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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最高苏维埃全体会议上的主席团成员（后两排）。第一排由左至右为：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第二排由左至右为：朱可夫，库切尔，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网络图片） |
現今中共官場，已陷集體恐懼的狀態，官員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日甚一日。如果說此前一個時期的大多數官員出於囚徒困境的心理，袖手旁觀甚至樂觀其他有涉薄熙來、周永康案件的官員被整肅而默不作聲、無所作為的話，那麼，那些惶恐於現行的令人難以捉摸的反腐規則的官員，眼見反腐範圍持續擴大而不知底線何在，危機感日益加深，因而越來越有可能在共同焦慮的作用下，通過整體化解反腐敗所帶來危機的方案而解決官員的個人危機。
這種可以化解反腐敗給中共帶來的官員人人自危危機的整體性方案是什麼？答案就是赫魯雪夫式的解決方案。
何謂赫魯雪夫式的解決方案？通曉蘇共歷史的人都知道，正是赫魯雪夫在史達林之後繼任蘇共總書記，在蘇共20大上發表了歷數史達林罪行的秘密報告，由此給整個蘇共和所有官員都帶來了空前的危機感。在由共同的個人焦慮和危機感的凝聚下，赫魯雪夫的同志們，以合法合規的程式解除了赫魯雪夫的職務，因此解除了蘇共及其官員的危機感。
赫魯雪夫之所以被其同志們毫不留情地通過合法程式解除職務，就在於赫魯雪夫的言行陷蘇共於不義，觸動並損害了幾乎所有官員的利益。赫魯雪夫的言行雖然在比較正義中占得優勢，且也取得了蘇聯民眾的支持，但是，由於共產黨一黨專權政治結構的封閉性和排他性，赫魯雪夫無法把民眾的支持化作制度性的制衡力量；同時又由於史達林長期的政治專制，赫魯雪夫也很難在黨內找到足夠多的沒有污點的同道共謀其事，所以，赫魯雪夫製造並擴散至蘇共及其官員中的危機與焦慮，就成了合法擴散的反對赫魯雪夫的政治動員。
誰能說處在集體恐懼中的中共官員，不會按照赫魯雪夫式的解決方案來釋放他們的危機與焦慮呢？
當下中共政權與昔日蘇共政權的同構性相當大。來自民間的可作為抵抗和消解黨內官員政治反制的民粹支持力量，還只是一種影子力量，僅可對那些因腐敗而惶恐、但又不服想謀變的官員起到某種威懾和輿論牽制作用，並沒有可能被納入到一黨執政的體制之內，作為替換力量而起作用。不僅如此，剛剛結束的兩會也顯示出民間對反腐敗的支持也正處在困惑的當口。
這一點，從許多人在兩會上發問那些省下來的三公經費和收繳上來的貪官的贓款都去哪了的問題中，就可窺見一斑。這種問題的提出，說明民眾已經意識到反腐敗與其利益的增進沒有任何關聯。非常不幸的則是，這種已經流露且開始瀰漫的失望情緒，又被財長樓繼偉說三公經費時的「胡扯」，以及收繳的贓款用於國家財政再平衡的解釋而放大了。樓繼偉傲慢十足的官僚氣息，不僅讓民眾失望於舊有利益格局在反腐中並無結構性變動，也會讓民眾思考反腐敗在官場的可能結果，由此離間了民眾對反腐敗的支持。
當然，赫魯雪夫式的化解危機方案，除了由官員個人的危機感所凝聚起來的顯在卻並不外露的黨內共識外，也需要有人以黨統的名義振臂一呼。而對習近平而言，危險性正在於中共黨內恰恰不缺這樣集黨統、膽量和實力於一身之人。
在大陸，已有消息說，繼去年在海南登東山之後，江澤民果然再起於新春戲曲演唱會，並登台高歌一曲，以示其底氣尚在。東山、再起、登台，江澤民不甘寂寞的行為，在多大程度上會給那些焦慮中的官員帶來可憧憬的政治遐想，尚不可知。而習近平對此有何預備應對之道，亦難知曉。
(作者是大陸政治觀察家)
——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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