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中共专政，要害是中断共和

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断送的中共专政的手里

在大陆，中共以国民素质为由搁置普选，无限期试验"中国特色基层选举"，在香港，则强行复制其"中国特色"，炮制"伪普选"。此即意味着，以新型"专政"包装"祸害"，而国家本身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实质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升级为新型党国……

中共开它的中央全会，郑重讨论它领导下的"依法治国"，而这时它的理论宣传，显然是遵循习近平的观念与思路，阐述当今时代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人民民主专政"万万不可取消"，生怕人们关注法治之际，忘记了它的那些陈旧教条。

专政观念在中国大陆退居守势

颇有意思的是，中共的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写文章，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看上去还是理直气壮，却又颇有几分理亏心虚而自我辩护的味道。显然，中国社会的变化、进步，正在迫使专政观念退居守势。

至于这种观念究竟输不输理，其实很有讲究。

马克思判断，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的工人国家的形式。马克思明确说明，他"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

很清楚，马克思之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包含着现在一般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列宁对此的理解与论述有严重的错误，中共则利用这一错误，作为它的新型党专政的理论基础。

短暂过渡期的专政，变为长期专政，这种专政就必然超出"以专政手段镇压敌人反抗"的一般意义。无产阶级专政若要合理，即使是短暂的过渡期专政，亦须有其特殊之处，而长期专政，则势必扼杀这种特殊性，强化其专政本身。

国家不过是阶级统治的一个祸害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巴黎公社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认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他们看来，巴黎公社"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例如，公社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所有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同时，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与工人相同的工资。这被他们视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可靠的办法"。

他们使用了"专政"这个概念，但是他们显然力图赋予无产阶级专政以不同于其它阶级专政的意义，那就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否则，无论怎样标榜，也仍然是"简单地"掌握或更新旧的国家机器。

此专政非彼专政──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全部国家废物抛掉。"

中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不足、"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尚无从谈起的社会里生造出来的。计划体制实验失败，它重新回到市场经济发展之路，然而，在政治上它与当年的《哥达纲领》相反，根本不追求所谓"自由国家"，反而在"人民民主专政"名义下，热衷于长期专政，热衷于继承和发展国家这一"祸害"。

在大陆，中共以国民素质为由搁置普选，无限期试验"中国特色基层选举"，在香港，则强行复制其"中国特色"，炮制"伪普选"。它支持的香港特首，不要说"随时撤换"，就是建议其辞职也不行。仅此，即意味着，以新型"专政"包装"祸害"，而国家本身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实质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升级为新型党国，且以"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为荣。如此实践，公众越来越看得清楚，专政观念就不能不输理。

中共歇斯底里拥抱国家"祸害"

显然，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过渡时期论述"专政"有诸多限制，却无法阻挡中共炮制其"中国特色"的"专政"理论。这提醒人们，专政概念本身，也值得推敲。

据秦晖先生介绍，西方语言中的"专政"一词出自古罗马，指的是罗马共和国遭遇战争时的一种非常体制，即临时中断共和，授予军事统帅以不受罗马法本身限制的短期独裁权力，战争结束后独裁官即卸任交权于议会，而议会则许诺不追究其独裁期间的行为。

可见，专政就其本来意义即具有过渡性质，而它以"临时中断共和"为特征，实际潜藏着推行专制的广阔空间。

中共口口声声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然而，正是在所谓"资产阶级专政"下，共和宪政、民主政治已经发展起来，而且，对"专政"的敌意与警惕已渗透在其社会意识之中。中共竭力回避这一现实，无耻标榜其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但是它从建政之际即以战争为由避开普选，实为"中断共和"之开端。如今它顽固坚持专政，歇斯底里反对"邪路"，其实质，乃拒绝共和、拥抱国家"祸害"。再抵赖，也只是徒费功夫。

——原载《动向》杂志2014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