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连载于台湾《中国时报》2015年2月16日、17日
从中国广东大鹏湾，乘一只偷渡的小快艇，十五分钟就到了香港。蛇头把我扔在香港郊外的荒山野岭上，就这样，我的漫长的流亡生涯开始了。那是1992年10月，身为中国政治犯的我结束牢狱生活不久，因为接受法国记者采访，协助拍摄长沙的劳改监狱，被迫逃往他乡。
1992年10月，茉莉偷渡到香港。
那时我的心情忧虑、茫然而无助，类似于藏传佛教所说的在生与死之间的"中阴阶段"。脚下的故土已经失去，一个旧我已经死去。但我不知道新的归宿在哪里，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我， 不知道一个新我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岁月荣枯，星河转换。绝望与希望交织，不幸与幸运同在。在有家有国不能归的漫长流亡途中，我在各种不同的人性要求之间煎熬，在亲情与个人尊严、公共责任之间挣扎。时光无情地溜走，流亡者就这样老去。
我为什么流亡他乡？
在1989年5月之前，我在中国湖南邵阳师范专科学校（现为"邵阳学院"）中文系教书，过着教书、带孩子的平静生活。1989年5月北京学生绝食时，平时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的我，看到北京学生绝食，不由得着急起来。那一次，我不顾学校对教师的禁令，跟着本校学生的游行队伍上了街，才走到市中心，记起上小学的孩子要回家吃中饭，就半途退回，买菜做饭去了。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我仍然和前些日子一样，夹着课本到空荡荡的教室里晃一下后，乐得清闲，就去办公室给女友打电话，约好去某个商店买衣服。放下电话，碰上我的两位学生，一位姓黄，一位姓周。
这两个学生是本校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他们刚从本市广场示威回来，满腔激愤。富有诗人气质的黄对我说，他们准备上北京去自焚，因为李鹏政府下达了戒严令，用军队威胁要求民主的学生，他们两个决定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殉中国的民主事业。
我顿时吓坏了。结结巴巴地，我努力劝说他们，说爸爸妈妈把你们养大多么不容易，你们应该珍惜生命。但两位年轻人决心已下，我的劝说无效。慌慌张张我跑回家里，和丈夫商量，决定要对那两位学生的生命负起责任。带着钱包我就往火车站跑，追上了那两位学生。呼啸的火车把我们带向已经被军队和坦克包围的北京。
一到北京，我们就加入了大游行的队伍。此后，两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支起红色的小帐篷，挂起写着学校校名的旗帜。看到他们的情绪已经稳定，我就放心了。我住到朋友家，每天在广场、北大等地东看看、西瞧瞧。
在北京的那一个星期，给我上了生平第一场民主政治课。虽然我出身黑五类，在文革时期饱受政治迫害，但我以前几乎是一个"政治白痴"。在北大等地阅读一张张激动人心的大字报后，我明白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人权。我这个后知后觉的人，在当时有了被启蒙之感。
五月底的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已经大都换成外地学生了，几百面鲜艳的旗帜招展，非常壮观。我的学生这时已经增加到五人，我每天去广场给他们送盒饭。有时间我就一个一个帐篷观望。看到一些大学生坐在那里看书，问他们为何不回去。他们说，要等到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召开，让军队撤出北京，他们就回校参加考试。那些男女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青春朝气，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后来六四屠杀发生，我在发表强烈谴责李鹏政府的演讲时，眼前就闪现着那些年轻大学生的身影。
在北京的后几天，我听到中国政府的大广播播送一个公告，劝告各地大学生回校。公告说在六月三日之前回校的师生，旅途一律免费。我看学生们在广场扎营多天，日晒雨淋已经够艰苦，暂时看不出会有什么结果，就说服他们跟我回去。六月一日下午，我拉着五个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一路免费乘车回湖南。
回家之后发生的事情，后来记录在《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里，即我在六四前后多次发表谴责李鹏政府的演讲。 1989年12月24日，我的案件在湖南邵阳工运人士李旺阳之后开庭审判。因为李旺阳只是普通工人，当局给他重判了13年刑期，开庭时听众寥寥无几。勇敢无畏的李旺阳，在法庭上仍然谴责李鹏政府镇压学生的罪恶。在狱中，李旺阳长期遭受酷刑。入狱23年后李旺阳出狱，却在医院里"被自杀"。他的命运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而我因为是高校教师、知识分子，对我的审判在湖南邵阳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关注，我因此只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了三年。在法庭上，我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上千听众（包括学生和市民）激动地为我鼓掌。自我开庭之后，有关方面规定所有政治犯都不许开大庭公开审判，只能开选择听众的小庭。
1990年，茉莉在湖南长沙监狱服刑。这是档案照。
后来我那毕业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央政治大学的老父亲为我上诉，他说:"你们在判决书里只例举了我女儿的五句话，就给她判了三年刑。" 判决书中作为我的罪状的几句话是： "法西斯政府对人民的血腥镇压"，要"修一座更加高大、更加壮丽的民主女神塑像"。"要以李鹏政府下台的捷报，去祭奠烈士的英灵"等等。
1992年我出狱后不久，接受了法国一个记者队的采访，揭露监狱政治犯的情况。结果，采访我的记者在北京被拘留，录像带被没收。香港的人权组织通知我立即离开中国前去香港。我到香港一开始在九龙的餐馆里洗盘子，后来做时事杂志的编辑。半年后我攒了一点钱，让丈夫和儿子按照我原来的偷渡路线逃出来。1993年10月底，我们一家作为难民被联合国难民署送往瑞典。
流亡的苦涩与悲哀
有人说，坐牢的痛苦在于其不可承受之重。流亡的痛苦在于其不可承受之轻。实际上也不都是如此。在初入狱时，我曾企图自杀抗议，绝食，割腕都失败了。最后我学会了适应环境，在长沙女子监狱时，我担任女犯教师，办起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班，当时还很有点成就感，因为我在女犯人中培养了一批人才，给一些犯人和他们的亲属带来生活的希望。
而流亡北欧，从一个压迫人的专制国家流亡到自由的民主国家，应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现实却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轻松。离开祖国的流亡者，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很快就会遭遇到陌生、隔膜与孤寂。就像是一棵树，将自己连根拔出熟悉的土壤，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栽培，其适应的过程不乏艰难苦涩，就像中国人说的"橘逾淮为枳"。在陌生的语言环境里，流亡者往往很难融入当地的社会与文化，都有一个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
例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他原来热爱旅游探险，自认为是世界主义者，后来为逃避纳粹而流亡英国和巴西，虽然很受移居国的欢迎，但被迫的流亡，很难成为一种快乐的安居。茨威格在流亡中痛苦怀念过去的欧洲，忍受不了缺失感的折磨，最后自杀而死。我所居住的瑞典北方小城有一位伊朗难民，他也忍受不了流亡的孤寂，自杀而死。很多流亡作家、艺术家因为与故乡阻绝而痛苦万分，因此书写了很多泣血的回忆。流亡文学因此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著名的现象。
在中国肮脏的女牢备受煎熬之时，我曾经蜷缩在狱墙一角，阅读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书中的主人公彼埃尔说："没有一种生活，人在其中，是完全自由和幸福的；也没有一种生活，人在其中，是完全不自由和不幸福的。"即使在监狱里，我还可以不屈不挠地抗争，在自己熟悉的语言文化中找到生命的价值。但一旦流落异国，我是永远的离乡背井，永远的放逐者与边缘人。
也许我可以这样概括：在流亡之前，我们被体制的牢笼所压迫; 在流亡之后，我们被自由的虚空所围困。曾经??1948年的中东战争中成了难民的美国文学理论家萨义德说过："流亡想来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但体验起来却是可怕的。它是强行在人类与其原居地、在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缝：其根本性的悲哀是永远不能克服的。"
在我1993年底到瑞典避难之前，一些"六四"后出国的流亡者已经开始回国了。中国流亡者曾经获得世界最多的关爱，有些人甚至曾在法国隆重的国庆大典上登上了观礼台，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和礼遇。但在轰轰烈烈之后，不少人忍受不了异国的清苦和寂寞，开始向中共当局表示悔意要求赦免，以各种方式回国了。
流外丧志和异乡守志
例如，曾经在八十年代以"反叛诗人"成名的北岛，他在1989年1月组织了33人联合签名，要求邓小平释放魏京生，希望当局改善人权。这次签名被认为是1989年学生运动的开端。但在欧美流亡多年回国后，北岛摇身一变，公开而高调地和中共高官一起，出现在官方的诗歌节上，荣任为"和谐盛世"助兴的嘉宾。前不久，北岛还在杭州诗歌节系上了少先队员的红领巾------一种中共极权意识形态的符号，舆论哗然。这种缺乏自尊的妥协和输诚，显然是利益所致。
六四25年来，很多中国精英经历了从反抗专制到驯服回归的变迁，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集体现象了。当年那个血腥屠杀人民的暴政，如今创造了令他们骄傲的经济奇迹，一些国内知识精英成为名利场上的既得利益者。在当今中国，不少当年很我们一起振臂呐喊的同伴，后来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与专制政府"和谐"了，反过来轻蔑仍然坚持理念的海外流亡者。
如此看来，人在异乡的流亡者似乎"被抛出了历史"，以语言和思想为业的流亡知识分子不像学理工科的那样容易在海外谋生，因此更感郁闷与失落。近年来，多位流亡者或老或病、客死他乡，其他一些人也逐渐感到灰心，逐渐丧失昔日的理想和情怀，丧失其影响力。
历史对中国流亡者的讽刺实在太大了。面临如此巨大的窘迫与困惑，流亡者将如何能够持心自守，怎样能守住自己的初衷与理念呢? 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赛义德曾说："流亡是道德的坚持。"。我一直把前东欧国家的流亡者当作榜样。在冷战时期，几乎每一个逃出黑幕的东欧知识分子，都是一个与专制抗争的人。每当母国发生了什么，他们都有道德义务，去表示自己的态度，就这样，他们充当了国内无法发出声音者的代言人。
在互联网时代，流亡者可以不再缺席，甚至可以做到"流亡中的在场"。那就是利用互联网，跨越国界地获取一切关注母国的信息，以新的视角思考母国的问题，在网络等公共领域里传播民主自由的理念，揭露专制的弊病。
我到瑞典后，和各国逃来的难民一样学瑞典文，在瑞典母语中心长期担任教职。在业余时间里，我尽力为国内人权受害者呼吁，为海外杂志写专栏。最初我参加瑞典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在欧洲各国演讲中国政治犯和死刑的问题。在互联网普及之后，我参与了网上人权呼吁运动。我也是较早去印度达兰萨拉访问达赖喇嘛的汉人之一，十几年来撰写了大量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在台湾允晨文化出版了《山麓那边是西藏》一书。
在中国我因街头演讲入狱，二十年流亡，我在异国他乡仍然扮演"街头斗士"的角色，因为我认为，获得自由的人有义务为不自由的人争取自由。我曾多次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门前举起释放政治犯的标语抗议，还曾在台北101大厦门前，独自举着释放大陆政治犯的标语，抗议来访的中共官员陈云林。最难忘的一次是，1996年江泽民访问挪威。当时我应国际特赦组织之邀，前去演讲中国人权问题。在奥斯陆维格朗雕塑公园，江泽民在离我只有七、八米的地方下车，?页迳先ゴ蠛埃?"平反六四！释放魏京生！"
2014年六月四日，茉莉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门前?挂椤?
流亡的惊奇与乐趣
人们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流亡者处境:"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流亡者获得了自由，却丧失了自己赖以立足的根基。其实，一个人如果没有探究过天空，他也就很难真正认识脚下的大地，不懂得天空之奥妙，大地对他也就不成其为大地。凡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以求知为乐趣的人，离开故乡更能获得观念和思维的自由解放。
我定居瑞典后，经常受到"惊奇"之感的冲击，那是一种全新而有趣的心理体验。我吃惊地发现，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原来可以有另外一种角度，社会原来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治理。在允晨文化出版的《瑞典森林散步》一书里，我写下自己在惊奇之后的一些思考。
流亡的好处就在于此：获得新的眼界，新的思索，新的距离，让人看到在自己的家园看不到的东西， 有了一种比较的思维方式。
例如，我在离开中国之前听到一个消息，说武汉有一个小女孩失踪了，她的母亲到公安局派出所，要求警察为她寻找女儿。这位母亲得到的回答是：公安局缺少这种寻找失踪小孩的经费，小女孩的母亲必须交纳 5000元人民币的费用，他们才愿意帮助寻找。二十年前，中国一般工薪家庭很少有这么多钱。而我到瑞典不久，在我居住的北方小城，也发生了一个黑人小女孩失踪事件。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天上的直升飞机、地上的警车包围了失踪地区，还有四百个瑞典志愿者手拿长棍子，在积雪的森林里搜索寻人。从那天起我懂得了，什么是北欧国家的人道主义。
这种人道主义是瑞典打造高福利社会的理念基础。一个基於自由、权利平等的福利国家，借助市场经济，实现其公民团结互助的理想，这只能在深受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文化影响的欧洲社会中产生。
1996年茉莉在瑞典报纸上批评瑞典首相关于"中国政治稳定"的言论，之后首相接见并听取意见。
这样看来，被认为是命运不幸的流亡，却可能给人正面的补偿。凡是认真观察世界的人，都将在流亡中获得双重的视角，拥有两种文化：祖国文化和流亡所在地的文化，就不再会简单而孤立地看问题。流亡者带着旧的传统文化和观念，有了新的文化或观念作为对照，就可能在比较中寻找智慧。我因此学会观察瑞典和欧洲政治文化现象，从其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差异出发，加以比较，在文章中直指中国在制度上改革的可能性。
在中国国内那些飞黄腾达、非富即贵者的眼中，我们这些流亡者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没有赶上中国经济繁荣的那班高速列车，没有赚到大钱，在异国他乡也没有功成名就。我们被国家封杀，被公众遗忘，可以说是人生的失败者。
但如果我们不以占有多少物质财富来衡量人生成败，把人生视为一个过程，一个由种种经历构成的过程，那么，我们流亡者无疑拥有苦乐夹杂的、更为丰富多彩的人生。正如前苏联流亡诗人布罗茨基所说："对于一个有个性的人，对于一个终生视这种个性高于任何社会角色的人来说，……做一个民主制度中最后的失败者，也胜似做专制制度中貌似成功的陪葬者或者大文豪。"
像接受疾病般接受流亡
无论流亡如何使人生丰富多彩，它毕竟是悲凉和无奈的，这是人为的悲剧。因此，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把流亡比喻为"一种疾病"。他在《流亡笔记》中写到："接受流亡为命运，如同接受一种不能治愈的疾病。"
这即是说，流亡者要有一颗平常心，接受人生的缺陷。这种接受不是简单的认命，而是要非常顽强地移植自己，在异乡孤绝的处境中置之死地而后生。
前面已经说过，对世界有好奇心、愿意思考的人，在流亡中可以享受到求知的快乐。同时，对文学的热爱，诗情的丰盈，也能帮助流亡者填补思乡思亲的空虚，弥补灵魂的枯竭。
曾流亡巴黎的俄国流亡作家爱伦堡说："感谢诗情对平庸生活的拯救。让我在流亡的岁月里，也能看见蔷薇色的天空，浊绿的河水。"我不太会写诗，但瑞典一望无际的森林，星星点点的湖泊，那种清新的自然之美，令我这异乡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也激发了我的诗情，我因此撰写了不少描绘北欧风土人情的散文小品。我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在北欧，我用写作构筑了新的心灵家园。
过去我曾长期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民族自治权利，在瑞典只是教书谋生而已，很少参与居住国的政治生活，忽略了民主国家的制度监督。自去年秋季以来，我发现我工作多年的母语中心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于是我自学瑞典法律，在瑞典朋友的帮助下，与教师工会合作，展开了长达大半年的维权抗争。
今年十月，我获得市教育局的正式道歉和十万克朗的赔偿金，有十八位移民教师因为我的抗争而转为正式教师，更多的移民教师给提高了工资。只有在瑞典这样一个制度健全、保护雇员的民主国家，我这样的流亡者才能成功地对抗一个市政府，维护自己和其他移民教师的权益。
总结我二十年来的流亡生涯，可以用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一句话："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我知道，我也可能像王若望、刘宾雁和戈扬等前辈流亡者一样，终生不归，默默地客死他乡。但是，一个弱小的个人面对逼迫自己流亡的强大专制政权，可以用坚持不懈的言说，顽强不屈的抵抗，使自己不为流亡的乡愁所击败的人。
2014年12月完稿于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