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上周结束的香港占中行动，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为这个行动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博弈规则会带来深远影响。
在占中行动发生之前，我相信北京决策当局认真考虑过动用军队镇压的选择。至少在策略上，当局私下放风说只要占中付诸行动，北京就会毫不犹豫地派军队。占中方面也没有排除中共动用军队镇压的可能，因此占中组织者选择了绝不与暴力镇压对抗的方针。这不仅是出于对抗争者生命价值的考虑，也包含著这样的政治判断：武力镇压占中是愚蠢的，只会引起更多人对北京当局的不满。
事实是，习近平最后没有派军队镇压，而是选择了"拖垮"占中的策略。如何理解习近平的这个选择？习近平的这一选择对今后中国的政治发展意味著什么？这是关注中国未来的人都会想到的问题。
现在看来，习近平也认识到了动用武力镇压占中在政治上的巨大风险。不仅如此，他还认识到只要能禁止内地人响应香港的占中行动，香港方面就没有必要冒然对占中采取强硬手段。因此，习近平一方面对内地发生的任何响应香港占中的苗头镇压极为严厉，一方面则后退一步，对香港学生的雨伞运动采取了许多人不曾预料到的克制。内地的管控和镇压越有效，香港当局就越敢"拖"下去。既不让步，也不清场，终让占中运动内部分化，无法坚持下去。
面对这一现实，戴耀廷预言香港会有人放弃非暴力抗争的路线，甚至提出非暴力原则可能过时。戴的言论引起了争议，五毛党们更是指责戴耀廷煽动暴力。
如何理解政治暴力与民主抗争的关系？这个问题一直是当代政治学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笔者注意到两个重要的研究。一个研究是英国学者Paul Collier主持的对当代各国政治暴力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研究。这个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发展民主政治有可能加剧政治暴力，而在超过一定收入水平之后，压制民主反而会刺激政治暴力。我认为这个逻辑比戴耀庭的"非暴力原则可能过时"更容易让普通人理解香港和大陆发展民主政治面临的历史性挑战。那就是香港乃至大陆可能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压制政治民主诉求反而会增加政治暴力发生的机会。
在这个意义上，戴耀庭预言香港面临政治暴力增加的风险并没有错，问题是，为实现民主政治抗争的人，是否应该选择使用暴力的策略？这是一个需要非常谨慎地思考和表达的问题。民主派不选择使用暴力，并不意味著不会发生政治暴力，因为当权的一方依然可以选择政治暴力，或者逼迫社会选择政治暴力。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关于暴力的重要研究，即美国学者Steven Pinker关于人类暴力的研究。他的研究结果是，人类暴力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如果这个大结论成立，一个推论就是，当权者使用暴力来维护权力有了越来越多的顾忌，同时，也有更多机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避免使用暴力手段来维护统治。我以为此次北京当局对占中的应对策略，反映了这样的大趋势。
这个大趋势意味著中国政治博弈的当权一方和在野一方都面临著时代潮流的挑战，这个潮流究竟对哪一方更有利？不是一个有现成答案的问题。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近代和现代，中国大规模政治暴力的频度和烈度都是惊人的，这显然和大一统改朝换代的内在逻辑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中国经济在近年的崛起提出的最令全球关注的问题，就是中国能否借此走出以暴易暴的文化宿命？
香港占中行动以不发生大规模流血的方式结束，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这个结果让许多人看到，中国有可能面临历史性机会，走出以暴易暴。历史上，中国大规模政治暴力的主要机制就是边远农村揭竿而起，而朝廷因腐败而失去及时镇压的能力，以至星火燎原，生灵涂炭。这一次香港占中让我们看到，这个逻辑已经被颠倒了。现在朝廷有足够的技术手段阻止内地揭竿而起，却不得不对最现代化的大都市公民组织的非暴力抗命，采取前所未有的忍让。
我认为这个重要事实表明，质疑和平非暴力原则是否过时恐怕是一种政治近视。因为内地若有足够多的青年人接受了这个原则，中国的政治格局会大不一样，而这也正是香港占中运动的里程碑意义之所在。
在占中行动发生之前，我相信北京决策当局认真考虑过动用军队镇压的选择。至少在策略上，当局私下放风说只要占中付诸行动，北京就会毫不犹豫地派军队。占中方面也没有排除中共动用军队镇压的可能，因此占中组织者选择了绝不与暴力镇压对抗的方针。这不仅是出于对抗争者生命价值的考虑，也包含著这样的政治判断：武力镇压占中是愚蠢的，只会引起更多人对北京当局的不满。
事实是，习近平最后没有派军队镇压，而是选择了"拖垮"占中的策略。如何理解习近平的这个选择？习近平的这一选择对今后中国的政治发展意味著什么？这是关注中国未来的人都会想到的问题。
现在看来，习近平也认识到了动用武力镇压占中在政治上的巨大风险。不仅如此，他还认识到只要能禁止内地人响应香港的占中行动，香港方面就没有必要冒然对占中采取强硬手段。因此，习近平一方面对内地发生的任何响应香港占中的苗头镇压极为严厉，一方面则后退一步，对香港学生的雨伞运动采取了许多人不曾预料到的克制。内地的管控和镇压越有效，香港当局就越敢"拖"下去。既不让步，也不清场，终让占中运动内部分化，无法坚持下去。
面对这一现实，戴耀廷预言香港会有人放弃非暴力抗争的路线，甚至提出非暴力原则可能过时。戴的言论引起了争议，五毛党们更是指责戴耀廷煽动暴力。
如何理解政治暴力与民主抗争的关系？这个问题一直是当代政治学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笔者注意到两个重要的研究。一个研究是英国学者Paul Collier主持的对当代各国政治暴力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研究。这个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发展民主政治有可能加剧政治暴力，而在超过一定收入水平之后，压制民主反而会刺激政治暴力。我认为这个逻辑比戴耀庭的"非暴力原则可能过时"更容易让普通人理解香港和大陆发展民主政治面临的历史性挑战。那就是香港乃至大陆可能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压制政治民主诉求反而会增加政治暴力发生的机会。
在这个意义上，戴耀庭预言香港面临政治暴力增加的风险并没有错，问题是，为实现民主政治抗争的人，是否应该选择使用暴力的策略？这是一个需要非常谨慎地思考和表达的问题。民主派不选择使用暴力，并不意味著不会发生政治暴力，因为当权的一方依然可以选择政治暴力，或者逼迫社会选择政治暴力。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关于暴力的重要研究，即美国学者Steven Pinker关于人类暴力的研究。他的研究结果是，人类暴力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如果这个大结论成立，一个推论就是，当权者使用暴力来维护权力有了越来越多的顾忌，同时，也有更多机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避免使用暴力手段来维护统治。我以为此次北京当局对占中的应对策略，反映了这样的大趋势。
这个大趋势意味著中国政治博弈的当权一方和在野一方都面临著时代潮流的挑战，这个潮流究竟对哪一方更有利？不是一个有现成答案的问题。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近代和现代，中国大规模政治暴力的频度和烈度都是惊人的，这显然和大一统改朝换代的内在逻辑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中国经济在近年的崛起提出的最令全球关注的问题，就是中国能否借此走出以暴易暴的文化宿命？
香港占中行动以不发生大规模流血的方式结束，重大意义之一就在于这个结果让许多人看到，中国有可能面临历史性机会，走出以暴易暴。历史上，中国大规模政治暴力的主要机制就是边远农村揭竿而起，而朝廷因腐败而失去及时镇压的能力，以至星火燎原，生灵涂炭。这一次香港占中让我们看到，这个逻辑已经被颠倒了。现在朝廷有足够的技术手段阻止内地揭竿而起，却不得不对最现代化的大都市公民组织的非暴力抗命，采取前所未有的忍让。
我认为这个重要事实表明，质疑和平非暴力原则是否过时恐怕是一种政治近视。因为内地若有足够多的青年人接受了这个原则，中国的政治格局会大不一样，而这也正是香港占中运动的里程碑意义之所在。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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