自由选择去实现人的自主性。如果我们在政治领域被剥夺参与的权利，也即意味着我们的道德自我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无法通过民主实践去完善和实现人作为自由人的主体性。这种缺失，会深远地影响我们对政治社群的归属感，同时损害我们自主能力的发展。/

个人自主与民主实践

 

周保松

英国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在他那篇被人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论文〈两种自由的概念〉中指出，自由和民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不应将两者混淆。自由在这里所指的，是一个人能否免于外在干预而行动的自由，民主则是指人们能否在政治上实行自治。伯林称前者为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后者则属于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范畴。他继而指出，一个开明专制君主，完全可以给予臣民相当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同时一个民主政体亦有可能剥夺公民的个人自由。因此，自由和民主之间，概念上没有任何必然联系。[1] 

伯林这个观点，符合不少人对香港的判断，即香港是个“有自由，没民主”的社会。倘若真的如此，那么香港当下的雨伞运动，背后主要的道德诉求是什么？我想许多人会说，我们在争取真普选，或学联同学所称的命运自决，但普选自决和自由之间，真的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认为不是。以下我将论证，自由和民主之间其实有密切关系。今天的年青人站出来争取民主，背后有着对个人自主（personal autonomy）的追求，而个人自主是政治自由的基础。

一

谈下去之前，让我们先对“自由”做些概念分析。什么是自由呢？当一个人在某个特定处境，能够免于束缚和强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时，他就是自由的。这些束缚和强制，往往通过制度和法律加诸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不服从，就会受到国家权力的干预。故此当我们谈及思想言论自由时，即表示我们能够免受政府限制而去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谈及游行集会自由时，即表示我们能够免受警察干预而去参与各种政治活动。
第二点需留意的，是自由是个复数而非单数的概念。当我们谈自由时，总是在谈免于某种特定限制而去做某事的自由，而不是在谈自由本身（freedom as such）。所以，当我们形容香港是个自由城市时，其实是指一张自由的清单，里面包括人身自由，言论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新闻和信息自由，游行集会结社自由等等。但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也会设下不少限制，例如在公共场所不许吸烟，不容许购买盗版唱片或随便过马路等。

由此可见，自由不是说人们可以为所欲为，更不是说所有自由同样重要。自由社会最重要的，是保障我们的基本自由。这一系列自由，构成一个自由体系，这个体系定义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权利和基本自由息息相关。当我们视某些自由为基本权利时，即意味着这些自由具有很重的道德份量，政府有责任去保障这些权利。

二

现在让我们转去讨论民主。我们一般对民主的理解，就是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定期选出国家元首和国会议员。广义一点说，民主是个集体决策的过程，由平等的公民就重要的公共事务作出共同决定。和君主制及贵族制不同，民主制体现了一种平等公民集体自治的理念。

那么，民主和自由之间，到底有何关系？我们会直接见到两重关系。第一，完善而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需要基本自由的支持。我们平时所谈的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或宪政民主制（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其实包括两部份：一方面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另一方面是宪法保障的基本自由。好的民主制度，不应只着眼于投票，同时要看民主的精神能否得到充分体现。例如我们必须要有组党结社的自由，否则便不能有多党竞争；我们也要有新闻及出版自由，否则选民便无从了解不同的政治观点；我们更需要良好的法治制度，包括司法独立，确保法律不会成为打压异见人士的工具。

第二，民主选举反过来，也是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工具。道理不难理解。正如伯林所说，如果专制者够开明，的确可以给予人民较多自由，例如较大的言论空间。但这个酌情权，完全控制在专制者手上。只要专制者变得不那么开明，又或换了一个统治者，这些自由就可能随时被牺牲。只有统治者是我们选出来的，他才不敢为所欲为。我们手中的选票，是最好的权力制衡工具。就此而言，民主对于自由的保障十分重要。没有民主制度，我们享有的自由便会岌岌可危。我们只要看看香港近年的情况，尤其是新闻出版自由及法治方面的倒退，对此应该体会甚深。

三

讨论至此，相信不会有什么争议。但伯林可能会说，这不正正印证了自由归自由，民主归民主，两者虽然互补但在概念上却泾渭分明吗？不见得。民主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是选择。这次的雨伞运动，最重要的，就是要争取每个公民都有自由选特首的权利，从而打破政治权力被小圈子集团垄断的局面。这种选择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政治选择：我们共同决定谁能有权统治我们。

这种选择如此重要，因为手握权力的人，会深远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的自由和权利、福利制度、土地分配、教育政策、养老金、医疗政策等等。既然影响如此巨大，我们自然有正当的理由问：如果一个政府从来没有得到我们的认可，它有什么资格统治我们？一旦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便已触及自法国大革命以降整个现代政治的核心精神：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授权。

以香港为例。香港回归十多年以来，从董建华、曾荫权再到梁振英，政府管治的正当性危机日益严峻，问题的症结，不一定在于这几位特首能力不足，而在于他们的权力没有得到香港市民授权，遂无法建立起统治权威。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是建制派人物，但他也曾多次公开声称，2017年香港如果没有真普选，不管谁做特首，香港都将难以管治。为什么？因为他也清楚看到，时代变了，市民对民主的诉求愈来愈强烈，如果继续维持目前的小圈子操控政治，危机只会加剧。

但我们也经常听到有人嘲讽说，殖民地时期又不见香港人如此热衷民主，回归后却有那么多不满，说明骨子里还是殖民地心态作祟。这种说法没有道理。第一，事实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香港人已展开一波又一波的民主运动，中间不知经过多少困顿挫折；第二，退一步，即使当时不争取，也绝不代表今天争取便不合理，否则我们不用再谈什么社会进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回归以后，香港不再是殖民地，而是享有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港人努力争取普选，恰恰证明在告别殖民地心态，并视自己为这个地方的主人。那些嘲讽者，或许认为特区政府和殖民地没有本质上的分别。但这种想法，不仅在政治上极不正确，而且忽略一个重要事实：回归以后，香港人的主体意识已出现根本转变。

所谓主体意识，就是自觉自己是政治社群平等的一员，有权利参与社群的公共事务，而不只是局外人或者过客。就此而言，主体意识是一种自主意识，并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我们理解自身为自己的主人，而非别人的附庸或奴隶。我们渴望掌握自己的生命，并愿意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第二，既然我生活的地方是我有份的，同时政府的决策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福祉，我们因此希望当家作主，享有平等参与和决定政治事务的机会。换言之，民主政治的背后，有着对个人自主的肯定和坚持。

四

为什么在这个时代，我们如此重视自主精神？这是好问题。要知道，在中国传统社会，这种想法没有任何位置。对当时的人来说，可以做什么及应该做什么，主要由家长、家族或传统来决定，作为个体的“我”几乎没有发言权。而在政治上，从秦始皇以降，从来没有人说，做皇帝的必须要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授权。中国帝皇的统治权力，来源于超越的“天”，所以皇帝叫“天子”。同理，西方君主制长期也没有选择的自由，权威来自于上帝，于是有所谓“君权神授”。

但这种论述，到了洛克和鲁索的年代，开始渐渐被打破。洛克在《政府二论》中认为，人生而自由独立平等，除非得到人的同意（consent），否则没有人可以有权统治我们。[2]鲁索也在《社会契约论》第一篇开宗明义告诉我们，“人生而自由”，没有人有义务要受到各种制度枷锁的约束，除非制度具有正当性。[3] 这是非常重要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因为权力的来源再不是来自于天或上帝，而是来自于我们，来自于我们这些生而自由平等的个体。从此以后，我们不会再觉得人先天受制于某个外在权威，而是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这是现代民主政治最大的推动力。

这个推动力背后的道德力量从何而来？简单点说，就是我们希望支配自己的命运。我们的选择未必就是最好，甚至有了民主以后，亦不保证我们便能选出最理想的领导人。台湾不是也选了一个陈水扁出来吗？但它最少可以让你四年后，用手上的选票去选另一个你喜欢的人。政治选择背后，体现出我们是自主的主体，而这正是自由社会最基本的精神。我们之所以那么关心选择的自由，包括选择职业的自由、谈恋爱的自由、婚姻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性倾向的自由，全因为我们希望支配自己的人生。即使我的选择可能错误，即使我的道路未必人人认同，但却是我的选择。

重视选择的背后，预设了人是能够对一己生命负责的理性主体。如果人不能做出理性选择，分辨真假对错，我们自然没有理由将那么多重要决定交到个体手上。所以，民主实践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实现人的理性和道德能力。与此同时，我们也是在追求一种集体自治的理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许多时候是为自己做选择，然后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但在民主参与里，我们做的是集体决定。我们是以自由平等公民的身份，共同决定自己所属政治社群的未来。就此而言，民主和自由不是两回事，因为实践民主的过程就是在实践人的政治自由。而我们对自由的重视，离不开对个人自主的重视。政治领域作为实现个体自主不可或缺的一环，恰恰需要充份的政治自由来体现。尊重个体的自主性，不是抽象的哲学理念，而是现代自由社会的基石，并在最根本的意义上界定和构成人的自我。

一旦明白这个道理，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人们自然会问，既然我们如此重视自主，为什么在政治上，我们却没有权利去做出自己的选择？问题一旦被提出，我们遂马上见到，我们其实长期活在一个割裂的世界：我们有吃喝玩乐的自由，有投资炒楼的自由，有这样那样消费的自由，但却几乎没有政治参与的自由。我们自小被反复教导，香港本质上是个经济城市，人骨子里是个经济动物，所以没有民主，影响的只是那些玩政党政治的人，但对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更加不会损害我们的个人自由。

这种割裂真的没有问题？绝对不是。这种割裂，会给人带来很大的伤害，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无法在公共生活中实现“道德自我的完整性”。这个说法看似有点奇怪，但其实不难理解。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整体，而我们的生活由不同领域组成。如果我们要实现自我，则必须在不同领域，通过自由选择去实现人的自主性。如果我们在政治领域被剥夺参与的权利，也即意味着我们的道德自我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无法通过民主实践去完善和实现人作为自由人的主体性。这种缺失，会深远地影响我们对政治社群的归属感，同时损害我们自主能力的发展。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既然人生有不同领域，政治领域的路堵了，那你可以在其它领域发展，何苦一定要参与政治？这是许多人长期活在政治不自由状态下形成的生存智慧。但我们要知道，政治不是众多领域之一，并容许我们任意进出。我们打出生起，就已活在政治之中。这些制度，决定我们在社会中能够享有多少自由和权利，并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及过上怎样的生活。因此，如果我们被粗暴地排斥出政治世界，并完全由他人支配我们的命运，我们实际上也就是这个世界的二等公民，甚至有一种异乡人的疏离：我们明明活在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却不属于我们，且更要被迫活在他人意志之下。我们的自由和平等意识愈强，遂愈感受到屈辱和不平，遂愈体会到生命最重要的一块被阉割的痛苦。

讨论至此，我们应可见到，文初提及的那个著名的伯林命题，其实并不成立。民主的理念，是希望自由平等的公民能够走在一起实践一种集体自治的政治。公平的选举投票，本身就是政治自由的体现。而政治自由的基础，则在于我们对于个人自主的重视。更值得留意的是，民主的价值，远远不限于政党和选举政治。民主的实践，更意味着自由平等的个体走在一起共建属于我们的家园，并藉此实现我们完整的道德人格。


[1]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Liberty, ed. Henry Hard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76-177.

[2]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330.

[3] Jean-Jacques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the Discourses, trans. G.D.H. Cole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1973), p.181.

Isaiah BerlinIsaiah Berlin

 

 
文章原刊于《明报》，此为修订版，将收在即将出版的《政治的道德》增订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